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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共产党要想赢得群众支持，仅仅依靠重组和《工人周刊》的宣传是远远不够的，这是因为工党和工联仍然主导和控制着英国的工人运动。如何处理与工党和工会的关系，成为英国共产党必须面对的首要议题。根据列宁的建议，英国共产党在1920—1924年间多次申请加入工党，但却屡遭工党拒绝。在1924年，工党会议又决定未来3年不再就接受英国共产党与否进行党内投票表决。与此同时，英国共产党对第一届工党政府的敌视，也无助于改善英国共产党与工党的关系。英国共产党最初是欢迎工党政府的，寄希望工党能够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和提高工人阶级的地位。但1924年1月的铁路工人罢工、码头工人罢工、伦敦交通工人罢工和建筑工人罢工都表明工党政府损害工人阶级的利益。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也促使英国共产党反对工党。英国共产党在《工党政府的未来》（ The Future of the Labour Party ）中批评工党政府利用国家权力反对工人，指责工党政府已经成为“资产阶级的仆人”，工党内阁的大臣们已经成为“新帝国主义的传教士”。 [79] 尽管如此，英国共产党在1924年5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继续申请加入工党，并将批评的矛头从工党转向麦克唐纳。但事实表明，工党并不准备考虑英国共产党的申请，工党对共产主义的偏见并未减少。这表明，英国共产党遵循列宁的建议加入工党的道路行不通。
在与工会的关系上，英国共产党的境遇也不容乐观。英国共产党与工会的斗争策略存在抵牾，前者支持普通工人的罢工活动，后者则要求工会领导人领导罢工活动，这就为后来英国共产党失去工会的支持埋下了导火索。波立特在英国共产党的工会和罢工政策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他强调英国共产党需要在工会内部活动，而不是在工会之外活动，这就是全国少数派运动。全国少数派运动为了达到推翻资本主义、解放工人的目的，他们为脑力劳动者、铁路工人、矿工、运输工人和其他职业团体开设指导性讲座。在1927年的年会上，全国少数派运动宣布要与工会一道，为推翻资本主义对工人工资和工时的压迫而奋斗。但随着全国少数派运动的发展，工联（TUC）意识到共产党员在同业公会中的影响力日增，于是在1925年和1926年要求同业公会不得加入全国少数派运动。工联的这一决定也与英国共产党对1926年5月大罢工中工联的行为不满有关。对英国共产党而言，1926年大罢工是一次顿挫。在罢工前夕，包括波立特等在内的10多名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被捕入狱。尽管罗宾·佩奇·阿诺特（Robin Page Arnot）等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积极组织罢工，但英国共产党在罢工委员会中并不居领导地位。英国共产党与工联的罢工诉求并不一致，工联仅仅是要争取经济权益，而不是要发动革命。5月12日工联总委员会突然要求取消罢工，这激怒了英国共产党。英国共产党攻击工联总委员会的决定“犯了滔天罪行”。 [80] 由此，工联与英国共产党之间的隔阂日深，最终英国共产党失去了工联的支持。
在英国共产党寻求与工党和工联合作的目的无法达成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斯大林将左翼反对派从苏联共产党中清除后，又着手清除以布哈林为代表的右翼反对派。随着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苏联对外政策左转，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领导层开始探索新的策略。1927年年底，共产国际的理论家们洞察到资本主义经济出现了衰落，认为工人阶级的革命形势将出现高涨。 [81] 1928年夏，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决定改变之前对改革派政党的“联合阵线”策略，转而采用“阶级对抗”路线。新路线宣称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处于革命的边缘，而阻碍革命的主要障碍是改革派社会党和工人党，这些政党被贴上“社会法西斯”组织的标签。 [82] 社会民主党成为共产党的主要敌人，共产党也不再与工人运动的领袖合作，宗派主义甚嚣尘上。“阶级对抗”路线的时期（1928—1933年）也被称为“第三阶段”（Third Period），这是基于共产国际对世界资本主义的分析，他们认为当前阶段资本主义已接近总危机，工人们开始走向革命。 [83] “第三阶段”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分水岭，对英国共产党的发展影响甚巨。
英国共产党对“阶级对抗”路线的接受经历了一个逐渐变化的过程。1927年10月8—9日召开的英国共产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上，英国共产党仍然坚持之前的联合路线，但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的电报使英国共产党领导层警觉到重大变化的发生。10月1日，英国共产党执委会收到布哈林的电报，布哈林在电报中要求英国共产党加快速度向工党的资产阶级领导者宣战，并在接下来的大选中以独立政党的方式参加竞选。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似乎没有公开布哈林的电报，因为11月18日加拉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秘书处报告英国共产党“不重视这封电报”。10月，波立特在莫斯科的时候，斯大林和布哈林都向他高谈阔论新路线的必要性。 [84] 12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莫斯科宣称英国共产党不应支持工党政府重新执政，并介绍了需要一个“革命的工人政府”（Revolutionary Workers' Government）的口号。 [85]
