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叛服不常” ^[1] ：“华夏—蛮夷”模式下对于少数民族与土司制度的刻板印象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主流话语常常基于“华夏—蛮夷”这种固化的二元对立模式形成了对于少数民族负面的刻板印象，可谓由来已久，根深蒂固。

先秦时期，夷夏有别、夷夏之防这种偏狭的民族观念就已经产生，比如，《左传》中有“蛮夷猾夏” ^[2] “德以柔中国，刑以威四夷” ^[3] “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 ^[4] 等类似的表述，即是说华夏与蛮夷之间存在本质差异，难以融通，必须区别对待。

秦朝时期，“夷夏之防”的理念达到了极致，始皇帝穷兵黩武，北击匈奴，耗尽民力，大筑长城，极大地阻隔了民族间的正常交往。

汉朝时，“夷夏有别”的观念仍然十分流行。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在论及百越地区治理问题时曾上疏云：“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所以隔内外也。” ^[5] 即是说之所以将华夏与百越区隔开来，乃天道使然。大史家班固亦曰：“是以《春秋》内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幕，天地所以绝内外也。是故圣王禽兽畜之。” ^[6]

西晋时期，江统作《戎论徙》谓“夷蛮戎狄”“法俗诡异，种类乖殊”，“性气贪婪，凶悍不仁” ^[7] ，显然充满了对华夏中心主义的偏见。

唐宋时期，“华夷之辨”的观点也较为盛行。唐太宗曾曰：“中国，根干也；四夷，枝叶也；割根干以奉枝叶，木安得滋荣！” ^[8] 贞观年间，诸大臣廷议安置突厥降服者事宜，或曰：“戎狄之性，有如禽兽，不可以刑法威，不可以仁义教，况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或曰：“夫戎狄人面兽心，弱则请服，强则叛乱，固其常性。” ^[9] 可见当时主政者对于非华夏民族成见之深。宋代，时人对于少数民族常有“蛮夷异类” ^[10] “去禽兽无几”“禽兽畜之” ^[11] “刚夷恶獠” ^[12] “为虺为豺” ^[13] 等类似的偏见，宋太宗曰：“吐蕃言语不通，衣服异制，朕常以禽兽畜之” ^[14] ，虽是言吐蕃之事，但亦可见中央王朝对于少数民族的态度。

明清时期，统治者对于少数民族多有歧视性的称谓，比如“夷狄禽兽” ^[15] “夷狄豺狼” ^[16] 之类；对于华夏与蛮夷的关系也常有负面的判断，比如“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 ^[17]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18] ，“非我族类，故其心叛服不常” ^[19] ，“蛮夷窃据，叛服不常，殊为中土之累” ^[20] ；等等。《清史稿》在论及土司时断言曰：“云、贵、川、广恒视土司为治乱。”“无事近患腹心，有事远通外国，自元迨明，代为边害。” ^[21] 可见成见之深。

综上所述，在我国传统的民族事务治理格局中，“华夷之辨”“夷夏相分”“夷夏之防”之类的观念自先秦时期即已形成，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一种以“华夏—蛮夷”二元对立模式为核心的固化、偏执的认知结构，不断强化对于少数民族及土司制度的负面的刻板印象 ^[22] ，制约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和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发展进程。 mgX3mJ7bY3NE3oyM+dZNWWlc/a/QQNkXEujVdmJ/o42z1DjN5cKDKtVQs0MhUBK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