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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几年中，英国工人运动如火如荼，这一时期被称为“大动荡时代” [42] 。工会的人数在1905—1908年间增长25%，达到250万人。1910年，矿工和造船工人罢工；1911年，码头和铁路工人罢工。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罢工大潮，工会的人数增加到400万人。 [43]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暂时缓和了工人运动的发展势头，也中止了社会主义者内部任何表面上的联盟。工党支持战争，而独立工党支持和平运动。以海德门为首的英国社会党保守派选择了支持战争的立场，而以格拉斯哥的约翰·麦克莱恩（John Maclean）和伦敦的西奥多·罗思坦（Theodore Rothstein）为首的英国社会党左翼站到了反战一边。换言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社会党分裂为民族主义者和国际主义者两股力量。
海德门为获取支持，于1915年2月组织了5场英国社会党的地区性会议，之后在伦敦召开社会主义者联盟会议以支持战争。1915年9月，国际主义者联盟在瑞士齐美尔瓦尔德（Zimmerwald）村晤面，试图建立争取和平运动的联合阵线。会议通过宣言，批判社会主义团体推卸责任的做法，呼吁它们为争取和平而斗争。海德门拒绝接受齐美尔瓦尔德宣言，但英国社会党的其他力量支持齐美尔瓦尔德宣言。于是，支持战争的英国社会党成员组建新的组织，大部分加入社会主义保卫国家委员会（Socialist National Defence Committee），其目的是抵制国内反对英国、支持德国的和平主义者，呼吁战争到最后胜利。该委员会组建英国工人联盟，后来发展成为国家民主党（National Democratic Party）。它吸引了很多爱国的社会主义者，包括布拉奇福德和威尔·索恩（Will Thorne）。海德门虽然持支持态度，但并没有加入。当英国政府开始逮捕反战分子后，海德门与他的反对者之间的冲突愈加严重。1916年4月23日和24日，英国社会党在萨尔福德召开年会。在这次年会上，执委会提议投票表决是否召开秘密会议以免被捕。尽管海德门反对，但76∶28的投票结果支持执委会的提议。 [44] 随后，海德门与22名支持战争的代表离会，前往曼彻斯特，宣布成立国家社会主义咨询委员会（National Socialist Advisory Committee），很快更名为国家社会党（National Socialist Party）。海德门的出走为英国社会党与其他左翼组织的联合清除了一个重要障碍。 [45] 英国社会党内部信奉国际主义的党员意识到他们的权力基础弱小，在1916年加入工党。尽管如此，英国社会党的一些杰出成员继续奋斗，麦克莱恩就是一个最主要的代表。作为一名教师，麦克莱恩在1915年和1916年积极参与克莱德岸的工人罢工，主编马克思主义杂志《先锋》（ Vanguard ）。在1916—1922年间，他先后5次被捕入狱，到1923年去世。尽管有麦克莱恩的努力，但到1917年英国社会党只有6435名党员缴纳党费，而国家社会党的党员不足2000人。 [46] 如果没有1917年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爆发，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前景黯淡。
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统治，这引起英国各政治派系的关注。5月，英国政府委派阿瑟·亨德森（Arthur Henderson）访俄，希望俄国在东方战线对同盟国军队发起攻势。在支持二月革命的氛围中，英国独立工党和英国社会党在1917年6月召开利兹会议。利兹会议规模较大，聚集了工人运动的所有组织，并通过4项决议，依次是颂扬俄国革命；主张在民族自决的基础上建立广泛的和平；要求英国政府颁布自由宪章；主张在每一个城市和乡村建立工兵代表委员会。但利兹会议并不像它看起来那样具有革命性，而且参加会议的各类政治团体都有自己的想法。独立工党视之为争取和平的一次努力，而英国社会党认为这次会议终将使英国发生革命；社会主义工党则抵制这次会议，而布尔什维克可能认为这次会议只是“社会沙文主义者”的故作姿态。 [47] 利兹会议是俄国二月革命的产物，二月革命使英国工人运动内部的政治歧见变得模糊，但参加者的目标各异，致使这次会议成就不大。
1917年10月2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发动起义，推翻临时政府。25日，也就是公历11月7日，俄国向世界宣布全部政权归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苏维埃。苏维埃大会选举产生了以列宁为首的新的临时政府。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分水岭，政治层面表现为各国共产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理论层面表现为列宁为社会主义革命提供了政治信念。 [48] 起初，英国接受了俄国十月革命。工党在1918年1月的会议上，自发地歌唱《红旗》（ Red Flag ），并在提到托洛茨基和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的名字时爆发出欢呼声。英国社会党全心全意地支持革命，费尔柴尔德（E.C.Fairchild）在1918年的利兹会议上宣布英国社会党将照搬布尔什维克在俄国使用的方法。与此同时，社会主义工党则宣称他们是“英国的布尔什维克”。 [49]
