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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版本
——兼及人文版《鲁迅全集》注释中的一个问题

1929年5月13日鲁迅北上省亲,5月22日鲁迅应邀到北平燕京大学做过一次讲演。该讲演经吴世昌记录、整理,以《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为题,发表于1929年5月25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2卷第8期。讲演记录稿后被鲁迅收入《三闲集》,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由于《现今新文学的概观》是一篇讲演记录稿,与一般创作不同,记录稿出自记录者之手,在记录稿刊出时,讲演者往往要对记录稿进行审核并修改。《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以《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之名在《未名》半月刊刊出时,副题有“改定稿”字样,说明这篇讲演记录稿在刊出前,曾经被修改过,修改者除记录人吴世昌外,还应包括鲁迅。这是因为鲁迅做事一向认真细心,对于文章之事更是一丝不苟。他所发表的讲演,其记录稿,在报刊公开发表前,一般要经过他本人亲自审定。《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篇讲演也是如此。但是,就是这样一篇经过鲁迅亲自审定、校改的讲演记录稿,他在将其收入个人文集《三闲集》时,还是又一次进行了极为细致的修改,一个字,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些修改,使《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产生了不同的版本,同时,也给后人研究鲁迅的写作活动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视角。这是因为,修改也是一种写作,是鲁迅创作行为和精神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研究鲁迅的文章修改,我们可真切窥测到鲁迅对文字的敬畏,对工作的认真。因此,研究《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篇文章,若不涉及它的版本变迁,不涉及鲁迅对它的修改,那是明显不完整和有缺憾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对《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一一进行比较,通过版本研究,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鲁迅文学创作和精神人格的认识。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被鲁迅收入《三闲集》。现在流行最广的,也是最权威的《三闲集》版本,应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鲁迅全集》第4卷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所收入的《三闲集》。笔者把1981年人文版《鲁迅全集》第4卷所收《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与1941年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三闲集》中所收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进行一一比对,发现两个版本之间文字完全相同,标点符号也大致相同,只有5处标点符号不同。这说明人文版《鲁迅全集》非常接近鲁迅自编文集的原始面貌。基于此,笔者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把该版第4卷《三闲集》所收《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以下简称“三闲版”),与《未名》半月刊的《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以下简称“未名版”)进行比较。

除题目外,《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两个版本之间文字与标点符号的差异共计45处。这些差异,分以下几种情况:一类为文字或标点符号未名版没有,三闲版添加上去的,共22处;一类为文字或标点符号未名版原有,而三闲版删去的,共2处;一类为文字、标点符号或段落划分彼此差异的,共21处。这45处差异中,标点符号或段落划分的差异共14处,这14处差异,大部分应出自鲁迅之手,小部分也有可能是版本变迁过程中,由编辑修改或排版原因产生的;其他文字差异,共31处,应出自鲁迅本人的亲自修改。为便于分析,笔者把两个版本正文的45处差异,按顺序从1到45标上序号。

第一类版本差异源自对文字、标点符号的添加,共计22处,分别为:2、4、7、8、9、10、15、16、18、19、22、23、24、25、27、31、32、33、34、37、38、39。这22处中,标点符号的添加共4处,分别是9、23、24、32。序号9三闲版为“他到她坟上去哭过,——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未名版无句中逗号。序号23三闲版为“却未免‘失’得太巧”,未名版“失”字未加引号。序号24三闲版为“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未名版无句中逗号。序号32三闲版为“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未名版无句中逗号。字词的添加共18处。序号2三闲版为“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未名版无“究竟”两字。序号4三闲版为“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未名版无“的人们”三字。序号7三闲版为“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未名版无“倘想”两字。序号8三闲版为“他到她坟上去哭过”,未名版无“她”字。序号10三闲版为“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未名版无“文学”两字。序号15三闲版为“空想被击碎了”,未名版无“被”字。序号16三闲版为“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未名版无“吃点心”三字。序号18三闲版为“连‘头’也没有”,未名版无“连”字。序号19三闲版为“那里说得到‘抬’”。未名版无“得”字。序号22三闲版为“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未名版无“勃洛克”三字。序号25三闲版为“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未名版无“倘”字。序号27三闲版为“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未名版无“少”字。序号31三闲版为“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未名版无“后来”两字。序号33三闲版为“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未名版无“也”字。序号34三闲版为“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未名版无“出版的”三字。序号37三闲版为“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未名版无“地”字。序号38三闲版为“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未名版无“这位”两字。序号39三闲版为“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未名版无“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

