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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季著《马克思传》出版之后，列宁著《卡尔·马克思》、梁赞诺夫著《马克斯与恩格斯》、梅林著《马克思传》、恩格斯著《卡尔·马克思》等中译本在中国相继出版。随着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传记出版，马克思的形象首先在先进知识分子心目中树立起来，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现就重要的马克思传记文本进行考释。
列宁（1870年4月22日—1924年1月21日），原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为了应对国内外存在的复杂形势和回应种种不同声音，列宁允诺为格拉纳特兄弟百科辞典撰写马克思词条。1914年春，列宁在加里西亚的波罗宁着手撰写，1914年11月在瑞士伯尔尼脱稿（包括“马克思主义概述”部分），并于11月4日把稿件《卡尔·马克思》寄给《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编辑部。1915年出版的《格拉纳特百科全书》（第七版）第28 卷刊载了列宁所拟定的这一词条，署名是“弗·佛林”。《卡尔·马克思》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全文20000字左右，分为两大部分。前一部分是马克思生平传略，2000 多字；后一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概括，占了90%的篇幅，用了18000字左右。全文尽管篇幅不大，但语言精当，字字珠玑。在《卡尔·马克思》一文后，列宁列举了十分翔实的书目附录。仅从书目看，列宁的研究非常认真严谨。
据作者目前所查，列宁版马克思传记最早的中译本出现在1929年6月，署名画室翻译，由上海泰东图书局出版，书名《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即《卡尔·马克思》。画室是左翼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冯雪峰的笔名。此中译本是冯雪峰由日本社会思想社的日译本重译的。为了应对国民党的书报检查，译者冯雪峰将题目由《卡尔·马克思》改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并且“在该书的封面、扉页、目录、原著序文、译者小序和版权页都未出现‘列宁’的名字。译本的目录也和《卡尔·马克思》目录略有出入，并添加了章节的顺次” [11] 。《译者小序》说明了重译过程，记录如下：
这个小册子，是从日译重译过来的，原译者是社会思想社。书名，照原来的样子也应写作：卡尔·马克思（马克思底略传及马克思主义底梗概）。现在名它为《科学的社会主义之梗概》，也还够包括内容的。
又原著者在第一版序文里所说的那“马克思主义底梗概底最后的部分”，在日译的第五版上，已由德译方面转译过来增补上去了。这就是本书的第五节，原文是在一九二三年在俄国某历史杂志上公布的。
原译者在第五版序上说：本书原文，原著者是用他底别名“伊林”这名字发表的，现在德国有它底完全的译文，载在德文的原著者底全集第一卷里。
一九二九年二月
重译者
列宁版《卡尔·马克思》从1929年与国人见面后，相继出版数十次，分别由冯雪峰、博古、王唯真等翻译，泰东图书局、苏联外国工人出版社、现代思潮社、智新书局、东安解放社、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教务处、新华书店、国强出版社、科学社、外国文书籍出版局、新华日报等出版机构出版，读者众多，影响甚大。
列宁版《卡尔·马克思》的马克思生平部分以时间为轴，把马克思的重要活动串起来，马克思革命家的形象跃然纸上。马克思传记部分“记述要素齐备，主要事迹突出，资料丰富而精当，并注重对与传主相关的人和事的记述，语言凝练，文采斐然” [12] 。用2000 多字的篇幅把马克思的基本情况、政治思想倾向、重要活动以及与马克思密切相关的人和事等都表述得清楚明了，是一篇很好的人物传略。
列宁《卡尔·马克思》在“马克思主义概述”部分深刻阐释了马克思的学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社会主义、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等几个重要内容，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比如，列宁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主要内容是经济学说，而哲学世界观则是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比较准确地提出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与旧唯物主义的区别；第一次比较充分地表述了他对马克思辩证法思想的理解；提出在经济学领域，马克思的重大发现是“剩余价值”；阐明资本主义社会必然要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这个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等等列宁的阐述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诚然，囿于时代限制，列宁还无法读到马克思的诸多文献资料，列宁的有些认识还不够深入。但是，列宁版《卡尔·马克思》用简括凝练的语言还原了马克思曲折伟大的生平，并且还将他的学说理论严谨精当地叙述出来，使国人能够清晰地认识马克思及马克思的思想，是马克思传记中的精品。
梁赞诺夫（1870—1938），原姓戈尔登达赫。俄国革命活动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他最早将马克思传记作为独立的研究对象，与梅林进行了意义深远的历史争论，首倡将马克思传记列入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全集。 [13] 梁赞诺夫撰写的《马克斯与恩格斯》俄文版由莫斯科出版社于1923年出版。笔者发现，此书在中国的最早中译本是1929年10月署名李阿萨诺夫（指梁赞诺夫——笔者注）著、李一氓译《恩格斯马克思合传》（上海江南书店出版），比李季的《马克思传》第一卷出版时间晚大约3年。随后，刘侃元、苏迅和吕天时分别于1930年、1939年、1950年多次译介此书，著者梁赞诺夫分别被译为“里亚札诺夫”、“里亚札诺甫”和“里阿查诺夫”。
