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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对时代精神以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具有涵养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揭示其内在的涵养作用机制之前，我们需要对中华文化从古至今的全部旅程做一番总体的描述。而“中华文化”太宽泛，我们不妨聚焦于“中华价值观”，看看它是如何从远古走来，进入时代的舞台的。我们需要对中华文化特别是中华价值观有个总体的概观，这样才能在后续的篇章中做具体的分析探讨。对此，我们需要揭示另外一些问题，例如：这种涵养作用是断断续续发生的还是连续发生的？它是超越时空的，还是受限于特定时空条件的？它是“隔山打牛”式的定点涵养，还是以历史本身为载体的连续性涵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本章就是通过对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中华价值观的演变与发展历程，来说明传统文化对价值观的涵养是一个持续的不断传递和推进的过程。从历史的总体过程来看，它形成了一条完整的涵养之链。
探索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和演变历程，学术界似乎习惯把中华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分为两截。要么研究传统价值观的演变，要么研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变。这两者之间就注定无法打通吗？中华文化是一条生生不息、不断延续的生命之链，从古到今，它就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既如此，无论是古典的价值观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都是中华价值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之间的链接，就体现了中华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与发展历程。因而，我们就有必要以总体性视域来探讨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从古典形式到当代形式的演变与发展历程。
从先秦到当代，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呈现出明晰的演变与发展逻辑。先秦，是中华核心价值观的原创时期，儒、墨、道、法四家都有各自的贡献；秦汉时期，则是中华核心价值观进行第一次大整合的时期，先秦各家的主要观念被整合进以“三纲五常”为标志的价值观体系之中；魏晋至宋明时期，是中华核心价值观进行第二次大整合的时期，以“天理”代替礼义，以“良知”代替仁爱，进入了新的语境；清代至现在，是中华核心价值观第三次大整合时期，一些现代价值观被引进价值观体系，同时继承和光大一些传统价值观，形成了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本章所说的先秦，是指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往往意味着文化的原创时代。这一时代，贤人与智者辈出，他们提出自己的理论学说，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或讲礼义，或讲法治，或讲鬼神，或讲德治，彼此论辩，滔滔不息，演绎了一段精彩纷呈的历史。
在那个“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百家面对当时的社会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从而也构筑了自己独具特色的思想话语体系。这些思想话语体系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指向，因而也是一套价值观体系。
先秦时期，正因为诸子蜂起，百家殊方，所以大致说来，各家各派的思想都是一套独特的价值观体系。那么，哪些思想流派的价值观可以代表先秦的价值观？先秦思想界虽然号称“百家”，只是言其多而已，真正具有独立的理论形态，有完整价值观体系并对当时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只有四家，即儒、墨、道、法。“昔人论先秦学术，每有百家九流之称。然就政治思想言，仅儒道法墨四家足为大宗。此四者不特各有发明，自成家数，且能将晚周时代之主要思想态度代表无遗。” [1] 萧公权先生认为，就政治思想而言，儒、墨、道、法四家足以代表先秦的思想全貌。其实，政治思想体系也就是价值观体系。政治思想体系就是一套关于如何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学问，价值观也就是用来调整人际关系包括利益关系的行动准则和选择依据，价值观体系本身就有它的政治意义和政治向度，它也可以表现为一套政治的思想体系。萧公权先生的关于先秦思想代表的说法，同样可以适用于对先秦价值观状况的考察。
儒、墨、道、法四家，思想观点可能各异，但就对人生社会的态度而言，儒、墨、法倾向于积极，道家倾向于消极。萧公权把这四家分为三派：一曰人治派，儒、墨两家属之。儒家追求以君子人格为主体。君子以德位兼备之身，收修齐治平之效。墨子之论亦注重贤人，治乱之关键系于从政治国者之品性。两家有相通之处，区别在于，儒之君子颇带贵族色彩，墨之贤人多为平民身份。二曰法治派，即法家，此派之论无不以刑法为要素，其得在于明法制，重刑罚，其失在于刻薄寡恩，缺乏人本意识。三曰无治派，即道家，老庄讥斥仁义，厌弃法令，去智寡欲，不尚贤能，而以自然无为为理想的价值追求。
先秦学说产生于大体相近的历史环境中，各派之间难免交互产生影响。墨子曾受儒家影响。《淮南子·要略训》谓：“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其礼烦而不悦，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法家思想的一部分也由儒学蜕变而来，韩非李斯并出荀况之门，吴起仕魏，施政大有法家之风，而《吕氏春秋》谓其学于曾子。二家的理论亦有可贯通之处。儒家“正名”之义，施之于士大夫为礼，行之于庶人为刑。及宗法大坏，礼失其用，正名之旨逐渐趋于刑法。法家亦受道家影响，《韩非子》有《解老》《喻老》。《管子》之《心术》《白心》等篇亦阐黄老之旨，而《庄子·天下篇》以彭蒙、田骈、慎到并为齐物之一派。道家与墨家亦相通，宋钘或为墨徒，故《孟子·告子下》篇载其非攻之志。然《荀子·天论》篇谓：“宋子有见于少，无见于多。”《正论》篇谓：“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为多是过也。’”又谓：“子宋子曰：‘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庄子·天下》篇更称其“不累于俗，不饰于物，不苛于人，不忮于众。愿天下之安宁，以活民命。人我之养，毕足而止。以此白心”。凡此数端，皆与道家之旨相接近。至于四家之外的，也与四家有关联。“农家曾受墨家之熏染，阴阳似为儒之傍枝。” [2]
