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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的发展使各个国家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互动越来越频繁，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状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就显得格外重要，它既反映了世界人民的人心向背，同时关系着这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声誉，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该国自身发展战略的实现，还将深刻作用于全球战略的顺利推进。所以说，每个国家都非常重视本国的形象塑造，更为留意他国构建的本国形象，以便及时应对外部舆论的歪曲和偏离报道，树立和维护对外良好形象。中国长期处于西方发达国家负面宣传的舆论攻势之下，自身国际形象受到严重损害，给中国的和平发展带来很大障碍。因此，为了给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创造一个和平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中国的国家形象研究迫在眉睫。
国际社会的主流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着一个国家国际形象的判断标准。包括书籍、报纸和网络等在内的媒介在主流舆论导向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们掌握着话语言说权和文本书写权，通过信息传播的方式悄无声息地改变着人们对世界的认知。报纸是其中影响力较为广泛的一种媒介。因此，研究一个国家在他国主流媒体上的形象就变得特别重要。自21世纪以来，我国学者对西方大国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关注度较高，相关研究成果较为丰硕，相比之下东南亚国家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尚处在较为薄弱的阶段，而该地区唯一发达国家——新加坡主流媒体对中国形象的塑造研究则更是屈指可数。因此本研究从新加坡主流媒体中选取其中影响力和发行量最大的英文报纸—— The Straits Times （《海峡时报》）进行话语分析，探讨21世纪以来《海峡时报》新闻报道塑造的中国国家形象、遵循的话语体系以及新闻话语背后的深层逻辑。通过对以《海峡时报》为代表的他国媒体涉华报道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他者的角度来反观自己，积极查找原因，改善我们国家形象塑造的方法和策略，为将来更好地对外宣传中国国家形象提供有价值的参考依据，努力在国际上树立一个热爱和平、维护正义、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促进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交往与合作，这既符合中国人民的利益，也符合世界各国人民的利益。
在地理位置上，东南亚与中国紧密相连，两者间有着最长的陆地共同边界，最大的海域相交面积。另外，中南半岛上的几条大河都发源自中国，这种地理位置的密切性是独一无二的。在地缘战略上，东南亚地处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是未来中国参与地区合作、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依托。长期以来中国和东盟广泛合作，有着坚实的基础，符合双方需求。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于2010年1月1日全面启动，自贸区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3%，是目前涵盖人口数量最多的自贸区。
在东盟十国中，新加坡的政治和经济地位都十分重要。新加坡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出入口，是亚洲重要的服务中心和航运中心，同时还是世界第四大的国际金融中心。新加坡在东盟中经济水平最高，是东盟唯一的发达国家，政治稳定、法律体系健全、基础设施完善。在东盟内部，新加坡发挥着领头雁的作用，其发展政策方针对东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例如中国和新加坡关系（以下简称中新关系），在中国—东盟关系中发挥着促进和引领作用。在经贸合作方面，中国与新加坡的密切往来长期处于东盟重要的位置，这主要归功于新加坡经济的开放和国际化模式，它总是能够先东盟其他国家一步，紧紧跟随国际最新形势，从正确的战略判断中获益。以2018年中新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升级议定书》为例，该议定书的签订在东盟内部引发不同反响，具有示范和引领作用。
自从1990年中新两国正式建交以来，两国的贸易发展迅速，年平均增长率11.2%，2011年贸易总额增至1010亿美元。自2013年开始，中国一直是新加坡最大的贸易伙伴国，而新加坡也一直是中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两国高层交往逐渐频繁，两国关系日趋紧密，双边合作扩展到文化、经济、社会、安全和政治等多个方面。然而，自21世纪以来，中新关系的稳固性和紧密性开始面临巨大的挑战。伴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周边地缘政治格局的快速变化，尤其是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推进，以及中国南海领土争端事件，新加坡能否继续与中国维持良好的双边关系，将是两国面临着的巨大挑战；新加坡作为东盟的重要成员国、美国的传统战略盟友，面临着巨大压力，在国际事务中必须选择自己的立场，努力在中美间寻找平衡点，而不是选边站队，这对新加坡而言既困难又微妙且难以把握，对中新关系也构成一大挑战和考验。
有鉴于此，为了解和掌握21世纪以来新加坡对华态度与政策，消除两国间可能存在的战略误判，增进双方的政治互信，同时也为了改进我国形象塑造的方式方法，对外树立起良好的国家形象，为和平发展创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开展新加坡主流媒体上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不仅具有学理上的价值，还具有实践意义。
历史缘由以及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新加坡这样一个多元民族、多元宗教与多元语言叠加的复杂社会，种族和睦与社会安定自然成为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和根本保障。为此，新加坡政府采取了多项举措，比如多元语言政策、多元宗教共存和发展国家意识等。而在新闻行业推出大量新闻立法，尤其是在传播制度上推行“发展新闻”（Development Journalism），这成为新加坡政府的创举。新加坡政府提倡，媒体应积极传播国家意识、支持和宣传政府政策，从而成为政府促进种族和睦与社会安定、发展国民经济的有力帮手。新加坡政府认为，作为一个多种族和多宗教的亚洲国家，新加坡社会所奉行的亚洲价值观
与西方价值观有着本质的差异，其独特的国情背景和社会环境决定了政府对媒体实施监管是极为必要的，而媒体应当自觉接受政府的监管，并积极报道政府政策和国家的正面信息，为国家发展服务。在“发展新闻”制度的引导下，新加坡媒体普遍能够做到有效宣传国家政策、引导舆论正确导向，帮助民众在选择和识别中增强判断力，从而增强了整个社会抵御不良舆论影响的能力。
