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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白诗原文并未见，在《逸经》上也见过，并有《多余的话》。有些人以为造谣，因为他们以为有损于秋白。我倒不以为然，我以为大约是秋白写的。秋白是一个末落 [1] 的官绅子弟出身，受旧的才子佳人熏染颇深，但他后来投身政治，中国革命事业为中共领导人之一 [2] ，卒至牺牲。人说慷慨牺牲易，从容就义难。秋白真是从容就义，不为不光荣。但秋白自然在感情上，在私人感情上，难免有些旧的残余，□ [3] 中共以前生活亦较散漫，所以还没 [4] 有些空闲温习旧的感情，在他情感上虽还保存有某些矛盾，在他的平生却并未放纵它，使它自然发展过，他却是朝着进步方向走的。这种与自己做斗争，胜利了那些旧的，也不为不伟大，小资产阶级 [5] ，知识分子到共产主义中来的途程原来就是艰苦的。所以我并未觉得于秋白有损，不过秋白能连这些多余的话也不说，无人了解的心情也牺牲了吧 [6] ，不更好些么！……
十一月二十七日《星座》
（刊香港《大风》杂志第56期，1939年12月5日）
文章署名“丁玲”。从文中语气可看出，此文为熟知瞿秋白的丁玲所作无疑。
除此之外，笔者认定该文为丁玲所作，还有如下理由。
首先，作为自己的老师和朋友，丁玲对瞿秋白有着很深的感情，在文章中对他时有提及。1930年丁玲发表中篇小说《韦护》，其主人公“韦护”即以瞿秋白为原型。1942年，距瞿秋白被难七年，丁玲在延安写下《风雨中忆萧红》一文。除萧红外，丁玲文中还提起了两位好友，一位为冯雪峰，另一位即瞿秋白：“昨天我又苦苦地想起秋白，在政治生活中过了那么久，却还不能彻底地变更自己，他那种二重的生活使他在临死时还不能免于有所申诉。”1946年，瞿秋白逝世十一周年，丁玲又写下《纪念瞿秋白同志被难十一周年》，以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丁玲文章中很少再出现瞿秋白的名字。1980年，随着“文革”后政治环境的宽松，丁玲写了《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 [7] ，对自己与瞿秋白的交往，作了较为详尽的回忆。由于“文革”后《多余的话》成为瞿秋白研究中的热点问题，因此，丁玲这篇文章中有关《多余的话》一节，应编辑要求，以《我对于〈多余的话〉的理解》为题，单独发表于《光明日报》1980年3月21日第3版。丁玲最后谈及瞿秋白应该是1985年的《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 [8] ，文中对瞿秋白作了简要的评价。由于丁玲与瞿秋白的朋友关系，丁玲在文章中提及瞿秋白是很正常的，由此点可证明《论瞿秋白》应为丁玲所作。
其次，根据丁玲对瞿秋白的一贯评价，可知此文为丁玲所作。《论瞿秋白》一文对瞿秋白所作评价，与后来丁玲对他的评价非常一致。一、对瞿秋白同志英勇就义行为的评价，该文称：“人说慷慨牺牲易，从容就义难。秋白真是从容就义，不为不光荣。”对照《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对瞿秋白之死的评价：“古语说：‘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这句话是有缺点的。‘慷慨成仁’也不易，也需要勇敢，无所畏惧，而‘从容就义’更难。”两文对瞿秋白之死评价不但高度一致，而且所引用的语句也非常相似。这绝不是偶然的巧合。二、对瞿秋白《多余的话》真伪的认定。《多余的话》出现后，一时众说纷纭，很多人特别是左翼人士皆认为此文为国民党伪造，其目的是丑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论瞿秋白》则认为此文为瞿秋白所作：“有些人以为造谣，因为他们以为有损于秋白。我倒不以为然，我以为大约是秋白写的。”虽然用了“大约”一词，但从随后对瞿秋白二重人格的评价中，可看出文章是认定《多余的话》为瞿秋白所作的，这也是丁玲对待《多余的话》的一贯态度。如《我对于《〈多余的话〉的理解》谈自己对《多余的话》的看法：“我读着文章仿佛看见了秋白本人，我完全相信这篇文章是他自己写的（自然不能完全排除敌人有篡改过的可能）。那些语言，那种心情，我是多么地熟悉啊！” [9] 《论瞿秋白》认为《多余的话》虽无损于秋白，“不过秋白能连这些多余的话也不说，无人了解的心情也牺牲了吧，不更好些么！”