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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人生的各时期，都各有相当的意义，应得珍重一样，中小大学各级的教育也是那样地同一重要，虽然其形式与内容有多少不同。但是，由我个人的意见说来，中学这一个时期在这中间似乎要比较底更为要紧，因为这三四年间不但身心发达，在世界上初得自由活动，感到生存的快乐，而且以后一生的思想事业的基本也在此时建立起来，实在很有关系。我自己是海军出身的人，没有弄过什么专门的学问，但是我觉得在海军学校的若干年是于我最有益的时期，到了现在，船上的事情完全不弄了，在那时候所学的一部分普通科学却成为我的常识的根本，仿佛觉得现今的思索和判断力之来源差不多都在当时所读的那些教科书上，至少可以说这是我的知识的根据，规定我的思想倾向的东西。因此对于外行的中学教育有时颇为挂念，想到这个基础如不弄得稳固，什么都没有办法，一面看见中学生一班班地毕业出来，也引起一种希望，觉得常识完备的同志逐渐增加，将来无论出去办事或是升学，总是加添革命的力量，是一件很可喜的事。近两年来因为有朋友在办成达学校，我也参加在内，不过在现今的状况之下什么学都是难办得好的，现在只是有这个意思罢了。今年六月，第二十一班同学又将毕业，命我在同学录上题几句话，便将想到的一点写了出来，不能算什么临别赠言，实在还只是聊以塞责云尔。
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十日，周作人，于北平
文后署名写作日期为“中华民国十九年五月十日”，即“1930年5月10日”。这个日期虽是作者本人所署，但并不准确。查《周作人日记》，1930年5月9日有“为成达同学录写小序交朱文讳君”的记载。 [1] 日记中所说的“小序”即《成达学校同学录序》。可见，该文准确写作日期应为“1930年5月9日”。
《北平日报副刊》，系北平文学社团徒然社属下刊物。该副刊创刊于1929年2月20日，编辑最初为李自珍，至1929年8月2日第93号，因李自珍离开北平，改由张寿林编辑，至1930年5月13日第199号，编辑又改为吴光临，从1930年7月17日第230号起，吴光临有事，编辑改为方纪生。这几任编辑，除吴光临外，其他几位都是徒然社成员。徒然社是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活跃于北平的一个小型文学社团，成员有李自珍、王余杞、梁以俅、闻国新、翟永坤、方纪生、张寿林、朱大枏等，大多是北平各大学的学生，他们一部分因校友关系，更主要因喜爱文学的共同志趣，结合在一起，从事文学活动。徒然社活动阵地除《北平日报副刊》外，还有《华北日报》“徒然”周刊，其成员还出版有“徒然社丛书”。周作人与徒然社成员之间有较为密切的交往，他的文章出现在《北平日报副刊》并非偶然。查《周作人日记》，1930年1月19日张寿林来访 [2] ，1930年2月2日赴张寿林约 [3] ，1930年7月17日收张寿林信并复 [4] ，1930年7月19日收方纪生信 [5] ，1930年7月20日“上午方纪生秦宗尧李自珍三君来访” [6] ，1930年8月3日“陆秀如张寿林二君来访不值” [7] ，1930年8月11日收“纪生”信 [8] ，此“纪生”即为“方纪生”，1930年9月2日“张寿林赵澄二君来访” [9] 。由《周作人日记》的这些记录可看出，徒然社几个核心成员张寿林、方纪生、李自珍与周作人之间有较密切的私人交往。张寿林、方纪生等人拜访周作人，其目的之一可能就是向周氏约稿。方纪生曾在1930年8月3日《北平日报副刊》第238号向读者承诺：“周岂明先生和落华生先生也曾答应写文章，如其编者把稿‘拉了来’，想读者必更喜欢。” [10] 而据《周作人日记》记载，方纪生在1930年7月20日上午登门拜访了周氏。应该就是此次拜访中，方纪生向周氏约稿，这样才会有周作人“答应写文章”的预告。如果没有得到周氏允诺，作为编辑的方纪生不可能贸然向读者预告周作人将有文章在副刊出现。
周作人给方纪生的这篇文章虽短，但却具有重要史料价值。首先，这篇文章证实《周作人日记》记载的可靠性。《周作人日记》中有“为成达同学录写小序”的记载，张菊香、张铁荣两先生编著的《周作人年谱》据此在1930年5月9日也有“为成达中学同学录写序文，交朱文讳”的记录。 [11] 但“成达同学录序文”却湮没不见，致使这篇文章是否存在成为悬案。《成达学校同学录序》的发现，证实《周作人日记》记载的真实可靠。其次，该文对研究周作人与成达学校的关系具有重要史料价值。成达学校是由北洋政府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于1914年创办的一所私立学校，原名为京师私立正志中学校，校址在宣武门外菜市口粤东学堂旧址。1920年徐树铮失势后，该校由北洋政府教育部接手，改名为京师私立成达中学校，迁入阜成门外北礼士路19号。