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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本来想讲些文学问题，但细想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至少在现在这样的时代，不十分切于实用。像现在这样的时代，最好讲些对于“大众”有用一点的问题，因此我把从前在北平及暨南大学讲过的题目姑且仍旧移用在这里。
我的题目是：
“中国的出路在那里？”
对于政治问题，没有兴趣的朋友，也许关于这个题目觉得讨厌。然而人是政治的动物，一切活动均受“政治”支配，对于政治应有深切的认识跟稍稍的涉猎。我们国家的人民，且个个人应强迫去想：“中国的出路在那里？”
提到我们的国家究有出路没有这问题，我们不得不这样说：前面是一团黑暗，可怕的黑暗；空中是充满了烦闷，沉着的烦闷。我们在报上时常看到因受国事日非的刺激而牺牲的新闻；我们更在左右时常听见一片“没有出路”的呼声。一部份烦闷的结果是在绝路中索性不去找寻出路，像鸵鸟一样，攒 [4] 进了头，什么都不管，以现在享乐为满足。
要找寻中国的出路，我们须从鸦片战争看起，须从历史的演变和现代的发展推演出来。我们根据史迹，发现我们民族自己要求自己出路的经过，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一）戊戌政变期：在鸦片战争以前，中国人是很轻视外人的，但自鸦片战争后，恍然觉得要使国家强盛，非新式军械不行。于是造兵舰，设制造局，铺铁路。但甲午一战，这观念又被打得粉碎，于是知识阶级乃继而谋政治之改革，康梁二人，领导全国秀才，举人，发起戊戌政变，然而结果又遭失败，希望变成绝望，全国又陷入烦闷状态，感到无出路的苦痛。
（二）首次革命期：因为看到国家没有出路，中山先生乃在南洋，香港，日本等处鼓吹革命，进行非常顺利。光绪年间，个个人都感觉到中国唯一的出路是革命，青年男女，投效牺牲者，纷至沓来，一般人民，毁家抒 [5] 难者，更数见不鲜。中小学生在看报时，个个热血沸腾，举国上下，入于疯狂状态。因此革命很快的成功。然而想不到的是结果还是个绝望。
（三）二次革命期：首次革命，绝望，于是又来了二次革命，国民革命军在广州发难，实行北伐。那时全国民气，又顿时复盛，在上海有很多人抛弃了他们的工作，加入黄埔军官军校去受训练，并且，最可感动的是有很多很有地位的文学作家，参加战争，结果大都牺牲。但他们的牺牲是值得的，他们深信他们的牺牲是会得到很大的代价的。那时中国确是有救的样子，真的抓住了出路了。然而，想不到，他的结果却不能如人们意料中的满意，直到现在，东三省的失陷，华北的危急，匪徒的扰乱不堪，使国家处于更危险的地位。使我们自动找求出路的热心，渐渐冷淡下去，使我们找求出路的机会，渐行减少。到最近，我们还再有第四个机会去找求自己的出路吗？辛亥时，中国地位还相当的稳固，我们还可暂时躲避或顽固，然而现在可以吗？在现在，我们没有机会再悠闲自适的了，我们个个人应强迫的去想研究，中国究有出路不？
中国现在全国是充满着黑暗，苟安，矛盾的现象，民族的自信力，完全没有，日人常说中国是世界上最有资格做奴隶的民族。真是一针见血。考我们民族，自从五代外人入主中原起，一直到金元清三代止，差不多时常受到和亡国奴一样的压迫，但是结果终究能继续生存下去，可知中国人的奴隶资格，真是老得惊人，现在姑且分析来观察：
中国智识阶级是没有领导民众的力量的，完全是帮闲阶级，用最取巧的方法专心替一家皇帝做走狗，帮同统治阶级，压迫榨取民众。这种士大夫阶级，完全是阿Q式的，自己一点没有自信任心，大多数人都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这七字可说是中国知识阶级的特性的代表。“九一八”以后，很有人神气自若的说：“好吧，咱们和日本五十年后再算账吧！”这完全是阿Q式的，胡先生也已表示忏悔，承认错误。也有人说和满清一样，三百年后再算账，他们以为满清当时压迫，也不在现代日本之下，他们像马罗人压迫小亚细亚一般的压迫中国民众，把中国有民族意识的书，全都烧掉。将全国有民族观念的青年，全都麻醉了。然而我们的民族仍旧不能灭亡，仍旧能继续生存下去。甚而至于反过来把满清推翻了。因此现在很有许多人想把这情状应用到今日的敌人上去。这种阿Q式的精神，确是要不得！有一般人更是来得聪明，他们索性去图谋富贵，做开国的元勋去，这一般人也不绝对的占少数，很多日本留学生和英美的留学生投到北平去出计划，很秘密的会把“平分会”及“平政会”先会 [6] 卖掉。这种丧心病狂的智识阶级完全是不可靠的，他们把有用的智识用错了。他们从错误的书本求得错误的智识，做出这种错误的行为。其最大的原因就是他们多读了做奴隶的历史。奴隶的历史多读了，会无形中倾向于阿Q式的精神的！
我们知道历史不是兜圈子的，是进化的。拿过去的历史以推断将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不可靠的！过去的坟墓里的古董在现在是只有交换价值而没有使用价值的，现在有现在的环境，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核心。醉心于古代“木乃伊”Mummy的朋友，只是牺牲了自己的精神，消灭了自己的肉体，埋葬了自己的前途，放弃了自己的希望！