以上22处版本差异,标点符号的差异共4处,其他18处为文字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皆源于添加,文字的添加或标点符号的添加。标点符号的添加大部分应出自鲁迅之手,其他18处文字添加,同样出自鲁迅之手。我们仔细体会鲁迅在文字与标点上的这些添加,可深刻感受到他的为文之道。通行的观念一般认为鲁迅为文尚简,但由这些文字与标点符号的添加,可认识到,鲁迅为文是以“适度”为原则,追求“准确”、“具体”与“生动”,而非单纯的“简约”。如序号39,加了“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几字后,虽然字数增加,无原来文字之简,但却更生动形象。序号34加上“出版”两字,更为准确。序号25“要”字之前加“倘”变为“倘要”,转折自然了,语气也舒缓一些。

另一类版本差异源于对字句、标点符号或段落划分的改动,有21处。这21处修改,其中8处为标点符号的修改,分别为1、6、13、17、26、28、29、36。序号1未名版为“只好来讲几句,”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句号。序号6未名版为“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三闲版为“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序号13未名版为“愿受风雷的试炼,”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句号。序号17未名版为“坐在上帝旁边的诗人们福气,”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句号。序号26未名版为“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分号。序号28未名版为“是能减战斗的勇往之气的。”三闲版该句句号为分号。序号29未名版为“一定不只这一点,”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句号。序号36未名版为“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句号。综合这8处标点符号的改动,可以发现,未名版中6处标点符号为逗号的,三闲版都改为了句号。这说明未名版更倾向于使用逗号,强调语句间意义的衔接;而三闲版更倾向于使用句号,更强调语义的转换。序号6,未名版为“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句子中的引号是翻译出来的内容,但三闲版句子中引号所引的只是“去枪毙”三个字,把“他说”两字放在了“引号”之外。

序号5为段落划分的改动,三闲版第3段、第4段,在未名版中为一段,没有分开。现在看来,三闲版第4段只有短短几句话,这几句话与第3段的语义衔接非常紧密,其实是无须另起一段的。未名版中这两段本为一段,这种处理更为合适。三闲版把一段分为两个段落,第4段就显得过于单薄,也把本来完整顺畅的语义人为割裂开来了。

21处修改中,12处为字句的改动,分别为3、12、14、20、21、30、40、41、42、43、44、45。序号3未名版为“原是想在车上想定的”,三闲版为“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第二个“想”被改为“拟”。两者比较,未名版一句连用两个“想”有点重复,在本文语境中,“拟”比“想”的使用也更为准确。序号12未名版为“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者非常惊喜”,三闲版为“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把“者”改为“家”,读起来更为响亮。同时,与“革命文学者”相比,“革命文学家”的称谓表示出对“革命文学”更大的尊重和强调。序号14未名版为“亚伦堡”,三闲版为“爱伦堡”。两者比较,“爱伦堡”的译名更为人所知。序号20未名版为“便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三闲版为“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两者比较,三闲版更优。因为此句后面还有一句:“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未名版中,相邻两句连用两个“便是”,有点重复和啰唆。三闲版把第一个“便是”改为“就是”,就有效避免了这个问题。序号21未名版为“‘Pong Pong Pong’,文字逐渐大了起来”,三闲版把“文字”改为“铅字”。序号30未名版为:“这还是穷秀才落难,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三闲版把“这”改为“《一只手》也”,改动后,所指更为清楚明确。序号40未名版为:“现在的社会既然神经过敏”,三闲版把“社会”改为“人们”,这种改动可能考虑到“神经过敏”的主语为“人们”更为合适。序号41未名版为“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这样只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饬’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三闲版把“这样只”改为“单是这样的”,语义更为明确。序号42未名版为“奉旨申饬”,三闲版把“申饬”改为“申斥”。“申饬”与“申斥”音同义亦同,不过,“申斥”的用法更为通俗,一般读者更为熟悉。鲁迅把“申饬”改为“申斥”,可能是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接受。序号43未名版为“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什么一个门外面”,三闲版把“什么一个”改为“一个什么”,改动后句子更为通畅。序号44未名版为“它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三闲版把“它”改为“他”。这里的“他”指的是“太监”,用“它”指代明显不合适。序号45未名版为“究竟他可是要这样地骂呢?”三闲版把“究竟他”改为“问他究竟”,改动后语义更为清楚明了。

以上12处修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为译名修改,如14;一类为订正错误和语病,如40、43、44;一类为优化处理,这一类在12处修改中所占比重最大。优化处理又分以下几种情况:一类为避免重复,如3、20;一类为避免误解,如21、40;一类为使所指更为明确,语义更为醒豁,如30、41;一类为使语义更为浅白通俗,如42。

一类为文字或标点符号未名版有,而三闲版删去的,有2处,分别为11、35。序号11未名版为“即如清末的‘南社’”,三闲版为“即如清末的南社”。两相比较,引号不加为优。因南社作为一著名文学社团,不加引号,一般读者也应知道。序号35未名版为“又安上一个铁锤”,三闲版把“上”字删去了。“安上”与“安”在本文语境中意思相同,鲁迅删去“上”字,应该是出自文字简练的考虑。

