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刘增人

欣闻刘涛先生的大作《民国报纸副刊与作家佚文辑考》即将付梓，我忍不住要打破绝对不为他人著作“写序”的自我规定，确定要借机会来说说一些从来不曾公开的心里话。因为再过一个来月，我就要整整七十八岁了，以后还能不能写，能不能说，都是未知数。

抚摸桌上厚厚的书稿，我清清楚楚知道收集整理这些史料背后必须付出的代价，也由此回想起自己的一些微末的遭遇，愿与也有类似境遇的同好共同体悟。

我走上史料搜集整理的道路，主要是受到薛绥之、书新、冯光廉等恩师的影响乃至带领，这些洋溢着温情的往事，我多次述说过。现在主要想“曝光”自己几点难忘的经历，略供现在有志于史料工作的青年朋友也作为某种“史料”分享或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发起、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参与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资料丛书”的编纂工作正式启动。我的老师冯光廉先生领到该丛书的乙种之中的叶圣陶、王统照、臧克家三本研究资料专辑的编纂任务，携带我也参与了这项后来被称为“世纪工程”的事业，由此也开启了我的以史料收集整理为主项、为大宗的现代文学研究。

冯先生领得任务后，发信征求我的意见，希望我参与其间共襄大事。我自然求之不得，满心欢喜答应下来。因为工作量极大，又必须不断外出，我向时任泰安师专中文系主任的书新先生汇报，他毫不犹豫地支持。同时建议我请文学所致函泰安师专，以确保以后工作中不会“扯皮”，也在师生情谊之上，增加了两个不同单位之间的工作协议。很快，马良春先生给泰安师专校领导的公函挂号寄到，说明了该工作的性质价值意义以及我所应该承担的工作任务之外，特地注明所需经费（其实就是硬座火车票和廉价招待所的住宿费）由文学所承担，加盖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红章。我持此高规格公函向校长请示，校长批示由教务长许宝笃先生具体负责。许教务长在公函上签字后，主动给校长办公室（出差要在这里开加盖公章的介绍信）和财务科（差旅费要在这里报销）打了电话，然后让我一一前往“打招呼”，此后，即使校长和中文系领导换人，都没有影响工作的进展。

开始工作时，首先当然在山东师院中文系的资料室。“文革”刚结束，时任山师副校长的田仲济先生采纳了中文系资料室工作人员薛绥之先生的建议，由山师出资买下了著名藏书家瞿光熙先生的全部藏书，其中有极多珍贵无比的民国期刊。由此使山师一下跃居为中国大学界期刊收藏最多的高校之一。冯师时任山师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主任，带领我以正当理由进资料室查阅期刊，是合情合时顺理成章的。那时中文系资料室里收藏的期刊，全部是原刊，除去收购来后资料室老师按照自家的工作规程略加整理外，其他都完好地保留着藏书家的样式。冯师给我在山师北门外预定了纺织局的招待所，我一般就在所里吃饭。冯师指导我用方格稿纸抄写作家佚文和评论文章，用带孔卡片一条一条抄录作家自述文章、评论文章的名目及出处、文集目录、出版时间及出版社（以备编写作家生平年表和著译年表），用备课本一一记录所查得的书报刊以及待查的内容。白天泡在资料室里其乐无穷，晚上整理白天的记录，回忆从发黄的报纸杂志里获得的鲜活印象，想象当年那些著名的作家写书撰文、交友办刊、开会讲课、游览名胜、考察民俗、歌呼饮宴的情境，是那么鲜活生动，连他们之间互相攻讦、互相辩驳的表情姿态也似乎历历在眼前。想着想着每每自己笑出声来，然后自己嘲笑自己一番纵身躺下，美美地睡到天亮。