中国的知识阶级是没有希望的了！然而我们的民众究竟有出路吗？中国的民众只是一大块未开垦的黑土，韩愈的《原道》上说：“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正是我们国家政治的特别现象。我们国家的人民和社会，在畸形的压迫方式下，变成了非常变态的人民和社会。我们的人民没有了做人的资格；我们的社会也失去了社会的实际。我们的历史是“教育并训练奴隶良民”的历史。因此我们人民的奴隶资格，实在无愧于人。西洋希腊的人民也分成两个阶级，（1）人民（2）奴隶，然而他们的奴隶是异族，非同族，他们命令奴隶替他们建筑，做工。结果，他们的奴隶替他们创造了文化，完成了建筑。然而我们的国家没有这种情形，在我们的史迹上，不能找到“奴隶异族”和希腊同样的事实。因为如此，所以就不得不把自己的人民当做奴隶。在中国境内无“公民”而只有“奴隶”。治者阶级只知闭了门谋一己的幸福。我们从上古看起，没有一个时代的政府曾尽力的替国家的百姓谋过幸福的。中国最好的政府，只是“安定的政府”。
然而我们须认清现在社会还是这样一条线下去的。中国的人民还是只有义务而无权利，完粮纳税是他们对于国家唯一的事情。他们仅仅受到“奴隶的教育”而没有资格受“公民的教育”。我们的治者阶级仍旧是抄了老祖宗的“传家法宝”，只谋自己的利益。我有一个朋友，他是某省的模范县县长，他到任后第一步的工作就是修盖新衙门。人民的享乐是口头上的护身器。结果，我们的人民都没有一天好好的做过人，度过“人的生活”。
我们的民族非但这样奴隶化，并且非常幼稚。幼稚的民族，见人跌交 [7] ，便拍掌大哭 [8] ；看见人家出殡，觉得非常有趣味而绝无半点同情之心。我们知道法国民族是最没情感的民族，但是如果他们在马路中心看见老母幼子，就立刻停车，让他们母子俩安然过去；如果看见人家出殡，就立刻脱帽致哀。这种“人的精神”究竟和我们幼稚民族的自私自利的精神比较怎样？！
因此，在今日，我们民族每个人都得要受正当的教育，要受人的教育；我们要取消奴隶的教育，更正奴隶的历史，踢开奴隶的习惯，并且，本身，尤须加以极端的注意，我们须做一个有血气而享有自由平等的人。这样然后国家能达于自由平等的地位。
救国的要件在民众的爱国，而要使民众爱国，非使民众受相当的“人的教育”不可。使民众对于国家，一方面固然有义务可尽，然而一方面也有权利可享，并且，更要紧的是使他们知道有“国之可爱”的所在，然后教他们“爱国”，方有宏效。
在那时候，我们民众更须对于政府有相当的认识，我们要拥护完全为民族谋福利的政党，我们应该无条件的信奉：“大众的力量是无限大的”。华北义军，此起彼仆，不知有数千百次，然而我们知道他们究竟有多少军火？由于这一点，我们得以深信中国民族的力量是被压在大众的底下而未发掘出来。所以现在我们中国的急务即在“唤起民众”，跟“共同奋斗”。
“救国”是大众的工作，不是单独治者阶级所能包办的。所以教育应首先加以注意，统治阶级应绝对的觉悟三四千年来的奴隶教育是再也不能行之于今日的，今日应急于发展的教育只是“公民的教育”而非“奴隶的教育”。今日中国当前的唯一出路即在“唤起民众”。
（原刊《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半月刊》第101期，1936年2月28日）
对于郑振铎此次讲演，讲演记录稿提供信息很有限。讲演的时间、地点皆有待查考。由于讲演记录稿刊发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的校刊《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半月刊》，因此，可大概推断出郑振铎讲演的地点应该就是上海中学，讲演的听众为上海中学的学生。关于讲演时间，也只能进行大概的推断。郑振铎在讲演开始有这样一段话：“像现在这样的时代，最好讲些对于‘大众’有用一点的问题，因此我把从前在北平及暨南大学讲过的题目姑且仍旧移用在这里。”该段话中所说的“北平的演讲”，指的是1933年1月18日他在燕京大学“学生抗日会”会议上所做的题为《中国的出路》的演讲。关于这次演讲，陈福康先生《郑振铎在北平的两次演讲》 [9] 一文有详尽介绍与评述。从这段话还可看出郑氏在暨南大学曾做过一次题为《中国的出路》的讲演。关于这次讲演，郑振铎研究文章及陈福康《郑振铎年谱》皆没有提及，讲演的具体情况不详。依据《郑振铎年谱》，郑振铎于1935年8月17日被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正式任命为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和教授。1935年9月12日暨南大学开学，此后，郑振铎在该校曾做过多次讲演。郑振铎所说的在暨大所做的《中国的出路》的讲演，应该就是作于1935年9月12日暨大开学之后。而郑振铎在上海中学的这次讲演，时间上当在暨大的同题讲演之后。因此，可大致推测，郑振铎在上海中学的讲演，时间上应该在1935年9月到1936年2月间。
