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国家形象研究的形象学理论诠释

一 国家形象研究具有建构属性

当代形象学认为，文字或非文字载体传递的异国形象并不是人们所感知的异国现实的复制品，而是被审视者创造出来的想象物；形象学研究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通过考证来鉴别形象与原型的相符程度，而是要考察审视者遵循的社会规范以及秉持的文化模式，即社会集体想象物。当代形象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就是探讨特定社会群体对某一异国社会文化整体的阐释。在形象学来看，形象在本质上是“创造式”的，而非“再现式”的。因此本研究认为，当代形象学可为国家形象研究性质的确定提供理论指导。

实际上，国家形象研究从来就是一个具有建构性质的命题，“国家形象是一个互动的、构成的社会结果，它不是一个既定的、客观的事实，也不是等待被发现或指认的，而是通过社会建构形成的”。 21世纪以来中国的强势崛起，受到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也有赞美之声，但主要还是各种不怀善意的解读，以及各种版本的“中国威胁论”，大大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西方国家借助强大的信息技术以及现代传播体系，极力打压非西方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影响力，以达到维护自身的话语霸权地位，随心所欲地塑造他国的他者形象，制造舆论声势、为自身利益服务之目的。

基于国际社会的现实语境，国内外学者普遍承认，国家形象既是物质性建构，更是社会性建构。一方面，国家形象是该国综合实力的体现，包括其在国际社会面前展现的整体面貌，和国际社会对其整体面貌的评价与感受两个层面，正如管文虎所言，国家形象是“国家的外部公众和内部公众对国家本身、国家行为、国家的各项活动及其成果所给予的总的评价和认定……是一个国家整体实力的体现”。 这一视角将国家形象看作自身固有属性，来自其物质本源——硬实力与软实力构成的实力综合体。而另一方面，国家形象是“一个国家对自己的认知以及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对它的认知的结合” ^[1] ，强调国家形象的心理认知层面，认为国家形象是主观想象，而非客观实在。博尔丁指出，“国家形象在本质上是谎言，至少是歪曲事实的观点”。 ^[2] 这个视角强调的是国家形象的社会建构性质，认为是观念建构了国际社会行为体之间的身份关系以及利益关系，造成了各自国家身份的认同。实际上，物质性建构视角同社会性建构视角并不矛盾，二者统一于国家形象的建构性之中：物质本源是国家形象的基础和根本保障，坚实的物质基础保障了国家强大的话语实力；而国家行为体间共享的观念在国家形象的塑造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或许二者不可能完全统一，但是社会性建构的国家形象可以不同程度地接近物质性建构的国家形象。正如孙有中所言：“……国内形象与国际形象，两者之间往往存在很大差异。国家形象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综合国力，但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家的实际状况，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被塑造的。” 国家形象，如同当代形象学视野下的异国形象，不可避免地受到异域文化社会历史环境的影响而成为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产物，也即博尔丁所言的国家形象之心理态度维度。国家形象必定会出现一定程度的变异，被建构成为审视者心目当中的他者。本研究认为，国家形象是以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为基础、在与国际体系中其他行为体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对本国社会、文化、经济、政治和军事等多个方面的身份认同。国家形象的内涵是本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而国家形象构建的基础是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包括硬实力和软实力两个方面；国家形象构建的主要内容是一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影响力，包括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外交政策对他国的吸引力。

二 国家形象研究强调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性

当代形象学将他者形象放在他者与自我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考察，他者形象是形象制造者按照本国的价值观念、文化模式与意识形态等对异国异族的一种解读。形象制造者代表一种文化现实，他所制作的异国异族形象代表的是另一种文化现实，两者之间的差异正是通过形象来表达的。因此，形象在本质上关涉的就是自我与他者的主体间性，异域与本土、他者与自我，构成了两组二元对立的范畴，用巴柔的话说，就是“我‘看’他者；但他者的形象也传递了我自己的某个形象”。 自我与他者二者缺一不可，互相印证，形成对立、互补、互为参照的辩证关系。因此本研究认为，当代形象学可为国家形象研究重心的确定提供理论指导。

