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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时代精神？就是一个时代所呈现的总体的精神状况和所体现的普遍的精神实质，它是超乎个人之上的社会的集体意识。那么，我们可以通过什么途径去把握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马克思说：“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这就意味着，时代精神的精华体现在时代的真正哲学之中，而哲学又通过世界观和方法论体现在各种思想理论、制度形态和人们的实践活动之中。所以，时代精神是体现在时代性的人们的思想理论和实践活动之中。要把握时代精神，就需要从一个时代人们的思想理论、文化形态以及实践活动之中去观察和把握。当然，由于这些形态具有一以贯之的内在的精神实质，故时代精神应该从时代性的意识形态建设、思想理论活动以及文化建设等方面去综合概括和总结。其中，意识形态和核心价值观是两个重要的观测点。因此，考察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可以通过考察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意识形态建设、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理论创新等各方面的关系来实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深化对传统文化价值的认识，用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极大地丰富和拓展了我们党的传统文化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集中表现在对“传统文化有何当代价值”与“如何实现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两大问题的科学回答上。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5月4日到北京大学考察时强调，“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直的价值标准” [1] 。在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精神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倡导、培育、践行需要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力量、获得涵养。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明确指出，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要发挥优秀传统文化的怡情养志、涵育文明的重要作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包含着中华民族最根本的精神基因，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因此我们需要认真辨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思想的指导下，学术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关系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大家所形成的共识，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传统文化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来源。核心价值观体现传统文化中的民本主义精神，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土壤之中，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符合民族心理，反映民族特征，体现民族品格。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超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植根于优秀传统文化并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的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练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继承与超越。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又是对传统文化的彰显与继承。
第三，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路径。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必须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培育，而培育的主要途径就是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思想道德营养，结合时代要求加以现代转化，既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又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树深深扎根于中华优秀文化沃土。
因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名言“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学界不少人开始研究如何借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谈到如何发挥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时，不少人认为传统文化可以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化底蕴、思想道德和时代内涵。以“士志于道”精神弘扬崇高的理想信念；以“仁民爱物”的精神树立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以“厚德致远”精神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操；以“自强不息”的精神养成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以“知耻”精神养育民族的精神气节；以“是非之心”大力弘扬社会正气。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该努力做到：保护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努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诠释和阐扬传统文化，深刻认识和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改造和转化传统文化，充实和丰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总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涵养，这也就意味着，时代精神的培育和弘扬同样离不开传统文化的涵养。同时，传统文化也在涵养的过程中实现转化创新。
仅仅认识到传统文化具有涵养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作用是不够的，要完整地认识和理解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关系，就必须完整地揭示传统文化是如何转化成时代精神的，它又是如何涵养着时代精神。其内在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本书通过历史的梳理和现实事例的分析，把握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培育的各种微妙关系和隐秘的关联。揭示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规律，为更好地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理论支撑和实践路径。
为了比较清楚地阐明这些问题，本书的研究内容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与研究主题密切相关的一些基础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二是课题关涉的核心问题的研究；三是在前两部分的基础上，研究一些具体问题，是延伸性的研究。我们把这三个部分概括为：基础性研究、核心性研究和延伸性研究。