儒学价值观核心概念是“仁”，正如梁启超所说的，“儒家言道言政，皆植本于仁” [3] ，“仁”概念产生于先秦，但作为观念在社会中流行却在很早以前的部落时期就有了，有关虞舜孝亲的故事传说，说明“仁”本是中华先民的原初观念，经过两周礼乐文明的推动和升华，“仁”观念更与西周“德治”相表里，并通过宗法礼制建设而得以强化。从而，“仁”在先秦成了一种上接国家政治下通庶民行为的普遍性的社会观念。
到了孔子，出于对三代之治的追慕，也出于对西周礼乐文明复兴的愿望，孔子把弥散在社会生活的“仁”观念正式提炼出来并作了多维度、多侧面的诠释，围绕着“仁”，孔子进一步提出诸多范畴，如义、礼、智、信、恭、宽、敏、惠、温、和、俭、让等，构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孔子希图通过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建构，并以礼仪系统作为载体，将之输入社会，从而建成一个人本化、人文化、文明化的国家与社会。
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证了成仁的可能性。孟子认为，人先天具有“良知良能”，这种“良知良能”体现为“四端”，即恻隐之心、辞让之心、羞恶之心、是非之心。四端即善端，所以，人性本善。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必然成为圣人。“涂之人可以为禹”不等于“涂之人必然为禹”。所以，要加强修养，提升德性，把善端扩充开来，成就君子人格。儒家追求的是通过个体的修养和礼仪的教化，使个体自觉地认同社会的秩序和规范，从而达到社会的总体和谐。
总体而言，先秦儒家倡导忠君孝亲、修齐治平、礼义廉耻、中和中庸，倡导积极有为的入世精神，提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社会责任感。先秦儒家初步提出了中华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理念，提出了涉及个人、社会、国家各个层面的概念和范畴，这些范畴都具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如忠、孝、廉、耻、礼、义、仁、智、信、诚、中、和、德、慈、惠等。为个人的奋斗、社会群类的聚合、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基本的价值指向。
说到中华价值观，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种派别的存在，那就是道家。道家的核心范畴是“无为”，无为不是不作为，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有为，即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去认识和利用事物，尊重事物的本性和规律，不强力强为，不乱作为。无为有两层意思：一是不做卖弄智巧违背自然的事情；二是“无为而无不为”。要实现第一层意思，则要绝圣弃智，返璞归真。实现第二层意思，则要“守雌”、“守柔”，以“不行动”的方式去行动。虽然第二层意思后来演变成一种政治的谋略，但老子的出发点都是在于让人模仿宇宙“自然”的特性，以自发的和无为的方式去行动。庄子则把老子的“无为”发展成“逍遥游”，它倡导生命的游乐化。如果说老子所关注的是社会的不公正和自然本性的异化，庄子则更关注个体生命的不自由，它通过确立相对主义的观物方法，“材与不材之间”的生存策略，最后达到“心斋”、“坐忘”、“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超越生死时空的自由境界。综合老庄道家的思想，可以概括出它们的价值观：自然无为、主静贵柔、自由逍遥。其中的核心概念是无为与自由。
道家中的庄子，对儒家有为政治虽持悲观态度，但对人性本身则持乐观态度。他始终认为人性物性各有其宜，凡出于自然者皆其美善。孟子道性善，荀子主性恶。庄子则与孟子相近。然孟子谓性含善端而未全善，故欲以教化使之完成。荀子谓性含恶端而趋于暴乱，故欲以礼义矫之，使归平治。庄子独认人性自然完善，所需者只是社会之自由，无待乎君子之教化。有极端的个人主义之嫌。
儒家与墨子，实有相似之处，墨学乃平民化之孔学。二者的根本精神实可相通。墨学之本在“兼爱”，其价值观体系在于兼爱、非攻、尊天、明鬼、尚贤、尚同、节用、非命。其价值观之核心在“兼爱”。墨家认为，世间由于人的自私而不相爱，救乱之方在于去人之私而使之相爱。“若使天下兼相爱，爱人若爱其身，犹有不孝者乎？视父兄与若其身，恶施不孝。”（《兼爱》）兼爱必有待于尚同，趋利，避害，乃人性之本然。苟无外力以节制之，其势必至于争乱不止。故必设立天下共同之政权，以为百姓行动之标准，使个人化除自私，而归心于全体之公利。墨子立“尚同”以为政治制裁，理论上并未到此止步，又进一步倡“天志”、“明鬼”之说，以为宗教制裁，这种“神道设教”的用意显然在于借神权以加强其学说的力量。神道设教虽为初民社会的一种必然现象，但到民智稍开之后，对鬼神不复信仰，“天道远，神道迩”已成一种普遍性共识的时候，墨子仍以此与儒家的人本思想相抗衡，并希望以之移风易俗，致天下于太平，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当然，墨家宗教思想虽然粗疏，甚至浅薄，但他们的“非命”之旨则颇有起懦振迷之效，这为儒家所不及。
孔、墨同生于晚周世卿制度已坏但影响未除的时代，“权臣执国命”的情况正炽，所以孔子尊德，墨子尚贤，立说形式有异，但匡正时弊之用心则殊途同归。“不义不富，不义不贵。不义不亲，不义不近。”“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劳殿责，量功而分禄，故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尚贤》）墨子尚贤之旨于此语已概括了。墨子以为，给国养民乃艰巨之事业，若非贤能之士，必不能胜此重任，居上位者必有出众之才，而尚贤乃“为政之本”。
墨子思想还有另一特点，就是崇尚节俭，包括节用、节葬、非乐，这与儒家有区别。墨子还强调“非攻”，即反对战争，在这一点上，与孔门的“仁义之兵”有一脉相通之处。
