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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群体以其强烈的现实关怀、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硕的研究成果在世界史坛独树一帜，成为20世纪西方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堪与法国年鉴学派、美国社会科学史学派鼎足而立。英国不仅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共同生活的国家，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著书立说重点关注的国家。尽管马克思主义政党在英国的政治影响力有限，但英国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在历史学、文学和科学等方面作出了瞩目成就。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形成就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传播的硕果，它改变了人们对历史的看法，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合法地位，推动了世界史学的革新。从发生学角度考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问题，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完整地缕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谱系，也有助于我们全面分析和总结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贡献。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要追溯到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最初传播，斯图亚特·麦金太尔的《无产阶级的科学》一书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麦金太尔在书中考察了十月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初期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传播，旨在恢复鲜有学者问津的这段劳工史。作者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与政治基础、马克思主义与劳工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阶级、国家与政治、阶级意识等问题，最后梳理了英国马克思主义转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过程，即作者所谓的“莫斯科道路”。 [1] 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早期传播与马克思主义政党联系密切，特别是英国共产党的建立，对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影响颇大。雨果·迪尤尔研究了英国共产党从19世纪末的起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过程。 [2] 在英国共产党成立前后，莫斯科的影响甚巨，安德鲁·索普考察了英国共产党与莫斯科在1920—1943年间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英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都与莫斯科有莫大的关系。 [3] 其中，“阶级对抗”“人民阵线”是学者们关注的重心。马修·沃利对“阶级对抗”路线进行了翔实的研究，并对这一路线予以评判。 [4] 在“人民阵线”的指导下，英国共产党知识分子积极行动起来，反对法西斯战争。刘易斯·马蒂斯的研究聚焦西班牙内战与英国左派的关系。 [5] 凯文·摩根则概述了英国共产党在反对法西斯战争中的活动。 [6] 在诺伦·布兰森、威利·汤普森、布瑞安·皮尔斯、基思·莱伯恩、詹姆斯·伊登、凯文·摩根等人的英国共产党通史的著作中，均涉及英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传播的内容。 [7]
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的传播经历了从科学研究到史学研究的转变，科学家和史学家先后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传播的主体。20世纪30年代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点，这一时期的“红色科学运动”成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传播的主要力量。尼尔·伍德在《共产主义与英国知识分子》中分析了英国左翼知识分子与共产主义的关联，认为科学家对共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知识界的传播有重要贡献。 [8] 加里·沃思基在《有形学院》中，对20世纪30年代前后左翼科学家的活动展开研究，作者聚焦剑桥大学5名左翼科学家，称他们是“科学社会主义者”，考察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 [9] 埃德温·罗伯茨在《盎格鲁——马克思主义者》中指出，英国左翼科学家们接受了辩证法与历史唯物主义，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形成了“盎格鲁马克思主义”。 [10]
随着英国左翼科学家在与苏联科学家围绕遗传学的辩论中失利，“红色科学运动”走向衰落。代之而起的是职业历史学家，他们以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为中心。埃德温·罗伯茨对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传播主体从科学家向史学家的转换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分析。 [11] 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直接形塑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学术界对历史学家小组的关注始于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的回忆文章，他称赞历史学家小组是“一种真正的合作团体，其成员通过持续的交流发展了高度个人化的研究”，他认为历史学家小组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和一般意义上的英国历史学中都扮演着“主角”的角色，但历史学家小组将历史学家的工作与共产党员的工作等量齐观，从而导致了1956年危机，致使历史学家小组遭受重创。 [12]
