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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差不多两年没有对青年诸君开过口。初到上海的时候，某校叫我去教几点钟书，不得已就去教了几天。那时整天捉拿学生，今天捉去几个，明天捉去几个。捉去之后，生死是不定的。放了是学校的力量，死了和学校无关。后来不教书了，就一声不响地住在上海。那知道创造社却说我把青年害了。
许久没有回到北京，这次回来，韦君叫我到贵校演讲，不得不来。我随便讲讲，诸君也只好随便听，至于可供诸位参考的，我敢说一点儿也没有。
我坐汽车往这里来的时候，本想在车子上想一个题目，无奈汽车一跳跳了三尺多高，要想也想不好。汽车本来是好东西，因为中国道路不平，就不适用。可见外国的东西——无□□□ [3] 什么学说——到了中国，因为环境不同，一点儿□□□。
革命是从外国来的，但是到了中国，却只有□□□正革命的，却多得很。各种主义——无论它是古□□□漫的——差不多都介绍到中国来了，但是只有谈□□□着那个主义去创作的。为什么呢？都是因为人太□□□几个人包办了的原故。上海的情形的确是如此，□□□海的外国人和他们的翻译接近，那些翻译又和老□□□百姓和外国人却是不能接近的。中国人所吃的苦□□□国人之间的那些翻译给他们的。例如，外国人说□□□说是要“打你两个嘴巴”；外国人说：“No”□□□枪毙你”。现在外国的学者，诗人，哲学家，文学□□□被几个中国人包围起来了。胡适包围杜威，徐志摩□□□殊斐尔，陈西滢又包围什么法郎士。所以我们只□□□□□□□□□□上，关于这种书少得很。有了革命的环境，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文学；不然，那种革命文学，还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中国现在虽然到处都成立了革命政府，但还不能算得革命的环境，所以革命文学仍然无从产生。现在的革命，换句话说，就是“我就是革命，反对我的，就是反革命。”这种革命不是真正的革命，当然不会产生真正的革命文学的。
革命文学有它的祖宗。现在谈革命文学的，虽然也有一点革命性，但不是真正的革命文学。他们大概不出以下几派：
一，在社会上得不到地位的——这种人得不到地位的时候，很喜欢谈革命；等到得到了相当的地位，就不谈革命了。
二，喜欢刺激的——这种人觉得社会太无聊，想变一变花样，出来捣捣乱。至如，吃饭吃得没有味了，想吃一点辣椒一样。
三，奋斗失败的——这种人想藉改革社会的名义，自己起来，完全是自私自利的。
四，以社会为对象的——这种人以为社会不好，总要把它推翻；但是怎样去推翻它，完全没有一定的办法；推翻以后，建设怎样的社会，也没有一定的目标；所以完全是空想的，乌托邦的。
五，喜欢小小的变动的——这种人喜欢的是小小的变动，大变动来了，他们却不欢喜。他们完全和旧社会接近。他们以为革命一成功，马上就有面包，奶油可吃，这种思想是完全错误的。民国成立以前，有所谓南社也者，是主张种族革命的文学团体。他们从历□□□□□□□□□□把头发留起来，穿上宽袍大袖，这种思想完全是空□□□叶赛宁起初也很欢迎革命，以为革命是一场大风雨□□□到来以后，和他理想中的革命完全不同。
六，改头换面的——从前鼓吹旧文学的，后来因为新文学的势力愈来愈大，一变而为新文学家；这种人是投机的，不是革命的。
七，打起无产阶级的招牌的——这种人口头上语 [4] 起来是为民众，是为无产阶级，其实还是个人主义。倒不如把时代的真相摆出来，给民众看，至于别人骂我反动，骂我开倒车，都不去管它。