法家的核心价值是“法”，韩非说：“人主之大物非法即术也。”（《说难》三十八）法用之于国家治理即法治，法家之所谓法治，一曰广布法律知识，即以律令之文宣示大众；二曰以赏罚为制裁，即赏善罚恶，赏刑并重；三曰任法必专，任法不专虽行而不能，法令是政治生活中唯一的标准。此外，一切私议悉在摒弃之列。与法相应的，还有所谓的“术”、“势”，这些是法治所必备的配套技术。古代法治思想丰富，但其与现代法治思想有很大的距离，以近代、现代的标准来衡量，其仍是人治思想之一种。
可见，在先秦的思想界，犹如桌上的一个大拼盘，当政君王各取所需，但都没有哪一家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他们的思想有相通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甚至对立的地方，这正是中华文化轴心时代的特色，既可通约，又具张力，为以后具有统一形态的内涵丰富、含摄广泛、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先秦是中华价值观的原创时期，价值观的产生是社会生活实践以及思想家的反思建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春秋战国正是各派思想竞相争鸣的时代。自西周学术下移之后，文化的多元、权力的多元，造成了价值的多元。因而这也是一个需要并开始进行价值整合的时代。各家在相互批判同时也相互吸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价值观，这为以后中华民族整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能够完成价值观的整合，是需要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国家政权，国家越强大，统一的程度越高，价值观的整合度也就越高。秦汉是中国历史上国家价值观第一次大整合的时代，秦朝的政治哲学是法家理论，这是一种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鼓吹君主专制的极权主义理论，经过秦王的实践，引发了秦人极度功利、进取、尚武的精神追求，这是与儒家的仁爱原则完全不同的另一路数。秦人的价值观实践对中华民族精神的形成提供了一种反面教材。秦二世而亡证明急功近利、残暴酷烈的作风无法维持住一个强大统一的国家。
汉代包括西汉和东汉，前后430余年，这是我国历史上的英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英雄时代，其价值体系的整合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汉代统治者秉持着怎样的执政理念？又经过了怎样的意识形态建设实现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与管理，从而结束“道术将为天下裂”的局面？
汉初按受秦的教训，知道“可以马上得天下，但不可以马上治天下”，贾谊说得很清楚，“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过秦论》）。所以，汉初统治者奉行黄老道家，秉持清虚自守、与民休息、刑德相养的统治方式。清净无为的治世原则、生产富民的经济目标和养神重生的生命意识，对于汉初的社会现实来说显然是十分必要的，所以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崇尚。
伴随着统一的中央政权的建立，国家也着手建立统一的价值观体系，秦因为政权的短暂而没有完成，汉则经过长期的思想斗争和理论纠葛，最终确立了儒家经学作为主流价值体系。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一代儒家除了继承先秦儒家的礼义、孝道、忠信等价值观外，还吸纳了法家的法治思想、阴阳家的“名分”观念、墨家的“天志”观念，是对以往的价值的大整合，更是对先秦儒家价值观的发展。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强调积极有为，主张全面更化，强调思想统一，主张德主刑辅，重建天上神权，宣扬天人感应，使得儒家的价值观念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升为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在汉代，先秦的墨家和法家或者被儒家吸收肢解，或者被黄老吸收肢解。墨子的“天志”、“明鬼”以变相的形式融合在董仲舒的天人体系之中。“天者百神之大君”（董仲舒语）与其说来源于儒家，不如说来源于墨家，甚至其“谴告”说，最初的表达形式也是由墨子提供的，而“尚同”则在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中成为生活的现实。至于“节用”、“非攻”作为一些具体的政治社会主张，既在道家思想中，又在儒家思想中，在各种政论中被反复论及，成了人们普通的常识。
法家思想呢？它和黄老本来是一个体系。汉初的黄老思想，就是与清静无为相结合的法家思想。在儒家体系中，法家重刑名法治的主张也作为德治的一种补充被吸收和肯定。因此，先秦“诸子”在汉代真正被综合了，墨家、法家甚至名家、阴阳家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和思想体系消失而不复存在，但实质上则被继承和保留着。因此，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价值观建构上看，不仅不是百家争鸣消失的原因，相反正是结束分争而建立综合性的价值观体系的历史要求与愿望的反映与自觉。
两汉时期价值观整合的过程，大体以两条线索表现出来，第一条线索是汉初儒道思想的斗争与互补，第二条是儒家经学内部的斗争与融合。
汉初儒道思想的斗争与互补，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先秦和汉初。儒道作为两种体系完全外在地对立着。“世之黜老子者，则非儒学，儒学亦非老子。道不同，不相为谋。”（《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第三》）两者的斗争，有时甚至达到你死我活的白热化程度。
第二阶段，在儒学被定于一尊后，虽然黄老和儒学的对立更加尖锐，但两者相互吸收融合的趋势却在形成。
第三阶段，儒家思想吸收黄老的基本观念，成为自己体系的基石，而使儒学本身发生了重大变化。
汉代的儒家经学与先秦儒学已有所不同。它是以儒家为中心，而又吸取黄老之学，糅合阴阳、名、法所精心构筑的封建思想体系。作为这一思想体系之核心的价值观念是“三纲五常”，“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三纲五常”价值观念体系的树立，标志着取得政权后的新兴地主阶级价值观念选择的完成。它是在汉初七八十年的价值观念斗争中，在儒与法、儒与道的矛盾冲突中逐步实现的，儒家的价值观念经过艰难曲折的道路，上升为汉代占统治地位的思想。