路线的变更在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中并不受欢迎，只有杜德和波立特等少数人支持“阶级对抗”的新路线。1928年1月，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新路线展开讨论。坎贝尔认为，新的激进观念将会使英国共产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党派，“我们可能在那些渴望英国共产党成为社会主义政党的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中获得更多党员，但我们将会立刻失去我们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 [86] 。在会议召开之前，杜德致信波立特，称“阶级对抗”路线是“我们的路线”，并说“如果这次我们失败了，我们也不必费神。这个事情将会再次提出，并且只有一种解决方式”。波立特从他的立场出发起草了一份声明，并在1月24日签署，他提倡不再谋求与工党合作，结束全国左翼运动。杜德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新立场，他谴责工党和工会是“虚伪的左派”，呼吁在下一次大选中反对工党候选人。他认为，1920年到1928年间英国的政治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工党抛弃社会主义就意味着必须奋力执行新路线。尽管英国共产党执委会对新路线存在争论，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使“阶级对抗”成为欧洲国家所有共产党的指导方针，这就迫使英国共产党重新考虑其以后的发展方向。
英国共产党与工党的关系继续恶化，在1929年5月的大选中，英国共产党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在“阶级对抗”的口号下提出建立“革命的工人政府”，但没有获得议会席位，这让英国共产党一些党员对新路线产生怀疑。 [87] “阶级对抗”路线也使得英国共产党与工会和左翼组织的联系中断。在英国共产党执行“阶级对抗”路线的过程中，波立特进入书记处，书记处成员还有坎贝尔和英克平。杜德进入中央政治局。1929年6月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加拉赫和墨菲因为批评“新路线”而被清除出中央政治局。经过这次会议和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十次全体代表大会的讨论，会议最后同意英克平离开党的管理机构，由波立特接任。1929年11月，英国共产党利兹会议上确认了这些变动，并认为党员人数从7000人减少到3000人的原因在于之前的18个月未能很好地执行新路线。 [88] 英国共产党在更换领导人后，开始坚定地贯彻“阶级对抗”的新路线。在新路线的指导下，英国共产党发起了数量庞大的活动，但大多以失败告终。新路线造成英国共产党党内的分裂和混乱。只有等到希特勒的崛起和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的建立，才使英国共产党免于坠入政治深渊的危险。
“阶级对抗”路线完成了英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更换，与苏联关系密切的波立特和杜德开始掌控英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这就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英国共产党的正统思想和英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提供了前提条件。“阶级对抗”路线使共产国际内部树立了不加批判、绝对服从的新标准。特别是1928年之后英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对忠诚的、有创造力的和思想开放的知识分子来说，不啻为一次政治上的失败。 [89] 英国共产党的“斯大林化”是1922年之后民主集中制的建立、1924年的“布尔什维克化”和随后斯大林系统论述的“列宁主义”的结果，它改变了之前思想开放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一过程中，一些最初被英国共产党吸引的知识分子又脱离英国共产党，包括弗兰克·霍拉宾（Frank Horrabin）、威尼弗雷德·霍拉宾（Winifred Horrabin）、弗朗西斯·梅内尔（Francis Meynell）、沃尔顿·纽博尔德（Walton Newbold）、雷蒙德·波斯特盖特（Raymond Postgate）、埃伦·威尔金森（Ellen Wilkinson）。这些知识分子都与工党和工会有联系，他们在英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出版和教育领域。但随着英国共产党日渐屈从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纪律要求和派系斗争的发展，英国共产党愈益脱离工人运动的主流，他们开始对此进行反抗，直到最后他们脱离英国共产党。 [90]