此后，学术界围绕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涌现出众多成果。贝尔·施瓦茨对历史学家小组历史书写中“人民”的概念予以考察，分析了莫里斯·多布（Maurice Dobb）对历史学家小组的影响，以及历史学家小组创建初期的政治与文化环境，最后落脚于历史书写中“民族”与“人民”的问题。 [13] 格特鲁德·希梅尔法布分析了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多布、罗德尼·希尔顿（Rodney Hilton）、克里斯托弗·希尔（Christopher Hill）、霍布斯鲍姆、爱德华·汤普森（Edward Thompson）的个人经历与研究成果，聚焦历史与政治的密切联系，从中总结历史学家小组对马克思主义史学书写的影响。 [14] 阿拉斯泰尔·麦克拉克伦系统梳理了历史学家小组围绕英国革命的争论，从中折射出历史学家小组马克思主义史学书写的基本理念与实践。 [15] 丹尼斯·德沃金在《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中指出，历史学家小组是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和历史学理论发展的孵化器。作者认为，历史学家小组维护激进的民主与劳工传统，这体现在他参与了20世纪50年代两个主要的史学争论，即英国革命中贵族的作用和早期工业革命的社会影响。历史学家小组力图维护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希望恢复英国人民的革命传统。 [16] 萨姆·阿什曼对历史学家小组的贡献与不足予以简要评述。 [17] 戴维·帕克研究了历史学家小组下设的16—17世纪分组关于意识形态、绝对主义和英国革命的争论，并对之进行评述。 [18] 安德烈亚·邦凡蒂的研究则聚焦历史学家小组下设的地方史分组，以及历史学家小组黄金10年间霍布斯鲍姆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发展和特征。 [19] 埃米尔·沙巴尔聚焦历史学家小组对霍布斯鲍姆的重要影响。 [20]
历史学家小组兼具学术与政治双重使命，其成员兼具历史学家与共产党员双重身份，如何在学术与政治之间找到平衡，直接影响历史学家小组的发展。在1956年之前，历史学家小组并没有感受到学术与政治的抵牾，但1956年苏共二十大使得学术与政治处在对立面，引发历史学家小组的危机。约翰·萨维尔回忆了苏共二十大对英国共产党和历史学家小组的影响，以及他与爱德华·汤普森创办杂志以讨论苏共二十大所揭露的问题之经历和他们退党的前后过程。 [21] 霍布斯鲍姆在自传中回忆了他所经历的1956年危机，他指出：历史学家小组最先积极地要求英国共产党进行改革，并解释了他继续留在党内的原因。 [22] 戴维·伦顿分析了1956年危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不同影响。 [23] 保罗·弗卢斯和约翰·麦克劳瑞搜集了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在1956年创办的《理性者》（ The Reasoner ）杂志的内容及其他相关文献，并撰写文章介绍两人在1956年危机中的活动。 [24]
此外，哈维·凯伊第一次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群体展开系统研究，他对多布、希尔顿、希尔、霍布斯鲍姆和汤普森5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研究旨趣展开论述，他认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作为一个整体，“代表了一种理论传统：这种传统通过 ‘阶级斗争分析’的方法和‘自下而上的历史学’的观点来寻求重建历史研究与历史理论”，从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或历史唯物主义。 [25] 数年之后，凯伊又对乔治·鲁德（George Rudé）、维克托·基尔南（Victor Kiernan）、莫尔顿（A.L.Morton）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展开研究，分析他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历史的史学实践。 [26] 理查德·约翰逊探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群体与工人阶级的历史书写问题。 [27] 拉斐尔·萨缪尔（Raphael Samuel）则梳理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发展、激进民主主义的历史变迁、新教与非国教和科学理性主义的互动影响等内容，系统阐述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学术传承等问题。 [28] 戴维·伦顿认为，“人民”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著述中的一个关键词，并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一方面关注普通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他们的研究大多聚焦他们民族的历史。 [29] 韦德·马修斯分析了爱德华·汤普森等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民族认同问题。 [30]
总体而言，国外学界围绕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与发展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为本书的完成奠定了良好基础。但美中不足的是，一方面，国外学者主要关注单个或几个历史学家，没有对整个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群体展开系统研究；另一方面，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与社会变迁的互动影响缺乏足够关注，使得相关研究维度缺失。
中国学界在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过程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是最早被关注和研究成果最多的领域。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史学界开始引介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以沈汉 [31] 、姜芃 [32] 、周樑楷 [33] 等学者为代表。这些成果涉及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主要研究成果、史学思想、史学方法等内容。在中国学者编著的西方史学史著作中，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也是不可或缺的内容。