汉代价值观整合的第二条线索是儒学内部的经学之争，自通过“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确立了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对政治和学术的指导地位之后，汉武帝为应对周边战争而建立了战争体制，国家的指导思想也实行外儒内法，崇尚功利的法家思想又压倒了崇尚礼义的儒家思想。战争结束之后，战时体制结束。经过著名的盐铁会议，儒家思想又重新崛起，到汉成帝时期完全居于统治地位。
汉代儒学采取了经学形式，即以解释儒家经典来阐发思想。独尊儒术之后经学迅速发展，在经学中，由于对经书的解释和学者们对经、传的理解不同，经常发生分歧。例如，《春秋》经有《公羊》《谷梁》《左氏》三传，前二者详于解释经文义例，后者详于春秋事实之叙述。前汉时，公羊春秋与谷梁春秋虽然皆为今文经学，但由于二者的主要精神有异，经学家的理解不一，所以常常发生争论，弄得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甚至形成门户之争。公羊春秋的主要精神是强调大一统，所以它适应了汉代初期实现统一的需要，得到统治者的崇尚。但公羊春秋中却贯穿着“大义灭亲”的严刑峻法思想，这就为法家思想留下了余地。事实上，汉武帝虽然在思想上尊儒，但其内外政策都打着深深的法家烙印，具有强烈的功利意识，这显然与公羊学的影响有关。公羊学的这种特征，尽管加强了中央集权和等级制度，但却削弱了儒家的宗法情谊和宽厚仁爱。以价值观言之，它虽然有利于“三纲五常”中政治价值层面的弘扬，但却轻视了其中的伦理道德价值。而谷梁春秋学正是以重礼义教化并贬斥非礼行为的倾向。同时，它还极力主张政治统治上的“德治”思想，故对那些只顾个人享乐而不顾百姓死活的君主持严厉批评态度，其在学术承传上继承了先秦思孟学派偏重仁义王道的思想内容。可见，谷梁学具有加强宗法礼仪的控制功能。后来，通过召开“评议五经同异”的石渠阁会议，谷梁学获得与公羊学同等的地位。这之后，西汉统治者才真正把礼治思想和礼制建设提到了首位，使重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伦常之礼的礼教精神，日渐向社会扩大和深入。从此，重“大一统”、“行赏罚”的公羊春秋精神和“重天伦”、“贵礼治”的谷梁春秋精神相辅相成，共同成为“三纲五常”的精神支柱。
总之，汉代的主流价值观的核心范畴是三纲五常，此外还有天道、王道、大一统、六纪、天人感应、阴阳尊卑、王化、刑名、礼教等。这些都是吸纳、陶铸先秦各家价值观而形成的，并初步成为我们民族发展的成型的价值观体系。
魏晋玄学以简约的、精致的思辨特色而著称，一方面它在政治上继承了汉儒尊崇儒家伦理价值的思想，另一方面在哲学上抛弃了汉代的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说教而用改造了的老庄哲学对儒学名教作新的理论上的阐发，从而调和了儒道两者的思想，其思想的主要范畴有：有、无、本、末、静、躁、名教、自然、独化、自性等，这些范畴是用来讨论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的。“名教”是有关儒家的价值体系，“自然”则是道家的价值观体系，所以魏晋玄学从理论层面并没有扩充或丰富传统的价值观，它只是在社会面临分裂、价值观陷入混乱的时候提出了正统的价值观体系如何保证其正确性和普适性以及民众通过何种方式达到在认同主流价值的前提下获得精神自由的问题。郭象的“独化”理论就是当时一种相对完满的解决方案。
魏晋时期在中华民族价值观的发展史上，无疑是以其理论范式的转换和创新为特色的。
汉朝末年，黄巾大起义的冲击和董卓之乱，使风雨飘摇的汉帝国最终分崩离析，在随后的约400年的战乱中，农耕文明受到了游牧文明的巨大挑战。在血与火的历史中，汉族、匈奴、鲜卑、羯、氐、羌此消彼长，政权的更替十分频繁，在大一统政权覆灭的废墟上，全国范围内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接着是短命的西晋统一，随后西晋灭亡，先有十六国的割据，后有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北周的政权更替，在南方，则先后有东晋、宋、齐、梁、陈诸王朝的出现。在这山河破碎的局面下，思想文化及价值观赖以生长、培育的文化生态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思想史上，两汉学术主流为经学，魏晋学术的主流则为玄学，玄学也被称为“新道家”。是一种以融合名教与自然为目的的非常独特的学术思潮。玄学在价值观发展史上的独特贡献，是把道家的部分价值观引进民族主流价值观体系。在价值观的第一次大整合过程中，道家的价值观曾被儒学充分地吸纳，在汉初，黄老道家曾作为治国理政主导思想，统领思想界几十年，对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以致董仲舒的公羊春秋学包容了不少道家的思想材料。综观两汉时代，虽然思想界是儒家经学占据统治地位，但道家思想的影响一直没有消除，作为一种次生形态，存续于民间社会中，因而道家的价值观部分地支配着民间的基层社会。那个时代的农民起义，打出的往往是道家的旗号，那就意味着，民间社会试图以道家的价值观整合社会思想。在主流社会和精英阶层，道家的思想自东汉中期以后，也逐渐从蜇伏状况而走向前台，例如，西汉末年的严遵、扬雄、桓谭，东汉的王充、仲长统等，他们在反对官方儒学的神学目的论说教时，一般都在不同程度上吸取了道家崇尚自然无为的思想。扬雄主张吸取老子清静无为的道德学说，反对老子废弃仁义、绝灭礼教的观点。王充尊崇黄老，反对天人感应的官方儒学，他继承道家的天道自然无为思想，以批驳天有意志的儒家神学。魏晋玄学正是延续了两汉道家的传统，用道家的自然无为学说，展开自然与名教之辩，论证等级制度的合理性，调和儒道两家的思想。
魏晋玄学在价值观发展史上最显著的贡献莫过于把庄子的“自由”概念引进学术话语，并通过部分精英人物的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了庄学的自由精神。魏晋人的谈玄论道，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清新的格调，与之相伴随的，也带来了平等宽容的气氛，那手挥麈尾、侃侃而谈的情态，或许不免失之浮华和张扬，然而这正是魏晋人率性而为、得意忘象的内在品质的表现，是不拘形迹、挥洒自如的精神气质的具象化。魏晋风度，体现了人们对于自己进行肯定的强烈自信心，是主体自觉的表现，是自由精神的自然流露。