随着1928年英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更换，共产国际对英国共产党的控制加强，英国共产党内部斗争、党员流失、日趋孤立，这些发展形塑了英国的共产主义。 [91] 到20年代末，英国共产党成功实现“斯大林化”，接受斯大林的“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并以捍卫苏联作为首要义务。在获得斯大林的首肯后，波立特被任命为英国共产党总书记，这在英国共产党历史上还是第一次。1929年12月之后，像苏联共产党一样，斯大林崇拜在英国共产党迅速蔓延。但英国共产主义的“斯大林化”并不是通过简单地强制完成的，而是在一定限度内通过英国共产党知识分子之间、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与知识分子之间的交流和博弈完成的。苏联的倡议不仅要经过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斡旋，还要经过英国共产党知识分子介入与互动的影响。 [92] “第三阶段”存续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在这段时期里，共产国际加强对知识分子的约束，毫不同情知识分子，绝不容忍他们批判性的理论工作。经过斯大林主义的改造，马克思主义日趋僵化，马克思主义政党日益不民主。 [93] 就知识分子而言，他们要么选择站在共产主义运动的边缘，要么离开共产主义运动。
英国共产党在1928—1933年间共有40名知识分子党员，而在这一时期英国共产党党员总数年均4403人，知识分子党员所占的比例不到1%。 [94] 遑论一些知识分子党员仅在这一时期的初期是党员，例如拉特兰·鲍顿（Rutland Boughton） [95] 、尤尔（W.N.Ewer） [96] 、瑞安·沃勒尔（Ryan Worrall）均在1929年离开英国共产党；贝尔纳（J.D.Bernal）、汤姆·德赖伯格（Tom Driberg） [97] 、莫尔顿、格雷厄姆·波拉德（Graham Pollard） [98] 、安德鲁·罗思坦、巴尼特·沃尔夫（Barnet Woolf）在这一时期发挥的作用很小；萨克拉塔瓦拉、莫里斯·康福思（Maurice Cornforth） [99] 、查尔斯·马奇（Charles Madge） [100] 、艾弗·蒙塔古（Ivor Montagu） [101] 、查尔斯·蒙塔古·斯莱特（Charles Montagu Slater） [102] 、爱德华·厄普沃德（Edward Upward） [103] 、贾尔斯（G.C.T.Giles）、米歇尔·罗伯茨（Michael Roberts）对党内文化方面的影响有限；埃米尔·伯恩斯（Emile Burns）、拉尔夫·福克斯（Ralph Fox）、帕特·斯隆（Pat Sloan）、简·塔伯里斯基（Jane Tabriskie）、弗雷达·厄特利（Freda Utley）则有很多时间待在苏联。到1928年，只有鲍顿在音乐方面、尤尔在报刊界、阿诺特在劳工运动方面不是因为党员身份而闻名遐迩，与此同时只有贝尔纳、多布、海曼·利维（Hyman Levy）和罗伊·帕斯卡尔（Roy Pascal）还在从事学术研究。其中，女性知识分子党员有7位，占全部知识分子党员的17.5%，而这一时期女性党员在党内的比例是15%，她们的影响力仅限于党内，都处于边缘地位。男性中，阿诺特、杜德、罗思坦、萨克拉塔瓦拉和伯恩斯位居领导层。这一群体的家庭具有国际背景：利维、罗思坦和沃尔夫是俄国移民之子；杜德夫妇的父母来自印度和瑞典；萨克拉塔瓦拉是来自孟买的拜火教教徒；伯恩斯出生在加勒比海的圣基茨岛（St.Kitts）；厄特利在瑞士接受教育，道娜·托尔在德国接受教育；沃勒尔是澳大利亚人，贝尔纳是爱尔兰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没有威尔士的代表，只有阿诺特和利维是苏格兰人。就教育背景而言，33名男性中有24人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毕业，7名女性中有6人进入伦敦大学。 [104]
英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群体在社会构成方面没有明显差异，尽管存在代际差异。这一群体中存在边缘人物和核心人物的分别。核心人物内部也存在差异。阿诺特、伯恩斯、杜德夫妇、尤尔和雨果·拉斯伯恩（Hugo Rathbone）是因为反对战争、反对基尔特社会主义和受到1917年革命的鼓舞而走到一起；罗思坦和汤姆·温特林厄姆（Tom Wintringham）都是服役结束后立即返回大学；更年轻的多布、福克斯和艾伦·赫特（Allen Hutt）组成战后的一代，他们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包括牛津和剑桥的大学经历、杜德的影响、在党的出版机构或党的外围组织服务的经历、写作和出版小册子的经历、到访苏联的经历等，但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对苏联及其政策的忠诚。在1928—1933年间，福克斯、赫特、拉斯伯恩和杜德在界定新的正统指导思想的界线上特别积极，而多布和厄特利作为“反面教材”为重新界定新的正统指导思想的界线提供了机会。 [105]
