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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早期传播与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密切相关。学术界围绕英国社会主义传统的起源问题争论不休。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莫尔顿将英国社会主义传统的起源追溯至英国内战时期的平等派（Levellers）和掘土派（Diggers）。 [3] 以科尔为代表的劳工史学家则认为英国社会主义是工会的产物，将其起始点设定在19世纪40年代。 [4] 现在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认为，英国社会主义传统是费边主义、伦理社会主义和激进劳工主义三种社会文化传统结合的产物。 [5]
费边主义，又称“费边社会主义”，以1884年成立的费边社为组织，提倡“宪政民主、和平渐进改革”的方式来实现社会主义，主要代表人物包括韦伯夫妇、萧伯纳。 [6] 伦理社会主义是19世纪后半期伴随着新康德主义学派的出现而产生的，它的主要阵地在德国。伦理社会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某些永恒的伦理原则的实现” [7] 。伦理社会主义批判资本主义导致的贪婪、自私，强调伦理道德的重要作用。伦理社会主义的提倡者包括欧文主义者、左翼功利主义者、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甚至包括哲学家爱德华·卡朋特（Edward Carpenter）这样的准马克思主义者。激进劳工主义不仅是一套理论体系，更是一种政治实践。它的拥护者提倡大规模、有纪律的工会运动，认为工人阶级只能为自己代言，主张通过建立政党以在议会中代表工人阶级。 [8]
融合上述三种理论传统而创立现代英国社会主义的人物是詹姆斯·拉姆齐·麦克唐纳（James Ramsay MacDonald,1866—1937）。麦克唐纳是工党的第一任领袖，领导工党30余年，3次当选英国首相，是一位杰出的工党政治家和社会主义理论家。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理论来源多元化，他在谈到工党社会主义来源时指出：“激进运动、工会运动是它的祖先；知识分子无产阶级运动如宪章运动以及诸如欧文、霍尔、汤普逊等早期社会主义思想家是它的祖先；欧洲大陆的社会主义者、特别是马克思，也是它的祖先。” [9] 麦克唐纳著有《社会主义与社会》 （ Socialism and Society ）、《社会主义与政府》（ Socialism and Government ）等畅销之作，为英国社会主义获得政治与学术上的认可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麦克唐纳的社会主义理论仍然比较含糊，不够缜密。
真正将英国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传统融会贯通的是托尼（R.H.Tawney）。托尼出生于英国上流社会家庭，在牛津大学接受教育。1903年大学毕业后，托尼投身于救济贫民和教育劳工的社会工作中。他在1905年进入工人教育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从1908—1914年间，他担任曼彻斯特地区工人业余大学的全职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托尼参军，后因身负重伤被送回国。托尼在战后积极参与基督教社会主义运动， 1920年出版第一部专著《贪婪社会》（ The Acquisitive Society ），他在书中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凭借此书，托尼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聘为讲师，在此一直工作到1949年退休。托尼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在1906年加入费边社，1909年加入独立工党（Independent Labour Party），后在1918年又加入工党。在20世纪20年代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英国，托尼成为英国工党主要的思想导师。在这两段时期，他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工人教育协会从事教育工作取得重大成就。 [10]
托尼在《贪婪社会》和《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 Religion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著作中，将伦理社会主义者、费边主义者和激进劳工主义者的观点糅合成一套理论。 [11] 这两本著作讨论了现代伦理及其规范和方向发生、发展的不同“契机”，也可以说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组织生产和交换关系的规则得以发生和发展的不同“契机”。 [12] 在社会经济层面，托尼的基本态度是支持自由市场经济和国有制经济的结合，试图在自由放任与国有化计划经济之间寻找一条中间道路。托尼剖析了资本主义的弊病和基督教道德衰落的因果关系，将新社会的希望寄托在重建新的符合现代社会需要的基督教社会伦理。托尼主张最大限度的教育平等，他相信一个有教养的人才是有尊严的，而人的尊严是他所信奉的社会主义的真谛。托尼认为社会主义可以促进社会平等和正义，应该替代资本主义。他的著述详细论证了国家如何通过税收与政府计划重新组织医疗、教育和社会服务，这些内容都成为工党改革计划的基础。 [13] 然而托尼拒绝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不够革命” [14] 。因此，英国共产主义者要想使他们的运动被英国左派所接受，他们必须与托尼的社会主义进行竞争。