魏晋之后，社会处于长期的分裂动荡之中，加上佛教的传入，中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其佑文政策的推行，使中国古典文化发展达到高峰，且其统一、独立、强大的国家的建立，又推动了第二次中华价值观的大整合，宋明新儒学的出现是这种价值观整合的标志。宋明理学以儒学为基础，整合了儒、释、道三种文化资源和价值观资源，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建立了新儒学，即把儒学的价值观体系推进到了新的高度。
宋明时期，是中华文化发展达到高峰的时期，也是中华价值观获得最完备的形态并获得精致的理论支撑的时期，还是核心价值观被士人进行严格的实践并发展出完备的修养学说的时期。因而，随着文化的发展，核心价值观在此时也达到了其高光的时期。
宋明理学对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演进与发展所作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建立了精致的理论体系；第二，建立了系统的修养理论与境界学说，打通了现实与理想、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形上与形下的界限；第三，提出了系统的、明确的价值观践履方法。这些都体现了宋明理学在价值理论与价值实践方面的创新。
“理”或“天理”概念的提出以及围绕“理”所建立的范畴体系和话语体系，是对以往理论和价值观的一次全面的大整合。“理”或“天理”概念将儒家的三纲五常、大一统观念，道家的天道观含摄其中并进行了时代化的提升。它不仅使价值观变成一个高高在上的令人产生敬畏感的信仰目标，而且使其获得形而上的理论支撑，摆脱了董仲舒那种粗俗的神学论证，通过吸收佛家的思辨逻辑方法，使儒学的价值信仰变得既空灵又实在。
就建立系统的修养理论与境界学说来说，以前的儒家在这方面所提供的话语资源并不多。原始儒家在个体修养方面略有发明，而道家虽然关注个体生命的自由问题，但具体的修养过程，则在他们的话题之外，不过其关于人生自由本性的论说，为新儒学的“境界”理论的形成提供了话语资源，而佛教的心性学说则给新儒学以重大的启发，促使他们发前人所未发，建立系统的修养学说，弥补了以前儒学对个体价值实践的细节关注不足的问题。宋明理学所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就是对人的生命实践过程的重要设计。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认知活动到身心调适到道德践履再到治国理政，打通内圣与外王、器物与天理、世俗与信仰的隔碍，实现个体生命与外在世界的圆融无碍，为君子人格的养成设计了具体可行的实现途径。
与原始儒学相比，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了重大的转换，出现了大量新的哲学范畴，这些新范畴有：气、理、道、太极、阴阳、神化、一两、形上、形下、体、用、心、性、情、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未发、已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知、行、格物、致知、德性之知、闻见之知、涵养、省察、敬、静、诚、仁、乐等。这些概念，有本体论方面的，有心性论方面的，有修养论方面的，这说明，此是一套非常完备的价值观体系。从形上根据到终级关怀，从人性善恶到心灵境界，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各个层面都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导向。
宋明之后，儒家的价值观范畴更换了表达形式，以“天理”涵盖礼义，以“良知”替换仁爱，后者包容前者，并进入新的语境。这不是简单的语言包装，是价值观经过整合之后而呈现的新面貌。同样是宋明以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因发展到烂熟而走向衰落，统治者在动荡的现实中仍想通过极端的手段来实现传统价值对社会的控制，并不厌其烦地对儒学的价值观进行偏激化和专制化的解释，这反而妨碍了主流价值对人心的凝聚，终于随着传统制度的解体，传统主流价值体系也轰然坍塌，随着旧制度的灭亡，传统的价值观也遭到众口一词的批判。
在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遭受西方文化的强势冲击，国民的信仰结构完全解体，19世纪初期中国的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所进行的“道路”和“真理”的探索固然包括了对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道路与方法的探求，但同时也包括了民族文化发展和中华价值体系重构的方向性思考。五四运动就是民众积蕴的改革情绪的大爆发。从洋务运动的学习西方器物技术，到戊戌变法移植西方的某些制度，再到五四运动重构中国的文化体系。在这场重构运动中有不同的思路与方案，有“全盘西化”、有保守主义、有马克思主义、有自由主义、有无政府主义等，最终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革命的指南，也作为文化重构的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中国共产党进行文化重构的基本范式，也是进行中国革命和建设获取正当性支持的理论基础。从民族文化发展的宏大视野来看，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就是一场民族文化、民族价值观体系的大整合历史，其规模和深刻度，丝毫不逊色于春秋战国时期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历史上，因有佛教的传入而后有以宋明新儒家为代表的价值体系的产生，同样，因有西方文化的冲击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后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体系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也就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近代中国中西合流的新阶段，这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代替了进化论而成为指导人们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世界观，更是指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取得了新的理论形态，这就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毛泽东思想。” [4]