八，想作领袖的——现在上海想作领袖的人很多，所以组织了许多小团体，不能团结起来。他们所出版的书，也是五颜六色都放在一起，一点儿也不调和。他们说他们虽不是无产阶级，但是脑子里的思想，要变成无产阶级的思想，所以他们所讲的话就可以代表无产阶级。我们没有做过工人，也不知道没有钱的时候是什么滋味。他们以为将来无产阶级一定胜利，所以提倡无产阶级的文学。那么，万一无产阶级不会胜利，岂不是就不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了吗？他们也是知识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以为只有无产阶级起来，才能把阶级取消，这完全是空想的。以别 [5] 的人认为黄金时代是在过去，现在的人认为黄金时代乃在将来，恰恰好像把金字塔倒了过来。黄帝时代怎样，固然无从查考；无产阶级时代怎样怎样，岂不是同样地无从查考么？
九，假藉名义的——以前的太监藉着皇帝的名义打人骂人，不给他钱，他便一天到晚的打你骂你。至于是否皇帝叫他那样打那样骂，你也无法到皇帝那里去质问。现在的革命文学，也是如此。要知道革命文学是否就是他们所说的，必须看清的，现在的，俄国的东西。现在一提起俄国，一提起红的颜色，就是犯禁，结果只有捣乱，没有理论。因为自己没有力量，才怕别人。身体好的人，什么都敢吃。这也不敢吃，那也不敢喝的人，一定是病得很危险，不久就要死去的人。现在无产阶级既然起不来，又要把小资产阶级压下去，结果必定没有文学。现在最需要的是介绍外国东西，尤其是现代的，著名的东西，不过这种事中国人总不肯作罢了。
十，互争雄长的——创造社和太阳社都译过俄国东西，后来却彼此争着谁先译的，谁后译的。这样看来，难道无产阶级出来以后，还要列一张榜，载明某派第一，某派第二吗？
郭沫若的《手》，做得还不坏。他说，一个革命家打掉了一只手，还用另外的那一只手去作革命文学。不过枪炮是没有眼睛的，万一把头打掉了，又怎样办呢？
王独清做了一首诗，里面有许多“pom，pom……” [6] 的字样，而且越来越大。原来这也叫作革命文学。
中国的理论不够，必须多看革命理论，把自己的思想改变了，才能产生革命文学。
中国无论到那里，革命革得都不厉害。以前有人说，广东赤化了。我到广东去了一趟，才知道完全没有那回事。不说别的，所谓裸体游行，我在广东就没有见过，甚至连携手同行的也没有，至多也不过握着一个指头罢了。此外，在广东租房，也非找铺保不可；可见还是商人有势力。有一天，满街都贴满了红旗，心里想一定是共产党起来了，那知道那不过是红旗牌香烟的招纸。广东尚且如此，别处更不必论。这样的环境，试问怎能产生革命文学呢？
再说现在的印刷工人，你拿稿子叫他付印，校对的时候，稍微难改的地方，他都不肯给你改，出版以后仍然有许多错字。到了旧历元旦，他还写红贴 [7] 拜年讨赏钱呢。这样的工人，思想一点儿也没有改变，试问能去革命吗？
革命文学绝对不应当禁止。禁止讲一年话，去年的那些理论完全消灭，到了明年还是那一套。你禁性史，他出爱的丛书；你禁谈三角恋爱，他大谈四角恋爱；禁它有什么用呢？去年下命令捉拿张竞生，那些当兵的都没有演 [8] 过性史，也不知道张竞生是谁，捉了几天，也没有捉住他。可见讲革命文学，还不如讲恋爱文学。
现在自己有地位的人，还是用旧方法对待敌人。共产党说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又说我是共产党，他们都要捉我，但都没有把我捉去。他们说我在北京捣乱；我同段祺瑞捣乱是有的，但我从来没有和国民军捣乱。不过他们说，我既然和段祺瑞捣乱，也就会和他们捣乱，所以非捉我不可。
因为看见青年们烦闷，便有人利用新招牌。但革命到来之后，新招牌必定消灭。因为那时候的环境完全不同，所以必定灭亡。环境不变，文学也不变。只说革命胜利，新的胜利，也就等于说好人有好报，坏人有坏报。
所谓革命文学，是双关的。你说他的文章不好，他说他是讲革命的，不是做文章的；你说他不肯革命，他说他是弄文学的，不是去革命的。革命没有成功的时候，这种人更多。他们没有事情可做，只好用文字鼓吹革命，也不过聊以自慰罢了。
不准别人骂人，自己却整天在那里骂人。这种人好像刽子手一样，不准强盗杀人，他们却还去杀强盗。
徐志摩说，访山访大山，见人要见名人，所以他才去拜泰谷尔，去拜哈代。他们要祖宗，不要子孙，要保守已存的制度。创造社不然，他们专门攻击已存制度。这两派主张既然不同，当然要接触的了，他们却不接触。他们不接触的原故，因为有我站在中间。因此，创造社攻击我，新月派也攻击我，他们彼此却不攻击。他们因为我还没有倒，所以要动手打倒我。有 [9] 是我躲在一边，一年没有说话，以为他们必定要接触了，但是他们仍然没有接触。到了现在，恋爱小说也来了，爱情小说也来，张资平全集也来了。他们这两派始终还没有接触。