纵观马克思主义在英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大体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880—1910年的独立探索阶段，以海德门（H.M.Hyndman）的“社会民主联盟”（Social Democratic Federation,SDF）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的“社会主义者同盟” （Socialist League）为代表；第二阶段是1910—1917年，以詹姆斯·康诺利（James Connolly）、汤姆·贝尔（Tom Bell）、杰克逊（T.A.Jackson）及其创建的“社会主义工党”（Socialist Labour Party,SLP）、“英国社会党”（Socialist Party of Great Britain,SPGB）为代表；第三阶段是1917—1920年，以英国共产党的成立为代表。在每一个阶段，马克思主义的传播都与社会主义的发展相互激荡。
在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之前，伦敦工人协会就在19世纪60年代定期学习和讨论马克思主义，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影响的结果。在1848年欧洲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共产主义者同盟（Communist League）起草《共产党宣言》，这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但1848年欧洲革命以失败告终，马克思和恩格斯被迫在1849年流亡英国。随着1857年世界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英国工人运动复苏，在1859年7月英国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马克思和恩格斯密切关注国际形势的变化和革命运动的发展。1864年，马克思在英国伦敦创立国际工人协会（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IWMA），即“第一国际”。马克思为协会起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协会临时章程》，宣布工人运动的基本原则是“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第一国际是对《共产党宣言》中“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一次重要实践。 [15] 第一国际存在12年，相继召开了9次重大会议、393次总委员会会议，积极支持和领导各国工人争取阶级权益的斗争，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各国民主运动，并诞生了巴黎公社这一“精神产儿”，在工人阶级解放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以及建立无产阶级政权的尝试中，使得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组织上不断扩展、理论上不断深化、实践上不断推进。 [16]
尽管如此，协会在组织上却从没有像马克思所期望的那样实行民主集中制。从1869年开始，马克思与米歇尔·巴枯宁（Michael Bakunin）展开了长达4年的斗争。斗争围绕如何消灭私有制问题展开，问题的实质涉及无产阶级为了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要不要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和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巴枯宁在协会内部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以夺取领导权。1872年，马克思及其拥护者在海牙代表大会上同巴枯宁派进行了激烈斗争，大会决定开除巴枯宁等人。同时，鉴于巴黎公社失败后国际工人协会遭到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的围剿和压制，马克思在会上提出把总委员会迁到纽约的建议。1876年，第一国际宣布解散。加之巴黎公社的失败，英国马克思主义组织在19世纪70年代陷入混乱。在80年代初期，英国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活跃在分散的小团体中，缺乏联合和合作。这种状况一直到1881年民主联盟成立后才得以改观，马克思主义运动才正式在英国开启。