其后，在抗战时期和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成达中学的校址几度变迁，学校名称也几度更改。1952年，成达中学与私立上义中学合并为北京市第三十八中学，1954年改为北京市第四十二中学，1958年改为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1992年北京师范学院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学校随之更名为首都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从这一曲折历史沿革可看出，现在著名的首都师范大学附中的前身就是成达中学。在成达学校校史上，除创办者徐树铮外，另一不可不提的重要人物就是周作人。因为他是成达学校第三届、第四届董事会主席，与成达学校关系非常密切。成达学校实行董事会制，董事会“为学校法定最高机关，有对外代表学校对内监督学校之权能”。 [12] 依据董事会章程，校董会可筹划和保管学校经费，审核学校预算决算，选任校长，处理学校非常事物。成达学校历史上，出现过五届董事会，其中周作人为第三届（1928年至1937年1月）、第四届（1937年1月至1945年）董事会主席，任职长达17年，是历届董事会主席中任职最长的一位。由于董事会是成达学校最高权力机构，周作人又任职成达学校董事会主席时间最长，因此，要谈论成达学校历史，周作人无法绕过。但现有关于成达学校与周作人关系的史料，只有周氏日记中的只言片语，以及成达学校档案中关于周作人任职校董会的记录，其他更为详尽的史料很少。《成达学校同学录序》一文，则为研究周作人与成达学校的关系，提供了坚实的文献支撑。周作人在《成达学校同学录序》中称“近两年来因为有朋友在办成达学校，我也参加在内”，这里的“朋友”应指蔡元培、沈尹默、马廉、张凤举、徐炳昶等人，因为这些人与周作人都是第三届董事会的董事。周氏称对于成达学校的校务自己“也参加在内”，有自谦的意思，因为作为董事会主席，他要对董事会和整个学校校务直接负责，已经不是一般的参与了。
周作人与成达学校的关系，还可从废名任职成达学校一事得到旁证。据周作人《怀废名》：“民国十六年张大元帅入京，改办京师大学校，废名失学一年余，及北大恢复乃复入学。废名当初不知是住公寓还是寄宿舍，总之在那失学的时代也就失所寄托，有一天写信来说，近日几乎没得吃了。恰好章矛尘夫妇已经避难南下，两间小屋正空着，便招废名来住，后来在西门外一个私立中学走教国文，大约有半年之久。” [13] 周作人这段话提供了废名在北大失学期间曾经在中学教书的一段经历，但有两点说得比较含糊。一点是“西门外一个私立中学”到底是哪所学校？另一点是废名在这所学校任职的具体时间？关于第一点，废名朋友程鹤西明确说“我和废名相识是在成达学校”。 [14] 这说明废名任职的学校就是成达学校。而且，成达学校1920年至1937年的校址在阜成门外北礼士路，在方位上正好处于北京西门外，且是一所私立中学，与周作人所说完全吻合。陈建军《废名年谱》据周作人《怀废名》断定废名“在西直门外孔德中学教国文”。 [15] 此论断是有问题的。首先，周作人只是说废名在西门外一所私立中学教国文，并没有说“西直门”，而孔德学校校址在东华门大街，位于北京东城区，与周作人所说“西门外”不符。其次，孔德学校虽是私立学校，但它一般不称“孔德中学”，因为孔德学校既有中学，也有小学。 [16] 人们提起这所学校，首先会想起“孔德学校”，而不会是“孔德中学”。周作人一度在孔德学校教书，对这所学校很熟悉，不可能犯这种常识性错误。周作人所说“西门外一个私立中学”指的就是成达学校。眉睫《废名与周作人》同样认为废名任职的学校为成达学校。 [17] 另一点是废名教书的时间。陈建军认为废名失学期间开始在中学教书的时间为“1928年2月”，这个论断是出于猜测。因为周作人并没有明确指出废名任教的具体时间。要推断废名在成达学校任教的时间，先要知道废名从北大退学与复学的时间。北大被张作霖改组为京师大学校的一个分院的时间为1927年9月。 [18] 为抗议张作霖此举，包括废名在内的许多学生愤而退学，至1929年3月北京大学重新开课，废名才继续返回北大上学。郭济访认为1928年11月，“京师大学堂改北平大学，聘请周作人为北平大学国文系主任，日本文学系主任。废名旋复学”。 [19] 这个论断与历史事实不符。查《北京大学校史》，北大复校的时间是1929年3月11日。 [20] 在1929年3月复校前北大停止一切教学活动，废名不可能在1928年11月“复学”。可见，废名失学的时间应该是从1927年9月北大被改组，到1929年3月北大复课。这段时间有一年半，与周作人所说的“废名失学一年余”正好相合。在废名失学的一年半时间里，他曾有半年在成达学校任教，也就是整整一学期。按照学校章程，成达学校实行两学期制，以每年8月1日为一学年之始，8月至次年1月为第1学期，2月至7月为第2学期。 [21] 1927年9月废名从北大退学，隐居北京西山，过了一段时间，因生活困难才向周作人提出帮助。这说明1927年下半年，废名还没有到中学教书。