1984年，在新加坡政府的推动下，全国主要的华文报纸和英文报纸全部归入新加坡报业控股有限公司（Singapore Press Holdings Ltd，简称SPH），形成了长期由单一集团垄断新加坡报业的局面。经过30多年的发展，SPH已经成为新加坡乃至东南亚地区报业的“巨无霸”，用四种语言（英文、华文、泰米尔文和马来文）共出版17份报纸，每天约有300万的读者，数量占到新加坡15岁以上人口的79%。
《海峡时报》是SPH同时也是新加坡发行量最大的英语旗舰日报，平均日发行量约为36.58万份。该报以高质量的消息报道与深度分析、有影响力的评论引导着新加坡民众对国内外新闻事件的舆论导向，是新加坡名副其实的主流报纸。作为主流媒体，《海峡时报》自觉接受新加坡政府的政策引导与监督，积极报道国家政策，传播国家意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新加坡的国家意志。本研究以21世纪以来《海峡时报》涉华报道为样本，探讨新加坡主流媒体构建的中国形象、秉承的话语体系，以此一窥新加坡政府的对华态度和立场。
本研究的语料收集
分为两个阶段。首先，通过LexisNexis新闻数据库
收集到2000年1月1日—2016年12月31日《海峡时报》的涉华报道共计17935篇，以此为基础创建“海峡时报—中国形象”语料库，对其中抽样语料进行内容分析，从新闻学的宏观视角考察《海峡时报》对中国事务的关注程度以及关注重点。第二阶段的研究，以第一阶段的初步结论为参考依据，围绕该报的关注重点、分议题（包括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和科技
）继续收集相关中国报道，将语料库更新至2018年2月
（即2000年1月1日—2018年2月28日），分别创建“海峡时报—元”“海峡时报—孔子学院”“海峡时报—户口”“海峡时报—中国共产党”和“海峡时报—神舟”等5个语料库，共计871篇报道。对其中语料逐个进行话语分析，在当代形象学理论的指导下考察《海峡时报》对中国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和科技等领域的形象塑造，勾勒新加坡主流媒体视域下的中国国家形象。
依据语料收集的两个阶段，本书的研究步骤同样分为两个阶段来开展。
第一个阶段整体采用新闻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考察《海峡时报》对中国事务的关注程度以及关注重点。具体来说，首先采用构造周抽样法对“海峡时报—中国形象”语料库中的语料进行抽样，依据常规方法自制编码框架。接下来根据样本实际情况，将包括体裁、篇幅、稿件来源、发稿地点、主要消息来源和议题内容等板块的信息录入编码表中。最后是针对编码表中每个项目进行数据统计，由此总结《海峡时报》塑造的宏观中国形象。
第二个阶段以第一阶段的初步结论为参考依据，首先要在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和科技等领域确定议题，围绕议题收集语料、创建语料库，接下来结合自制语料库中文本的语言特征，分别选取不同的话语分析理论及方法，对文本语料进行微观考察。
1.确定“元”“孔子学院”“户口”“中国共产党”和“神舟”等中国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和科技等领域的五大议题，既参照了中国外文局2018年2月17日发布的《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同时也有基于本书研究目标自身的思考。该调研报告以拼音外译为切入点，研究中国话语在英语世界主要国家民众间的传播情形，借此考察中国话语在世界的认知状况。纳入该调研范围的中国话语包括以下几个类别：政治经济类、经济科技类、社会生活类和历史文化类。最终调研报告公布了认知度最高的100个中国话语词条。本书正是从这份报告中获得灵感、进而设计、开展此项研究的。
第一，确定具体议题。作为本书的研究对象，新加坡同样被纳入《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的调查对象；借鉴该报告的经验与结论，同时结合本书的研究目标，在确定具体议题时本研究尽量做到：首先能够较为全面地考察包括硬实力与软实力在内的中国形象全貌。从《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选出四个中国话语词条：“中国共产党”“户口”“元”“嫦娥”，另外增加了“孔子学院”“神舟”和“北斗”等三个，充分覆盖中国政治、经济（包括制造业与金融业）、社会、文化与科技创新等五个领域，多维度地考察中国综合实力的发展状况，展现立体多元的中国形象。其次能够较为客观地代表当代中国之精神。“中国共产党”“户口”“元”“孔子学院”“神舟”“嫦娥”和“北斗”等皆属于当代中国文化符号。有别于耳熟能详的中国传统文化符号，这些符号更加能够代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锐意进取、改革创新之时代精神，更加能够展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砥砺奋进的中国风貌。
第二，确定检索词。参照《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本研究在检索上述七个中国话语词条的过程中，分别采用英文翻译同汉语拼音两种检索方式，最终明晰了新加坡主流媒体通常采用的报道方式，同时也能够一窥中国话语词条融入其话语体系
的真实状况：“元”采用汉语拼音，全部译为“yuan”，无英文解释；“孔子学院”为英文翻译，全部采用“Confucius Institute”译法；“户口”采用汉语拼音，全部译为“hukou”；“中国共产党”采用英文翻译，多译为“Chinese Communist Party”，偶有“Communist Party of China”和“China's Communist Party”等形式；“嫦娥”“神舟”和“北斗”全部采用汉语拼音，分别译为“Chang'e”“Shenzhou”和“Beidou”。
2.对文本进行话语分析。这一步骤既是第二阶段同时也是本研究的主要部分，研究思路是发挥语言学理论及方法的多样性，对文本语料进行微观考察。第一步要对文本内容进行研读，掌握每个议题的主要内容。第二步是采用语料库语言学的方法、利用AntConc软件
对语料库文本进行高频词统计、围绕关键词查找词语搭配、类联接和语义韵等现象，通过量化研究初步掌握各个语料库文本的基本语言特征。第三步是依据前两个步骤的初步结论选取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方法对文本进行聚焦式微观话语分析，详细步骤请参看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和第七章的第三节。
第四步基于微观分析，梳理出围绕每个议题新加坡主流媒体勾勒的中国国家形象。
3.从话语体系的构成要素出发，考察每个议题中主要发声的话语主体，及其话语内容、话语策略、话语能力、话语目标和话语媒介等，总结新加坡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遵循的话语体系。
具体操作是借鉴UAM软件
统计小句中参与者成分的做法，对话语主体的种类和数量进行统计，然后以话语主体为切入点，探究不同话语主体发出的话语内容、采取的话语策略以及达到的话语目标等。最后结合第二步的结论，总结《海峡时报》塑造中国国家形象过程中遵循的话语体系，挖掘新加坡主流媒体话语背后的深层逻辑。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不拘一格，充分发挥新闻传播学与话语分析手段多样化的特点，以微观研究为基础，将微观研究同宏观阐述有机融合，采用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等方法，力图达到研究结论言之有据、科学有效。
