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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13日鲁迅北上省亲，5月22日鲁迅应邀到北平燕京大学做过一次讲演。该讲演经吴世昌记录、整理，以《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为题，发表于1929年5月25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2卷第8期。讲演记录稿后被鲁迅收入《三闲集》，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由于《现今新文学的概观》是一篇讲演记录稿，与一般创作不同，记录稿出自记录者之手，在记录稿刊出时，讲演者往往要对记录稿进行审核并修改。《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以《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之名在《未名》半月刊刊出时，副题有“改定稿”字样，说明这篇讲演记录稿在刊出前，曾经被修改过，修改者除记录人吴世昌外，还应包括鲁迅。这是因为鲁迅做事一向认真细心，对于文章之事更是一丝不苟。他所发表的讲演，其记录稿，在报刊公开发表前，一般要经过他本人亲自审定。《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篇讲演也是如此。但是，就是这样一篇经过鲁迅亲自审定、校改的讲演记录稿，他在将其收入个人文集《三闲集》时，还是又一次进行了极为细致的修改，一个字，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不放过。这些修改，使《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产生了不同的版本，同时，也给后人研究鲁迅的写作活动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视角。这是因为，修改也是一种写作，是鲁迅创作行为和精神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通过研究鲁迅的文章修改，我们可真切窥测到鲁迅对文字的敬畏，对工作的认真。因此，研究《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篇文章，若不涉及它的版本变迁，不涉及鲁迅对它的修改，那是明显不完整和有缺憾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笔者对《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异，一一进行比较，通过版本研究，进一步加深我们对鲁迅文学创作和精神人格的认识。
《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被鲁迅收入《三闲集》。现在流行最广的，也是最权威的《三闲集》版本，应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版《鲁迅全集》第4卷和2005年版《鲁迅全集》第4卷所收入的《三闲集》。笔者把1981年人文版《鲁迅全集》第4卷所收《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与1941年鲁迅全集出版社出版的《三闲集》中所收的《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进行一一比对，发现两个版本之间文字完全相同，标点符号也大致相同，只有5处标点符号不同。这说明人文版《鲁迅全集》非常接近鲁迅自编文集的原始面貌。基于此，笔者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鲁迅全集》，把该版第4卷《三闲集》所收《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以下简称“三闲版”），与《未名》半月刊的《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以下简称“未名版”）进行比较。
除题目外，《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两个版本之间文字与标点符号的差异共计45处。这些差异，分以下几种情况：一类为文字或标点符号未名版没有，三闲版添加上去的，共22处；一类为文字或标点符号未名版原有，而三闲版删去的，共2处；一类为文字、标点符号或段落划分彼此差异的，共21处。这45处差异中，标点符号或段落划分的差异共14处，这14处差异，大部分应出自鲁迅之手，小部分也有可能是版本变迁过程中，由编辑修改或排版原因产生的；其他文字差异，共31处，应出自鲁迅本人的亲自修改。为便于分析，笔者把两个版本正文的45处差异，按顺序从1到45标上序号。
