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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经历着也许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过程。改革开放40多年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由改革开放之初的17.9%上升到2019年末的60.6%。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全国城镇化率以每年约1.2%的速度快速增长，这意味着平均每年有大约2000万人从农村向城市迁移。城镇化是一个宏观的过程，而农民工市民化则是城镇化的微观实现。虽然目前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经超过六成，然而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4.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虚高”的原因是将大量已实现职业转换但未实现身份转变的农民工统计在内（蔡昉，2010）。由于经济、制度、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尚未消弭的城乡区隔，农民工市民化进程步履蹒跚，大多数农民工无法真正融入城市。当前，与城镇化率稳步增长的态势不同，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依然面临多重阻碍，发展过程出现了明显滞后。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滞后直接导致了城镇化过程中“农业剩余劳动力的非农化”和“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化”这两个过程的分割，对于农民工来讲，则意味着其职业转换和身份转变上的不同步：他们首先实现了从农民向农民工、由农村向城市的职业空间转换，但是由农民工向市民身份的转变则囿于重重阻碍，迟迟未能实现。
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现有研究尝试从多个角度对此进行解释：制度保障视角强调户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等城乡二元制度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决定性作用（蔡昉，2010；黄锟，2011等）；人力资本视角突出农民工自身素质和能力对市民化的影响（陈昭玖和胡雯，2016等）；社会资本视角强调社会关系和组织网络的影响（叶静怡和周晔馨，2010等）；物质资本视角更关注收入水平、就业质量等因素（谢东虹，2016等）；而心理资本视角突出心理感受和心理状态对农民工市民化意愿的影响（胡军辉，2015等）。作为一种重要而特殊的物质资本，住房因素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可能影响也得到了部分研究的关注（章铮，2009；汪润泉和刘一伟，2017等），然而，当前关于这一方面的大多数经验研究多将住房作为一般控制变量，并未对住房因素进行重点关注，对住房影响农民工市民化的微观机制的系统性探索依然较为有限。
根据2017年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调查，当前有约76%的农民工主观上认为难以承担城市购房的成本。近年来有大量关于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测算研究，大部分涉及住房成本的研究表明，农民工市民化的各项成本中，与住房相关的成本占总成本的比例最大，约占总成本的一半或者更高，甚至有些研究的测算结果超过80% （张继良和马洪福，2015；廖茂林和杜亭亭，2018等）。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当前涉及农民工市民化住房成本的测算仅是将住房成本作为农民工市民化总成本的一个子类，由于宏观数据的可获得性，现有大部分研究对于住房成本的测算进行了大量简化，指标设计也不尽科学合理，对于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问题还存在多方面的分歧，导致不同研究的测算结果呈现出极大的差异，对农民工市民化住房成本的专门测算尤为匮乏，也缺乏一套具备足够说服力的测算框架。
国务院于2014年发布的《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了到2020年“实现一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的目标。2019年4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的《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强调要“积极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并再次将“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任务放在了最显著的位置。显然，从数量上实现一亿人落户仅仅是农民工市民化的第一步，未来更为艰巨的目标是促使农业转移人口真正融入城市，实现全面的市民化。农民工市民化的关键取决于家庭的定居决策（马晓河和胡拥军，2018），而城市住房问题已成为当前影响农民工城市长期定居决策的最关键经济变量，也是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主要障碍之一。可见，对住房因素在农民工市民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的探索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深刻的现实意义。住房因素在农民工的就业、定居以及市民化决策中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农民工市民化的住房成本究竟有多大？在区域差异和农民工社会分层日渐凸显的背景下，如何实现因地制宜、“一城一策”的精准化的农民工住房政策？本书将尝试对此进行经验性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