这也是丁玲的看法，在《风雨中忆萧红》一文中她曾委婉地提到：“我常常责怪他申诉的‘多余’”。《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中也有类似的话：“我也自问过：何必写这些《多余的话》呢？我认为其中有些话是一般人不易理解的，而且会被某些思想简单的人、浅薄的人据为话柄，发生误解或曲解。” [10] 三、对瞿秋白二重生活或思想矛盾的评价。《论瞿秋白》认为瞿秋白“是一个末落的官绅子弟出身，受旧的才子佳人熏染颇深”，后来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但“在私人感情上，难免有些旧的残余”“情感上虽还保存有某些矛盾”。这种观点，丁玲不止在一篇文章中表达过。《风雨中忆萧红》就坦言瞿秋白有着“二重的生活”。《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同样持此观点：“在我们这个不够健全的世界上，他熏染着还来不及完全蜕去的一丝淡淡的、孤独的、苍茫的心情是极可同情的。” [11] 从以上几点可看出，《论瞿秋白》与丁玲对瞿秋白的一贯看法之间高度一致，可断定此文为丁玲所作。
最后，丁玲在《我所认识的瞿秋白》一文中，谈到了自己早在延安时就已经读过《多余的话》，可进一步证明她有着写作《论瞿秋白》的内在动因：
我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洛甫同志同我谈到，有些同志认为这篇文章可能是伪造的。我便从中宣部的图书室借来一本杂志，上面除这篇文章外，还有一篇描述他就义的情景。 [12]
上面这句话中提到的杂志指的应是《逸经》。《多余的话》全文第一次发表于《逸经》第25、26、27期（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依照《丁玲年谱长编》记载，丁玲到达延安的时间是1937年2月。 [13] 从时间上看，丁玲到达延安不久，《逸经》第25期及随后两期就已经出版了，她在延安是能够看到瞿秋白这篇文章的。这一点，由《论瞿秋白》一文的“在《逸经》上也见过”也可得到证明。因此可确定，丁玲是在延安看到《多余的话》之后，有感而发，写了《论瞿秋白》一文的。
以上三点可确证《论瞿秋白》一文为丁玲所作。
《论瞿秋白》一文为丁玲所作无疑，那么，为什么这篇文章没有被丁玲收入个人文集呢？是无意的疏漏还是有意的弃置？笔者认为丁玲应该是有意放弃了这篇文章，没有收入其个人文集。个中原因，当与该文所谈话题即瞿秋白遗著《多余的话》有关。《多余的话》刊出后，党内一致认为它是国民党为诬蔑共产党而伪造的，一些著名作家如茅盾、郑振铎同样持此观点。对瞿秋白了解甚深的鲁迅虽然私下没有完全否定该文的真实性， [14] 但在公开场合则抱着较为审慎的态度，与茅盾、郑振铎口径一致，认为该文出自敌人造谣。 [1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到“文革”时期，《多余的话》成为瞿秋白自首叛变的铁证，被当作政治斗争的工具而拿来使用。因此，从该文产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多余的话》一直没有得到积极肯定的评价。这段时期内，认定该文的真实性，并且能够对它作出深度剖析的，只有丁玲的《论瞿秋白》一文。由于此文观点与党的立场及主流评价相差甚大，甚至完全相反，加上延安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那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丁玲是不可能把它收入个人文集的。相反，她倒更愿意它迅速消失。这段时期，在其他论及瞿秋白的文章中，丁玲有意避开这个话题，不再正面谈《多余的话》。 [16] 只是到了1980年，随着政治大气候的回暖转晴，她才能够把心中积郁一吐为快，痛快淋漓地写下《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并特意立专节谈《多余的话》。由此可见，《多余的话》这篇文章在她心中的分量之重。在写这篇文章时，丁玲是否想到四五十年前自己写的《论瞿秋白》一文，不得而知。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两文对于《多余的话》观点的一致甚至某些语句的相似，可以说明，她在80年代写的这篇文章，是对《论瞿秋白》一文的重温与回应。