例如，徐浩、侯建新在《当代西方史学流派》中比较全面地介绍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概况、理论贡献和研究领域，作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在英国诞生，肯定了历史学家小组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并指出“1956年前后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34] 。张广智在《西方史学史》中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并不是一个有固定成员的学术团体，但他们都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他们的历史研究。 [35] 周兵、张广智、张广勇在《西方史学通史》中指出，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酝酿阶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形成和发展，他们认为：“学派的代表人物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来阐释历史、书写历史，时刻通过其著作文本表达人文科学和历史科学的现实关怀，并以其丰富的历史理论与史学实践而享誉国际学术界。” [36] 然而，这些介绍大多较为宏观、比较宽泛，未能深入考察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问题。
中国学者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早期发展史的研究比较薄弱，例如梁民愫探析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渊源，杨子政梳理了历史学家小组“思想的战役”的形成背景和表现等内容； [37] 张亮从哲学的角度考察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兴起； [38] 程祥钰从文学的角度考察历史学家小组在英国左翼政治图谱中承上启下的作用。 [39] 中国学者尽管已经注意到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早期发展，但在系统性、整体性和深刻性方面仍有待加强。另外，从历史学视角出发考察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早期传播仍有很大空间。再者，中国学者限于史料，对历史学家小组的研究更是十分薄弱。基于此，本书将立足翔实的档案史料，遵循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追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希望以此弥补国内学界相关研究的某些不足。
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与英国共产党及其下设的历史学家小组联系密切，故此英国共产党的档案材料是本书最为倚重的史料。此外，一些有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例如，爱德华·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约翰·莫里斯（John Morris）、萨维尔等人，均有个人档案存世，加上他们撰写的回忆材料、接受的采访、创办的期刊等，都是本书的一手资料。
一是档案资料。英国共产党的档案目前存放在曼彻斯特工人史档案馆和研究中心（LHASC），现已电子化，可通过英国共产党档案馆官网查阅相关档案材料。 [40] 本书利用较多的档案材料是历史学家小组的档案。英国共产党档案馆中关于历史学家小组的档案包括历史学家委员会会议记录、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名单、历史学家小组秘书埃德温·佩恩（Edwin Payne）和琼·西蒙（Joan Simon）的笔记和通信等、历史学家小组及其16—17世纪分组的文件、历史学家委员会成员贝尔·摩尔（Bill Moore）的文件、历史学家委员会成员阿尔夫·詹金（Alf Jenkin）的通信、《地方史学报》（ Local History Bulletin ）和《我们的历史》（ Our History ）等期刊。另外，散落在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手中的档案材料也比较丰富，大都由相关人员捐赠给档案馆或图书馆保存。例如，莫里斯的档案收录在伦敦大学学院，希尔的档案在牛津大学贝里奥学院图书馆中，萨维尔的档案位于赫尔大学劳工档案馆中，汤普森夫妇的档案捐赠给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萨缪尔的档案存于主教门研究所（Bishopsgate Institute）。近年来，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了英国军情五处（MI5）监视霍布斯鲍姆、希尔、爱德华·汤普森等左翼历史学家的档案，这批档案成为研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重要史料。 [41]
二是报刊资料。报纸和期刊是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传播其史学解释的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传播的主要媒介。英国共产党的报纸和期刊方阵包括《工人日报》（ Daily Worker ）、《世界新闻与评论》（ World News and Views ）（后更名为《世界新闻》）、《共产主义评论》（ Communist Review ）、《劳工月刊》（ Labour Monthly ）、《现代季刊》（ Modern Quarterly ）和《马克思主义季刊》（ Marxist Quarterly ）。历史学家小组创办的期刊包括《地方史学报》（后更名为《我们的历史》）和《过去与现在》（ Past and Present ）。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萨维尔和爱德华·汤普森创办《理性者》（后更名为《新理性者》）。
三是访谈与回忆资料。《激进历史评论》（ Radical History Review ）从1976年开始对左派历史学家进行访谈，包括爱德华·汤普森、霍布斯鲍姆等13位受访者。访谈内容大都发表在《激进历史评论》，后辑成《历史的视野》（ Visions of History ）一书。在该书导言中，编者认为，有些问题只有老一代激进知识分子才能回答，包括冷战时期的政治压抑怎样影响他和他的著作，怎样评价新左派？采访目的是探求这些激进史学家的政治观点与活动如何影响他们作为历史学家的实践方式。 [42] 伦敦大学历史研究所（Institute of Historical Research）采访了希尔、希尔顿、霍布斯鲍姆、萨维尔、爱德华·汤普森、多萝西·汤普森（Dorothy Thompson）等。 [43] 丹尼斯·德沃金为撰写《文化马克思主义在战后英国》一书，采访了30多个来自不同背景和代际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参与者，包括希尔顿、霍布斯鲍姆、希尔、萨维尔、爱德华·汤普森、基尔南等。凯伊也对多位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进行了访谈，主要就他们的史学观点、研究方法、人生经历等方面进行访谈，相关内容在其著作中得以呈现。安东尼·豪对霍布斯鲍姆进行了采访，前后共有4次。 [44] 中国史学人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及其研究者的访谈，主要包括爱德华·汤普森、霍布斯鲍姆、希尔顿，以及爱德华·汤普森的研究者布赖恩·帕尔默。 [45]