1977年起，泰安师专中文系开始招收二年制专科生，每届两个班，现代文学课总是安排一学年，每周四节。书新先生调走前我们教研组三个人，魏建留校后还是三个人。我往往主要承担春季学期的课程，因此有可能集中时间到外地查阅资料。出差前，先把一个孩子送到外婆家，然后到校长办公室开介绍信，到伙食科兑换全国粮票，到财务科预借差旅费。与冯师同行，住宿都是他安排。我自己出去，就需要事前联系。那时大城市的招待所还是紧张，除去需有单位介绍信证明身份外，还需要有招待所认可的熟人介绍。到上海依靠邵伯周先生住上海师院招待所，到南京求助过许志英先生，到成都麻烦李昌陟先生联系住四川大学招待所，到北京主要请王统照先生哲嗣王立诚先生（他那时任农业部人民公社司司长，后来任廊坊农业管理干部学院党委书记兼院长）介绍住农业部招待所，或者请臧克家先生的朋友刘国正先生（他正好任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介绍住位于沙滩的人教社招待所。北京图书馆（就是后来的国家图书馆）的平装书在北海的书库，报纸在西皇城根的报库，杂志在国子监的期刊库。沙滩的优越性是交通方便，门口就有多路公交，四通八达。地下室每天只收十块钱，而且很洁净安全。缺点是没有食堂，没有浴室，上厕所要到地上的办公室……但这都不算什么。问题在于这里房间有限，我们赴京时未必有空闲。农业部招待所距离三家书库都非常远，如果去国子监，好像至少要咣当咣当转三次车。我们早六点出发，七拐八拐，八点前到国子监就算不错。期刊库门口有几家小饭店，一碗光面一个茶鸡蛋或者三四个包子，就是幸福满满的早餐。顺带一个纸包的奶油面包，就是午餐。国子监里大都是我们这种舍生忘死查资料的读书人，那里的馆员阿姨身穿厚厚的深蓝色“棉猴”，非常和气地用标准的京腔告诉我们中午要事前借足午休时要看的杂志，他们那个时段休息，不借；哪里有免费的开水，哪里可以打个盹儿……让我们真真切切感受到首都的温馨。这样干三天五天没有问题，十天半月就感到体力不支。有几次从国子监出来，已经是傍晚时分，我们稀里糊涂坐反了方向，等到发现不对，再三番五次问道路，回到农业部招待所已经漆黑，哪里也买不到可以果腹的食物了。农业部招待所最令人憎恶的是住宿方式。我们山东固然十分落后，但公社级招待所实行的都已经是房间制，尽管里面的设施可能极其简陋。但这坐落在首善之区的部级招待所居然还是大通铺，活像早年北方的马车店！我有一次与一位来自内蒙古林区的朋友住邻近。他很朴实，也热情，主动介绍泰山林场的苗木有多么珍贵的品种，林场的场长和技术员叫什么什么名字……看我懵懵懂懂一点也不感兴趣的样子，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道自己睡觉打呼噜特别响，对不住了，就不和我在一头就宿了。说着把黑色狗皮长毛大帽子一扔，不知道什么颜色的翻毛皮的长外衣一脱，回头向里一倒，立马鼾声如雷。他从那头发出的鼾声，半点也不比这头的音量小，再加上长筒皮袜子高腰毛皮鞋的气息和浓浓的酒气掺和在一起，我只好到大堂联椅上对付一夜。但农业部招待所的伙食真的不错。每周末国子监下班早，我们可以在六点前赶回去，就有一份热气腾腾的陶罐菜等着，满满的白菜、豆腐、粉丝以外，还往往在罐底发现好多粒海米的“残渣余孽”，个头虽然是小了一点，但毕竟是货真价实的海米，何况交三两粮票就可以放开肚皮吃东北大米干饭，幸福顿时就像花儿一样开放了……