英国最早的社会主义组织是民主联盟。1881年3月2日，伦敦激进派在苏荷（Soho）区玫瑰街俱乐部举行建立民主联盟的第一次预备会议，会议决定在6月8日召开成立大会，其发起人和领导者是海德门。在成立大会上，海德门向与会者散发他撰写的小册子《大家的英国》（ England for All ），以此阐述民主联盟的纲领。《大家的英国》第二章《劳动》和第三章《资本》照搬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许多章节，但海德门在书中却没有提及马克思，也没有提及《资本论》。为此，马克思在1881年7月2日致信海德门：“万一报刊抓住您的小册子进行批评，那我可能就要被迫出来讲话，因为第二和第三章有一部分引文是直接从《资本论》中译来的，但没有加上引号同其余的文字分隔开，其余的文字很大一部分也不确切，甚至使人产生误解。” [17] 马克思认为海德门曲解了他的观点，并断绝了与他的任何关系。在马克思看来，海德门是一位“好心的小资产阶级作家，而不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18] 。恩格斯与海德门也因此长期不和，恩格斯在致奥古斯特·倍倍尔（August Bebel）的信中写道：“民主联盟的头子海德门以前是一个保守党的人，是一个沙文主义情绪极端严重的、但并非愚蠢的野心家，他对待马克思相当卑鄙，因此我们同他断绝了私人关系。” [19] 两人的不和致使在1884年12月恩格斯鼓动艾琳娜·马克思（Eleanor Marx）和她的丈夫爱德华·埃威灵（Edward Aveling）、威廉·莫里斯脱离民主联盟，组建“社会主义者同盟”。
根据海德门的想法，民主联盟最初成立的目的，“是想利用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民主派，反对政府压制爱尔兰的政策和土地国有化的要求”，“并组织工人阶级，重振宪章运动，建立一个类似德国社会民主党式的组织” [20] 。但民主联盟成立后发展缓慢，很快失去了中产阶级的支持。此后，民主联盟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1882年，美国人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到访英国，土地改革和单一税成为讨论的中心，这对海德门有较大影响。同时，钱皮恩（H.H.Champion）、巴克斯（E.Belfort Bax）和莫里斯加入民主联盟，他们支持土地改革的要求。1883年，在民主联盟的第二次年会上，生产方式与交换方式的国有化成为民主联盟的主要目标。民主联盟开始认为土地改革是实现生产方式公有这一最终目标的垫脚石。 [21] 但由于海德门等人僵化地信奉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使得他们的政策在激进的革命和纯粹的改革之间徘徊反复。加之，海德门等领导人推行的宗派主义和关门主义，使得民主联盟成为一个脱离工人阶级的组织。
正是对海德门个人专权的不满和对议会选举失败的担心，民主联盟执委会的大多数委员在1884年12月30日离开民主联盟，导致民主联盟的分裂。留在民主联盟的成员聚集在海德门周边，将民主联盟更名为“社会民主联盟”。海德门完全控制了社会民主联盟，并执行他的渐进实现社会主义和保守主义的路线。社会民主联盟虽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观念在英国的传播，但它没能成为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1884年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之时，拥有25个分支和500名成员。 [22] 社会民主联盟在1885年的选举中失败，到1890年社会民主联盟的成员人数降至453人，拥有34个分支，其中有368名成员隶属位于伦敦的25个分支，50名成员来自兰开夏的4个分支。此后，社会民主联盟的人数稳定增长，到1897年达到3259人。19世纪末，社会民主联盟的人数锐减。在1902—1903年社会主义工党和英国社会党分裂之时，社会民主联盟的人数又有减少。 [23]
与社会民主联盟分道扬镳的社会主义者同盟，成为19世纪80年代后期重要的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莫里斯是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是英国19世纪伟大的社会主义思想家和马克思主义者，也是英国手工艺运动的领导者。爱德华·汤普森在《威廉·莫里斯：从浪漫主义到革命》一书中，认为莫里斯代表了他那个时代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最高水平。 [24] 10年之后，爱德华·汤普森在与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争论中，将莫里斯推向了“英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历史角色。莫里斯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是与他的生活经历联系在一起的。莫里斯早年反对资本主义，特别是反对机器生产对劳工的剥削和技艺的消失。受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的影响，莫里斯对中世纪的诗歌很感兴趣，而且在19世纪50年代莫里斯作为一名年轻的建筑师，他涉足中世纪的哥特式建筑。在莫里斯看来，哥特式建筑的精髓就是每一个细节都饱含历史。莫里斯认为，人的艺术不能在机器中沉沦，艺术是“人”在劳动过程中产生的愉快的表现。 [25] 莫里斯从1877年开始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他一直是一名活跃的社会主义者，直到1896年去世。