以上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未名版与三闲版正文差异的大致情况。由两个版本的差异,可看出鲁迅对《现今新文学的概观》的修改,很多处其实只是一字之加、一字之减、一字之改而已。31处文字修改中,共有16处属于一字之加、一字之减或一字之改,占文字修改总数的一半。还有多处只是一个标点符号的改动。但从这一字或一标点符号的添加、删除或改动,可深切感受到鲁迅为文的严谨、认真,已达到了毫不苟且、绝不随意的地步。他曾经说过:“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1] 鲁迅对《现今新文学的概观》的修改,便是这句话的一个有力佐证。他是怀着一种庄严的情感,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从事着文字工作的。

除正文外,两版的正题与副题也有差异。未名版正题为“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三闲版正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现今”一词后添加“的”字,这样一改,“现今”变成“新文学”的定语,对“新文学”的限定更为明确。未名版副题为“五月二十二日鲁迅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改定稿。”三闲版副题为“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删去了“鲁迅”与“改定稿”。未名版题目下还有“吴世昌笔记”几个字,收入《三闲集》时,被鲁迅删去了。删去“鲁迅”两字,应该是考虑到该文已收入鲁迅个人文集《三闲集》,其中所收文章和讲演,其作者自应是鲁迅无疑。删去“改定稿”,应该是考虑到“改定稿”所指即为《未名》半月刊所刊之《现今新文学的概观》,现收入《三闲集》,经过改动,已成另一版本,再用“改定稿”已不太合适。删去记录人“吴世昌”名字,是出于保护记录人的考虑。他在1934年12月11日致杨霁云信中说过:“但记录人名须删去,因为这是会连累他们的,中国的事情难料得很。” [2]

由《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两个版本的比较可看出,鲁迅在把该文未名版收入《三闲集》时,从正题、副题到正文,皆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这种修改,使《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版本发生了较大变化。鉴于这篇讲演记录稿版本变化较大,后人在编辑鲁迅作品时,对于这种情况予以说明,交代清楚版本的渊源流变,就是很有必要的了。但遗憾的是,现今鲁迅作品的各种集子,包括最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在现今流通的鲁迅作品的各种集子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质量最高,当得起“善本”之称。其作为善本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它的注释,其中就包括对每篇作品最初出处的详细交代。这样交代作品出处的注释往往位于每篇作品注释部分的打头位置,如《我和〈语丝〉的始终》的第一个注为:“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时还有副题《‘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之五》。” [3] 《听说梦》的第一个注为:“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4] 可见,首先交代每部作品的原始出处,即该文的初刊情况,是人文版《鲁迅全集》注释的一个惯例。但这样的注释有时还是不够的,特别当遇到作品的初刊本与文集本差异较大的情况时,就更是如此。1981年人文版《鲁迅全集》对《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出处的注释为:“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5] 这样注释没什么错误,但不够精确,也容易带来误解。不够精确,是因为该作品在《未名》半月刊刊出时,题目并非《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副题同样有所变化。这样注释,也易带来误解,让读者感觉《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与未名版的《现今新文学的概观》,内容上无任何差异。而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鲁迅全集》中,像《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样,初刊本与文集本之间,存在文字差异的,当还有不少。但《鲁迅全集》每篇作品的注释,则会让一般读者认为,鲁迅作品的初刊本与文集本,在文字上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这是1981年人文版《鲁迅全集》注释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笔者指出1981年人文版《鲁迅全集》注释上的问题,也许有吹毛求疵之嫌,因为《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工作量大,难度高,注释起来相当不容易,而要准确说清楚鲁迅每部作品的版本源流,就更不容易了。但由于《鲁迅全集》的注释并非个体行为,而是全国学界精英与鲁迅研究专家的共同参与,在人力、物力与财力上,都得到过较大支持,若假以时日,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非难事。特别是1981年人文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曾经有一次较大修改,其修改的成果集中体现在2005年出版的人文版《鲁迅全集》中。不过,遗憾的是,这一版《鲁迅全集》注释部分对于作品出处的交代,一仍其旧,与1981年版并无任何差异。就如《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篇文章,其注释仍然是:“本篇最初发表于1929年5月25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6] 只是刊物的发表时间由原来的汉字数字改为小写阿拉伯数字,其他文字与原来完全相同。这说明2005年人文版《鲁迅全集》在注释上虽有过较大改动与补充,但在交代作品出处特别是版本源流方面,尚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1] 鲁迅:《鲁迅译著书目》,收入《三闲集》,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2] 鲁迅1934年12月11日致杨霁云信,《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3]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4]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0页。

[5]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页。

[6]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 vMRFQ0nsZVYgdj8CTMLSZGkGQ/MeOWqnR1BBHX0PXwRXbyp5zqCi2/P520oabN3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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