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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赞诺夫指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传记是现代历史编纂学的最重要、最富魅力的任务。” [2] 纵观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进程，可以说，马克思的生平介绍与马克思思想几乎是同时被呈现于中国人面前。近代以来，中华道统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逐渐式微，中国的知识分子面临一种深刻的“秩序危机”、“世界观危机”。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马克思生平及其思想从19 世纪末开始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从此，关于马克思的生平传记源源不断地在中国传播开来。如果从1899年在中文书刊中最早提到马克思、恩格斯的《万国公报》第121期算起，马克思的名字在中国已经传播了100 多年，关于马克思尤其是马克思思想的研究也已经开展了百年的时间，已有众多的学者从不同角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解析。其中，李季撰写的《马克思传》，64万余字，是当时篇幅最长、内容最丰富、论述最全面的一部传记，比弗兰茨·梅林的《马克思传》中译本在中国出版早近20年，并多次再版。然而，今人对李季著《马克思传》仍缺乏深入系统的了解和考究。本书正是由李季著《马克思传》入手，从“话语”产生的具体情境入手，探其本根，辨其源流，进行深入挖掘；以李季著《马克思传》研究为中心，通过横向、纵向对比研究，进而探寻新中国成立前马克思传记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脉络、特点以及给我们的启示。
加强对马克思传记的研究是创建中国特色马克思学的必要条件。在马克思主义传播领域，学界对于马克思传记的研究还比较缺乏。作者在系统梳理国内出版的众多马克思生平、传记的基础上，通过对比弗兰茨·梅林、李季、梁赞诺夫等人所著的马克思传记作品，着重以李季著《马克思传》为研究中心，深入探讨马克思传记在中国传播的历史源流、发展线索、基本特点及深远影响，力求在马克思主义于中国传播的领域中尽绵薄力量。
从理论意义上，较深入地研读李季的作品，有助于我们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文献的理解和认识，从中体会到李季“用打仗的精神求学，用批评的眼光读书” [3] 和“细心想道理，大胆下批评” [4] 的治学理念，不断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李季著的《马克思传》做深入的对比研究，可以促使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原典问题加以重视，只有正本清源才能研究得深入透彻。
从实践意义上，李季将主要精力投注于海外社会主义思潮的译介活动，为弥补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的理论准备不足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5] 。对李季思想进行客观的梳理和研究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都有助于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进而指导实践创新，并通过实践创新，不断促进理论创新，形成理论与实践的良性互动。
李季是中共早期党员，是民国时期极少有的能够读懂马克思、恩格斯德文和英文原著的知识分子，是造诣颇深的理论家和史学家，他把详尽介绍马克思生平与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融为一体，颇具特色。李季的作品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李季撰写的白话文《马克思传》多次再版，在社会中传播较广。但是，今人对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的作者李季仍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这实际上有意无意地导致了一定程度的理论缺陷，造成人们仅仅从一种角度去理解人物的学术动因及其根源，而忽视了除此之外的社会环境因素和心理因素。
具体到李季身上，同样存在类似的情况——应当如何理解李季的学术动因和思想根源？究竟是什么让李季在德国留学时废寝忘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经典书籍，又是什么原因让李季不顾体弱多病写了64万余字的中国第一部长篇《马克思传》？是由于政治思想的分歧、学术观点的相左甚或是为了谋生？如果通读了李季的《我的生平》、《马克思传》、《二千年中日关系发展史》等著作后，恐不能简单回答此问题，而是需要细细探究。本选题将从文献出发，对此进行考证，寻找李季思想中哲学、政治与学术的互动。
加强对李季及其《马克思传》的研究，将李季研究纳入历史学和哲学视域，有助于厘清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和发展的情况，拓宽中共早期党员的研究范畴，拓宽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的研究领域。
对马克思传记文献进行客观的梳理和研究，总结马克思传记在中国出版传播的历史特点，考察其对马克思主义传播的深远影响，对当前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不断中国化，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效途径有重要借鉴意义。
正是基于以上学术背景，笔者对以李季著中国首部长篇《马克思传》为中心的马克思传记进行研究，有助于加深对马克思恩格斯原典文献的理解和认识，为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学提供重要资源，提高了中国马克思生平思想研究的话语权，进一步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有效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