先看基础性研究。主要在基本的理论层次上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如何结合、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如何协同推进，等等。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在关系，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维度进行考察：一是从历史维度看，它们是源与流的关系，是一脉相承的民族价值观；二是从现实维度看，它们是中国现代性的共同构成成分；三是从发展维度看，它预示着两大价值体系之间进行深入融合的趋势与可能。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现代性生成的起点，也是中国现代性成长的支撑点，当然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支点。
关于马克思主义如何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我们认为，可以从意识形态发展的角度来分析，意识形态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分别对应于国家、社会与个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在这三个层面上各有自己的优长，如果把传统文化中在相关层面的话语资源，特别是有关中华传统价值观话语资源分别进行新的阐释或现代转化，整合进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去，无疑可以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众认同，同时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功能。
关于价值观的历史演变问题，我们认为，从先秦到当代，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呈现为明晰的演变与发展逻辑。先秦，是中华核心价值观的原创时期，儒、墨、道、法四家都有各自的贡献；秦汉时期，则是中华核心价值观进行第一次大整合的时期，先秦各家的主要观念被整合进以“三纲五常”为标志的价值观体系之中；魏晋至宋明时期，是中华核心价值观进行第二次大整合的时期，以“天理”代替礼义，以“良知”代替仁爱，进入了新的语境；从清代到现在，是中华核心价值观第三次大整合时期，一些现代价值观被引进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同时继承和光大一些传统价值观，形成了当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其次是核心性研究，研究传统文化如何涵养时代精神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这个问题，我们从两个角度来考察：一方面研究传统文化如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研究传统价值观是如何转化和发展成时代精神。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机制问题，我们认为，关于中国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在已有的研究中，对该问题的认识过于笼统，大都没有揭示出发挥涵养作用的内在机制。实际上，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四种类型，即知识型、价值型、制度型、风俗型。这四种类型以各自的方式涵养着时代精神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它们或提供知识与理性支撑，或营造道德理想与意义世界，或凸显国家形象与共同理想，或传承民族风情与文化底色。不同类型的传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及其彼此之间的制约与互动，显示出传统文化发挥涵养作用的微妙机制。
针对此问题，我们还专门研究了中华传统美德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我们认为，传统美德的涵养作用表现在：第一，它奠定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基础，包括：强化人们的道德信念，养成优良的道德习惯，提供道德判断标准，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第二，它凝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道德规范，从国家、社会、个人层面涵养了各自的价值目标和价值取向；第三，它提供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践行方法，在道德践履、道德反省、道德评价等方面提供了良好的范本和有益的资源。
关于核心价值观的时代性转化的路径问题，我们认为，传统文化进入现代文化具有多种途径，因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也具有多种路径。主要有：阐释性路径、涵养性路径、实践性路径。阐释性路径指通过对传统文化进行适当的阐释而使之转化；涵养性路径指传统文化通过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而实现转化；实践性路径指通过传统经典的诠释和以传统价值为指导开展道德实践而使传统文化实现转化。这三种转化方式各有特点，各自代表一种转化路径。
我们还特别研究了价值观时代性转化的阐释路径。我们认为，传统价值观时代性转化的关键环节是阐释。传统价值观经过阐释而被“格式化”，从而与时代语境相兼容。传统文化的时代性转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是主体以现实问题为参照，对传统价值观不断阐释、重组、整合、培育的结果。要从中国自身的语境和民族特色出发，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遵循中国意识形态建设和价值体系建设自身的规律，完成传统价值观的转化。一般来说，价值体系由三个层面构成：国家价值观、社会价值观和个体价值观。对传统价值观进行时代性转化的阐释，也就涉及对其三个层面进行分别而具体的阐释，这是对传统价值观进行阐释的基本路径。
最后是延伸性研究，是进一步的深化研究。时代精神涉及思想文化及精神文明多方面的内容，因此，研究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关系，除了研究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核心内容之外，还应该做些延伸性的探讨，即研究传统文化与其他思想性、精神性事件的关联。如传统文化与依法治国、传统文化与意识形态建设、传统文化与理论创新、传统文化与价值观传播、传统文化与道德修养等各方面的关系。如关于借鉴传统话语资源，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问题。我们认为，意识形态既是一套理论体系，也是一套话语体系。一种意识形态要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必须同时解决三个层面的问题：宏观层面必须提供一套完整的权力合法性话语；中观层面必须解决社会成员之间关系的协调，即提供合理的伦理规范体系；微观层面必须建立起严谨的信仰逻辑，以解决个体的人生信仰、人格养成和身心平衡问题。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三个层面话语的完备程度和对现实的解释力并不等同，解决现实问题的历史效果也并不等同，既有需要大力弘扬的部分，也有需要完善和进一步发展的部分。从三个层面分别借鉴优质的传统话语资源来充实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话语，应是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合适思路。
关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整体性问题，其中讲到了历史整体性，也就是说，对传统价值观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从整体的视角去理解，从整体的视角去理解，传统价值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整体的连贯性，即从古典价值观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都属于中华民族核心价值观的整体，都是中华价值观在不同历史阶段的表现形式。