实际上，国家形象研究同样将国家形象放入自我与他者的互动关系当中，并考察二者之间的主体间性。本研究认为，国家形象是本国话语与他国话语相互博弈的结果，双方话语能力的大小、话语体系的强弱直接影响着话语建构形象的好坏。依据建构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国家形象就是国家之间基于社会互动而相互认同的关系。国家行为主体的利益和身份，并非由其物质力量所决定，而是由国际体系当中的社会结构以及国际体系的共有观念来决定。温特将之称作“共同知识”。他认为共同知识是一种社会约定，建构了“规范、规则、制度、习俗、意识形态、习惯、法律”等。 具体到国际社会，共有观念形成于国家行为体之间交往互动而产生的有关各方的认知，各方之间共享的观念越多，彼此相互认同的程度越高。共有观念无疑是互动层次的现象，取决于国家行为体各方的共同努力，而非一方的主观情愿。在这个互动的环境中，共有观念建构了行为体的利益和身份。简而言之，交往互动形成共有观念，共有观念建构国家身份，而国家身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国的国家形象。

本研究认为，国家形象研究考察的重心就是国际体系各行为体通过话语建构的各方主体间性。国家形象研究就是要通过对国家形象主体间性的研究达到对他者文化的认知和对本土文化的自省，最终实现多元文化的交流和共同发展，搁置分歧，不断扩大共有观念的范围。全球存在着多种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以及作为基础的不同政治经济制度。这一文化的多样性，造成了文化实践的多元化。 国家形象研究倡导尊重多元差异性，以平等的姿态对待每一种文化存在，探讨彼此开展对话、开展合作的可能，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发展。国家形象研究认为，虽然发展的模式和道路无法复制，但可以借鉴。成功的模式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启发了人们的智慧和灵感，能够为包括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在内的文化体提供有价值的借鉴意义。

三 国家形象研究的话语分析范式

当代形象学提倡以文本内部研究为基础，注重内外分析的有机结合，近些年来文本内部研究在形象学整体研究中所占比重大幅增加，凸显出微观分析的重要价值；同时强调内外结合的必要性，在文本内部研究的过程中纳入外部语境的考察，重点探究文本与外部语境相互衔接的复杂情况。当代形象学在发展完善的过程中受到诸多思潮的影响，不断吸收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包括符号学、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接受美学等，大大突破了传统的描述性研究方法，确立了其研究方法的多样性特征。因此本研究认为，当代形象学可为国家形象研究方法的确立提供理论指导。

从媒介视角开展国家形象研究，同样是以文本内部研究为基础，注重内外分析的有机结合。话语分析范式侧重话语的运用，试图透过话语探究与之衔接的社会实践、社会活动以及社会实践活动各方的互动关系等。在这里，话语不同于文本，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人们以话语的方式从事社会活动，参与社会交际。话语的含义，必须放在社会交际的语境中进行考察，脱离了语境的话语，就简化为了文本。

（一）话语是社会实践

现代学术界对“话语”的研究，恐怕要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谈起。对“话语”的研究自始至终贯穿于福柯理论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其中，话语与知识的联系、与权力的关系成为福柯话语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话语是一种动态的话语事件，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而非语言学意义上的句子、文本和语篇等言语单位，“我们应把话语看作是我们做事的激情，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置于话语之上的实践；正是在此类实践中，话语事件发现了规律的原则”。 ^[3] 福柯认为，话语遵循一定的规则，而话语规则规定着话语陈述的类型，规定着什么事情是可以谈论的以及谈论的范围。依照话语规则，知识获得了理解世界的框架，成为真理的标准而逐步权威化，成为“由某种话语实践按其规则构成的并为某门科学的建立所不可缺少的成分整体”。 因此，知识就是一种话语实践活动，而话语构成一切知识的基础，并在很大程度上限定知识的范围。