莫里斯是一位道德社会主义者，他推崇信仰和道德的重建，强调理性技术下的道德回归，关注具有生存意义的生活方式，主张人与人建立和谐关系。在莫里斯的努力下，他和他的同事们为社会主义者同盟制定的纲领是：“剥夺资本家……把生产资料所有权、分配和交换权交给整个社会……工人阶级的斗争将由不自觉而变为自觉，无产阶级的最终目的是要推翻资本主义制度。” [26] 社会主义者同盟与社会民主联盟不同的地方在于，它主张创造革命的条件，而不是像民主联盟那样一边等待革命形势的到来，一边提倡保守的改革。这种不同集中表现在议会行动上的冲突。社会民主联盟在1885年的选举中推出3位候选人竞选议会席位，并且接受了保守党40镑的竞选经费，目的是分流自由党的选票。这种行为让莫里斯感到震惊，他猛烈抨击这一政治献金丑闻。莫里斯在1887年5月的一封信件中说道：“我坚信，当社会主义者的力量足够强大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有成员进入议会。只要他们是作为反抗者，而不是作为执政党的支持者，我认为并无危害。但是，我害怕一些人会被那些仇恨社会主义的人所同化。” [27]
之后，莫里斯明确阐述他的弃权政策在于避免社会主义者的努力和能量被议会耗尽。莫里斯鼓励工人们组织他们自己的活动，支持参加罢工的工联主义者和工人，这一政策获得社会主义者同盟内部广泛的支持，但也有一些成员认为必须介入议会和地方政治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这种冲突最终迫使莫里斯在1890年离开社会主义者同盟。社会主义者同盟的规模一直很小，在1886年底成员最多时也只有大约700人。社会主义者同盟因为网罗了反对海德门者、反议会派、议会派、教育家和无政府主义者等诸多观点迥异的力量，所以它缺少联合。到19世纪80年代后期，无政府主义者主导了社会主义者同盟。 [28]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社会主义者同盟更加衰微，其分支从1912年的25个减少至1914年的15个。 [29]
社会民主联盟和社会主义者同盟是19世纪8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的“旗舰”，此外还有一些团体接受马克思主义，但影响较小。其中影响相对较大的是成立于1884年1月4日的费边社。费边社创立之初是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纲领重建社会，但不久便成为一个鼓吹渐进的社会和经济改革的组织。恩格斯在1893年的一封信中指出：“费边派是一伙野心家，他们有相当清醒的头脑，懂得社会变革必不可免，但是他们……害怕革命，这就是他们的基本原则”，“他们的社会主义是市政社会主义”，他们的策略“是用欺骗手段使自由党人接受他们”。 [30] 在费边社的影响下，一些主张通过选举和民主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的组织不断涌现，以独立工党最具代表性。独立工党成立于1893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发展迅速。1906年，独立工党的党员数量超过2万人，到1912年党员数量达到3万人，同时在地方政府中独立工党有1070位代表。 [31]
总体而言，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的表现并不瞩目，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它们却经历了一次复兴。在这一时期，英国左翼最为重要的活动是尝试建立社会主义者联盟（Socialist Unity）。社会主义者联盟的问题在1884年社会民主联盟成立之初即已提上日程。先是莫里斯脱离民主联盟，成立社会主义者同盟，后有独立工党等一些社会主义政党相继成立，这就使得英国的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分裂。尽管如此，这些社会主义政党在1893—1914年之间多次试图建立联盟。早在1892年和1893年，莫里斯和哈默尔史密斯社会主义者学会（Hammersmith Socialist Society）就在伦敦呼吁社会主义者同盟与社会民主联盟和费边社联合。莫里斯呼吁的结果是1893年五一节时发布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宣言》，但《宣言》内容含糊，并且把独立工党排除在外。为弥补这一缺陷，1894年罗伯特·布拉奇福德（Robert Blatchford）号召建立“一个统一的社会党”，但这个提议有些不合时宜，没有吸引海德门和独立工党的创始人詹姆斯·哈迪（James Hardie）。尽管如此，社会主义政治团体在1895年大选中失利，为社会主义联盟提供了契机。社会民主联盟希望创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联合，而独立工党则主张建立联盟（Federation）。 [32] 两党互不妥协，致使社会主义者联盟迟迟未能建立。
随着1900年劳工代表委员会的建立，社会主义者联盟的发展进入第二阶段。劳工代表委员会不仅是工会和社会主义政党的联盟，也是将社会主义政党（包括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团结在一个组织中，所以劳工代表委员会可以为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更加紧密的合作提供基础。然而好景不长，1901年8月社会民主联盟以54∶14的投票结果，宣布脱离劳工代表委员会。 [33] 如此一来，社会民主联盟和独立工党的联合又失去了一次机遇。1907年，维克托·格雷森（Victor Grayson）以“工党和社会党”候选人的身份参加竞选并成功当选议员。在格雷森当选议员的一年内，他因为控诉议员允许贫困就是纵容谋杀而被下院除名。1910年，格雷森失去席位，但他热情不减，呼吁建立社会主义者联盟，希望社会民主党（1907年，社会民主联盟更名为社会民主党）与独立工党结盟。在格雷森的推动下，1911年社会主义者联盟大会召开，宣布成立英国社会党。但由于海德门的犹豫不决，英国社会党迅速衰落，社会主义者联盟的计划也落空，使得左翼政党联盟的希望变得渺茫。