创作和介绍比较起来，创作省力得多。介绍的时候，有一个字，一句话没有办法，就得把它放下；翻错了一个字，或翻错了一句话，就会有人骂你。创作不然，那句话写不出来，就换一句话；那一个字不会写，就造一个字，那都是可以的。创作很容易出名，介绍却只能叫人骂你。但是只有创作，没有绍介，总是不行的。所以，非有几个不肯出名，专事介绍的人，文学是弄不好的。
（1929年5月26日、27日《北平日报副刊》第61、62号）
从版本价值上讲，《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无疑要高于《评所谓革命文学》。这是因为《概观》经过鲁迅过目和修改，且被他收入《三闲集》，说明他对于这一版本是充分认可的。而《革命文学》没有经过鲁迅本人过目和审核，可信度不如《概观》；在《北平日报》发表时，由于印刷原因，有几行漏印，导致该文部分字句缺失，文献的完整程度不如《概观》。但这是否说明《革命文学》没有任何价值呢？也不是。
《革命文学》在版本价值上虽不如《概观》，但同样具有无可替代的史料价值。这是因为，这份演讲稿是对鲁迅燕京大学讲演内容的忠实记录与整理，这一点可通过两份讲演稿的比较得到证明。比较两份讲演稿可发现，《革命文学》的核心观念，与《概观》完全相同，结构大致相同，局部上某些字句也有相似之处。首先，两个文本的核心观念皆是对于当时流行的所谓“革命文学”的讽刺与批评，其主旨完全一致。《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的题目指向的似乎是整个新文学，是对当时整个文坛的鸟瞰和批评，但细读会发现，鲁迅矛头真正所向一是梁实秋、徐志摩、胡适所代表的现代评论派或新月派，二是创造社所代表的“革命文学”，批评的重点是创造社所代表的“革命文学”。与《概观》内容一样，《评所谓革命文学》同样围绕“革命文学”的分析与批判展开，认为“有了革命的环境，才能产生真正的革命文学；不然，那种革命文学，还是唯心的，不是唯物的。中国现在虽然到处都成立了革命政府，但还不能算得革命的环境，所以革命文学仍然无从产生。”其对“革命文学”的分析与批判，与《概观》完全一致。其次，两个文本的结构大致相同。《概观》分导入、文学界对西方文学介绍太少、各种“近似带革命性”的文学并非真的“革命文学”、创造社提倡的“革命文学”并不成立、结束五部分，《革命文学》的结构也大致如此。最后，两个文本的某些语句也有相似之处。如《概观》：“这边也禁，那边也禁的王独清的从上海租界里遥望广州暴动的诗，‘pong pong pong’，铅字逐渐大了起来”，而《革命文学》为：“王独清做了一首诗，里面有许多‘pom，pom...’的字样，而且越来越大。”两句存在相似之处。这种语句上的相似之处还有多处，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总之，两文本存在诸多相似之处，说明《革命文学》的记录者并没有背离和歪曲鲁迅讲演原意。鲁迅在编辑《集外集》时，曾有意删去了几篇讲演，为什么要删去呢？主要是因为他认为记录者的记录存在问题：“而记录的人，或者为了方音的不同，听不很懂，于是漏落，错误；或者为了意见的不同，取舍因而不确，我以为要紧的，他并不记录，遇到空话，却详详细细记了一大通；有些则简直好像是恶意的捏造，意思和我所说的正是相反的。凡这些，我只好当作记录者自己的创作，都将它由我这里删掉。” [10] 鲁迅所指出的记录者问题，如“漏落，错误”，也许《革命文学》同样存在，但取舍不同、专门记录空话，甚至故意歪曲，诸如这些问题，在《革命文学》中是不存在的。可以说，《革命文学》并没有背离和歪曲鲁迅原意，整理者的态度还是比较严肃、客观的。它的版本价值虽不如《概观》，但同样是一个可以采信和参考的文本，它的存在，与《概观》形成一种相互参照的互文关系。