第一类版本差异源自对文字、标点符号的添加，共计22处，分别为：2、4、7、8、9、10、15、16、18、19、22、23、24、25、27、31、32、33、34、37、38、39。这22处中，标点符号的添加共4处，分别是9、23、24、32。序号9三闲版为“他到她坟上去哭过，——创造社有革命文学”，未名版无句中逗号。序号23三闲版为“却未免‘失’得太巧”，未名版“失”字未加引号。序号24三闲版为“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未名版无句中逗号。序号32三闲版为“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未名版无句中逗号。字词的添加共18处。序号2三闲版为“终于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未名版无“究竟”两字。序号4三闲版为“大多数的人们还是莫名其妙”，未名版无“的人们”三字。序号7三闲版为“倘想要免去这一类无谓的冤苦”，未名版无“倘想”两字。序号8三闲版为“他到她坟上去哭过”，未名版无“她”字。序号10三闲版为“是常常会有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作品出现的”，未名版无“文学”两字。序号15三闲版为“空想被击碎了”，未名版无“被”字。序号16三闲版为“坐在上帝旁边吃点心的诗人们福气”，未名版无“吃点心”三字。序号18三闲版为“连‘头’也没有”，未名版无“连”字。序号19三闲版为“那里说得到‘抬’”。未名版无“得”字。序号22三闲版为“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个》之志而无其力和才”，未名版无“勃洛克”三字。序号25三闲版为“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未名版无“倘”字。序号27三闲版为“是能减少战斗的勇往之气的”，未名版无“少”字。序号31三闲版为“后来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未名版无“后来”两字。序号33三闲版为“但这些却也正是中国现状的一种反映”，未名版无“也”字。序号34三闲版为“新近上海出版的革命文学的一本书的封面上”，未名版无“出版的”三字。序号37三闲版为“然而这样地合了起来”，未名版无“地”字。序号38三闲版为“只能在表明这位作者的庸陋”，未名版无“这位”两字。序号39三闲版为“不要脑子里存着许多旧的残滓，却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指着自己的鼻子道”，未名版无“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
以上22处版本差异，标点符号的差异共4处，其他18处为文字差异，这些差异的产生皆源于添加，文字的添加或标点符号的添加。标点符号的添加大部分应出自鲁迅之手，其他18处文字添加，同样出自鲁迅之手。我们仔细体会鲁迅在文字与标点上的这些添加，可深刻感受到他的为文之道。通行的观念一般认为鲁迅为文尚简，但由这些文字与标点符号的添加，可认识到，鲁迅为文是以“适度”为原则，追求“准确”、“具体”与“生动”，而非单纯的“简约”。如序号39，加了“故意瞒了起来，演戏似的”几字后，虽然字数增加，无原来文字之简，但却更生动形象。序号34加上“出版”两字，更为准确。序号25“要”字之前加“倘”变为“倘要”，转折自然了，语气也舒缓一些。
另一类版本差异源于对字句、标点符号或段落划分的改动，有21处。这21处修改，其中8处为标点符号的修改，分别为1、6、13、17、26、28、29、36。序号1未名版为“只好来讲几句，”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句号。序号6未名版为“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三闲版为“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序号13未名版为“愿受风雷的试炼，”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句号。序号17未名版为“坐在上帝旁边的诗人们福气，”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句号。序号26未名版为“实在还不如一只手，”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分号。序号28未名版为“是能减战斗的勇往之气的。”三闲版该句句号为分号。序号29未名版为“一定不只这一点，”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句号。序号36未名版为“这是从苏联的旗子上取来的，”三闲版该句逗号为句号。综合这8处标点符号的改动，可以发现，未名版中6处标点符号为逗号的，三闲版都改为了句号。这说明未名版更倾向于使用逗号，强调语句间意义的衔接；而三闲版更倾向于使用句号，更强调语义的转换。序号6，未名版为“翻出来却是‘他说去枪毙’。”句子中的引号是翻译出来的内容，但三闲版句子中引号所引的只是“去枪毙”三个字，把“他说”两字放在了“引号”之外。
序号5为段落划分的改动，三闲版第3段、第4段，在未名版中为一段，没有分开。现在看来，三闲版第4段只有短短几句话，这几句话与第3段的语义衔接非常紧密，其实是无须另起一段的。未名版中这两段本为一段，这种处理更为合适。三闲版把一段分为两个段落，第4段就显得过于单薄，也把本来完整顺畅的语义人为割裂开来了。