同时，英国社会主义政党在讨论联盟的过程中，打破了社会主义政治的沉寂。一个结果便是在英国社会党成立之后，海德门发现他更容易受到党内成员的挑战。 [34] 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英国社会党内部发生分裂，这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组提供了条件。与英国社会党相比，社会主义工党是1903年从社会民主联盟中分离出来的，主要受到美国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丹尼尔·德莱昂（Daniel De Leon）的影响，其成员从未超过1000人，大部分成员来自苏格兰。社会主义工党与英国社会党是1917年之前英国仅有的两个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组织。 [35]
从19世纪中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已有较大发展，这在马克思主义者的数量上有直观的表现。1914年，英国有1.6万名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而在19世纪60年代英国仅有几百名活跃的马克思主义者。 [36] 尽管如此，在工人组织的政治谱系中，英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成就并不突出。英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居于劳工运动的外围，而工党是劳工运动的领导主体；英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也没有将大多数社会主义者招至麾下，而独立工党争取到大多数社会主义者；英国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工会的关系也一直比较紧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英国极左翼力量处于混乱无序中，英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党日益衰落。 [37] 如此局面，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正发生急剧变化。
除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方面的演进外，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群体也发生了嬗代。1900年之前，英国最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是海德门和莫里斯，两人都是中产阶级家庭出身，前者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后者毕业于牛津大学埃克塞特学院。1900—1933年间，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要是以自学成长起来的工人阶级为主体。1933年之后，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大部分出身中产阶级和受过大学教育。1920年英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英国马克思主义者努力与其他知识传统相分离，拒绝所有已经确立地位的核心理念，这包括自由主义、帝国主义和安立甘教（anglicanism）。他们蔑视个人主义，公开指责民族主义，忽视经验主义和格林主义（Greenism）， [38] 否认道德理论的存在。 [39] 在此情形下，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发展出了一种与众不同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而这种文化的生成与工人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特别是1908年人民联盟（Plebs League）的建立和它组织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教育（Independent Working Class Education）”运动。 [40] “独立的工人阶级教育”运动培养了一批真正的工人知识分子，例如汤姆·贝尔、威尔·保罗（Willie Paul），他们日后成为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力量。在英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这些工人知识分子主要受德莱昂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德莱昂是世界产业工人（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组织的创立者之一，被认为是产业工联主义思想的先驱。他熟读马恩著作，并将一部分马恩著作译成英语，他按照马克思的论断改组美国社会党。他意识到改革的不足与危险，认为改革只是修修补补，不能改变社会。他对主张参加议会的改良的工联主义不屑一顾。 [41] 德莱昂激进、不妥协的革命思想对后来英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具有较大影响，直到英国共产党成立后被列宁主义所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