在近代，面对民族传统价值体系濒于崩解的现实，一些旧的士大夫试图挽狂澜于既倒，做出拯救传统价值的努力。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的主张，就是做这种努力的典型个案。当然，他的这种主张在当时并未产生实际的效果，原因在于张之洞辈只是希望在传统的价值和制度不作根本改变的前提下，通过吸收、借用西方的器物技术来弥补传统制度和价值的不足。这种想法未免过于天真。历史上，凡是把制度与价值混搅在一起，试图一揽子解决的企图最终都走向失败。制度固然离不开价值的支撑，但制度与价值有时是可以分离的，制度是暂时的、变化的，而价值却可以不断地延续。“中体西用”用来拯救某种传统价值可能是可以的，但若用来拯救整个旧制度，无疑是不行的，所以，士大夫们“中体西用”的计划不能不归于失败。
五四运动，整体上看是试图以文化的路径来拯救中国，文化的路径也可以说是价值观构建的路径。作为一个历史时段，五四运动无疑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间段，更是一个开天辟地的时间段。在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演进历程中，五四运动的最大贡献是把一些现代价值和现代意识引入中国。如对“德先生”、“赛先生”的提倡，就是把民主和科学的价值观嵌入中国的文化体系之中。
虽然对现代价值观的介绍最早在明末就开始了，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对西学的介绍，附带地也零星地引进了西方的价值观。但大规模地介绍现代价值应是在清代洋务运动之后，进化论思想、民权理论以及一些自由主义理论开始进入中国，但这只限于解释和介绍的阶段。价值观的引进与技术的引进是不一样的，技术的引进可以“即插即用”，而价值观的具体化、生活化，进入普通民众的生活，变成民众的信仰则要经过长期的过程。五四运动则通过一种十分激进的方式，激起了民众对文化问题的关注、对民族精神问题的关注。国家制度改革如没有价值建构的铺垫，恐怕是很难成功的，这就是洋务运动、戊戌变化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五四运动激起了中国人对现代价值的敏感与意识，也促使了一些人矫枉过正地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无论如何，西方产生的一些现代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民权等大量涌入中国，并日益深入人心，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之为主要的话语材料构建国家与民族的价值理想。从此以后，一些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的价值话语都离不开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词汇，这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标志。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伴随着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建立，我们也进行了社会主义价值观和价值体系的构建。我们一方面吸收了五四运动以来所认同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现代价值，也适当地继承了传统的价值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包括传统价值观的继承，虽然在具体的操作上，不同时代是有松与紧、多与少的区别，对传统的重视程度也有区别。但总体态度上还是秉持毛泽东所强调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5] 。我们对传统价值观进行了全方位的吸取。如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对集体主义、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价值的提倡，就是对传统中国“社会本位”思想的继承。我们对党性修养和党的作风建设的强调，也是对传统心性学说和修养学说的借用；我们强调的群众路线，关注民生，也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在当代的弘扬。甚至，我们在政权合理性的论证上，借用的也是传统的“民本”思想资源。
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依托于传统文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实现了理论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构建了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核心价值体系，毛泽东思想中所提出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公有制、社会主义等个人和国家的价值规范与价值理想，既继承了儒家的家国情怀、仁爱思想、诚信理念与大同理想，更弘扬了民族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积累的革命情怀与奋斗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被进一步地锤炼和反思，也在实践中被验证和打磨，我们进一步反思了集体主义和公有制概念下，可能包含的大锅饭、特权主义的弊端和消极面，吸取了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优秀文化中的平等、公正和法治理念。我们还批判性地借鉴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同时舍弃了西方民主思想可能包含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杂质，继承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理念和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所强化的“中国特色”，就是不抛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特色，这种优秀传统当然包括传统价值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国家的独立、统一、富足、强大，追求社会通过礼仪的调控而达致和谐有序，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和乐，这些被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部分。