2010年10月，我的第二个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顺利结项了。评审专家一面给予相当高的评价，一面惋惜地指出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建议我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尽量减少些遗憾。我非常愿意按照专家们的指示继续做下去，至少做到自己满意为止。但这时，我已经申请不到任何经费了。我当时面临着三种选择：一是就此罢手，从此告别我几十年投身其中的文学期刊收集和整理的工作；二是自己出钱，把这已经叙录了六千余种文学期刊的不完善的初稿请求出版社印行；三是自己出钱，进一步赓续未完的工作。但无论哪一种选择，对我都是一种苦痛。斗室徘徊，中夜浩叹，不知如何是好。老伴知道我遇到过不去的坎儿了，问我何事？她听后非常轻松地说，不就是钱嘛！咱留着，无非养老，无非预备送给医院！没有什么，有病不治了，省得让他们这里割一刀，那里插一管，反正插也是死，割也是死。用多少钱，说话就是。……同事告诉我，现在学校图书馆大有进步，可以和各大图书馆实行“馆际互借”了，你需要什么资料，可以请他们帮助。馆长很支持，亲自带领我去办理“馆际互借”的手续。两天后，回音来了：民国期刊是不可以“馆际互借”的，原刊不能够出库；但人家可以提供扫描件，一个页码一块六，全部自费，还需要有专门的传真机接受扫描件。我估算了一下，自己的财力无论如何都支撑不下来，只好千恩万谢后作罢。我在泰安师专中文系的“老学生”，颇有几位是北京市优秀的中学语文教师，在学生家长中威信很高。他们告诉我，自己熟悉的学生家长非常愿意帮忙联系到大图书馆的有关专家，解决我的困难与苦恼。很快，结果反馈回来，原刊不能出库，但可以代为拍照，收费合理，多拍七折。我先提供了几种，花了四千元，效果真的很好。我付款后又高高兴兴提出了一个比较多的刊物名单，大多是晚清民初的刊物，是我没有见过或没有看完整的部分。不料对方客客气气答复：我的书单，与他们正在做的项目冲突，这些刊物恕难提供。我不免长叹一声，剩下的路，就只有再去看缩微胶卷了。我知道国家图书馆可能有珍稀期刊的翻印版问世，但买不起，也知道上海图书馆陆续推出质量上乘的期刊数据库，还是买不起。唯一的道路，就是继续用老夫妇的养老金去外地图书馆看免费的缩微胶卷。

在《1872—1949文学期刊信息总汇》的后记里，我回忆过看缩微胶卷的情形：“……像我这样级别的读者，举凡已经有缩微胶卷的期刊，就无法看到纸质原刊了。缩微胶卷的拍摄质量不同，有不少内容是难以见到完整的真实的面目的。所见到的，也因为‘缩微’，而大大减少了‘现场感’。开本大小，一般就无法确证。看这类胶卷，是对我的视力和耐心的一种相当严峻的考验：右手摇转装有缩微胶卷的机器的把柄，左手拿着放大镜，极力设法让大都模糊不清的胶卷的字样，透过放大镜、老花镜，对准焦距，进入我的视网膜。看清后再把有用的内容输入电脑，低头打字。打完字再抬头，就需重新对光，再次寻找四点之间合适的角度！两只手稍稍晃动，眼前立马变成一团乱麻。眼花的同时，就是焦躁不安。这过程，最多坚持半小时，就精疲力竭，只好废然闭目！……”现在我的眼睛已经无法正常工作了，当然主要是自己老化的结果，但也不能不说是缩微胶卷所赐。

