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家认同视域下土司制度研究的重要意义

从国家认同视域出发深入探讨土司制度的历史发展进程，阐发其中深刻的政治、经济与文化意蕴，对于土司制度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比如深化对于土司制度的认识、深化对于中国民族事务治理体制发展变迁的理解、推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的发展等，学界对此早已有系统的阐发。而在当前，从国家认同视域出发研究土司制度更是具有独特的时代价值与学术意义，主要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从国家认同视域出发研究土司制度是对于新时代民族研究主线的科学遵循

201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要“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6] ；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7] ；随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正式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成为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和根本遵循。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关于民族工作的重要论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念已经成为新时代民族研究与民族工作的重要指南。

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重在落实。如何把这一具有深刻历史与现实意义的科学理念贯穿于我国社会建设与国家治理的各个层面，使之深入人心，成为中国人民的精神内核与价值追求，是一个重大的命题。对此，党中央也作出了高瞻远瞩的部署，提出在全体中国人民当中切实推进“五个认同”教育，即“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 ^[28] 。“五个认同”既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价值内核，也是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维度，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在“五个认同”中，“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即国家认同具有根本性的意义，对于民族研究同样具有纲举目张的统领作用。事实上，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国家认同一直是其最突出的发展脉络，即便是在魏晋南北朝、五代十国这样中国内部不同民族、不同区域之间暂时对立、冲突的时期，对于中国的国家认同仍然是包括各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的价值追求与奋斗目标，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主流。

因此，从国家认同视域出发研究土司制度既是对于历史发展规律的尊重，也是对于新时代民族研究主线的科学遵循。

（二）学术反思：与“新清史”相关研究的对话

1996年，日裔美籍学者罗友枝（Evelyn S.Rawski）发表论文《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 ^[29] ，以此为发轫，“新清史”研究成为西方汉学界一个引人注意又十分吊诡的阵营，其中的健将欧立德（Mark C.Elliott）、米华健（James A.Millward）等人均宣称对于清代历史作出了“新”的诠释。

综观所谓“新清史”学派的核心观点，其要害在于把“清朝”与“中国”、“满族”与“中华民族”区隔开来，把“中国人”偏狭地定位为“汉人”，竭力将清朝构建为所谓的“满洲帝国”。相关学者刻意地从所谓“全球化视角”“内陆—边疆”范式出发曲解包括清代历史在内的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不可避免地陷入西方史学中长期存在的“nation-state”（民族—国家）、“帝国主义”模式的窠臼：刻意强调清代在政治、社会、文化、历史层面的特殊性，力图否定清王朝与中国、中华的联系，进而解构中国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与现实格局；偏执地把清王朝定位于“conquest dynasty”（征服王朝）或者“帝国”，从而把其与中国的关系建构为“征服—殖民”的模式，曲解为“鞑靼中国”（Chinese Tartars）与“中国本部”（China Proper）的关系。

这当然既不符合清代历史的实际，也充斥着文化中心主义乃至意识形态的偏见。对此，学界已经给予了有理有据的回击 ^[30] ，杨益茂先生直斥为“以旧充新，罔顾事实” ^[31] ；汪荣祖先生则指出：“‘新清史’所有重要的论点都难以成立。” ^[32]

从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善意立场出发，我们固然不能轻率地认为“新清史”论阵营相关学者有其特定的政治意图，但是他们种种罔顾事实、曲解学理的“新论”却极易沦为政治操控的工具。

基于以上认识，笔者从国家认同的角度对于土司制度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与“新清史”相关研究的对话。

作为中国历史上中央政府在民族地区实施的一种有效的治理制度体系，土司制度肇始于元代的土官制度，到明代臻于完备，一直延续至清代。在清代中央王朝的政治制度中，土司制度具有重要的意义，经由土司制度的治理实践，中央政府对于民族地区实施了较为有效的治理，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有了较为明显的发展，与内地的联系得到全方位的深化，汉族与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的关系不断推进，切实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进一步发展。这就在相当程度上驳斥了“新清史”论者“满—汉”“内陆—边疆”等种种二元对立模式的谬论，从学术层面论证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实在性与历史性。

古代中国的基本特质是“传统王朝国家” ^[33] ，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建立起以广阔疆域、统一政体、多元民族为主要特征的王朝体系，在此意义上，其与近代形成于西欧、以单一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国家体制存在显著差异。

无论是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典型的欧美国家，抑或是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日本，其知识精英在探讨国家体制时，主要是从本国的历史进程与现实格局出发。倘若偏执地将这种现代民族国家的阐释视角用于理解中国古代的国家性质与治理体系，必定会导致以己度人的错位。“新清史”论者对于清朝政权性质以及“满—汉”关系的种种颟顸误读与刻意曲解就是这种思潮的集中体现。

就笔者学习体会而言，很有必要以中国本土的“天下观念”“王朝体系”来反思时下盛行的民族国家理论，揭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内在规律与独特面相，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理论体系。本书研究正是笔者的一种尝试。 CfIv/bwRDszp4DZK34Az+ejLTXhpUn0hPfuu8ry83Wn2rS+WUugb9nMaWPA5do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