拉斯伯恩在1920年加入英国共产党，1924—1925年间在瑞典学习，随后又到苏联学习两年，之后回到英国，他成为铁的纪律的倡导者和苏联教条的讲解员，尽管缺乏丰富的政治经验。与其有同样热情的是赫特，他在1923年于剑桥大学求学时加入英国共产党，1930年从莫斯科国际列宁学院（International Lenin School）研究生毕业。福克斯也是在1920年于牛津大学学习时入党，在1921年对苏联进行为期较长的访问，1925—1926年为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工作，另有将近3年的时间待在苏联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这强化了他对苏联的忠诚。多布则与上述3位不同，虽然他也经常到访苏联。多布在1921年于剑桥大学加入英国共产党，之后在伦敦经济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在1924年返回剑桥大学担任讲师。多布不同于党内其他核心知识分子，他是一位学者，遭遇了大学要求的知识自主性和客观性与党的要求相悖的矛盾。另外，作为党内唯一坚持与劳工学院运动（labour colleges movement）保持联系的知识分子，多布亲身参与的是老派马克思主义。厄特利作为与党内领导者辩驳的唯一女性，她也与众不同。她在伦敦经济学院做研究，出版了关于纺织工业的研究成果。在加入英国共产党之前，她是活跃的工党成员，为《社会主义评论》（ Socialist Review ）和《新领导者》（ New Leader ）撰稿。厄特利在29岁时访问苏联，回国后在1927年加入英国共产党。 [106]
党内另一知识分子群体则代表了英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传统，即由工人阶级担当马克思主义的阐释者。他们的发展主要归功于无产阶级的自主学习，这与劳工学院联系在一起，但这一群体较难界定。例如，墨菲和威廉·保罗（William Paul）的著述影响深远，但1928年他们这些英国共产党建立之前的革命者进入领导层，加入英国共产党政治生活的主流。再如，像威廉·乔斯（William Joss）这样的人，他们在领导层的边缘，他们的著述有限，但他们可以通过授课或讲座来施加影响。但一些成员仍可以反映他们早期的形成过程。例如，汤米·杰克逊（Tommy Jackson）从1900年起便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支持社会民主联盟、英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党；亨利·萨拉（Henry Sara）早在1908年就阅读马克思的著作，之后支持产业联盟、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组织、工人社会主义联盟。 [107]
1928年，英国共产党党员中95%是工人阶级，另有5%是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这种工人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情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均是如此。 [108] 在英国共产党建立初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将中产阶级定义为“冒险家”和“投机家”。在很多英国共产党党员的眼里，出身资产阶级的同志是善变的、个人主义的，他们缺乏无产阶级那种天生的纪律感，有时他们还会成为英国共产党党员发泄不满的对象。 [109] 英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在一个工人占绝对优势的政党中，他们被认为对革命事业贡献有限，因此他们处于边缘和不安全的境地。这种处境又因为英国共产党不重视理论而恶化。厄特利指出：“我们不是任何意义上的知识分子……大多数同志都鄙视理论。党的培训被认为是次要的，或者无关紧要。” [110] 这种倾向得到共产国际的支持，共产国际宣称革命迫在眉睫，推崇工厂工人和正统观念。1929年，一波自我批评之风在英国共产党内部发展起来。中央委员会确立了“自我批评日”，其5名成员在声明中检讨他们投票支持工党的错误做法。波立特谴责了自己在领导罢工时的犹豫不决，他说“党内兴起的自我批评之风是一个好的和健康的信号”，他承认他对党在一开始的错误反应表示后悔。波立特还指出，在地方党组织和选区工作中存在的一个非常大的不足是“完全缺乏政治性的自我批评”。 [111]
作为自我批评之风的一个结果，到1929年春天，自我批评的焦点转向知识分子。多布成为第一个被要求进行自我批评的知识分子。1929年5月，多布在《曼彻斯特卫报》（ Manchester Guardian ）发表一篇文章，概述了苏联党内关于农业政策的分歧。他在文章中提及布哈林和斯大林相互对立的立场，并引述“斯大林的追随者”认为，斯大林作为党的总书记，在这场争论中处于有利的位置，斯大林可能撤销打击富农的政策。英国共产党领导层对多布在资产阶级报刊发表文章的做法是不认可的，而且毫无疑问他们对文章的内容是不高兴的。多布被要求在英国共产党的周刊《工人生活》（ Workers' Life ）上发表自我批评的文章。与源自莫斯科争强好斗的语言风格相比，多布实践了一种非常英国式风格，即学究式的自我改正，他写道：“我的关注点在我的文章里的一些语句……它们传递了对苏联立场的一种非常错误的印象，而且这种印象与我想要传递的是南辕北辙……我特别后悔这种错误的公式化（formulations）导致了错误的结论。如果你可以告诉你的读者这些改正，我将满怀感激。” [112] 多布观察到，他因为在斯大林崇拜之前提及斯大林的政策或者斯大林的追随者而被误解。因为所有的决定都是集体决策，所有人都被要求遵守。这件事情本身虽然并不重要，但将多布的自我批评广而告之以使英国共产党党员明晰新的游戏规则。
然而并非所有问题的解决都是如此彬彬有礼，如果持有异见的知识分子在党内是可有可无的角色，那么他可能就被开除党籍。例如，1927年沃勒尔作为一名25岁的医生和科学哲学的学生，在结束苏联的访问返回澳大利亚的途中暂居伦敦。他在加入独立工党一段时间后，于1928年加入英国共产党，成为热情拥护新路线的典型，并作为代表参加1929年1月的党员代表大会。当他写了一篇庆祝德国工人运动的文章遭到《共产主义评论》的拒稿后，他将之投往共产国际的《国际新闻通信》（ Inprecorr ）并被刊登出来。沃勒尔的做法引起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不满，因为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特别珍视其与共产国际的垄断性联系。随后，沃勒尔要求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为其开具加入德国共产党的介绍信，这使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认定沃勒尔是一名破坏分子，直接将之驱逐出党。 [113]