1.理论探讨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本研究选取新加坡主流媒体《海峡时报》涉华报道作为研究样本，旨在探讨他者眼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主流媒体话语遵循的话语体系及其背后的深层逻辑。针对以《海峡时报》为代表的新加坡主流媒体进行的案例分析，以扎实可靠的数据作支撑，为构建国家形象研究的基本范式提供了实证研究的基础。在当代形象学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本研究明确了国家形象的定义与内涵、国家形象研究的性质和主要研究问题等，并提出采用话语分析路径开展研究，实现多元文化交流和共同发展、不断扩大共有观念范围的研究目标，从而最终确立了国家形象研究的范式。
2.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新闻传播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内容分析法和构造周抽样法，语料库语言学中高频词、类联接、共现行、词语搭配、参与者成分和语义韵的统计方法，以及语义网络分析的统计操作，都属于定量研究的范畴；而及物分析、概念隐喻、宏观主题、情态隐喻、评价语义分析以及框架理论等，则属于定性分析方法。这些研究方法综合运用、相互补充甚至相互支撑，较为科学地厘清了《海峡时报》视域下中国国家形象的硬实力和软实力。其中，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是首要的，用统计数据来凸显高频词、类联接、共现行、词语搭配和语义韵等语言现象，能够初步确定语料特有的语言特征，为进一步的定性定量研究明确方向。
3.跨学科交叉综合研究的方法
国家形象研究涉及语言学、文学、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符号学、政治学和心理学等多个学科理论。本研究直接或是间接地借鉴了上述学科的理论知识和研究方法来开展研究，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之上采用跨学科的视角来探索国家形象研究范式以及话语建构国家形象的路径。
本研究主要探讨新加坡主流媒体塑造的中国形象、新加坡主流媒体遵循的话语体系和新加坡主流媒体话语背后的深层逻辑三个问题。
长期以来西方媒体始终坚持“妖魔化”中国的舆论策略，“中国威胁论”版本层出不穷、不断翻新。中国在西方社会甚至全球的国家形象受到严重扭曲。从20世纪末的“威胁全球经济的奸商”“偷窃知识产权的海盗”“民族主义死灰复燃”到近期的“非市场行为论”“新帝国主义论”和“锐实力论”等，西方话语体系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成为误导国际舆论、贬低中国国际形象的重要推手。那么亚洲近邻新加坡，是否同样秉持西方话语体系来看待中国、评价中国呢？它眼中的中国形象究竟如何？这些问题的答案直接关系到我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顺利推进，对“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开展的对外宣传工作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一个国家的国家形象是该国整体实力的表现，包括其在国际社会面前展现的整体面貌，和国际社会对其整体面貌的感受与评价两个层面。中国政府对自身的“大国形象”定位
已呈现在世人面前，而国际社会如何理解、对此有何评论我们尚且不甚明晰，因此他国对我们的形象建构研究就显得非常有必要，只有明晰他国眼中的中国形象，我们才能够塑造出为世界所认可、接纳甚至尊重的自我形象，构建出传播中国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中国话语体系。本研究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和科技等领域入手，覆盖中国国家形象硬实力和软实力的多个方面，来探讨新加坡主流媒体对我国形象全面立体地刻画，具有一定现实价值和意义。
新加坡主流媒体建构的中国形象，是新加坡眼中的中国形象，是作为审视者一方的新加坡，按照本国社会模式，采用本土话语重塑的中国形象，是话语建构的结果。那么在新加坡核心价值观念的指导下，新加坡主流媒体遵循怎样的话语体系、如何发挥话语要素的功能来建构中国国家形象呢？具体到“元”“孔子学院”“户口”“中国共产党”和“神舟”等议题，我们需要思考：谁在讲话，讲了些什么，如何说话，运用什么媒介，产生怎样的影响，为了什么等问题，弄清楚话语主体与话语对象分别有着怎样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各话语要素之间的协调、效力如何等问题，最终明晰在怎样的话语体系下，话语主体——新加坡是如何建构出中国的他者形象。
国际社会对某国整体面貌的感受和评价，与该国主动向国际社会展示的形象，它们之间经常存在着一定的差距，无法做到完全统一。这是因为，国家形象在本质上具有建构性，是在一定程度上的塑造，属于主观印象，而非客观事实，是处于一定文化社会历史环境中的社会集体想象物，是审视者心目当中的他者。新加坡主流媒体视域之下的中国形象无论以何种形态呈现，归根结底都取决于新加坡自身。在新加坡的战略定位中，中国这个“他者”，究竟以怎样的形象出现于新加坡国民甚至国际社会面前，决定权在新加坡，在于新加坡对政治、经济、文化、历史与新中关系等综合因素的考量，在于新加坡的核心价值观。这个自身弱小、绝大多数生活必需品都依赖进口的国家，如何能够在诸多大国层层包围的环境中生存、发展，最终成为世界发达国家？新加坡的核心国家利益何在？新加坡国家行为体在应对来自亚洲近邻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等领域的各种挑战、“威胁”与机遇时，秉持着怎样的价值观念？而新加坡主流媒体又是采用哪些话语策略去传递这些价值观的？通过《海峡时报》对中国国家形象多个方面的形象刻画，我们或可一窥。
在当今全球化的浪潮中，无论是西方发达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皆认识到，良好的国家形象是国家战略发展的重要环节和国家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都在积极开展国家形象的建设和传播工作。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更加需要把握好国际形势积极融入全球化，制定相关战略，采取有效措施打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工程。21世纪以来国内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已经从传播学扩展到语言学、政治学、国际关系学甚至心理学领域；有层次地对国家形象研究进行拓展，采用新理论和新视角对国家形象进行研究，推动现实层面的国家形象塑造，大批研究成果不断涌现，分析了我国国家形象的现状，从理论出发构建了理论模型，同时探讨了传播国家形象的媒体策略和在形象传播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处理等具体问题，形成了国家形象研究的热潮。相比之下，有关新加坡主流媒体塑造中国国家形象的国内外研究成果皆为凤毛麟角，因此，这一部分对国外文献综述的梳理将围绕国家形象的相关国外研究展开，而国内研究现状则考察国家形象的主力军——新闻传播学界、文学界和新闻话语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
1.相关理论概述
最早提出“国家形象”概念的是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E.Boulding），他在《国家形象和国际体系》（