《革命文学》与《概观》两个文本间的“同”如上说。这种“同”源于它们所指向的是同一个对象，即鲁迅1929年5月22日在燕京大学所作的讲演。但是，两个文本间存在着一定差异也是必然的，因为记录者不同。讲演行为虽由讲演者发出，但讲演内容的呈现，则要借助记录者。记录者不同，同一讲演内容的呈现必然不同。因此，《革命文学》与《概观》两个文本存在诸多不同之处。
第一，题目不同。鲁迅这次讲演为即兴讲演，讲前没有确定题目。《评所谓革命文学》的题目应该是整理者郭亦华所拟，《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原题为《现今新文学的概观》，也极有可能是整理者吴世昌所拟，鲁迅收入文集时改为今题。《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中的“新文学”主要指的是创造社代表的“革命文学”，以及胡适、徐志摩代表的现代评论派。这个题目容易让人想到它是对当时整个新文坛的鸟瞰，其实鲁迅矛头所向主要是创造社所代表的“革命文学”，兼及现代评论派成员。《评所谓革命文学》的所指更明确，含义更清晰，题目显示讲演的主旨是对“革命文学”的评价。
第二，对当时流行的“并非真的革命文学”的分析和强调不同。《概观》在提到“并非真的革命文学”时，只提到四种情况，没有进行明确分类，而《革命文学》则一口气列举了十类“并非真的革命文学”，突出了对于“并非真的革命文学”的讽刺与批判。《革命文学》所列十种“革命文学”，其中四种《概观》也提到了；其余六种，有些如第五种、第七种、第九种，《概观》也提到了，但不是以分类的形式。
第三，对徐志摩、成仿吾讽刺的程度不同。《概观》第五段讽刺了徐志摩，但之后再没有提及。《革命文学》则在一开始讽刺徐志摩之后，在讲演将近结束时对之再次进行讽刺。《概观》在讽刺郭沫若与王独清后，在文末又重点讽刺了成仿吾。《革命文学》提到创造社时，只是提到郭沫若与王独清，没有提及成仿吾。两个文本比较，《革命文学》遗漏了成仿吾，而《概观》则在文章后半部分遗漏了徐志摩。两个文本合观，才能更全面地呈现鲁迅原始演讲中对于徐志摩、成仿吾的态度。由《革命文学》可看出，鲁迅在讲演后半段又一次讽刺了徐志摩，这与他讲演后当晚给许广平的信中所讲情形是完全符合的。鲁迅燕京大学讲演的时间为5月22日傍晚，鲁迅当晚给许广平写了一封信，信中描述当天讲演情况：“我照例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燕大是现代派信徒居多——大约因为冰心在此之故——给我一骂，很吃惊。” [11] 这里所谓的“现代派”指的是“现代评论派”，而徐志摩、胡适都被鲁迅视为现代评论派的主要成员。由鲁迅这封信可看出，鲁迅讲演所“骂”的两个主要对象，一为成仿吾所代表的“革命文学”，一为徐志摩所代表的“现代派”即现代评论派。为什么要骂现代评论派呢？因为在鲁迅心目中，燕京大学是现代评论派的势力范围。在讲演前一天，即5月21日，他在给许广平信中，已表明他去燕京大学讲演，是因为“在那边是现代派太出风头了，所以想去讲几句”。 [12] 这充分说明鲁迅去燕京大学讲演，明显有针对现代评论派的味道，他在讲演一开始所说的“没有想定究竟来讲什么”，实为文人狡狯，并不能完全采信。由鲁迅给许广平的信以及讲演内容可判定，讲演前鲁迅已经想好了两个批判对象，一为现代评论派，一为创造社代表的“革命文学”。为了引入这两个对象，他设计了两个导入，由道路坏、汽车无法走，导入“革命文学”；由租界外国人的被翻译所包围，导入“现代评论派”。由于存在两个批判对象，论述起来就容易分散力量，文气也不太畅达。为了避免这一点，鲁迅在提及现代评论派之后，就把力量主要放在批判创造社所代表的“革命文学”上面，但同时没有忘记讥刺徐志摩等人，这一点从《革命文学》中可以看出。而《概观》在一开始讽刺了梁实秋、胡适、徐志摩，之后就再没有提及，这与鲁迅讲演的原始情形是不符的。由于《概观》是“改定稿”，鲁迅修改过程中，应该是把讲演后半段对于徐志摩等人的讽刺删掉了。为什么删掉呢？可能鲁迅本人也意识到了“讲演”与“文章写作”二者之间的不同，讲演可以任性而谈，随处生发，旁逸斜出，把“革命文学”与他所谓的“现代派”捉至一处，进行一锅烩。但将讲演记录稿进行整理，再形成文章并公开出版，就大为不同了。文章写作，要讲主旨，讲结构，讲文气，发表之后，还要讲公开出版后的影响。讲演后半段删去讽刺徐志摩部分，而无形中加重对于成仿吾等所代表的“革命文学”的批判力度，目的是使文章主旨更清楚，批评目标更明确，文气也更顺畅些。与《概观》相比，《革命文学》没有经过鲁迅修改，一定程度保留了鲁迅讲演的原貌，符合“从成仿吾一直骂到徐志摩”的原始情形。