同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史学家的梁赞诺夫对梅林的《马克思传》很不满意，除了屡次和梅林争论之外，还在苏联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的九次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演讲中对梅林多批评之词。梁赞诺夫的《马克斯与恩格斯》正是他在苏联莫斯科社会主义学院讲述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涯与事业时的通俗讲义，是梁赞诺夫面向工人大众所作的关于马克思主义史的介绍。“他根据迈耶尔的研究所得，谈恩格斯；祖述马克斯与其同志们的心情，驳墨林（即梅林——笔者注）。” [14] 因为是演讲讲义，而且受众是工人大众，所以语言通俗平易，叙事简单扼要，其通俗性比梅林的《马克思传》要强。译者苏迅评价梁赞诺夫的这部书“量的点上说虽不及默林上著之大，质的点上则过之” [15] 。
恩格斯著《卡尔·马克思》中译本在中国出版时间晚于李季和梁赞诺夫的马克思传记，于1940年才与国人见面，但恩格斯版马克思传记在国外出版的时间远远早于列宁、梅林、梁赞诺夫版马克思传记。恩格斯是马克思传记的第一个作者，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版马克思传记也是最权威的。他不断致力于写作马克思传记，甚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生前的1868年。“1868年，恩格斯为《凉亭》报撰写了马克思的第一部传记，但该报没有发表。恩格斯修改过的另一部传记，1869年几乎同时在《未来》和《民主周报》这两个刊物上发表。差不多过了十年，1878年，他在不伦瑞克的文艺作品选集《人民历书》上发表了《卡尔·马克思》这篇较为详尽的论文。1892年，他在耶拿出版的《社会政治科学手册》中刊载了马克思传略并附了马克思著作目录索引。但是，由于恩格斯晚年集中于《资本论》第二、三卷的编辑、出版工作，未能完成一部完整而准确的马克思传记工作。” [16]
恩格斯著《卡尔·马克思》中译本最早由何封等翻译，1940年由读书出版社出版，到1950年出版发行约8 次，书名为《卡尔·马克思——人、思想家、革命者》，全文虽不过万字，但是，恩格斯用精练的、生动的、富有感染力的文字，刻画出马克思伟大的一生，着重阐释了马克思划时代的两大理论发现——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理论，指出这两大发现为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依据，使社会主义由空想变为科学。
恩格斯著《卡尔·马克思》成为后世作者撰写马克思传记的蓝本，有重大参考价值，它的传入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弗兰茨·梅林（1846—1919）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左派领袖和理论家，国际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就哲学方面而言，第二国际理论家中以弗兰茨·梅林和普列汉诺夫最为著名，成绩也最为丰厚突出。 [17] 他著有《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世纪结束以来的德国史》、《马克思传》等书。卢卡奇这样评价梅林的贡献，“梅林的阶段标志着一个只能批判地超过、但不能逾越或抹杀的发展阶段” [18] 。列宁评价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因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梅林在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中，是一个无法逾越或抹杀的重要人物。
梅林的最后一部著作是《马克思传》。梅林《马克思传》（德文）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书于1918年，但一直到梅林去世后的1919年才在德国的莱比锡出版。这本书是梅林长期收集和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书信以及论著的成果，它不同于此前出版的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传略，是一部比较完整的综合性的马克思传记。该书于1920年、1935年分别被译为俄文和英文，传播范围很广，影响力很大。梅林著《马克思传》的最早中译本，据笔者所见，是“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在上海初版”，译者是罗稷南 [19] ，出版者：骆驼书店，发行者：光华书店。几十年中，该书对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是深远的。
梅林的《马克思传》从开始计划到完成，一共花了30 多年时间。从写作之初就存在着和考茨基、梁赞诺夫等人的争论。由于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等论著中替拉萨尔、巴枯宁辩护，引起了考茨基和梁赞诺夫等人的强烈反对。梅林在《新时代》杂志上他自己主编的《杂感栏》里发表关于马克思与巴枯宁之间关系的文章，指责勃鲁普巴赫尔的著作对马克思进行了某些攻击并有不公正之处，但梅林认为这部书消除了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者对巴枯宁所作的一系列不公正的指责，是有益的和值得赞扬的书。梅林认为国际工人协会是在完成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使命之后死亡的，绝不是死于阴谋家之手。 [20] 为此，考茨基公开警告，称梅林“反对马克思”，辜负了马克思的女儿劳拉·拉法格夫人的信任，但是梅林仍然坚持要把撰写马克思传记的计划进行下去。于是，考茨基为梁赞诺夫在《新时代》提供了60 页的篇幅来抨击梅林，梁赞诺夫的文章《社会民主主义的旗帜和无政府主义的商品》分别刊载于《新时代》第32 卷上卷，第5、7、8、9、10和13期，用梅林的话来讲，梁赞诺夫的目的就在于把梅林说成是一个既无相应的知识，又无判断能力，甚至没有应有的善意来总结地论述马克思的人 [21] 。但是梅林仍然按照他自己的观点完成写作，他坚持认为，“把马克思的伟大形象不加修饰地重新塑造出来——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任务” [22] 。虽然后来梅林的这部著作被诟病在对拉萨尔、巴枯宁的认识等问题上存在缺陷。