即使是被要求自我批评的知识分子也并不都像多布那样配合。1929年11月，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公开批评尤尔发表在《劳工月刊》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尤尔认为苏联的外交政策日益受到苏联国家需要的影响，而不是世界革命的需要。《工人生活》要求尤尔公开否认这些观点，并发给他一份早已拟好的声明。尤尔坚持在未经与中央政治局讨论此事前拒绝签署声明；如果这一要求被拒绝，则可将之视为一封辞职信。在12月英国共产党的会议上，波立特宣布开除尤尔的党籍，同时《劳工月刊》的执行编辑克莱门斯·帕姆·杜德（Clemens Palme Dutt）因为允许发表颠覆性内容而受到审查。 [114] 另一位受害者是罗思坦，他因为关于社会民主的错误观念而降职。尽管罗思坦承认他的错误，但悔改并不总是获得宽恕。他被派往莫斯科，又因为不能进行令人满意的自我批评而滞留莫斯科达两年之久。1932年，他回到伦敦后遭受污蔑，再也没有获得党内职务。 [115]
杰克逊也被迫从中央委员会离职，他的罪名是大不敬，这被认作是离经叛道的征兆。1929年1月会议之后，杰克逊观察到“我们很快就不再是一个说英语的政党”，他强烈反对“使用模糊不清的巴比伦式隐喻作为正义的证词——一个人只有通过祈祷、禁食和如饥似渴地吸收《国际新闻通信》专栏中的每一个词语来获得”。他认为共产党人表现出“一种需要用神圣著述的术语来确认正统的强烈的情感需要”，他引用他自己的宗教知识总结道，“没有比搜捕异端邪说更简单和卑鄙的（事情）” [116] 。共产国际的忠实追随者威廉·拉斯特（William Rust）责备杰克逊“粗鲁和鄙视地”试图破坏会议决定，他要求“自我批评应该由中央委员会系统地组织实施，并成为我们党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117] 杰克逊则坚持自己的立场，对拉斯特的批评予以态度强硬地回击。 [118] 共产国际警告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杰克逊有恶意的文章）不仅是对自我批评的攻击，也是为机会主义者的错误进行政治辩护”，并重申“必须阻止庸人关于自我批评的蠢话”。 [119]
随着杰克逊被推到边缘，同样独立自主的厄特利开始受到监督。1929年12月，厄特利被委任写作纺织工业的小册子。英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对结果并不满意。沃尔特·塔普塞尔（Walter Tapsell）强烈反对厄特利“作为一个政治人物所犯的数不清的、可怕的错误”。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帮助厄特利修正草稿，但塔普塞尔仍然对最后的版本表示不满，因为厄特利认为棉纺织业的危机仅仅是需求不足的结果，“这不是列宁主义的”结论。 [120] 作为回应，厄特利挑战那种认为工人了解危机而仅在如何应对方面需要指导的教条观点。厄特利运用列宁对经济主义的批判，她主张党的知识分子在激进工联主义之外的政治发展中发挥特殊作用。厄特利呼吁：“让我们停止认为无产阶级外行也可以完成英国共产党的历史性任务……艰苦的智力劳动和实际活动对我们的运动都是必不可少的。” [121] 塔普塞尔回击厄特利，认为她这是“对党的领导层毫无原则的攻击，也是对党的路线毫无原则的攻击” [122] 。随后，中央政治局介入，将厄特利定性为一位宗派主义者，强调“右倾机会主义是我们面对的最大危险” [123] 。
经过几个回合，英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较为明确，那就是翻译、适应和运用来自更高一级权威的决定，总结工人阶级的经验，与工人阶级的革命实践相比，共产党知识分子只能屈居第二位。 [124] 随着1929年以布哈林为首的右翼集团的失败，共产党知识分子第二位的作用获得确证。布哈林与斯大林在世界资本主义的危机、集体化与工业化的速度和方法、社会民主党人是不是社会法西斯分子等问题上产生分歧。 [125] 苏联知识分子援引一贯正确的列宁主义，撰文猛烈攻击布哈林，他们认为布哈林当前的错误源于之前他与列宁的分歧。 [126] 苏联对布哈林的控诉以社论的形式出现在《共产国际》 （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1929年10月的英文版，以此介绍给英国共产党党员。控诉的主题是布哈林和列宁在1917年之前关于帝国主义的分歧和他们之后围绕民族自决的争论。布哈林近来的文章意图修正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这是布哈林蓄意反对共产国际的证据。布哈林的观点类似于德国“社会法西斯主义者”鲁道夫·希法亭（Rudolf Hilferding）的观点。布哈林已经与列宁主义决裂，因此共产国际必须无情地揭露他的机会主义错误。 [127]
但在英国，布哈林曾经是备受推崇的理论家，他的著作在英国广泛流传，并受到英国共产党的高度赞扬。1929年，就在布哈林与斯大林闹僵的时候，英国共产党出版了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 [128] 为此，英国共产党必须做出补救措施，于是委任拉斯伯恩在《工人日报》撰写评论文章。拉斯伯恩认为布哈林高估了国家资本主义，这就使得他渐渐走上反对共产国际的道路。布哈林的看法是只有民族国家之间的战争而非针对民族资本的阶级斗争，才会创造革命的形势。拉斯伯恩指出，最近被免职的英国共产党领导人赞同布哈林关于帝国主义复兴的观点，而这是与共产国际关于资本主义在殖民地的发展的观点相左。像布哈林一样，他们掩盖了与斯大林的差别，认为这种差别是策略上的、是次要的。尽管如此，可能考虑到布哈林的论断对英国工人而言还是比较新颖的，拉斯伯恩承认布哈林的著作中关于帝国主义的史实和一些论断还是有价值的。 [129]