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一文中提出了国家形象的三个维度：物理实力维度、心理态度维度和地理空间维度。博尔丁认为心理态度维度属于国家形象的本质属性，国家形象是“主观想象，而非客观实在”。
[1]
在他来看，世界是一个关系性的系统，国家之间处于相互影响的状态之中；一个国家的形象不是本身固有的，而是在特定的国际体系中、在国家行为体间持续的互动中获得的主观印象。因此说国家形象不是一个客观既定的事实，而是国家行为体交往互动的结果。博尔丁之后，阿尔伯·拉什（Alpo Rusi）、奥利·霍尔斯蒂（Ole Holsti）和罗伯特·杰维斯（Robert Jervis）等国际关系学者继续推进国家形象问题的研究。但正如李智所言，他们并未严格界定和挖掘国家形象的内涵，致使国家形象概念长期处于游移、开放的状态，这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国家形象理论研究的深入。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国际贸易规模呈指数上涨，从事商业营销研究的西方学者尝试着从自身的学术视角来诠释国家形象，把国家形象具体化为国家品牌，于是“微软”和“麦当劳”成为美国的国家品牌，“东芝”和“佳能”成为日本的国家品牌，“三星”和“现代”成为韩国的国家品牌。“国家品牌”这一概念是由英国企业顾问西蒙·安浩（Simon Anholt）于1996年首次提出的，他强调，“关于某个国家的正面体验，或有关其国民，或有关其产品的正面体验，都有可能在人们的头脑中创造出一种正面偏见，从而对该国的某些，甚至所有方面的评价产生影响”。
国家品牌等同于国家形象，国家品牌无论好坏都反映一个国家的真实形象，因此，在塑造国家形象的同时打造一个优秀的国家品牌尤为重要。
当代美国著名的国际政治学者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在其著作《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中，对国家身份及其生成机制进行了建构主义的系统解读，从而将国家身份研究提升到至关重要的高度。他认为，国家身份是国际关系中的核心要素，是国际社会体系结构转换的最重要表征；一个国家的国家身份不是该国的特有属性，也不是本身固有的，而是在国际社会与别国互动中通过分享共有观念而获得的一种身份，是社会建构的认同关系。
美国学者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著有《中国形象——外国学者眼中的中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国家形象问题是目前中国面临最难办的战略问题，应对不当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中国改革发展的前途和命运。这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对自身的认识与外界对其看法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受到越来越多的猜疑与误解。他认为，对于中国而言目前急需的是积累声誉资本，尽可能降低国际冲突的成本。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于20世纪90年代提出了国家软实力学说，他认为国家软实力属于一个国家的某种能力，能够通过吸引的手段来拉近国家间距离。这种能力来自该国的外交政策以及政治、文化价值观对其他国的吸引力。他提出，“软实力依靠一种不同寻常的手段（既非武力，也非金钱），促成合作，它依靠的是共同价值所产生的吸引力，以及实现这些价值观所需要的正义感和责任感”。
他在《权力大未来》（
The Future of Power
）一书中指出，中国已将提高文化软实力纳入国家战略，近些年来中国软实力的发展不容小觑。
由此可见，国外（通常是国际关系与国际政治学领域）学者早就展开了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只是研究多停留在应用领域，学者们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国家品牌、国家身份、软实力和声誉威望等具体现象的探讨上；理论上没有进行深入系统地诠释，缺乏有针对性的国家形象理论论述。这种现象并不能说明西方不重视国家形象的塑造，而是他们更多从实用主义的角度出发，重在解决实际问题。对此国内学者支庭荣的观点是“国家形象传播概念在西方国家并没有明确提出，这并不奇怪，因为在实践上早就利用其发达的宣传机器，鼓吹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并且也十分讲究宣传技巧”。
不过，国外学者的上述研究成果为国内的国家形象研究提供了极富价值的理论参考，实际上，国内研究大多在不同程度上借助了国家品牌、国家身份、软实力和声誉威望等理论开展国家形象研究，尤其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学有关国家身份和共有观念的理论。
2.中国形象的历史流变研究
目前海外针对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成果较少，且多是有关“中国形象”的历史流变研究。主要论著包括：1958年哈罗德·伊萨克斯（Harold Isaacs）的 Scratches on Our Minds ： American Images of China and India ，研究美国人对中国和印度的看法、转变及成因。该书有关中国的部分后译为中文版《美国的中国形象》，于1999年出版；1967年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的 Chinese Chameleon ： An Analysis of European Conception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分析了不同时代欧洲人对中国观念的巨大变化，可谓是欧洲的中国文明观梳理；1989年科林·麦克拉斯（Colin Mackerras）的 Western Image of China 介绍了自罗马帝国至20世纪80年代西方世界的中国形象及其变迁过程；2013年史景迁（Jonathan Spence）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论述了13世纪到20世纪西方作家笔下新奇多样的中国形象，有洞察、有幻想，也有偏见。总体而言，此类研究多是对中国人及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的概括性介绍，属于观念史的研究范畴，并未聚焦“国家形象”研究课题。
3.国际民意调查中的中国形象
此类研究主要是通过在世界主要区域进行问卷调查和访谈等方法，来收集海外中国形象的相关数据和材料，涉及中国外交、军事、文化、经济和政治等诸多方面，通常以调查报告的形式发布。比如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开展的研究当中，有一项针对全球民意调查的“全球态度与趋势”项目，目的是了解世界主要国家彼此间的看法。据不完全统计，该机构2014年发布的与中国相关的调查报告就达到12份，2015年有7份，2016年7份，包括外国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中国的国际地位、中国的经济实力、中国在世界范围的国家形象、中国与邻国关系和中美关系等板块。美国盖洛普公司从1972年以来，就有一项对美国公众做的外国形象民意调查，涉及中国的部分包括对中国和中国经济实力的评价，以及对中美关系的评价等。此类民调机构在海外影响力极大，发布的调研报告通常会在第一时间被海外主流媒体报道和转载，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海外民众的舆论导向。