综上，李季著《马克思传》出版之后，列宁著《卡尔·马克思》、梁赞诺夫著《马克斯与恩格斯》、恩格斯著《卡尔·马克思》、梅林著《马克思传》等中译本在中国相继出版，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各自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同著作者同译者的再版书籍只算一种书。
[2] 孙建昌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考略》一文中谈道：关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时间，学术界主要有三种说法。一种是1902年传入中国说，认为1902年梁启超发表在《新民丛报》第18号上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首次将马克思（麦喀士）介绍给中国人。另一种是1898年传入中国说，认为中国最早提到马克思及其学说的中文著作是“英人克卡扑（Kirkup）所著的《社会主义史》。后来一种是1899年传入中国说，认为1899年刊发在上海广学会主办的《万国公报》第121 期、由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的《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一文，首次将马克思的名字介绍到中国。学者唐宝林于1998年4月3日在《光明日报》发表《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王也扬在《马克思主义研究》2000年第2期发表的文章《关于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的一个说法之误》、孙建昌发表《马克思主义最早并非由梁启超传入中国》等，运用颇有说服力的史料，支持1899年传入中国说，现已经得到大多数学者的认同。（参见孙建昌《马克思主义何时传入中国考略》，《学习时报》2012年3月26日第9版。）笔者赞同1899年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说。
[3] 《大同学》，译自英国进化论者本杰明·颉德的著作《社会演化》一书，由英国来华传教士李提摩太译、中国人蔡尔康撰文，先在《万国公报》分期刊发，后于1899年5月成书出版。
[4] [英]本杰明·颉德：《大同学》，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万国公报》1899年第121期。
[5] [英]本杰明·颉德：《大同学》，李提摩太节译，蔡尔康撰文，《万国公报》1899年第123期。
[6] 王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71—72页。
[7] [日]福井准造：《近世社会主义》，赵必振译，上海广智书局1903年版，第108页。
[8] [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页。
[9] [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13页。
[10] [日]幸德秋水：《社会主义神髓》，马采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9—40页。
[11] 丁景唐：《〈卡尔·马克思〉的早期中译本》，《读书》1983年第3期。
[12] 张景孔：《一篇人物传的典范——读列宁的〈卡尔·马克思〉》，《中国地方志》2004年第8期。
[13] 贾向云：《梁赞诺夫对马克思传的四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合传〉评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4] [苏]里亚札诺甫：《马克斯与恩格斯》，苏迅译，言行出版社1939年版，译者代序第13页。
[15] [苏]里亚札诺甫：《马克斯与恩格斯》，苏迅译，言行出版社1939年版，译者代序第13页。
[16] 贾向云：《梁赞诺夫对马克思传的四大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合传〉评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7] 陈爱萍：《论梅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范式》，《内蒙古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1期。
[18] [匈]格奥尔格·卢卡奇：《弗兰茨·梅林》，转引自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马克思主义史》，李嘉恩等译，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42—343页。
[19] 罗稷南（1898—1971），原名陈小航，云南顺宁人，中国民主促进会成员。192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大翻译家，精通英语、俄语。译著有《萨木金的一生》、《没落》、《暴风雨》、《双城记》、《马克思传》、《有产者》等长短篇小说、戏剧、论文、传记20余种。
[20] [德]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68页。
[21] [德]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68页。
[22] [德]弗兰茨·梅林：《马克思传》，樊集译，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序言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