同时，话语也是一种权力，一种与国家权力和统治权力等同样具有威慑性、强制性和支配性的权力。不同之处仅仅在于话语是以不易察觉的方式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方面。也即是说，话语权力有着其他权力所不具备的优势，隐蔽性强、影响力持久且深入。实际上福柯认为，一切权力皆由话语来实现，话语就是权力的外在表现、施展权力时的工具和掌握权力的关键所在，话语的实质就是权力。“话语传递着、产生着权力，它强化了权力。” 福柯的话语思想对于源自西方的话语分析研究具有指导意义。

（二）话语分析研究

美国语言学家齐里格·哈里斯（Zellig Harris）于1952年首次使用“discourse analysis”（话语分析）这一术语。之后迈克尔·斯塔布斯（Michael Stubbs）的 Discourse Analysis 、吉利安·布朗（Gillian Brown）与乔治·尤尔（George Yule）合著的 Discourse Analysis ，以及诺曼·费尔克劳（Norman Fairclough）的 Analyzing Discourse 等学术研究推动话语分析的迅速成长，很快成为众多语言学家关注和研究的焦点。主要代表人物有迈克尔·韩礼德（Michael A.K.Halliday）、德尔·海姆斯（Dell Hymes）、哈维·萨克斯（Harvey Sacks）、范·戴克和费尔克劳等人。韩礼德的系统功能语法、海姆斯的民族志方法论、萨克斯的会话分析、范·戴克的话语分析的认知视角和费尔克劳的批评分析等多个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促进了话语分析理论与方法的完善，造就了现代话语分析多视角和跨学科的总体研究态势。

依据研究视角的不同，詹姆斯·吉（James P.Gee）、范·戴克和黑玉琴将话语分析归入不同的类别，大致包括认知视角、批评视角和社会文化视角等。虽各个研究视角之间相对独立，研究目标、研究方法、所用理论各有不同，但是，这些研究领域普遍遵循话语分析的一般原则：话语是再现和建构世界的方式，文本（包括书面语和口语）分析是探索话语功能和建构方式的基础；话语是社会实践的形式，从文本解读中可寻找社会实践的痕迹，也能更好地理解社会活动；情景与社会历史文化语境的考察，在文本的解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就像田海龙所讲，话语研究“需要涉及语言运用中的各方利益和价值取向，需要涉及在语言运用中发挥作用的各方权力及其关系”。 正是基于这几点共识 ，本研究获得了从语言学视角进行国家形象研究的理据：包括报刊在内的各种媒介对国家形象的建构，就是其主导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语境在社会实践层面的话语表达，通过解读媒介文本来研究话语的社会功能，我们便可寻找社会实践的痕迹，探知社会实践各方的利益与价值取向，最终不仅能够勾勒出清晰的国家形象影像，同时能够挖掘出形象的建构机制。可以说，话语分析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充分的方法论依据。

综上所述，当代形象学研究在确定研究性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方面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理论指导；而国家形象研究在实践层面为进一步完善当代形象学理论、扩大该理论的适用范围提供了参考依据。二者相互补充，汲取各自所需的养分，共同成长为理论体系完备的研究范式。在此，本研究尝试性提出国家形象研究范式。

在该范式中（见图1—1），国家形象的定义涵盖两个方面：综合国力和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其中，综合国力是国家形象构建的基础，而国际体系中的身份认同是国家形象构建的主要内容。建构性是国家形象研究的本质属性，国家形象从本质上说是创造式的，而非再现式的。国家形象研究的主要问题包括话语形象、话语体系及其背后运行的深层逻辑等，该研究以当代形象学为理论框架，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具体内容参看图I）。他者形象是其研究对象，通过对媒介中他者形象的研究，考察国际体系中国家主体间的互相作用；国家主体间持续地保持对话，增进了解与合作，不断扩大双方认知的范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这是国家形象研究的目标。

[1] Kebbeth E.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No.2，1959，p.121.

[2] Kebbeth E.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No.2，1959，p.120.

[3] Robert Young ed.， Untying the Text ： A Post - 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81，p.67. Xti6TX9mhm3eu3dYubS19owNECAuUkANY5Qh2V+vTkXR6wOu4sPhCz5zjGO27Sw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