21处修改中，12处为字句的改动，分别为3、12、14、20、21、30、40、41、42、43、44、45。序号3未名版为“原是想在车上想定的”，三闲版为“原是想在车上拟定的”，第二个“想”被改为“拟”。两者比较，未名版一句连用两个“想”有点重复，在本文语境中，“拟”比“想”的使用也更为准确。序号12未名版为“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者非常惊喜”，三闲版为“也曾有许多革命文学家非常惊喜”。把“者”改为“家”，读起来更为响亮。同时，与“革命文学者”相比，“革命文学家”的称谓表示出对“革命文学”更大的尊重和强调。序号14未名版为“亚伦堡”，三闲版为“爱伦堡”。两者比较，“爱伦堡”的译名更为人所知。序号20未名版为“便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三闲版为“就是文学并不变化和兴旺”。两者比较，三闲版更优。因为此句后面还有一句：“所反映的便是并无革命和进步”。未名版中，相邻两句连用两个“便是”，有点重复和啰唆。三闲版把第一个“便是”改为“就是”，就有效避免了这个问题。序号21未名版为“‘Pong Pong Pong’，文字逐渐大了起来”，三闲版把“文字”改为“铅字”。序号30未名版为：“这还是穷秀才落难，终于中状元谐花烛的老调。”三闲版把“这”改为“《一只手》也”，改动后，所指更为清楚明确。序号40未名版为：“现在的社会既然神经过敏”，三闲版把“社会”改为“人们”，这种改动可能考虑到“神经过敏”的主语为“人们”更为合适。序号41未名版为“而革命文学家又不肯多绍介别国的理论和作品，这样只指着自己的鼻子，临了便会像前清的‘奉旨申饬’一样，令人莫名其妙的。”三闲版把“这样只”改为“单是这样的”，语义更为明确。序号42未名版为“奉旨申饬”，三闲版把“申饬”改为“申斥”。“申饬”与“申斥”音同义亦同，不过，“申斥”的用法更为通俗，一般读者更为熟悉。鲁迅把“申饬”改为“申斥”，可能是为了让读者更容易接受。序号43未名版为“一个官员犯了过失了，便叫他跪在什么一个门外面”，三闲版把“什么一个”改为“一个什么”，改动后句子更为通畅。序号44未名版为“它便从祖宗一直骂到子孙”，三闲版把“它”改为“他”。这里的“他”指的是“太监”，用“它”指代明显不合适。序号45未名版为“究竟他可是要这样地骂呢？”三闲版把“究竟他”改为“问他究竟”，改动后语义更为清楚明了。
以上12处修改，大致可分为三类，一类为译名修改，如14；一类为订正错误和语病，如40、43、44；一类为优化处理，这一类在12处修改中所占比重最大。优化处理又分以下几种情况：一类为避免重复，如3、20；一类为避免误解，如21、40；一类为使所指更为明确，语义更为醒豁，如30、41；一类为使语义更为浅白通俗，如42。
一类为文字或标点符号未名版有，而三闲版删去的，有2处，分别为11、35。序号11未名版为“即如清末的‘南社’”，三闲版为“即如清末的南社”。两相比较，引号不加为优。因南社作为一著名文学社团，不加引号，一般读者也应知道。序号35未名版为“又安上一个铁锤”，三闲版把“上”字删去了。“安上”与“安”在本文语境中意思相同，鲁迅删去“上”字，应该是出自文字简练的考虑。
以上是《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未名版与三闲版正文差异的大致情况。由两个版本的差异，可看出鲁迅对《现今新文学的概观》的修改，很多处其实只是一字之加、一字之减、一字之改而已。31处文字修改中，共有16处属于一字之加、一字之减或一字之改，占文字修改总数的一半。还有多处只是一个标点符号的改动。但从这一字或一标点符号的添加、删除或改动，可深切感受到鲁迅为文的严谨、认真，已达到了毫不苟且、绝不随意的地步。他曾经说过：“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 [1] 鲁迅对《现今新文学的概观》的修改，便是这句话的一个有力佐证。他是怀着一种庄严的情感，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地从事着文字工作的。
除正文外，两版的正题与副题也有差异。未名版正题为“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三闲版正题为“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现今”一词后添加“的”字，这样一改，“现今”变成“新文学”的定语，对“新文学”的限定更为明确。未名版副题为“五月二十二日鲁迅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改定稿。”三闲版副题为“五月二十二日在燕京大学国文学会讲”，删去了“鲁迅”与“改定稿”。未名版题目下还有“吴世昌笔记”几个字，收入《三闲集》时，被鲁迅删去了。删去“鲁迅”两字，应该是考虑到该文已收入鲁迅个人文集《三闲集》，其中所收文章和讲演，其作者自应是鲁迅无疑。删去“改定稿”，应该是考虑到“改定稿”所指即为《未名》半月刊所刊之《现今新文学的概观》，现收入《三闲集》，经过改动，已成另一版本，再用“改定稿”已不太合适。删去记录人“吴世昌”名字，是出于保护记录人的考虑。他在1934年12月11日致杨霁云信中说过：“但记录人名须删去，因为这是会连累他们的，中国的事情难料得很。” [2]
