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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学最初产生于20世纪的比较文学。早期的形象学研究，聚焦于文学作品中的异国形象，也因此被称为比较文学形象学，其奠基者是法国比较文学大师让-玛丽·卡雷（Jean-Marie Carré）。卡雷在研究世界文学关系时，主张不拘泥于对异国形象真伪的考证，而要注重不同国家人民间的相互认识、民族间的相互解读和作家间的相互阐释等。因此，他将形象研究定义为“各民族间的、各种游记、想象间的相互诠释”。
卡雷由此开拓了比较文学的形象研究领域，开宗明义地确立了形象研究跨学科的基本准则，即形象学研究极具“跨越性”和“渗透性”，涉及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历史学和心理学等相关领域。
1951年卡雷的学生马里奥斯-法朗索瓦·基亚（Marius-François Guyard）在其专著《比较文学》中留出一章专门来探讨形象学，为形象学正式成为比较文学中一个明确的研究方向指明了道路。后经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让-马克·莫哈（Jean-Marc Moura）、胡戈·迪塞林克（Hugo Dyserink）和彼也尔·布吕奈尔（Pierre Brunel）等多位学者长期不懈的努力，到了20世纪中后期，形象学在欧洲获得快速发展，它借鉴了哲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众多人文社科中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观点，取得大量的成果。20世纪末形象学进入中国，在国内获得了长足发展的动力。乐黛云编著的《文化传递与文学形象》专门介绍了比较文学与形象学在欧洲的发展情况。孟华主编的《比较文学形象学》一书以及她译介的多篇文章，为比较文学形象学在中国的推广奠定了理论基础。杨乃乔主编的《比较文学概论》、曹顺庆主编的《比较文学学》和《比较文学论》以及陈惇等主编的《比较文学》皆对比较文学形象学的概念、研究方法、研究特点及研究前景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其中杨乃乔主张形象学应该“在事实联系的基础上所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甚至跨学科的研究”，
说明形象学研究已经跨入当代形象学发展阶段，研究对象从文字载体向非文字载体扩展，研究内容和方法不断丰富。近年来，国内采用跨学科、跨文化和跨语言的方法进行形象学研究的学术论文和专著不断涌现，尤其是对西方话语体系中的中国形象建构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那么，作为理论系统完备、实践已成规模效应的当代形象学，能够为中国国家形象这一具有国家战略意义的选题，提供怎样的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呢？本研究认为，当代形象学或可在以下三个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形象学研究的形象，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个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作出的形象”。
莫哈在《试论文学形象学的研究史及方法论》一文中明确了形象学的研究对象，该研究对象包括三个层面：首先是异国的他者形象，而非自我的本土形象；其次是作者心目中的他者形象，带有作者鲜明的个体意识特征；最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深受本土历史社会文化因素影响、打上了时空印记的他者形象，是本土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换个角度来看，形象学的研究对象也可理解为：从内容上看，他者形象是对异域国家民族的历史文化现实的描述。从表现形式上看，他者形象是由作家通过某种言说方式创造出来的。从生成机制上看，他者形象是以作家为代表的审视者群体情感思想的一种主观表达，属于本土社会集体想象的产物，也就是说，存在异域历史文化现实发生“变异”的可能，从而同他者的实际情况有差异。
巴柔在《从文化形象到集体想象物》一文中进一步赋予他者形象以丰富的内涵。在他来看，他者形象“是一种文学的或非文学的表述，它表达了存在于两种不同文化现实间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
巴柔是将他者形象置于他者文化与自我文化的互动之间进行考察，他者成为一个与自我相互比较的他，一个与此在相比的彼处。在巴柔那里，异域与本土、他者与自我，构成了两组二元对立的范畴，自我与本土存在的意义取决于他者与异域的存在及其存在形式，证实抑或颠覆了自我与本土的存在价值；而他者和异域的存在价值则在于肯定或是否定自我与本土，维护抑或是推翻自我与本土的现实。二者缺一不可，互相印证，成为彼此真实存在的证言；二者形成对立，同时又互为补充、相互参照的辩证关系，基于“能够说明符指关系的差距”各自获得了价值。
巴柔认为形象是“在文学化，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所得到的关于异国看法的总和”，因此，“异国形象应被作为一个广泛且复杂的总体——想象物的一部分来研究。更确切的说，它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一种特殊表现形态：对他者的描述”。
在巴柔来看，异国形象不再是异国异族文化的必然产物，它是形象制造者审视他者的创造物，即“特定社会群体在某一历史时期对一个异国或异域社会文化之整体所做的阐释”，因而必定受到置身于其中的具体社会文化系统的影响。
莫哈把社会集体想象物看为文化生活的范畴，认为它“是对一个社会（人种、教派、民族、行会、学派……）集体描述的总和，既是构成，亦是创造了这些描述的总和”。
在莫哈看来，审视者言说他者是想要揭示自身文化在言说他者时所特有的原则和规律，即言说他者是为了反观自我。因为“所有的形象都源于一种自我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多么微不足道），它是对一个与他者相比的我，一个与彼处相比的此在的意识”。