1918年，流亡英国的俄国人齐切林（M.Chicherin）、彼得罗夫（Peter Petroff）被英国政府驱逐出境，随后他们在俄国的革命政府中出任要职，这就加强了英国社会党与俄国的联系。在英国流亡的俄国人法因贝格（Joe Fineberg）也回到俄国，为在英国进行布尔什维克的宣传做准备。在英国生活多年的罗思坦成了布尔什维克在英国的主要代理人，负责分配来自俄国的资金。在英国社会党与俄国加强联系的同时，俄国的外交政策又使得英国工党开始思考俄国革命的意义与对俄态度。1918年3月，列宁与德国签署《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条约》，并宣布退出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引起英国政府和同盟国的敌视。英国工党强烈要求承认苏维埃俄国，并投入到“不干涉俄国”（Hands Off Russia）运动中，以阻止同盟国对苏维埃俄国的武装干涉。
“不干涉俄国”运动第一次出现在1918年，由伦敦工人委员会的沃特森（W.F.Watson）和组织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西尔维亚·潘克赫斯特（Sylvia Pankhurst）领导。1919年1月18日，“不干涉俄国”会议在伦敦召开，参加大会的组织包括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世界产业工人协会、工会的少数代表、独立工党分支的代表、妇女合作社（Women's Cooperative Guild）、先驱联盟（Herald League）、反征兵协会（No-Conscription Fellowship）以及其他一些类似组织。会上约350名代表要求总罢工，以反对14个盟国对苏维埃俄国的侵略。大会还成立包括沃特森、潘克赫斯特、阿尔伯特·英克平（Albert Inkpin）、哈里·波立特（Harry Pollitt）等14名伦敦成员的委员会。到1919年夏，“不干涉俄国”运动进一步发展，并成立新的委员会，包括全国铁路工人联合会的克兰普（C.T.Cramp）和家具工人联合会的阿尔夫·珀塞尔（Alf Purcell）。9月，波立特被委任为专职负责“不干涉俄国”运动在全国的组织工作。 [50] 在英国工人运动的支持下，“不干涉俄国”运动取得胜利。这次运动也表明英国马克思主义组织迫切需要更广泛的联合。
1919年5月3日，英国社会党、社会主义工党、独立工党、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South Wales Socialist Society）的代表在伦敦参加第一次联合大会。会上，英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党的代表同意加入共产国际和通过苏维埃或工人委员会的形式组织革命，其他政治团体也表示基本同意，但在策略上各政治团体未能达成一致。英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党同意参加议会，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和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则持反对意见。英国社会党支持共产主义者加入工党，但其他政治团体不同意。作为妥协，会议建议所有政治团体征询各自的成员是否同意合并为一个党，关于是否加入工党的问题则由新政党成立3个月后通过公投决定。
但随后在1920年1月8—24日的联合委员会会议上联合事宜并未取得进展，直到1920年4月社会主义工党中支持联合的党员自发成立共产主义团结小组（Communist Unity Group），以及英国社会党同意绕过策略细节以达成联合之后，共产主义政党的联合才步入正轨。4月24日召开的联合会议上，各社会主义政治团体同意联合。5月29日，各社会主义政治团体同意策略的分歧留待8月的联合会议上解决。他们也都同意以下3条原则：加入共产国际、无产阶级专政、邀请苏维埃代表参加。6月和7月，临时委员会负责筹建英国共产党。在此过程中，工人社会主义联盟退出联合委员会，南威尔士社会主义协会被南威尔士共产主义委员会（Communist Council）所取代。 [51] 7月7日，共产主义团结小组的阿瑟·麦克马纳斯（Arthur MacManus）和英国社会党的英克平邀请所有接受共产主义联合的政治组织在7月31日参加联合大会。 [52] 邀请函随同小册子《共产党在召唤》（ Call to the Communist Party ）一起发出。7月8日，列宁致信临时委员会，他在信中支持召开联合大会，并支持参加议会和加入工党的策略。列宁的提议遭到社会主义工党和工人社会主义联盟的反对，它们组织了另一次会议，并在《工人无畏舰》（ Workers' Dreadnought ）周刊公开发表潘克赫斯特反对列宁的公开信。 [53]
尽管如此，共产主义联合大会在7月31—8月1日如期举行，参加大会的代表共有160名，其中96名代表来自英国社会党、22名代表来自共产主义团结小组。这次会议正式宣布英国共产党成立，英国共产党的领导层以激进产业工人为主，包括墨菲（J.T.Murphy）、麦克马纳斯、英克平、贝尔。成立伊始，英国共产党有4000名党员。 [54] 在成立大会上，英国共产党支持列宁提出的“在共产党自由、独立的活动”的前提下加入工党的提议，尽管在列宁看来加入工党仅仅是英国共产党赢得支持的一个策略，而不是原则问题。列宁引导英国共产党朝这个方向发展，后来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予以系统概括。在这篇文章和《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中，列宁猛烈抨击企图避开工党、工会和其他改良派组织而谋求走向社会主义的“左派”幼稚病。 [55] 这是列宁著作第一次在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党派斗争中发挥重要作用。 [56]