一个月后，关于布哈林著作的另一种评价出现在《共产主义评论》，作者是萨拉。与拉斯伯恩不同，萨拉将布哈林的分析放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他指出，布哈林的《帝国主义与世界经济》是“一本在战争时期完成的著作”，该书写于1915年，1917年在俄国出版。因此，这本书涉及的事件和论断仅适用于该时间节点之前，而不涉及战后的情况。萨拉强调布哈林的著作是布哈林与列宁一道工作时完成的。他提醒读者们注意，尽管列宁并不认为这本书完全表达了他的观点，但他并没有在该书出版之际表达他的异见，反而推荐布哈林这本具有重要意义的著作。萨拉区分了布哈林和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关于帝国主义的不同认识。 [130] 萨拉关注的重点似乎是工人如何使用布哈林的著作，而不是其著作潜在的与列宁主义的背离，他批评拉斯伯恩夸大了布哈林与列宁之间的不同。
在此情形下，英国共产党领导层将讨论的阵地从《工人日报》转移到《共产主义评论》，同时他们发表了接替布哈林担任共产国际领导人的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共有两部分，先后刊登在1930年8月和9月期的《共产主义评论》，题目分别是《资本主义危机与共产国际的路线》（The Growth of the Capitalist Crisis and the Line of the Comintern）、《共产国际的路线与反右斗争》（The Line of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and the Struggle against the Right）。莫洛托夫在文章中赞扬斯大林对1927年世界形势的判断，在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稳定的表面下，危机已在骚动。而布哈林仍然坚持重复希法亭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论断，并在共产国际传播这种观点。 [131] 萨拉虽然还有发言权，但争论已经成为形式，结论早已裁定。这种辩驳的目的是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对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理论的反驳，这种理论就反映在布哈林同志提出的观点里”。 [132]
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为拉斯伯恩提供机会，让他将文章进行重写，以使他的批评更加尖锐，而没有给萨拉提供机会。所以萨拉只有一页纸的篇幅，而拉斯伯恩则有5页半的篇幅。拉斯伯恩的反驳认为萨拉错误地引用列宁的话，他重申共产国际的看法，即布哈林在1915年的观点包含了他当前错误的“萌芽”。拉斯伯恩断言萨拉或其他任何人不可能都是正确的，列宁主义也不可能是错误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就是让列宁拒绝列宁主义。如果列宁活到1930年的话，他一定会反对布哈林的。拉斯伯恩先验地宣称，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是“对列宁主义和共产国际思想家观点的胡说八道”。布哈林与列宁的分歧“在单一的布尔什维克党的框架中”不再是“得到许可和合法的”。 [133] 萨拉与拉斯伯恩的争论反映了自学成才传统与将苏联权威内化的传统训练出来的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萨拉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对拉斯伯恩来说真理已经具体化为斯大林传递下来的列宁主义。公开辩论的结果是布哈林和萨拉的观点不再得到许可。到1938年，英国共产党高度赞扬根除布哈林的做法。即使当大清洗危及拉斯伯恩身边的朋友时，他一直保持沉默，而萨拉则因为托洛茨基主义而被驱逐出党。 [134]
斯大林为了武装苏联共产党党员，以反对社会民主的观念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多样性传统，需要重写党史和重新安排党的意识形态。斯大林开始对苏联历史学家的批判性研究发动战争的标志性事件，是斯大林纠正苏联历史学家斯卢茨基（A.G.Slutsky）的信件，这封信在1931年10月同时发表在《无产阶级革命》（ Proletarskaya Revolyutsiya ）和《布尔什维克》杂志上。由于当时苏联形势的推动，斯大林信件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很大反响。随后，《共产国际》用英文刊发斯大林信件。1932年1月，借助《工人日报》，更多的英国民众了解到斯大林的观点。两篇未署名的长文，标题分别是《在我们党的历史战线上宣战》（War Declared on the Front of our Party's History）和《在历史的战线上抗击托洛茨基主义》（Fighting Trotskyism on the Historical Front），表明了斯大林的意图。文章模仿苏联官方的报道，予以口号式表达：“划时代的斯大林信件号召为捍卫列宁主义而战斗”，“追随斯大林同志的信件捍卫党的路线”。文章向读者介绍斯大林对斯卢茨基“鲁莽的谎言”的严厉批评，因为斯卢茨基认为1914年之前在第二国际中卢森堡（Rosa Luxemburg）对修正主义的批判要比列宁更加深刻。斯卢茨基的研究声称，列宁认为修正主义者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观点是对革命的主要威胁，而直到1914年列宁一直崇敬托洛茨基。文章介绍了斯大林拒绝接受斯卢茨基的论断。另外，文章也谈及斯大林对卢森堡的指控。《工人日报》刊载了斯大林的声明，不再刊登斯卢茨基的文章。斯卢茨基和其他“档案硕鼠们”（archive rats）因为警惕性不高的共产党员没有把握托洛茨基主义的本质而蠢蠢欲动。斯大林认为托洛茨基主义是反革命的资产阶级的先头部队。 [135] 如果斯大林信件的第一个主题是列宁不会犯错，第二个主题是开除卢森堡，那么第三个主题便是反对托洛茨基。斯大林信件传递的最重要的信息，是斯大林决定了布尔什维克的历史，因此历史学家应该服从他的解释，不理会“档案硕鼠们”的发现；列宁主义的历史应该反映当前斯大林主义的需要；斯大林版本的俄国历史，而不是1917年之前社会主义在各个国家的经验，将成为共产国际各分支机构独一无二的权威。 [136]