《论瞿秋白》一文的发现，为研究丁玲与瞿秋白的关系，提供了新史料。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在大家一致怀疑《多余的话》真实性的情况下，丁玲能顶着巨大政治压力，毫不犹豫地最先认定它的真实性，并且从瞿秋白的二重人格入手，对其真实性作了有力论证，充分说明丁玲与瞿秋白之间，不但存在深厚友谊，且彼此相知极深，只有存在着这种深透的了解，她才能对瞿秋白思想人格的矛盾性做出深刻分析，对《多余的话》的真伪做出迅速准确的判定。姚锡佩先生在《鲁迅读〈多余的话〉之后》一文中认为鲁迅是瞿秋白的真知己。“知己”一语，鲁迅之外，丁玲同样当之无愧。
《论瞿秋白》一文，对瞿秋白二重人格的论述，对《多余的话》真伪的认定与评价，在1930年代，可谓空谷足音。而现有瞿秋白研究文章，对于《论瞿秋白》皆没有提及 [17] 。因此，它的发现，对瞿秋白研究特别是《多余的话》研究，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论瞿秋白》发表于香港《大风》杂志的时间是1939年12月。丁玲称自己第一次读到《多余的话》是在延安。依据她到达延安的时间1937年2月，及《多余的话》全文刊出时间1937年4月5日，可大致推断：《论瞿秋白》一文应写于1937年4月与1939年之间。另外，文后标明“十一月二十七日《星座》”字样。《星座》指的应该是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星座》副刊创刊于1938年8月1日，戴望舒编辑。从“十一月二十七日《星座》”可推断，这篇刊登于香港《大风》的文章，很有可能转载自1939年11月27日香港《星岛日报》副刊《星座》。由于笔者无法看到该刊，此点是否属实，尚待进一步查证。
[1] “末落”，现通作“没落”。
[2] “中国”，前疑缺“为”字。
[3] 原文不清，疑为“入”字。
[4] “没”字疑衍。
[5] “小资产阶级”前疑缺“从”字。
[6] “无人了解”前疑缺漏字句。
[7]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文汇》1980年增刊第2期。
[8] 《丁玲谈早年生活二三事》，《新文学史料》1986年第2期。
[9]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见张炯编《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54页。
[10]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见张炯编《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4页。
[11]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见张炯编《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8页。
[12] 丁玲：《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随想》，见张炯编《丁玲全集》第6卷，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3页。
[13] 王增如、李向东编著：《丁玲年谱长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
[14] 姚锡佩：《鲁迅读〈多余的话〉之后》，《鲁迅研究月刊》1989年第11期。
[15] 茅盾：《一九三五年记事——回忆录》（十八），《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1期。
[16] 《风雨中忆萧红》提到了瞿秋白申诉的“多余”，隐约指向《多余的话》，但毕竟是“隐指”，没有正面论及《多余的话》。但是，对《多余的话》的有意遮蔽，恰恰说明丁玲对该文的重视以及它在延安政治环境中的微妙处境。
[17] 赵庚林：《〈多余的话〉研究史略》，见《瞿秋白百周年纪念——全国瞿秋白生产和思想研讨会论文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152—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