而1929年3月，随着北大复课，废名也重新上学，所以，1929年3月后废名也不可能在中学教书。在这一年半时间里，废名到私立中学教书的时间只可能是1928年2月至7月和1928年8月至1929年1月这两段。因废名在中学教书的时间只有半年，所以，他教书的时间只能是上面所说的两个时间段中的一段。陈建军《废名年谱》认为废名在中学任教的时间为1928年2月，在1928年6月又有如下记载：“成达中学与孔德中学合并，废名继续留校任教，至暑期开始而结束。其间，与时为该校图书管理员的程鹤西结识。同校执教的有周作人、徐祖正、冯至、陈炜谟等人。” [22] 这说明陈建军认为废名任教的时间应为1928年2月至7月。但这个论断出自郭济访《废名年表》，而郭济访的史料来源则是鹤西《怀废名》。鹤西在该文中有如下陈述：“北伐胜利后，成达和孔德学校合并，记得是张凤举主持，我因北平大学改组停课，在这个学校当图书管理员。” [23] 鹤西的回忆是不准确的。首先是时间。鹤西所谓“北伐胜利后”在时间指称上过于模糊，郭济访据此把它落实为“1928年6月”当然也就失去依据。成达中学在历史上确实有并入中法大学孔德学院之附属孔德学校的图谋，主其事者为成达学校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周作民与中法大学创始人李石曾及孔德学校的当事者，成达学校与孔德学校双方办理合校交接事宜是在1928年7月30日。但成达学校并入孔德学校的消息传出后，受到成达学校在校学生的极力反对，最终在北平市市长何其巩的干预下，两个月后，并校一事无疾而终，成达学校没有并入孔德学校，而是维持了自己独立地位，并一直延续至今，只是校名和学校性质改变罢了。 [24] 这次并校风波后，成达学校董事会进行重新改选，由9人调整为16人，周作人进入董事会并被选为董事会主席。可见，所谓成达学校与孔德学校合并的“史实”纯属子虚乌有。可能这件事情当时影响很大，程鹤西才误以为成达学校与孔德学校已经合并。成达学校的并校风波发生在1928年7、8月份，而程鹤西的回忆文章写于1986年2月，之间相隔近60年之久，记忆存在失误是难免的。但程鹤西认为他与废名在成达学校共事是在成达学校并校风波发生之后，这里传达的信息就包含了废名在成达学校任职的时间。因为成达学校并校风波发生在1928年7、8月份，而且，并校风波后，周作人成为该校董事会主席，有直接支配校务的权力。这样看来，废名任职成达的两段时间中，以“1928年8月至1929年1月”这一段最有可能，因为这个时间段正好处于成达学校并校风波结束、周作人成为该校董事会主席之时，以他与废名“常往来如亲属” [25] 的特殊关系，再加上他对于成达学校校务有支配能力，他安排废名到成达学校是顺理成章的事。而“1928年2月至1928年7月”这段时间，周作人既非成达学校董事，更非董事会主席，他安排废名到该校任教是有一定难度的。
在《成达学校同学录序》中，周作人发表了他对教育的看法，因此，这篇文章对研究周作人的教育思想同样具有重要价值。周作人认为人一生中每个阶段的教育都有其重要性，但相比其他阶段，中学教育居于更为基础的位置，因为这三四年间不但身心发达，在世界上开始能够自由活动，初尝生存的快乐，而且以后一生思想事业的基本也是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他结合自己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的求学经历，认为“在海军学校的若干年是于我最有益的时期，到了现在，船上的事情完全不弄了，在那时候所学的一部分普通科学却成为我的常识的根本，仿佛觉得现今的思索和判断力之来源差不多都在当时所读的那些教科书上，至少可以说这是我的知识的根据，规定我的思想倾向的东西。”可见，周作人认为中学教育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于大学教育提供专门知识，中学教育提供的是“常识”。专门知识只是偏于技能与知识，但“常识”则包含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是一个人成年后“思索与判断力”的源头，是人一生取之不竭的财富。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在这里特意强调自己的“海军出身”，强调海军学校给予他的“常识”教育对其一生的重要性，这里的“常识”不但包含了一般中学教育的普通科学所给予人的常识教育，此外还应该包含“海军学校”给予学生身体以及意志力方面的锻炼和培养。江南水师学堂作为一所海军学校，在其教育思想体系和规章制度中，自然会比一般学校更为重视学生体魄和意志力的训练与培养。周氏兄弟做事之认真有恒，刻苦耐劳，虽部分出自天性，但与他们所受的军校教育应有一定关系，虽然他们在其回忆中对此并无提及。巧合的是，周作人兼职的成达学校，虽不是一所军校，但在管理上却采用军校式的严格管理。成达学校前身为正志中学，创办者徐树铮出身军人，他采用军校的管理模式来管理学校，“教室、宿舍和饭厅的规矩与日本士官学校相仿。因此，时人评论说这近乎一所军官预备学校”。 [26] 1920年徐树铮卸任校长，正志中学易名为成达学校，但学校的军事化管理模式和良好校风却延续下来。1928年并校风波中，成达学校学生之所以极力反对学校并入孔德学校，全力维护学校的完全独立地位，就是为了防范该校“固有种种之特别优点与其他超然独异不同流俗之精神”， [27] 因并入其他学校而消失。成达学校不同流俗的精神，就来自其严苛不苟的军事化管理模式。周作人兼职成达学校，并愿意担任该校董事会的主席，就说明他是充分认同该校的管理模式，认同该校不同流俗的独异精神的。