斯大林信件在英国共产党的忠实拥趸是赫特，这与他在列宁学院的学习和他对苏联成就的热情有关。在赫特看来，英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的角色就应该是苏联共产党决定的解释者。赫特夸大其词地宣称斯大林改造的历史是“热烈而广泛的理论讨论”的产物，“是一次伟大的启蒙运动”，可以使英国共产党保持理论生命力。 [137] 他断言英国共产党要想改变“理论落后”的现状，就必须贯彻斯大林信件。曾在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所工作，并目睹苏联整肃孟什维克的福克斯，认可正统叙述的必要性，“把 ‘左翼’改革主义的遗迹从我们的文献中彻底根除（过去本人在这方面曾经是一个罪人）”。福克斯详述了斯大林的论点，即马克思主义就是列宁主义，没有苏联的领导就没有英国的社会主义。福克斯抹掉了英国共产党前身的历史，他认为1917年革命才使进步成为可能，要与过去决裂。他认为，英国共产党需要列宁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直接干预，列宁为英国革命者带来了新的遗产，而在关键时刻斯大林同志领导的苏联共产党帮助英国调整共产主义的方向。他认为，斯大林信件对英国共产党的发展至关重要，共产国际各党唯一的革命遗产就是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作为我们主要的意识形态武器，因此英国共产党人要“以斯大林同志的信件为基础，重建我们的宣传工作”。 [138] 简言之，列宁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不仅是苏联的指导思想，也是英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
然而与福克斯、赫特和斯大林不同的是，列宁承认与卢森堡相比，他曾对考茨基存有幻想。尽管卢森堡不赞同布尔什维克，但列宁一直尊称她为“伟大的革命天才”。直到1925年，斯大林才拒绝认为是卢森堡提出不断革命的理论。但福克斯和赫特不是历史学家，而且在英国可以看到的卢森堡著作仅是只言片语。所以到1932年，并不是所有的英国共产党党员准备否认卢森堡。 [139] 当《工人日报》攻击卢森堡时，一直秉持怀疑论者的杰克逊站出来予以反击。1932年2月，杰克逊撰写文章质疑英国共产党的立场。英国共产党强调卢森堡的缺点而没有提及她的优点。杰克逊观察到，即使列宁也会犯错误，因此应该多一点宽容，少一点狂妄自大。英国共产党没有出版卢森堡的任何著作，所以大部分党员无法读到她的书，也无法评估她的错误。 [140]
杰克逊的文章在党内获得一些支持，他戳中了英国共产党领导者们的痛点。英国共产党领导层担心杰克逊拒绝斯大林的控诉，于是要求杰克逊在《工人日报》上公开收回之前的言论。杰克逊的不情愿受到了纪律惩罚的威胁。福克斯认为“对杰克逊在《工人日报》上反党的错误历史观，必须予以无情地粉碎” [141] 。英国共产党领导层将杰克逊的质疑视作反党、反列宁主义，对他进行批判，并考虑将其驱逐出党。经过长时间的抵抗，杰克逊最终被压垮了，他在5月出版的《工人日报》上刊登自己改变立场的文字。杰克逊接受福克斯的批评，他完全同意福克斯的立场。 [142] 杰克逊代表的英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的自学传统最终向斯大林弯恭屈膝，从此没有人再捍卫卢森堡。 [143]
1932年，对英国共产党而言是多事之秋。共产国际“阶级对抗”的新路线屡遭失败、独立工党脱离工党后成为左翼的挑战者、墨菲辞职、英国共产党党内出现托洛茨基分子，英国共产党需要为这些不顺寻找一个替罪羊。斯大林信件之后，犯错的知识分子成了合适的靶子。在杰克逊沉寂后，英国共产党的注意力便转向了学院派知识分子。此时，多布进入英国共产党的视线内。多布在英国共产党合并劳工研究系（Labour Research Department）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也向英国共产党汇报劳工学院运动和更广泛意义上的左派的发展情况。多布尽管在大学教学中隐藏了其马克思主义立场，但他积极向苏联汇报，并活跃在剑桥的共产主义活动中。然而，问题并不是多布为英国共产党服务，而是他相信共产党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研究、教育和媒介为党的命运作出贡献。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对这个时候的英国共产党而言，还是一个外来物。多布是英国共产党党员中唯一可以在英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节目上讲俄语的党员，而这成为英国共产党关注他的一个原因。 [144] 对他本人而言，这并不是值得庆幸的事。