从历时的角度来看，各民调机构发布的有关中国形象报告，呈现出两条清晰的轮廓：一是总体而言中国形象以负面为主，二是中国形象正在出现可喜的变化，尤其是近些年来正面形象比例在逐步稳固提升。
相比于国外研究成果，国内的相关研究就显得非常丰富，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中国实力的大幅提升，中国国家形象研究被当成国家战略的一个重要部分来看待。包括新闻传播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文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多个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纷纷投身于该领域，一时之间汇聚成为国家形象研究的热潮，得到了超乎寻常的关注。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自2012年以来国家社科立项的项目当中，有不少于50个有关中国形象的课题；迄今为止出版的各类专著和编著多达100余种，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超过1500篇，可谓壮观。这些成果既有理论探讨又有实证研究，既有个案分析又有基础性研究，既有定量统计又有定性分析，它们的出现不但大大提升了国家形象的研究价值和意义，同时为我国政府自我形象的塑造以及对外传播的战略定位，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借鉴。
1.新闻传播学：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主战场
新闻传播学界首先意识到开展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紧迫性，提出了此项课题。该领域的学者们普遍认为，长期以来中国媒体的传播方式僵化且陈旧，不善于运用新方式和新概念来讲述中国，使中国的现实形象出现了巨大误差，致使国家形象的研究和传播成为中国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一大阻力。新闻传播学界有责任也有义务扛起此项研究的大旗，于是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成为21世纪以来“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课题”。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新闻传播学界不断摸索、大胆尝试，开展多层面的调研工作，进行多向度的定位思考、推进多维度的国家形象塑造、树立国家形象的立体传播模式，大量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数量和质量上皆有大幅提升，为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探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探讨国家形象的定义和内涵
国家形象研究的早期成果多聚焦在对国家形象概念的界定、内涵与外延的讨论上。包括管文虎、刘小彪、孙有中、张桂珍和徐庆超等多位学者纷纷对国家形象概念进行界定。概括地讲，国家形象概念可划分为“反映说”和“感知说”两种。所谓“反映说”即从传播媒介的视角看待国家形象的塑造，认为国家形象形成于大众媒体和公众舆论。比如，徐小鸽认为：“一个国家在国际新闻流动中所形成的形象，或者说是指一国在他国新闻媒介的新闻和言论报道中所呈现的形象……国际新闻流动是形成国家形象的主要因素。”
所谓“感知说”，即从心理学的角度强调国家形象成型于国内外民众的主观印象。比如，张桂珍认为，国家形象是指“国家的客观状态在公众舆论中的投影，也就是社会公众对国家的印象、看法、态度、评价的综合反映”。
其实，这两种观点并非相互矛盾，只是视角不同、强调的重心有差异，二者在本质上都认同国家形象的建构性质，认为国家形象带有强烈主观印象的色彩。
李智提出，本质主义视角下的国家形象观，在思维逻辑上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依据他们的观点，综合实力强的国家，国际形象随之也会较好，而综合实力较弱的国家，其国际形象必然不佳。而这一结论并不符合当今国际社会的现实。因此，他认为，国家形象的决定性因素不是一个国家自身拥有的本质属性，而是一定国际关系结构中国家之间互相建构的关系；国家形象并非一个国家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是国家之间基于共同的知识体系在互动关系中确立身份的产物。显然，李智是站在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角度来看待国家形象研究的，认为无论是“反映说”还是“感知说”，都属于本质主义的国家形象观。
（2）开展多层面的调研工作
通过充分的调研，我们可以了解国内外社会对于中国国家形象方方面面的认知和评价，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的国家形象战略规划。从这个思路出发，中国国内近些年开展了大量的相关调查研究。比如中国外文局自2011年起开始在全球不同国家与地区开展“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及时了解海外的中国国家形象。国内高校联合专业调查机构也开展了一系列的海外调研，比如北京师范大学文化创新与传播研究院联合国际调研平台SSI开展的“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北京大学“增强中国对外传播文化软实力深度研究”课题组的调研，暨南大学舆情与社会管理研究中心开展的调研等。迄今为止，上述研究机构发布的调查报告包括《外国人对中国文化认知调研报告》、《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国家的中国观》、《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问卷调查》系列（2016—2018）、《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系列（2013—2018）和《中国形象全球调查》系列等，调查对象遍布五大洲众多国家且范围仍在不断扩大中，调查内容较为全面，涵盖中国国家形象的方方面面。其中，《中国话语海外认知度调研报告》显示，对社会生活类和历史文化类中国话语知晓度最高的国家是新加坡和菲律宾。
（3）推进多维度的国家形象塑造
有学者从理论高度提出了推进多维度国家形象塑造的构想。李正国认为，国家形象的构建是系统性的，每个方面都发挥着各自的功能与职责，共同发力塑造出一个立体、全面的国家形象。其中，军事实力是国家形象构建的基础，政治影响力是国家形象构建的主要内容，经济援助可大幅提升国家形象的构建效果等。
2015年起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陆续出版了《国家形象》系列丛书，包括《国家形象研究》《国家形象——创新与融合》《国家形象多维塑造》和《国家形象“一带一路”与品牌中国》等，将国家形象研究同国家战略发展紧密结合。范红提出，从构成国家形象的诸多要素出发来考察国家形象的塑造，注重从国家形象标识、国情介绍、政府形象、企业形象、城市形象、历史形象、文化形象和国民素质等八个维度塑造国家形象，强调每一个要素都会对国家形象的塑造产生不可或缺的影响。