同一时期，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7月19日至8月7日）召开。会上，加拉赫（W.Gallacher）和潘克赫斯特反对参加议会和加入工党，而英国社会党的代表和来自社会主义工党的墨菲则支持这些政策。在列宁讲话之后，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以58票赞同、24票反对的结果，支持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列宁的观点不仅赢得了支持，他还说服加拉赫改变立场而加入英国共产党。与此同时，英国共产主义联合大会上，经投票表决，同意参加议会（4650∶475）和加入工党（100∶85）。英国共产党从此开始活动，并成立临时执委会。 [57]
1920年8月，英国共产党申请加入工党，但工党要求共产党必须接受工党的宪法、原则和安排，而这些内容与共产党的目标并不一致。1922年，工党在爱丁堡举行的会议上，以3086000∶261000的结果拒绝英国共产党加入工党的申请。至此，加入工党作为英国共产党的一个策略走到了尽头，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工党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实际情形也确实如此。1922年，工党在格拉斯哥、谢菲尔德、曼彻斯特和伯明翰的分支都有活跃的共产党员，而且共产党员参加工党会议的人数也有增加。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24年工党年会正式禁止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工党。 [58]
在共产国际的要求下，英国共产党进一步联合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团体。1921年1月29—30日，英国共产党为联合坎贝尔（J.R.Campbell）领导的共产主义工党（Communist Labour Party）和共产党（第三国际英国支部）等团体，在利兹召开会议，成立更广泛的英国共产党。 [59] 同年，独立工党中的左翼党员一两百人加入英国共产党，其中包括将来出任议员的共产党员夏普拉杰·萨克拉塔瓦拉（Shapurji Saklatvala）。 [60] 到1922年，英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激进左翼的政党。
英国共产党借鉴俄国共产党的做法，强调“工厂政治” （workplace politics），这使得它在英国社会主义运动中与众不同。“工厂政治”强调工人的自觉行动，这是此前英国左翼尚未使用的一种方式。1920年夏，共产国际号召通过建立类似工会的组织来推进共产主义事业。1921年7月，共产国际建立红色工会国际（Red International of Labour Unions）。但随着工人失业人数的增加，共产国际开始改变斗争策略。1922年，共产国际执委会鼓励共产主义者与工联主义者合作，以建立一个工人阶级支持的所有政党的“联合阵线”（United Front）。共产国际认为革命不是简单地揭露工联领导层的无能，而是寻求与不那么激进的工人结盟，有时也要在左翼官僚中间寻求盟友。社会主义者不应该追求建立与工联相竞争的机构，而应该在现有的机构内展开工作。共产国际的这一策略在英国获得热烈欢迎，这与英国经济严重下滑有关。英国的失业率从1920年12月的6%左右增加到1921年6月的接近18%。工人被迫减薪，而相应的工人运动却以失败告终。在经济下行和共产国际的建议下，英国共产党接受了“联合阵线”。 [61]
全国少数派运动（National Minority Movement）便是英国共产党接受“联合阵线”的集中体现。全国少数派运动第一次代表大会在1924年8月23—24日举行，有270名代表出席，他们代表了20万名工人。大会选举汤姆·曼（Tom Mann）为主席，波立特为书记。全国少数派运动的目标是团结工厂里的工人，建立全国统一的总委员会，最终实现工人完全控制工业的目标。全国少数派运动得到了矿工、铁路工人等一部分工人的支持，在早期取得了一定成功。 [62]
英国共产党的建立与共产国际的影响密不可分。共产国际在1919年成立，直到1943年解体，其目标是在世界范围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列宁、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Zinoviev）借助共产国际将各个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聚集起来，为世界革命而奋斗。在每个国家建立共产党，便成为必不可少的一步。特别是英国作为世界上最早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劳工运动发展程度较高，这就成为共产国际关注的中心之一。 [63] 雷蒙德·查利诺（Raymond Challinor）和沃尔特·肯德尔（Walter Kendall）在著述中强调英国共产党的建立是列宁和共产国际说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结果。 [64] 共产国际对英国共产党的影响不仅表现在英国共产党的政策上，也表现在英国共产党的组织架构上。