1931年，多布因在英国共产党党内筹建知识分子小组而惹恼了杜德。多布的行为被认为是偏离群众工作，可能导致党内分裂和再建权力中心。结果，英国共产党领导层断然拒绝他关于成立知识分子组织的建议，将整个计划扼杀在摇篮中，并禁止在党内建立任何形式的知识分子组织。 [145] 多布虽然接受了党的决议，但并未停止那些同样被认为是引起麻烦的活动。在他预先期望的“人民阵线”的影响下，多布致力于联合党内和党外知识分子，酝酿创办一份左翼期刊。而让杜德气愤的是，多布为曾经刊发托洛茨基文章的《二十世纪》（ Twentieth Century ）撰稿。杜德称之为“愚蠢的行为”，“模糊与混淆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边界”。 [146] 杜德虽然和多布一样，都关注到中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但杜德更加担心联合党外知识分子的危险。而且，这一时期英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任务是根除与英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存在竞争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独立工党、人民联盟等左翼力量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使它们获得合法地位。 [147] 这就不难理解，党内同志对多布的批判。
拉斯伯恩撰文批评多布的文章没有以阶级斗争为中心。他批评多布没有涉及罢工、经济状况审查和满洲里的战争，由此呈现的马克思主义是“资本家和失意的费边派的一份指南”，而不是指导工人阶级斗争的哲学。多布对工党的作用予以最低估计，也没有提及它的社会法西斯主义。多布照顾到了资产阶级的感受，但没有很好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斯大林同志指出这是列宁主义的核心”。多布在1932年出版的著作《今日马克思主义》（ On Marxism Today ），甚至没有提及英国共产党。 [148] 随后，政治局又安排拉斯伯恩再写一篇批判文章准备刊发，并将文章和一份声明送交多布。多布认为有些评论有失公允，并解释他之所以没有提及英国共产党，是因为害怕在剑桥受到纪律处分。多布不能为英国共产党和学院所容忍：在他离婚和再婚后，彭布罗克学院禁止他带本科生，并取消了他在学院就餐的权利。尽管如此，多布还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但当被通知要刊出的时候他又撤回了。英国共产党领导层认为多布是在英国共产党和独立工党之间寻求中间道路。拉斯伯恩在《共产主义评论》上声讨多布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歪曲马克思主义”的行为，批判多布忽视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和斯大林关于“列宁主义”的论述。拉斯伯恩的结论是多布认为学习马克思主义是“智力训练而非推进阶级斗争的方法……资产阶级出来反对马克思主义。他们的一个武器就是删减和歪曲马克思主义。多布同志帮助了他们” [149] 。
在此情形下，多布的自我批评以《莫里斯·多布歪曲马克思主义——证实我们的批评的一个答复》为标题刊登出来。然而，多布的自责是比较谨慎的。他承认在方法上的失误，但他仅详细说明了他在论述社会民主时的一个疏漏，即他忽视了阐明社会民主在政治和文化上导致今天社会法西斯主义中的重要作用。他不顾再次遭受攻击而为他将中产阶级的问题与共产主义联系起来的方法辩护。他还为《今日马克思主义》受到的不公正批判辩护。 [150] 编委会对此的反应大体上重复之前的做法，但这件事情并未结束。1932年，多布还出版了《苏联与世界》（ Soviet Union and the World ）一书，与其他著作一样，并没有引起关注。从列宁学院毕业的鲍勃·麦基霍恩（Bob McIlhone）在一篇很长的书评中，重申了拉斯伯恩对多布的批评。麦基霍恩关注的主要内容，除了多布玩弄布哈林“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之外，是这本书对斯大林版本的俄国当代史的威胁。麦基霍恩不能容忍任何暗示列宁与斯大林之间、新经济政策与五年计划之间的断裂。他对多布将苏联与古希腊的民主进行类比感到愤怒。多布提到苏联体制中工人民主的“要素”，并认为自我批评不利于有效管理。麦基霍恩坚称工人拥有完全的民主，自我批评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武器”。麦基霍恩的结论与杜德和拉斯伯恩前后呼应，他认为多布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并删削了阶级斗争。 [151]
在英国共产党看来，共产党知识分子的作用是充分融入工人中，在接受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为建立一个苏联式英国而奋斗。杜德对此给出了清晰的表述，他说：“（加入英国共产党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忘记他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必要的自我批评时除外），只需记住他是一位共产党人，像党内其他人一样。” [152] 1933年，赫特公开宣称：“时至今日，列宁主义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把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发扬光大，而列宁在理论和实践上无可置疑的继承者是斯大林。” [153] 由此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正统之谱系——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英国共产党知识分子必须遵循这一正统学说，否则就要受到辩驳、批评和自我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