众多学者则分别将各自的学科同国家形象课题结合，探讨不同学科在国家形象塑造与传播中能发挥的作用。包括徐蓉的专著《核心价值与国家形象建设》、哈嘉莹著《汉语国际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陈晔等主编《国家旅游形象：战略研究与中国实践》、董青等著《体育符号：体育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和王华著《民族影像与国家形象塑造——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研究（1979—）》等。其中，《民族影像与国家形象塑造——中国少数民族题材纪录片研究（1979—）》立足于具体的影像文本，从民族、文化、政治、经济、城乡和性别等六个维度，对各少数民族的形象进行了观察和梳理，研究民族影像对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方式。《汉语国际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提出，汉语国际传播在构建国家形象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作者认为，相比于汉语“走出去”，“引进来”拥有着诸多优势，来华留学生可以成为向世界传播中国好声音、介绍中国好形象的中国通，为中国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因此面向来华留学生的汉语国际传播是塑造中国国际形象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
（4）进行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研究
学者张昆长期以来从事有关国家形象的研究工作，著有《国家形象传播》《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16》和《中国国家形象传播报告（2017—2018）》等专著，主编了《跨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等研究文集。这些著作立足于中国塑造大国形象的四个基本理念，诠释了构建中国国家形象的总体目标和策略方法，提出了从理念与制度、话语体系与内容生产、渠道选择与组合、效果导向的确立与贯彻等四个方面加强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的相应对策。其中《跨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是本包容性极强的研究文集，收录了包括新闻传播学、文学、新闻话语研究和实证调研等领域在内的34篇研究成果，较为全面地代表了目前国内学术界在国家形象研究领域的现状。正如编者所言，编辑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对本课题前期的研究做一总结，希望对当下中国的国家形象建构和国际传播起到一定的借鉴和引领作用。
众多学者则纷纷从国家形象建设主体出发，考察政府、企业、城市、领导者和公共外交等在国家形象建设和对外传播中发挥的作用，提倡树立国家形象的立体传播模式。主要成果有张冬梅编著《中国企业形象策划》、龙永枢等主编《领导者媒介形象设计》、唐钧著《政府形象与民意思维——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和新形势下群众工作2010—2011》、吕尚彬等著《中国城市形象定位与传播策略实战解析——策划大武汉》和万晓红著《奥运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以柏林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为例》等。其中，《中国城市形象定位与传播策略实战解析——策划大武汉》从公众认知和媒体视角分析了武汉城市形象的传播现状，将武汉与国内外几大城市形象传播策略进行比较的基础之上，提出了武汉今后发展的形象战略定位。《奥运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以柏林奥运会、东京奥运会和北京奥运会为例》则分别论述了奥运传播与国家文化、经济和政治形象的关系，总结出通过奥运来传播和建构国家形象的规律，提出国家形象的最佳传播渠道是文化。
（5）相关借鉴与不足之处
新闻传播学界的研究可谓异彩纷呈，学者们共同努力，旨在将国家形象研究打造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领域和学科范式。但是由于整体研究时间尚短，不足之处难免会存在。一是研究范围呈现泛化态势。新闻传播学的相关研究成果构成了国家形象研究的主要部分，从国家到个人、从身边小事到两国关系，从品牌到奥运会等，皆与国家形象有关，皆可纳入国家形象的研究中来，造成了研究范围的泛化，研究重点不突出、研究对象不明确。二是理论视野不够开阔。新闻传播学针对国家形象的研究，多采用国际关系学与政治学领域有关国家身份、国家声誉、国家软实力以及国际传播的相关理论做指导，较少从其他学科领域中吸纳新鲜血液，理论视野不够开阔，理论深度不足。但是，对新闻传播学领域中国国家形象研究的文献梳理，非常有助于本研究的开展，在国家形象研究的建构主义属性、多维度塑造以及传播主体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作用。
2.话语分析研究：为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注入新的动能
话语分析研究主要是从海外媒体（以平面新闻媒体为主，还包括电视节目、宣传片和网络媒体等）对中国社会的现实报道和评论中梳理海外中国形象问题，因此也被称作新闻话语研究。从事该领域研究的多半是新闻学与语言学界的学者。这方面的研究，通常以案例的形式，或共时或历时地分析全球主要国家的主流媒体，比如《纽约时报》、《时代》周刊、《泰晤士报》、《明镜》、《法兰克福汇报》和《朝日新闻》等，对中国发生的重大事件的报道，比如从西藏新疆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和平崛起、食品安全问题、人权问题、环境问题和经济腾飞等来剖析海外中国形象问题。此类研究具有国别研究的性质，把新闻话语分析同媒体所在国家国情研究紧密结合，置文本分析于特定的社会文化历史语境下考察，将微观分析与宏观阐释统一于国家形象研究之中。本研究便归属此类范畴。整体而言，现有研究成果多数采用的是新闻传播学领域的内容分析法、框架理论和议题设置等理论方法，语言学理论方法较少使用。
著作主要有何英著《美国媒体与中国形象1995—2005》、刘继南等著《镜像中国——世界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孙有中著《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刘立华著《纽约时报对华舆论研究——话语分析视角》、张玉著《日本报纸中的中国形象：以〈朝日新闻〉和〈读卖新闻〉为例》、周宏刚的博士论文《印度英文主流报纸的中国形象研究》、焦妹著《中国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于运全主编《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研究》、唐丽萍著《美国大报之中中国形象的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辅助下的批评话语分析》和潘霁著《文化框架：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制造”》等。学术论文更是百花齐放，研究对象已从美、英、法、德、俄、日等多个西方大国主流媒体对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议题的研究，延展到全球五大洲的众多国家。