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认为党的建设不应该仅仅是机械的组织过程，而应该包括内容广泛的政治教育。但正如墨菲指出的那样，“共产党应该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对马克思著作即使是泛泛了解的党员也微乎其微” [65] 。1926年之前，马恩著作仅有很少的一部分被翻译成英文，而且其中很多是价格昂贵的美国版本。列宁、卢森堡或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在英国更难获得。社会主义理论在英国的传播是通过非马克思主义者的社会科学家、无神论者和进化论者的著作。例如，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的《人类的进化》（ Evolution of Man ）被认为是和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相似的著作。 [66] 理论准备的不足严重阻碍了英国共产党的发展，党员人数从1920年的4000人减少至1921年的2500人。此外，英国共产党党内严重的宗派主义、根深蒂固的工团主义（syndicalist）和松散的组织结构，都制约着英国共产党的发展。为此，从1922年年初开始，党内要求对党进行彻底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加之，共产国际在背后对英国共产党施压，共产国际邀请英国共产党书记麦克马纳斯和政治新星波立特到莫斯科，批评英国共产党不能脱离之前的政治实践和工作方法的羁绊，要求英国共产党参照布尔什维克建立一个有纪律和权力集中的政党。 [67]
波立特回到英国后，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对党组织进行重组。委员会还包括全国组织者英克平和年轻作家拉贾尼·帕姆·杜德（Rajani Palme Dutt）。波立特、英克平和杜德成为领导英国共产党的“三驾马车”。1922年10月，委员会最终提交了一份4万字的报告，被称为“波立特—杜德报告”。报告以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有关组织方面的论述为指导，提出建立一种新的组织架构，以更好地适应对阶级斗争的介入。报告的主要建议包括：党的领导层要领导各支部的工作；在工联中建立共产党的“派系”和在工厂中植入共产党的“细胞”，以实现共产党领导工人；党的文件必须改变，以吸引工人；建立一个完整的政治教育系统。党的代表大会接受报告的建议，然后选举与此前完全不同的领导层，不论是在数量、构成还是权力方面。之前来自社会主义工党的党员墨菲、麦克马纳斯和贝尔，他们在英国共产党的管理中发挥领导作用，但都未能进入负责将这些建议实施而组建的组织局，尽管墨菲和麦克马纳斯当选政治局委员。 [68]
党内成员对这份报告的态度不一，这造成英国共产党领导层的分歧，从而在党内造成第一次严重危机。墨菲认为这份报告错误地优先考虑解决政治问题的组织方案，他说“如果我被问及今天党内最大的不足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形式主义、组织上的盲目崇拜和缺乏政治训练” [69] 。波立特对此予以回应，随后伦敦行政区的组织者坎特（E.W.Cant）加入到争论中支持墨菲。1924年5月英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吸收了这些批评意见，对报告做了一些调整。结果是，前社会主义工党党员与组织报告的起草者在英国共产党领导层中达到平衡。需要明确的是，英国共产党领导层围绕组织报告的争论，并没有造成党的分裂。重组后的英国共产党是与1920年之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传统（被动、宗派、工团、宣传）相脱离的一大进步。集权化的组织和有规律的集体行动、更具鼓动性的《工人周刊》（ Workers' Weekly ）取代宣传性的《共产主义者》（ Communist ）作为英国共产党机关报、在工厂建立党组织，这都有助于使英国共产党在工联中的影响最大化，同时也有助于复兴英国共产党的活动。但也正如墨菲所言，英国共产党的重组使其走上官僚化道路，这将在日后证明是一个缺陷。 [70]
在英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化的过程中，波立特、杜德成为英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核心。两人性格迥异、人生经历不同，分别代表了共产主义最具吸引力的两个群体——无产阶级与知识分子。波立特是工人运动出身， 1926—1956年担任英国共产党总书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两年间隔）。凯文·摩根认为波立特是“开放、宽松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物，这种文化引燃了一战”，“（波立特）生在工业英国的心脏地带，他强烈的工人阶级身份认同可以强化他对国际共产主义的拥护，当然有时也会造成冲突” [71] 。
1890年，波立特在靠近曼彻斯特的德罗伊尔斯登（Droylsden）出生，父亲萨姆·波立特（Sam Pollitt）是一名铁匠，母亲玛丽·路易莎（Mary Louisa）是一名熟练的织工。他的父母都是社会主义者，特别是他的母亲是独立工党党员，对波立特的影响较大。 [72] 1905年，波立特进入戈顿机车厂工作，在学徒期完成后他成为锅炉修理工协会的终身会员。受母亲的影响，波立特加入独立工党。1911年，21岁的波立特成为奥彭肖（Open shaw）社会主义者学会的秘书，该学会在1911年成为英国社会党的组成部分。波立特后来出任英国社会党支部的书记。1919年，波立特移居伦敦，参加“不干涉俄国”运动。1922年，波立特负责党的机关报《工人周刊》，迅速在售卖报纸者与车间记者中间建立网络。到1923年，《工人周刊》的发行量达到5万份。这个数量虽然不能与《每日先驱报》（ Daily Herald ）的20多万份发行量相比，但对于一个报纸发行量是党员人数10倍的社会主义政党来说，这是令人满意的结果。 [73]