关于传统文化与理论创新的问题，我们认为，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必须借用多方面的资源，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一种十分重要的资源。根据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表现，传统文化在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中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它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度中国化，提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先验形式”，更好地理解与阐释党的方针政策。
关于传统文化与文化自信的问题，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指出：“在5000多年文明发展中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党和人民伟大斗争中孕育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 [3] 这就表明了文化自信有三个来源，其中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其重要来源之一。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对中华文明形成并延续发展几千年而从未中断，对形成和维护中国团结统一的政治局面，对形成和巩固中国多民族和合一体的大家庭，对形成和丰富中华民族精神，对激励中华儿女维护民族独立，反抗外来侵略，对推动中国社会发展进步，促进中国社会利益和社会关系的平衡，都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本书第一次提出了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机制”问题，并通过对这种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涵养作用生成过程。本书认为，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已成为时代性共识的前提下，我们很有必要对长期以来形成的对传统文化的理解本身进行重新理解与反思。在流行的话语中，“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笼统而抽象的概念，至少是一个很宽泛的概念，而人们对之所作的分析与解释往往陷入一条“盲人摸象”式的以局部代替整体的理解路径。实际上，传统文化总是以不同的面相呈现在我们的思想意识中。在不同的时空条件下，传统文化具有不同的展示方式，呈现为不同的面相。人们在某一时空条件下所感受到的传统，只是某种特定类型的传统。也就是说，传统文化具有不同的表现形态。它表现为四种不同的类型，即知识型、价值型、制度型、风俗型。这四种类型以各自的方式涵养着时代精神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以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机制”的分析为突破口，揭示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的真实关系是本书研究的重心，也是本书用大量篇幅所着重阐述的内容。本书是按照如下的逻辑展开分析这个问题的：第一步，传统文化的不同类型及其分析；第二步，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影响；第三步，借鉴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选择。首先，从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分析入手，把传统文化分为四种不同类型，并对各种类型的内涵及特点进行分析。其次，分析不同类型的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影响，为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之间架起多条连接的桥梁。通过详细分析不同类型的传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影响，综合起来，就揭示了传统文化全面的、综合的、多方面的影响以及彼此之间的作用与互动，也就揭示了涵养作用的微妙机制。最后，在分析涵养作用机制的基础上，提出立足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路径。本书提出了四种主要路径：知识培养路径、价值培育路径、制度建设路径、礼俗养成路径（大众文化建设路径）。四种路径分别对应四种传统类型。不同传统及其影响现实的方式决定了不同路径的选择。
本书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建立一套中国传统文化与时代精神相互关系的基本分析框架，理清传统文化涵养时代精神的基本作用机制，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时代精神以及保护优秀传统文化提供实践对策。
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使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思想以来，学术界出现了许多分析文章，但都流于表面和意义分析，没有人把涵养作用如何发挥的内在机制讲清楚。讲清了内在机制，涵养作用发挥的途径也就明白了，实践的路径选择也就清楚明白了。因此，“涵养作用机制”是本书应该做好的文章，也是较难做的文章。
本书在学术界第一次提出了传统文化对时代精神和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作用机制”问题，并通过对这种内在机制的分析，揭示了涵养作用的生成过程。通过对传统文化的细分来揭示涵养机制，在该领域的研究中无疑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学术价值，开创了一种新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由于本书分析了传统文化的不同类型及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影响，因而在借用传统文化培育时代精神的过程中，我们可以有的放矢，在不同的情境下借用不同的传统类型，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如何做好“涵养”的文章，是当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领域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比较难以研究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此问题的研究上一直进展不大。研究者往往流于做表面文章，限于对“涵养”做字面和词源的分析，以理论想象代替现实路径，对于实践帮助不大。本书另辟蹊径，从涵养作用的发生机制入手，找出涵养作用发挥的规律及合理的引导途径。而对其机制的揭示也是通过分析不同的传统文化类型对时代精神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不同影响所形成的各种复杂和有机联系来达到的。
本书所提出的观点，具有一定的实践对策意义。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研究，其目的本身就是指向道德实践的，因而本书对解决实际问题也提出了一些见解。如提出传统文化可分为四种主要类型，每种类型对时代精神的影响是不同的，进而本书提出不同传统类型的教育适应于不同的人群类型。不同的传统文化类型及其对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决定了其在现实中不同的实践路径选择，因而，运用传统文化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也有四种基本路径，即知识教育路径、价值（道德）修养路径、制度建设路径、礼俗建设（大众文化建设）路径。不同的路径具有不同的特点，代表一种方案，不同的路径适合于不同的群体和不同的情境。因而，面对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的现实情境，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案。又如，书中提出运用精准思维来进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具体操作。因为“中国化”里面涉及传统文化在当今的应用问题。本书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民族化）的评价体系建构的问题，等等。这些都代表了一种对策性研究方向，也凸显了基础理论研究的实践应用指向。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页。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164页。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