2014年，我手头的文学期刊已经收集到八九千种，电脑统计在400万字以上。怎么处理这一大堆文字，又使我愁肠百结。按照时价，如果自费出版，我和老伴的养老钱真的就所剩无几了。但不出版，更是一桩抹不掉的心事。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与青岛大学法学院的丁院长一起出席一个会议。我忽发奇想，说我这个项目能不能请法学院资助出版，作为法学院的成果之一？丁院长说：我们学院出钱没有问题，也愿意支持你的项目，但一是名目不对头，法学和文学，毕竟不是一家人；二是恐怕会有后遗症。他诚恳地建议试试申请国家出版基金项目，资助多，规格也高……我第一次知道还有这样的机会，马上函请北京的朋友帮助联系大型出版社作为出版基金项目考虑，但几家共同的答复是选题不错，但需要排队，何时可以排上，是三年还是五年，现在谁也说不准。我对老伴说，从现在起，我要每天至少做一遍八段锦，争取多活几年，等待那排上队的日子！古语所说的山穷水尽处，柳暗花明时，也许是有道理的。突然济南一位老朋友告诉我青岛出版社有兴趣接纳这课题。我于是赶到黄岛与正在那里开会的高继民总编辑商议。我把书稿的主要内容、体例、字数、预期读者及学术价值、社会效益等汇报了二十多分钟。高总说这个选题很好，我们正应该推出这样的著作。出版社当然是要挣钱的，但不能靠这样的书挣。我们是出版人，但更是文化人，更懂得文化积累的价值和意义。这书我们一起努力，争取上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如果争取失败，我们给你出，一分钱不要。他指着旁边一位胖胖的年轻先生说：他就是你的责任编辑，山东大学研究生毕业的郭东明，是我们社有学问有前途的中层。我还没有从意外的惊喜中回过神来，高总又问：可不可以把书名改为信息全编？我说不但我不敢，谁也不敢。高总又问，书中有没有政治性的评价，我答以没有，完全都是客观的叙述。高总说这样好，可以规避许多麻烦。又叮嘱说，出版基金项目要求图文并茂，你应该尽量多搜集彩色图片，增加书稿的可读性，尽量做成左图右史的传世之作。回家后，我马上大量发信，吁请四面八方的朋友帮忙。半年左右，收到各种刊物的封面彩图两千余帧。后来出版社在制版时删除了若干品相不好的画图，留下了1500余幅。因为要精印这些图而且必须配图和刊物条目一一对应，全书都使用了高价的印制画报专用的铜版纸。而且做成硬精装，外加手工封套。一套书就有四十多斤重！郭总说，书虽然定价贵了一些，但这套书可以保存至少二三百年，不褪色，不变形！付印前郭总指出我在正文前把提供彩图的朋友的名字和图像的目录写得太具体太详细，占用版面太多，能不能精简一下，用等等代替？我坚决不同意，一定要把每一位朋友的好意一一印在书的前面，借以表达我的区区敬意。因为书贵，我买不起较多赠送，得罪了不少人，招来不少骂詈，有的当面兴师问罪，有的背后讨伐批判，这我大体都知道。我想，即使因此得罪了许多大腕，也只能如此了。读书人辛辛苦苦出本书，却因为囊中羞涩，不能够想买尽买、欲赠皆赠，确实是一个令人恼火的缺点，但绝对不是罪过。我还想，即使其中的500万字都是我的胡说，一钱不值，但这1500多幅彩图，却是真真切切的原貌，而且是许多图书馆没有收藏，即使收藏也不会轻易示人的镇馆之宝，想看到、看全貌确实不易。因此，我即使有一千条罪孽，因为借此保留了彩图若干，也应该从轻发落吧？……

我清清楚楚地知道这些没有任何现实意义的絮叨，除去刘涛先生和我以外，可能没有多少人感兴趣。我写下这些真实的过去的情况，主要是强调史料工作着实不易，没有亲自经历过的绝对体会不到其中的艰难与辛劳。而从事此事的人，无论人在天南海北，关注的是书信日记还是期刊副刊，都应该属于同道。可以守望相助，也可以相忘于江湖，各人做自己的事情。能做什么便做什么，喜欢什么便研究什么，各得其所，各守本业。批评，匡正，也十分需要，但最好不要把孩子也一起泼将出去。因为史料工作，永远都没有完美的结局，无论你多么努力，多么敬业，都不可能绝对完整地再现文学史的完整面目。即使是历史的当事人，他也只能感知其中的局部，清楚与自己有关的史实。更何况时过境迁，后辈人只能从自己所掌握的部分材料里尽可能复原文学史的发生现场。要想毫无偏至，要想尽善尽美，是谁都做不到的。也是因此，即使发现了他人的成果里有什么不足或缺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补充就是了，纠正就是了，商量就是了。大家从不同角度出发，根据各自不同的可见资料，共同修复已经逝去的历史事实，不是其乐融融的好事吗？如果学术研究尤其是史料研究是一道奔腾不息的潮涌，我们大家不过都是其中的一滴水，承上启下而已。如果是一条路，大家也就不过都是同行者，可能有先有后。这里没有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会有永无缺失的作者。这里也没有天才，只有坚守者的足迹有可能留下。