比如《新加坡〈海峡时报〉关于中国报道的分析》《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海外华文和英文媒体的中国报道——基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和 The Straist Times （〈海峡时报〉）网站的比较分析》《阿拉伯媒体中的中国形象分析》《西班牙媒体三大报纸上的中国国家形象分析——以“十八大”期间涉华报道为例》《俄罗斯区域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以〈州报〉、〈实业界〉、〈乌拉尔政治网〉报道为例》《泰国主流媒体“湄公河事件”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塔吉克斯坦〈亚洲之声〉传播的中国形象》《哈萨克斯坦主流网络媒体中的中国形象——以网络版〈哈萨克斯坦快报〉、〈哈萨克斯坦真理报〉为研究对象》和《国外知名媒体的中国形象探析——以半岛电视台英文频道为例》等。经过梳理，国内新闻话语研究领域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成果大致分为三类：新加坡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不同议题中的中国国家形象以及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1）新加坡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有关新加坡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成果可谓凤毛麟角。《新加坡〈海峡时报〉关于中国报道的分析》一文选取《海峡时报》2011年上半年所有中国报道为样本，从报道数量、报道题材、报道主题和报道方法四个视角考察其中的中国形象，作者提出：中国在处理国内和国际事务中均发挥积极作用，充分展现了大国形象；中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强大给他国带来危机感；中国改革发展中存在一些问题，中国政府正以积极的态度进行解决。《东盟英文报章在地缘政治报道中的中国形象建构——以〈海峡时报〉和〈雅加达邮报〉报道南海争端为例》一文是在新闻框架理论的指导下，探讨两份东盟英文报纸在报道南海争端时采用的主导性框架，作者认为，报纸构建出了由“友善的大象”向“进击的巨人”逐步转变的中国形象。《海外华文和英文媒体的中国报道——基于新加坡〈联合早报〉网站和 The Straist Times （〈海峡时报〉）网站的比较分析》一文选取《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2015年1月1日至2016年12月31日的涉华报道为研究样本，从新闻主题、新闻信息的来源和新闻立场等三个方面比较两份报纸在涉华报道内容上的特点，作者认为这两份报纸在涉华报道中聚焦相同的议题、秉持相似的态度立场，差别在于《联合早报》的报道内容较为正面，而《海峡时报》过多依赖西方通讯社的消息来源，负面内容较多。
（2）不同议题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文化框架：美国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制造”》一书在框架理论的指导下，以“中国制造”为主题，考察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中通常采用的五种新闻框架；具体到“中国制造”产品质量问题报道时，探讨这些框架又是如何影响消费者的认知态度。最后本书还探讨了上述涉华新闻框架形成的媒体编辑部文化。
《货币战争中的中国形象——〈纽约时报〉有关人民币汇率议题报道的框架分析》和《从话语分析角度看人民币汇率报道中的形象构建》均是围绕“人民币汇率”进行话语分析的学术文章。前者采用框架理论来考察各方话语主体的态度倾向，归纳话语主题，从中梳理出美国大报选取道德框架建构中国形象的结论，也就是说，美国主流媒体将人民币汇率问题道德化，致使欣欣向荣的中国经济形象遭受损失。后者将概念隐喻同意识方块理论相结合，分析中美大报有关人民币汇率的相关报道，从中得出结论：中美主流媒体皆采用战争隐喻去描绘中美之间的争议，将自身概念化为积极正面的形象，而对方是消极负面的形象。
《孔子学院传播研究》专著的第二章“新闻媒体视野中的孔子学院传播研究”采用批评话语分析和量化内容分析等方法，分别对海内外纸媒、网站和国外孔子学院官网上的有关报道进行统计分析，旨在思考孔子学院发展中的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
《中国共产党国际形象研究》研究文集收录了20篇文章，系统性地梳理与分析了包括境外媒体有关中国共产党报道在内的海量信息，考察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多个重大活动中的境外媒体形象。本文集认为国外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正呈现多元立体态势；西方阵营就中国共产党形象问题产生分歧，而广大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多地认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的辉煌成就，表示愿意学习借鉴。
（3）西方主流媒体中的中国国家形象
《解码中国形象——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中国报道比较（1993—2002）》选取《纽约时报》和《泰晤士报》1993—2002年间涉华报道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定量内容分析法，以及荷兰学者范·戴克（Teun A.van Dijk）的新闻话语分析研究方法，旨在挖掘英美两国涉华报道上存在的共性与差异，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中国形象的国际现状与战略定位。此书是涵盖议题最为丰富的一本专著，包括政治（中国共产党、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经济、社会（长江特大洪灾）和文化（北京申奥）等四个方面六个议题，在六个案例分析的基础之上，作者提出了国家形象的定义以及内涵。
《美国大报之中中国形象的语料库语言学方法辅助下的批评话语分析》属于运用语言学分析方法进行国家形象研究的极少数专著之一。此书将语料库语言学同批评话语分析相结合，主要采用系统功能语法与评价理论等分析方法，从评价韵维度和语义韵维度，对美国主流媒体涉华报道进行话语研究。作者认为，在评价韵维度，美国大报构建的是负面的“正在崛起”与“共产主义”中国形象。在语义韵维度，美国大报构建的是负面的“被贴标者”“被施益者”“被规劝者”“被赞扬者”“被遏制者”“被批评者”和“被惩罚者”中国形象。
目前，针对国家形象的实证研究与理论探索，无论是来自新闻传播学的，还是话语分析研究的，通常是各自为政，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开展各自领域的国家形象研究。如此一来，难免会造成理论视野不够开阔、理论探讨不够深入等问题。更为严重的是，造成了实证研究与理论探讨的脱节。实证研究的结论，往往只是停留在数据统计与数字分析的层面，却未能站在科学数据的肩膀上，凝练出有关国家形象研究的新范畴、新思想、新理论。同样，理论探讨的结论，没有了实证数据的支撑，看起来总是让人难免产生怀疑，质疑结论的科学性及其客观性。
图I 国家形象研究的话语建构路径