所以，言说他者形象必须将他者放在更为广阔的自我文化生活背景下进行考察。
根据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有关人类“想象”和“社会想象实践”的分析与阐述，莫哈将这种“自我意识”区分为“意识形态的”和“乌托邦的”两种，出于这两种自我意识审视者对他者形象进行的描述分别被定义为“意识形态的”形象和“乌托邦的”形象。莫哈提出，意识形态的形象是指审视者按照本社会模式、采用本土话语塑造的异国形象。这是一种否定他者的形象刻画，凸显他者的相异性，从而达到对自我身份的高度认同与强化，最终实现维护本社会稳定之目的。相反，乌托邦的形象指的是审视者背离本社会的既定模式，塑造出一种获得高度认同的异国形象。这是一副为世人所普遍向往的他者形象，其相异性甚至会致使本族群体质疑本国现实、抛弃本国文化。可以看出莫哈笔下的形象，无论是作为意识形态还是乌托邦想象之结果，都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作为想象之“原型”的他者本身。二者之间必定存在相应的差异，该差异即为社会集体想象物所致。
吴家荣认为，“社会集体想象物与异国异族形象既相同又相左”，存在着第三种关系。
这是一种既有否定成分又有认同感的他者形象，异国异族形象或符合抑或背离社会集体想象物，形成意识形态形象同乌托邦形象并存的局面，二者时而相互分离、时而相互包容，辩证统一于他者形象之中。这同时意味着，社会集体想象物具有两极性的特征。正如莫哈所言，“全社会对一个集体、一个社会文化整体所作的阐释，是双极性的阐释”。
乌托邦形象与意识形态形象无法截然分离，二者相互渗透，形成辩证包含关系。
当代形象学主张以文本内部研究为基础，结合外部研究来考察文学作品及其他精神产品中描述的异国形象。文本内部研究是形象学研究的基础，正如巴柔所讲，“形象学的核心是文学的深层区域，即各种象征所构成的网络，文化想象物是通过这些象征得以体现、汇合或分离的”。
立足文本，挖掘文本中“各种象征所构成的网络”，探究这些网络中传递的信息、包含的情感、言说的他者形象，才能够抵达“文学的深层区域”。而文本内部研究需同外部研究有机结合，灵活使用各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也才能够“使形象分析更加趋于开放和深入，日臻成熟”。
内外文本相结合的形象学研究方法论，从文学和文化的深层次模式着手，分析其中的规律性所在，考察形象产生变异的过程和原因。
文本内部研究总的来说涉及三个层次：词汇、等级关系和故事情节。词汇是构成形象的最小单位，我们总能够在本国文化中发现一些描述异国形象的词汇，而这些词汇往往能够整齐划一地呈现出异国形象的一些特有部分，比如中国人的勤劳、法国人的浪漫和德国人的严谨等。这些词汇能够跨越时空的界限，长久地储存在本国文化中，为一代又一代的本国民众所认同和接受，最终塑造形成整个社会的集体想象物。等级关系正是基于对词汇使用情况进行统计而产生的自我与他者、本土与他国、审视者与被想象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而故事情节则将文本研究上升到了语篇的层面，于是叙事有了经典的故事桥段和典型的故事情节，出现了程序化的套路等。
文本外部研究同样涉及三个层次：形象制造者身处的社会文化环境、其自身状况以及描述的异国现实。形象制造者身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代表着本国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和主流意识形态，是其所在社会的集体意识，即社会集体想象物。而形象制造者描述的异国现实就是社会集体想象物的产物，是对异国社会（人种、教派、民族、行会、学派等）集体描述的总和。形象制造者自身状况主要是指作者独特的视角，自成一体的书写习惯和个人经历等。同一时代的孟德斯鸠与伏尔泰都生活在法国，然而他们眼中的中国形象却完全不同，这恐怕就与作家自身的因素有很大关系。形象学的文本外部研究属于文学社会学性质的研究，涵盖本国社会与异国社会的各方面，需要研究者收集大量资料，进行筛选、考证与分析等，才能够总结、抽象概括出一个总体的他者形象轮廓。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著作传入中国，国内学者相继呼应，形象研究成为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新热点。孟华称得上向中国介绍形象学研究的第一人，自90年代以来陆续译介法德形象学奠基人的一些重要学术论文，并于2001年出版他编著的《比较文学形象学》，将欧洲大陆学者的13篇形象学研究成果系统地介绍给中国学者。姜智芹长期关注英美文学中的中国形象问题，对英美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形象的定型化塑造，进行理论阐释与文本分析。她认为隐藏在中国形象背后的，是英美社会出于自身需要对中国欲望化的虚幻和想象。代表著作有《当东方与西方相遇——比较文学专题研究》《美国的中国形象》和《西镜东像——姜智芹教授讲中西文学形象学》等。学者周宁研究西方的中国形象视野开阔、成果丰硕，他提出的跨文化形象学研究属于观念史研究范畴，以跨文化研究视角看待中国形象，探讨中国形象的世界观念体系。代表作有《中国形象：西方的学说与传说》系列丛书、《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以中国形象为方法》等。在形象学中，形象通常是指文学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征和事物的典型风貌，根据对人物事件具体描写的梳理与考证，得出有关民族与国家的形象总括。而国家形象研究涉及文化、军事、经济和政治等构成的国家综合实力，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评价，研究对象较为宏观，研究范围也较之更为广泛。不过，正如李正国所言，将形象学引入国家形象的研究中，可以“从一个新视角来拓展国家形象的理论视野”
，在国家形象研究的初创时期为其提供来自交叉学科的理论支撑，可以更好地满足跨学科研究的理论需求，从而在不同理论指导下提取规律，为进一步的研究提供参考。当代形象学可为国家形象研究提供较系统的理论框架，在研究性质、研究重点、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等多个方面提供理论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