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经过几千年历史浪涛的洗礼而顽强地延续下来的结果，它可能换了新的面孔，但遗传基因始终没有变，在阅尽了历史的沧桑之后，如今又走进了当代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通过以上的叙述，我们知道了，作为时代精神集中体现的社会核心价值观，它并不是在特定时代所展开的一个平面，也不是凌空而降的突然横亘在我们面前的文化海洋，它是有来历的，它依托着悠久而丰富的历史文化传统。因此，理解我们的时代精神，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有一种历史的视野，更应有一种整体性的视界。
何谓整体性视界？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阐释、历史梳理和价值践行过程中，必须进行整体性理解与把握，这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理论整体性，即保持概念的基础性、单纯性、系统性、连贯性和自洽性；第二，历史整体性，即从古典价值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整体，都是中华价值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第三，实践整体性，包括理论与实践的贯通性、主体与环境的协调性、传统与现代的互补性、传播载体的同步性、主体与主体之间的互动性及践行与评价的一体性等。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能不注意其整体性问题。此处所指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指的是在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阐释、历史梳理和价值践行的过程中，必须进行整体性的理解与把握，从而避免理论阐释的碎片化，历史回溯的断裂化，价值实践的脱节化。这种整体性不仅仅表现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逻辑梳理，除了理论（逻辑）的整体性外，还有历史整体性、实践整体性，三种“整体性”一起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体性的内涵。
这里所要强调的是历史的整体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整体性，就是指从古典的价值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整体，它们都是中华价值观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的不同表现形式，这些不同的表现形式之间的链接，就体现了中华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与发展历程。
当今的理论界，人们在叙述核心价值观的发展历程时，总喜欢把其演变的过程分为两截，要么讲传统价值观的演变，要么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演变。其实，二者是相通的。我们完全可以以整体性的视域来叙述从先秦到当代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演变与发展历程。
先秦是中华价值观的原创时期，价值观的产生是社会生活实践以及思想家的反思建构相互作用的结果，而春秋战国正是各派思想竞相争鸣的时代。自西周学术下移之后，文化的多元、权力的多元，造成了价值的多元。因而这也是一个需要并开始进行价值整合的时代。各家在相互批判同时也相互吸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价值观，这为以后中华民族整体价值观的形成和定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先秦因为诸子蜂起，百家殊方，所以大致说来，各家各派的思想都是一套独特的价值观体系。
儒学价值观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概念产生于先秦，但作为观念在社会中流行却在很早以前的部落时期就有了，经过两周礼乐文明的推动和升华，“仁”的观念更与西周“德治”相表里，并通过宗法礼制建设而得以强化。从而，“仁”在先秦成了一种上接国家政治下通庶民行为的普遍性的社会观念。
到了孔子，出于对三代之治的追慕，也出于对西周礼乐文明复兴的愿望，孔子把弥散在社会生活的“仁”的观念正式提炼出来并作了多维度、多侧面的诠释，围绕着“仁”，孔子进一步提出诸多范畴，如义、礼、智、信、恭、宽、敏、惠、温、和、俭、让等，构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体系。孔子希图通过以“仁”为核心的价值观的建构，并以礼仪系统作为载体，将之输入社会，从而建成一个人本化、人文化、文明化的国家与社会。先秦儒家初步提出了中华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理念，提出了涉及个人、社会、国家各个层面的概念和范畴，这些范畴都具有核心价值观的意义，如忠、孝、廉、耻、礼、义、仁、智、信、诚、中、和、德、慈、惠等。为个人的奋斗、社会群类的聚合、国家的治理提供了基本的价值指向。在先秦的思想界，犹如桌上的一个大拼盘，当政君王各取所需，但没有哪一家占据思想界的主导地位。他们的思想有相通相同之处，但也有不同甚至对立的地方，这正是中华文化轴心时代的特色，既可通约，又具张力，为以后具有统一形态的内涵丰富、含摄广泛、具有普遍意义的核心价值观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两汉时期是中华价值观进行第一次大整合的时期。在汉代，先秦的墨家和法家或者被儒家吸收肢解，或者被道家、黄老吸收肢解了。法家思想呢？它和黄老本来是一个体系。汉初的黄老思想，就是与清静无为相结合的法家思想，而在儒家体系中，法家重刑名法治的主张，也作为德治的一种补充被吸收和肯定。因此，先秦“诸子”在汉代真正被综合了，墨家、法家甚至名家、阴阳家作为一种独立的学派和思想体系消失而不复存在，但实质上则被继承和保留着。因此，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价值观建构上看，不仅不是百家争鸣消失的原因，相反正是结束分争而建立综合性的价值观体系的历史要求与愿望的反映与自觉。