与波立特的开放和真诚相比，杜德给人的感觉是安静、保守和冷峻。杜德是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英国共产党最重要的理论家，主编英国共产党理论期刊《劳工月刊》长达50年。他在英国剑桥出生，父亲是一名印度籍医生，母亲是一名瑞典籍作家。杜德在1913年加入独立工党。他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尽管因为政治活动被学校驱逐，但他获得了一等荣誉学位。他是英国共产党的建党成员，积极推动独立工党的左翼党员加入英国共产党。1921年，杜德创办《劳工月刊》，这份杂志为在英国传播列宁和斯大林的帝国主义理论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杜德与众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集中体现在他为1921年版《不列颠百科全书》（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所写的“共产主义”词条上。他将马克思主义定义为“严格的内部纪律”加“革命机会主义的外部政策”。 [74] 威尔·汤普森曾目睹杜德在职业生涯后期工作的情况，他说，“（杜德）才华横溢……但他的才华被用来为苏联的罪行辩护” [75] 。杜德将他在英国共产党党内声名鹊起的原因归于他的妻子萨尔梅·佩卡拉（Salme Pekkala）的支持。萨尔梅是芬兰左翼的早期成员，与列宁相识。萨尔梅还是共产国际的代表，按照列宁的命令，她到达英国参与筹建英国共产党。从20世纪20年代中期到1936年，由于杜德的身体状况欠佳，杜德夫妇一直居住在阿姆斯特丹，以写作和领取共产国际每月10镑的薪酬为生。 [76]
如上所述，不论是英国共产党的建立，还是英国共产党的重组，列宁都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英国共产党的建立与重组也意味着列宁主义取代德莱昂主义，成为英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1917年十月革命发生之时，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分裂为3个团体：德莱昂的不可能派（impossibilist） （多数派）、一小撮工团主义者和海德门必然派的残余（大部分已加入工党）。英国共产党最终取代它们，这在许多方面是列宁主义的胜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列宁主义的胜利消耗了德莱昂时期的革命力量，致使英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转入政治沉寂，这又为中产阶级、受过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兴起提供了条件，为盎格鲁马克思主义范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77]
工人阶级的自学者曾经在1917年之前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主体，他们自认为是无产阶级哲学家，他们自身的经验为无产阶级的科学提供了基础，这为无产阶级实现自我解放提供了条件。但十月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理论在苏维埃俄国变为现实，从此无产阶级的解放有了统一的社会科学（苏联模式），英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的任务是将这一新的教条引入英国。如果说自学者的立场和经历可以验证他们的理论的话，那么作为一整套理论阐释者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只有将理论运用到他们各自专长的领域中以获得验证。这些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便成为马克思主义生物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而不仅仅是无产阶级哲学家。自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立场是折衷的，他们学习的著作作者并未公开宣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例如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或狄慈根（Joseph Dietzgen）的《哲学的成就》（ The Positive Outcome of Philosophy ）。他们所属的政治组织在什么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上很少有一致的立场。与之相比，共产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来源于经典文本中准确无误的定义。他们并不简单地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是重要的，而是对具体的文本予以具体的分析，以使之适应共产主义者的信条。 [78] 无可置疑，1917年革命的胜利和1920年英国共产党的建立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事件，从此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和政党开始以苏为师，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下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