记得1980年暑假，冯师带领我去北京查资料，访问专家学者，其中就有林非先生。那时没有事前预约的习惯和条件，我们到达干面胡同林非先生家中时，已经有赵明、刘增杰等开封师院的先生，以及北京师院的鲍霁先生。我有自知之明，没有插嘴，只是尽情地领略了鲍霁先生的口才，林非先生的温厚和开封师院学者的严谨。事后，冯师顺带介绍了他的母校开封师院现代文学的传统，我只记住了三点：任访秋先生是“开山祖师”，近代与现代不分家是特色，刘增杰先生等是开封师院的主干力量……1992年，冯师和我联合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发展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是创办伊始的青岛大学中文系的重要成果之一。冯师特地在八大关新华社招待所举办小型座谈会，研究讨论该著的价值和意义。刘增杰先生和解志熙先生应约前来。会上会下，我再一次亲炙河南大学的人文传统，从心底里敬佩。2006年，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徐迺翔先生长信相约：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要在河南大学开会，正式成立近现代史料学分会。由河南大学校长关爱和先生任会长，刘福春、陈子善、宋益乔、祝晓风和我任副会长。我满心高兴，趋赴向往已久的开封古城，见识了史料界诸多前辈和同行，从此我也混迹史料学会，先后到西安、聊城等地蹭会。几经接触，对于河南大学的学术传统，开始有了更多的一些理解。但他们诸位先生的著作，我购读最多的还是刘涛先生与胡全章先生。我知道河南大学近现代文学研究阵容强盛，高手如林，影响广远，但因为兴趣相近，还是觉得刘、胡二君与我更有心心相印的感觉。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我在老师牵引指导下，懵懵懂懂走进史料研究的队列，跌跌撞撞头破血流已经几十年了。回首往事，教训多于成效，愧悔重于欣悦，都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现在据说流行一种“前浪”“后浪”的说法，我不能够确知其真实的含义，但如果允许望文生义并证诸自己的狭隘体悟，倒觉得有几分大体符合史料研究界的情状。任访秋、田仲济、陈早春、马良春、樊骏、徐迺翔、丁景唐、包子衍、范伯群、曾华鹏、许志英、薛绥之、书新、朱德发等前贤，都已经带着他们的人格魅力和骄人业绩，定格在历史的光荣碑上。刘增杰、冯光廉、韩之友等先生，由于种种原因，也已经封笔，不再指导我们进一步拓展史料的整理与研究。四十年代出生的学者里，恐怕现在只有陈子善先生一人日新月异，风生水起，带领一大批史料研究的新秀，开拓前进，前程不可限量。那么，七十年代开始自己踏踏实实的人生，后来接受过严格系统的学术训练，又长养在河南大学这样优异的学术环境之中，刘涛先生们肩上的责任和义务，就显得尤其重要和迫切。记得鲁迅先生曾经这样勉励中国的青年：“……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就令萤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里发一点光，不必等候炬火。此后如竟没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如有了炬火，出了太阳，我们自然心悦诚服的消失，不但毫无不平，而且还要随喜赞美这炬火或太阳；因为他照了人类，连我都在内。……纵令不过一洼浅水，也可以学学大海；横竖都是水，可以相通。几粒石子，任他们暗地里掷来；几滴秽水，任他们从背后泼来就是了。” ^[1] 愿以这样永远辉耀着真理的万丈光焰的箴言，与刘涛先生共勉。

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序”，也一定是最后一篇。它不像序，也不是序。但只要刘涛先生不怪罪，不责罚，微愿已足，夫尚何求？

[1] 鲁迅：《热风·四十一》，《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1、3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