[1] 《周作人日记（下）》（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58页。
[2] 《周作人日记（下）》（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9页。
[3] 《周作人日记（下）》（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4页。
[4] 《周作人日记（下）》（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90页。
[5] 《周作人日记（下）》（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6] 《周作人日记（下）》（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91页。
[7] 《周作人日记（下）》（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98页。
[8] 《周作人日记（下）》（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02页。
[9] 《周作人日记（下）》（影印本），大象出版社1996年版，第112页。
[10] 纪生：《编后》，《北平日报副刊》1930年8月3日第238期。
[11] 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97页。
[12] 《北平私立成达初级中学校第三届董事会章程》，载艾群编著《首都师大附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1页。
[13] 周作人：《怀废名》，《古今》1943年第20—21期合刊。
[14] 鹤西：《怀废名》，《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15] 陈建军编著：《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9页。
[16] 邓云乡：《学府往事》，见邓云乡《宣南秉烛谭》，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452页。
[17] 眉睫：《废名与周作人》，见眉睫《废名先生》，金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87页。
[18] 王学珍主编：《北京高等教育史》（上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10年版，第426页。
[19] 郭济访：《废名年表》，见郭济访《梦的真实与美——废名》，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第365页。
[20] 萧超然、沙健孙、周承恩、梁柱：《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67页。
[21] 《北平私立成达初级中学校章程》，见艾群编著《首都师大附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22] 陈建军编著：《废名年谱》，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70页。
[23] 鹤西：《怀废名》，《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3期。
[24] 参见艾群编著《首都师大附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6—93页。
[25] 周作人：《怀废名》，《古今》1943年第20—21期合刊。
[26] 艾群编著：《首都师大附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9页。
[27] 艾群编著：《首都师大附中史话》，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