由《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两个版本的比较可看出，鲁迅在把该文未名版收入《三闲集》时，从正题、副题到正文，皆进行了认真细致的修改，这种修改，使《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版本发生了较大变化。鉴于这篇讲演记录稿版本变化较大，后人在编辑鲁迅作品时，对于这种情况予以说明，交代清楚版本的渊源流变，就是很有必要的了。但遗憾的是，现今鲁迅作品的各种集子，包括最权威的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与2005年版《鲁迅全集》，都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在现今流通的鲁迅作品的各种集子中，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和2005年版的《鲁迅全集》质量最高，当得起“善本”之称。其作为善本的一个突出体现，就是它的注释，其中就包括对每篇作品最初出处的详细交代。这样交代作品出处的注释往往位于每篇作品注释部分的打头位置，如《我和〈语丝〉的始终》的第一个注为：“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二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二期，发表时还有副题《‘我所遇见的六个文学团体’之五》。” [3] 《听说梦》的第一个注为：“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五日上海《文学杂志》第一号。” [4] 可见，首先交代每部作品的原始出处，即该文的初刊情况，是人文版《鲁迅全集》注释的一个惯例。但这样的注释有时还是不够的，特别当遇到作品的初刊本与文集本差异较大的情况时，就更是如此。1981年人文版《鲁迅全集》对《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出处的注释为：“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月二十五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5] 这样注释没什么错误，但不够精确，也容易带来误解。不够精确，是因为该作品在《未名》半月刊刊出时，题目并非《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副题同样有所变化。这样注释，也易带来误解，让读者感觉《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与未名版的《现今新文学的概观》，内容上无任何差异。而实际情况则并非如此。《鲁迅全集》中，像《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样，初刊本与文集本之间，存在文字差异的，当还有不少。但《鲁迅全集》每篇作品的注释，则会让一般读者认为，鲁迅作品的初刊本与文集本，在文字上完全相同，不存在任何差异。这是1981年人文版《鲁迅全集》注释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笔者指出1981年人文版《鲁迅全集》注释上的问题，也许有吹毛求疵之嫌，因为《鲁迅全集》的注释工作，工作量大，难度高，注释起来相当不容易，而要准确说清楚鲁迅每部作品的版本源流，就更不容易了。但由于《鲁迅全集》的注释并非个体行为，而是全国学界精英与鲁迅研究专家的共同参与，在人力、物力与财力上，都得到过较大支持，若假以时日，要解决这个问题，也并非难事。特别是1981年人文版《鲁迅全集》的注释曾经有一次较大修改，其修改的成果集中体现在2005年出版的人文版《鲁迅全集》中。不过，遗憾的是，这一版《鲁迅全集》注释部分对于作品出处的交代，一仍其旧，与1981年版并无任何差异。就如《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这篇文章，其注释仍然是：“本篇最初发表于1929年5月25日北平《未名》半月刊第二卷第八期。” [6] 只是刊物的发表时间由原来的汉字数字改为小写阿拉伯数字，其他文字与原来完全相同。这说明2005年人文版《鲁迅全集》在注释上虽有过较大改动与补充，但在交代作品出处特别是版本源流方面，尚有可以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1] 鲁迅：《鲁迅译著书目》，收入《三闲集》，载《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87页。
[2] 鲁迅1934年12月11日致杨霁云信，《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3]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72页。
[4]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0页。
[5]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7页。
[6] 《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