本研究主张从媒介的视角（包括书籍、报刊和网络等）塑造多维度的国家形象，认为国家形象形成于各种媒介和公众舆论，而新闻话语是其中一种媒介。本研究认为，国家形象的塑造既要基于国家自身的综合实力，同时也要依据国际社会互动关系中确立的身份地位进行调整，国家形象始终处于与外部环境的互动之中。本研究选取当代形象学作为理论框架，同时吸纳了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的相关理论，采用语言学分析路径，从新加坡主流媒体报道中梳理中国形象。本研究试图发挥语言学理论与方法多样化的优势，从语言特征出发有针对性地使用语料库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认知语言学的相关研究方法，定量定性地开展话语研究。在大量可靠数据的支撑下，本研究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科技等多维度地考察《海峡时报》报道框架中的中国国家形象，尝试提出有关国家形象研究的范式，以及话语建构国家形象的路径，旨在为中国形象国际传播能力的提升提供动能，为中国国家软实力建设添砖加瓦。
“国家形象研究的话语建构路径”主张从媒介的视角塑造多维度的国家形象，因此选取国家形象的传播媒介（包括媒体报道、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和网络舆论等）是首要的；作为社会实践，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媒介的意志，同时通过媒介——社会主流的发声器引导着整体社会舆论的认知；文化符号能够反映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特质，且以文化资源标识的形式凝结于媒介话语当中，为媒介话语所赋码，因而在国家形象话语描述与建构中，文化符号成为国家形象研究的突破口，成为主要信息传播载体；透过某国某民族的文化符号体系，国家形象研究聚焦于话语分析和话语体系两个维度进行话语建构研究。
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七个方面。
在明确国家形象的定义与内涵、确立国家形象研究的性质与对象、重点与目标、方法论与理论框架以及主要研究问题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了国家形象研究的基本范式。
选取传播媒介（包括媒体报道、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和网络舆论等）是国家形象研究的切入点，文化符号是国家形象研究的突破口，话语分析与话语体系是国家形象研究的维度，由此构成了国家形象研究的话语建构思路。
话语体系为从中观层面考察国家形象的建构提供了一个可行的研究视角：以话语主体为切入点，考察每个议题中主要发声的话语主体、话语内容、话语策略、话语能力、话语目标和话语媒介等要素，及其彼此间形成的合力与效力，从而建构起传播媒介塑造国家形象的框架。
本研究认为，包括“中国共产党”“户口”“元”“孔子学院”“神舟”“嫦娥”和“北斗”等在内的当代中国文化符号，更加能够代表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锐意进取、改革创新之精神，更加能够展现当代中国之精神，因此可以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研究新的切入点。
本研究采用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借鉴多个领域的理论分析方法，大大丰富了国家形象的研究方法。换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是扩大了多个理论方法的适用范围。比如UAM软件，通常用于统计系统功能语法成分，本研究将之运用到话语主体要素的定量统计上，从而扩大了该软件的适用范围，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话语分析的传统思路。
新加坡主流媒体建构的中国形象研究结论，可为中国国家形象的建设提供实证研究的参考，帮助中国政府在对外传播当中注意发挥每个话语主体的独特优势，有针对性地开展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和宣传。比如发挥政府话语主体在国家形象话语体系中的主导作用，以自信的姿态向国际社会介绍我国的大政方针和执政理念，以及发挥学术话语主体建言献策的职能等。
绪论部分着重概述本研究的研究背景、方法论、主要研究问题、研究文献综述、主要学术价值和章节安排等。除绪论之外，本书共分为七个章节。
第一章是整部书的理论框架部分，旨在探讨当代形象学在构建国家形象研究理论中发挥的作用。本研究认为，在确定国家形象研究的研究性质、研究重点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当代形象学发挥了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当代形象学关注他者形象研究和社会集体想象物研究，诉诸以文本内部研究为基础、内外分析有机结合的研究方法，这些都为国家形象研究的理论构建提供了指导。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建构性是国家形象研究的本质属性，国家形象从本质上说是创造式的，而非再现式的；他者形象是研究对象，通过对媒介中他者形象的研究，考察国际体系中国家主体间的互相作用；国家主体间持续地保持对话，增进了解与合作，不断扩大双方认知的范围，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这是国家形象研究的目标。
第二章是本书研究步骤的第一环节，主要采用新闻传播学的内容分析法，考察自2000年以来《海峡时报》对中国事务的关注程度以及关注重点。
第三章至第七章是本书研究步骤的第二环节，同时也是本书的主要部分。这五个章节充分发挥话语分析理论和方法的多样性优势，分议题对文本语料进行微观考察，旨在厘清《海峡时报》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多维话语建构。
第三章采用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来分析中国金融行业中“元”的海外形象，分别以中美双方为话语主体，考察各方围绕该议题发出的话语内容、采取的话语策略以及由此呈现给读者的媒体形象。
第四章以范·戴克的宏观结构理论为指导，运用ROST CM6软件进行语料的语义网络分析，由此梳理出《海峡时报》报道“孔子学院”的新闻主题，在此基础之上，剖析每个主题结构形成的过程以及社会结构与社会心理等影响要素，深入挖掘“孔子学院”海外形象的建构机制。
第五章考察社会议题中“户口”的海外形象。该章采用语义韵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快速凸显文本的话语特征，挖掘其中的隐蔽性表述，最终描绘出“户口”海外形象的宏观层面以及不同话语主体眼中的具体形象。
第六章探讨的是政治议题中“中国共产党”的海外形象。本章以《海峡时报》围绕中共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展开的一系列报道为研究样本，梳理21世纪以来《海峡时报》对四届党代会的主要关注点和报道情况，历时考察新加坡主流媒体对于中国共产党认知的动态发展。
第七章研究的是科技议题中“神舟”的海外形象。本章以系统功能语法为理论指导，对语料的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进行文本分析，深入探讨《海峡时报》对中国航天科技形象的态度与倾向。
著作的结语部分基于中国实际，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对中国话语体系构建提出了初步设想，包括建设中国话语体系的核心要素以及建设国家形象话语体系的功能分布等。
[1] Kenneth E.Boulding，“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3，No.2，1959，p.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