郑振铎在上海中学的讲演，题目虽与燕京大学所做讲演一样，但内容却完全不同。燕京大学讲演作于1933年1月18日，讲演内容与此前国内发生的两起政治事件有关。一为1933年1月3日，日本侵占山海关；一为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愿意在国民党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停战议和，共同抗日。讲演指出：“此次榆关失守，或能使中国有更大之出路”，“《大公报》载中国红军宣言与中央合作抗日，由此二消息，可知中国已奔向某一出路。” [10] 由此可见，郑振铎在燕京大学讲演是就当时中国国内发生的政治事件发表感想，认为红军发表的联合宣言以及日本对中国的步步紧逼将会从正反两方面推动中国政局向前发展，使中国获得光明的前途。而郑振铎在上海中学的讲演，则避开对当时国内具体政治情况的观察与评价，更着眼于从整体上考察中国的出路问题。他认为中国当前唯一出路在“唤起民众”，“‘救国’是大众的工作，不是单独治者阶级所能包办的”。 [11] 中国的知识阶层没有领导民众的力量，“完全是帮闲阶级，用最取巧的方法专心替一家皇帝做走狗，帮同统治阶级，压迫榨取民众。”而民众历来接受的是奴隶政治和教育，养成严重的“奴隶人格”，并且非常幼稚。“幼稚的民族，见人跌交，便拍掌大哭；看见人家出殡，觉得非常有趣味而绝无半点同情之心。”这样的国民不可能爱人，更不可能爱国。因此，郑氏认为中国的根本出路在政治上民主清明与文化上启蒙教育民众：“救国的要件在民众的爱国，而要使民众爱国，非使民众受相当的‘人的教育’不可。使民众对于国家，一方面固然有义务可尽，然而一方面也有权利可享，并且，更要紧的是使他们知道有‘国之可爱’的所在，然后教他们‘爱国’，方有宏效。”
郑振铎认为中国的出路在教育上唤起民众、启蒙民众，进行人的教育，延续的其实还是五四以来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化启蒙话题。1935年、1936年正值中国八年抗战前夕，亡国灭种的严峻形势与救亡的迫切任务非但没有遮蔽文化启蒙的话题，即“救亡”并没有压倒“启蒙”，相反，为了“救亡”，知识分子又一次提出“民主”与“启蒙”的五四话题。这一点，在郑振铎上海中学的此次讲演中，得到了有力揭示和生动说明。
近代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出路”一直是知识分子探讨的核心问题。围绕此问题，大到政党及政党领袖，小到一介书生、平头百姓，都进行了各自的不懈探索与紧张思考，发生过相当激烈的思想交锋， [12] 且最终演变为大规模残酷的政治斗争与军事冲突。20世纪的中国历史，可概括为对“中国出路”问题的探索史与围绕此问题所展开的斗争史。从这个角度讲，郑振铎在1930年代所做的讲演，他对中国出路问题的建言献策，就具有极其珍贵的思想史意义，值得后来者加以珍视。
[1] “那里”，现作“哪里”，下同。
[2] 《郑振铎全集》，花山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3] 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
[4] “攒”，应为“钻”。
[5] “抒”，应为“纾”。
[6] “先会”两字疑多出。
[7] “交”，现为“跤”。
[8] 参照上下文文义，“大哭”当为“大笑”。
[9] 陈福康：《郑振铎在北平的两次演讲》，载《民国文坛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7—360页。
[10] 参见陈福康《郑振铎年谱》，三晋出版社2008年版，第245页；陈福康《郑振铎在北平的两次演讲》，载《民国文坛探隐》，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版，第358—360页。
[11] 郑振铎：《中国的出路在那里》，《江苏省立上海中学校半月刊》1936年第101期。以下引文均出自该文。
[12] 围绕“中国的出路”一问题，民国政要或知识分子皆发表有文章或演讲，如蒋介石《最后关头的中国的出路》，见《中国的出路》，战时出版社1937年版；陶行知《中国的出路》，见《陶行知选集》第2卷，教育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44—353页；罗家伦《中国的出路：现代化——民国二十九年在国立中央大学讲》，见朱庆葆主编《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历史学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22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