魏晋玄学在价值观发展史上最显著的贡献莫过于把庄子的“自由”概念引进价值系统，并通过部分精英人物的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了庄学的自由精神。魏晋人的谈玄论道，带给我们的是一种不同以往的清新的格调，与之相伴随的，也带来了平等宽容的气氛，那手挥麈尾、侃侃而谈的情态，或许不免失之浮华和张扬，然而这正是魏晋人率性而为、得意忘象的内在品质的表现，是不拘形迹、挥洒自如的精神气质的具象化。魏晋风度，体现了人们对于自己进行肯定的强烈自信心，是主体自觉的表现，是自由精神的自然流露。
魏晋之后，社会处于长期的分裂动荡之中，加上佛教的传入，中国的文化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直到北宋重新统一中国。宋明理学以儒学为基础，整合了儒、释、道三种文化资源和价值观资源，在更高的历史起点上建立了新儒学，即把儒学的价值观体系推进到了新的高度。
与原始儒学相比，宋明理学讨论的主要问题有了重大的转换，出现了大量新的哲学范畴，这些新范畴有：气、理、道、太极、阴阳、神化、一两、形上、形下、体、用、心、性、情、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未发、已发、道心、人心、天理、人欲、知、行、格物、致知、德性之知、闻见之知、涵养、省察、敬、静、诚、仁、乐等。这些概念，有本体论方面的，有心性论方面的，有修养论方面的，这说明，此是一套非常完备的价值观体系。从形上根据到终级关怀，从人性善恶到心灵境界，从格物致知到治国平天下，各个层面都确立了明确的价值导向。
近现代以来，中华价值观则进行着第三次大整合。历史上，因有佛教的传入而后有宋明新儒家为代表的价值体系的产生，近代因有西方文化的冲击和马克思主义的传入而后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体系的产生。从某种意义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也就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交流的必然产物。
五四运动激起了中国人对现代价值的敏感与意识，也促使了一些人矫枉过正地提出“全盘西化”的主张，但无论如何，西方产生的一些现代理念如自由、民主、平等、民权等大量涌入中国，并日益深入人心，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以之为主要的话语材料构建国家与民族的价值理想。从此以后，一些关于国家、社会、个人的价值话语都离不开自由、民主、平等、公正等词汇，这是一个新时代来临的标志。
毛泽东思想成功地实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依托于传统文化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实现了理论意义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也构建了适合新时代要求的核心价值体系，毛泽东思想中所提出的大公无私、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集体主义、奉献精神、公有制、社会主义等个人和国家的价值规范与价值理想，既继承了儒家的家国情怀、仁爱思想、诚信理念与大同理想，也弘扬了民族解放战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所积累的革命情怀与奋斗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的核心价值观被进一步地凝练和反思，我们还批判性地借鉴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同时舍弃了西方民主思想可能包含的拜金主义、功利主义杂质，继承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民本思想，建构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自由、公正、法治理念和价值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所强化的“中国特色”，就是不抛弃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特色，这种优秀传统当然包括传统价值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追求国家的独立、统一、富足、强大，追求社会通过礼仪的调控而达致和谐有序，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和乐，这些被一以贯之地延续下来，构成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部分。
总之，从古到今，中华文化是一个整体，当今的时代精神只是中华文化所呈现出的阶段性特征，是其漫长发展历史的一个截面，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同样，今天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一个发展。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中华传统价值观的一个发展。我们应该运用历史思维，打通古与今，联结历史与现在，在整体性视野中把握我们民族精神的结构和发展过程。
[1]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2] 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页。
[3] 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岳麓书社2010年版，第67页。
[4] 陈卫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西合流与变革融合》，《光明日报》2015年10月14日第9版。
[5]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