当事人的回忆也是重要的研究资料。霍布斯鲍姆作为历史学家小组的主要参加者，而且在1956年前后担任历史学家小组的主席，因此他的回忆文章和自传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46] 同为历史学家小组成员的萨维尔的回忆录以时间为线索，记述从学生时代到退休的经历。其中第三章对历史学家小组的形成背景、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构成、历史学家小组对成员的影响等均有记述，第四章从苏共二十大谈起，集中记述了与汤普森夫妇一起创办《理性者》的缘由经过，并对退党前夕的感受有所着墨。 [47] 萨维尔对1956年危机有专门回忆，作为《理性者》创办者的萨维尔的回忆是研究1956年危机的重要资料。 [48] 多萝西·汤普森也是历史学家小组的成员，对历史学家小组和道娜·托尔（Dona Torr）对年轻一代历史学家小组成员的影响和1956年危机均有所回忆。 [49]
四是纪念文集。纪念文集因为一则有对这些人的回忆文章或者介绍性文章，二则可以看到其挚友或学生的史学观点与其继承关系，故具有较大的研究价值。这类纪念文集主要包括莫尔顿和托尔的纪念文集。 [50] 《过去与现在》期刊每逢参与期刊创立者或为期刊撰稿者的历史学家小组成员去世时，均会刊登纪念文章。 [51] 此外，还有大量零散的纪念文章，例如特伦斯·伯瑞斯写的纪念希尔顿的文章， [52] 沈汉等撰写的关于汤普森和萨缪尔的纪念文章等。 [53]
本书旨在探究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梳理与总结马克思主义英国化的历史进程及其经验教训，将聚焦下述问题：（1）马克思主义在英国的早期传播与接受；（2）历史学家如何接受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书写历史；（3）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与研究范式的形成问题。基于上述三个问题，第一章分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英国的早期传播，从英国的社会主义传统到英国左翼政治组织，再到英国共产党的建立，概述英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组织和政党对马克思主义在英国传播的影响。特别是英国共产党的建立与重组，及其路线从“阶级对抗”到“人民阵线”的转换，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英国马克思主义正统的影响。在“人民阵线”中，一大批左翼知识分子在文学、科学、戏剧等领域作出了瞩目成就，成为马克思主义在英国发展的繁荣时期。
第二章概述20世纪30年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初步发展，在“人民阵线”的旗帜下，众多历史学家和历史爱好者尝试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撰写进步史学，继承和推进自韦伯夫妇、哈蒙德夫妇、科尔和托尼等人以降的劳工史学传统，努力恢复英国的民主与革命传统，为英国共产党提供可资利用的历史知识。尽管这一时期英国尚未形成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群体，但关于历史的新看法与新阐释在个别著作中得到体现，以托尔、莫尔顿、多布等为代表。他们的著作奠定了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础，使英国成为少数孕育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派的国家之一。
第三章和第四章聚焦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的建立、发展及其史学实践。历史学家小组的成立标志着有组织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群体的形成，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大本营”。历史学家小组集中学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重新解释英国历史，是孕育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的“孵化器”，以霍布斯鲍姆、希尔、希尔顿等为代表的一批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迅速成长起来，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也顺势而兴。第三章介绍历史学家小组成立的过程、成员谱系与组织架构、期刊网络的建立与发展、史学观念与实践、《过去与现在》的创刊与发展、历史学家小组的危机与嬗变等内容。第四章聚焦英国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形塑，考察历史学家小组如何在革命之争、过渡之争、地方史研究和人民史学等历史实践中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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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Dorothy Thompson, Outsiders:Class,Gender and Nation ,London:Verso,1993.
[50] Maurice Cornforth,ed., Rebels and Their Causes : Essays in Honour of A . L . Morton,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78;John Saville,ed., Democracy and the Labour Movement : Essays in Honour of Dona Torr ,London:Lawrence & Wishart,1954.
[51] Peter Coss,“R.H.Hilton”, Past and Present ,Vol.176（August 2002）,pp.7-10; Eric Hobsbawm,“Victor Kiernan”, Past and Present ,Vol.208（August 2010）,pp.3-8.
[52] Terence J.Byres,“Rodney Hilton（1916-2002）:In Memoriam”, Journal of Agrarian Change ,Vol.6,No.1（2006）,pp.1-16.
[53] 沈汉：《史学巨擘杰出一生：悼念爱德华·汤普逊》，《世界历史》1994年第1期；《纪念英国左翼史学家拉斐尔·萨缪尔》，《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第1期；刘为：《为了理性——纪念E.P．汤普森》，《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