比起《概观》，《革命文学》的有些说法更为大胆直露一些，如认为“中国现在虽然到处都成立了革命政府，但还不能算作革命的环境”，《概观》则为：“中国，据说，自然是已经革了命，——政治上也许如此罢”。 [13] 两相比较，《革命文学》的说法更为直截了当，《概观》则显得委婉含蓄。《革命文学》认为工人的思想还停留在旧时代，没有任何改变，无法担当革命的重任，《概观》对此则无任何提及。另外，两个文本的口语化程度也稍有不同。《概观》由于经过鲁迅本人亲自润色和修改，语言表达更为准确精练，更为书面化一些。《革命文学》没有经过鲁迅审核和修改，语言显得粗糙一些，更为口语化，保留了讲演的现场感。与《概观》不同，《革命文学》还提到了邀请人的名字为“韦君”，这一点在《概观》中只是模糊化为“几位旧识的人”。
以上简单列举了两个文本的差异，这种差异是难免的。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差异，与记录者有关，也与鲁迅的修改有关。记录者对讲演内容的记录和整理存在多个环节，先是记录，然后整理，然后由讲演者亲自过目并润色修改，这样就产生了多个版本。鲁迅燕京大学的此次讲演，经吴世昌整理后，在《未名》半月刊刊出时，副题有“改定稿”字样，说明吴世昌的讲演记录稿在理论上至少存在四个版本，一为原始的记录稿，一为整理稿，一为经过鲁迅过目审核后的修改稿即“改定稿”，一为鲁迅收入个人文集《三闲集》的文集本。而《评所谓革命文学》虽同为鲁迅讲演的记录，但这个文本由于缺少鲁迅审核修改的环节，在版本上就不可能出现“改定本”与“文集本”。这个文本，由于缺少鲁迅审定一环节，加上整理者的水平所限，存在失误和遗漏在所难免。不过，由于整理者的态度是严肃客观的，这样一份未经鲁迅修改的讲演记录稿，反而有可能更为真实地呈现鲁迅此次讲演的原始面目。
[1] 《北平日报副刊》第61号题为“郭亦笔记”，第62号题为“郭亦华记”。当为“郭亦华记”。该副刊第63号有“亦华觉人”的翻译文章，“亦华觉人”应是“郭亦华”的笔名。
[2] 鲁迅删去记录人名字，是为了避免连累他们，这一点他在1934年12月11日致杨霁云信中说过：“但记录人名须删去，因为这是会连累他们的，中国的事情难料得很。”《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1页。
[3] 由于印刷原因，该文的部分文字缺失，缺失部分以“□”代替，下同。
[4] “语”，应为“说”。
[5] “别”，当为“前”。
[6] “pom”，应为“pong”。
[7] “贴”，应为“帖”。
[8] “演”，疑当为“读”。
[9] “有”，应为“于”。
[10] 鲁迅：《序言》，上海《芒种》半月刊1935年3月5日第1期，见《鲁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页。
[11] 鲁迅1929年5月22日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9页。这封信在收入《两地书》时，此句被鲁迅修改为：“照例说些成仿吾徐志摩之类，听的人颇不少——不过也不是都为了来听讲演的。”（《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99页。）
[12] 鲁迅1929年5月21日致许广平信，《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页。
[13] 鲁迅：《现今的新文学的概观》，《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