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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中国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引了大量流动人口从农村流入城市、从小城镇流入大城市，劳动力的流动和定居问题也成为当今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为什么劳动力会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和定居？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学者们就尝试对此进行刻画和解释：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模型和费—拉模型以城乡工资收入差距来解释劳动力的迁移（Lewis, 1954; Fei 和 Ranis, 1961）；乔根森模型从人口内生和消费结构角度解释了劳动力转移的动因（Jorgenson, 1961）；而托达罗模型则利用城乡预期收入差距来解释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迁移过程（Todaro, 1969）；推拉理论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归纳为迁出地的推力和迁入地的拉力，人口的流动则是由两种力量的合力所决定（Bagne, 1969）。根据这些早期的理论模型，大量研究对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探索。学者们发现，劳动力的流动受到流入地工资水平、就业机会、平均受教育水平、户籍制度、人口密度、迁移距离、公共服务、政府税收、产业结构和方言距离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Quigley, 1985; Rapaport, 1997; Bayoh 等，2006; Michaelides, 2011；孙文凯等，2011; Dahlberg等，2012；梁琦等，2013；夏怡然和陆铭，2015；刘毓芸等，2015等）。
“安居”才能“乐业”，作为城市生活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住房也是影响劳动力流动和定居的关键因素之一。从20世纪末开始，房价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开始引起西方学者的广泛关注。以新经济地理学模型（Krugman, 1991）为基础，Helpman（1998）首次将住房因素引入模型，指出某区域房价的上涨会增加劳动者的居住成本，降低其相对效用，从而对劳动力向该地区的流动和集聚产生抑制作用 [2] 。随后，大量经验研究对上述理论分析进行了验证（Cameron 和 Muellbauer, 2001; Hanson, 2005; Rabe 和 Taylor, 2012; Plantinga 等，2013）。大部分研究证实了较高的房价会抑制劳动力的流入，然而也有一些研究指出，房价上涨会产生套利的预期从而吸引劳动力流入（Dohmen, 2005; Meen 和 Nygaard, 2010）。
伴随着近年来中国大中城市房价的不断高企，中国城市的房价上涨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近年来也有一些研究涉及。高波等（2012）利用35个大中城市的数据对中国区域房价差异、劳动力流动与产业升级问题进行的研究发现，城市之间相对房价的上升会对劳动力和低端产业产生挤出效应，引发产业转移和低端产业向价值链高端攀升，最终导致产业升级。邵朝对等（2016）的研究也发现了类似的影响：由于劳动力流动和行业间工作转换成本的存在，房价通过扩散机制对低端劳动者产生了强力的挤压，从而引发产业由低端行业向高端行业集聚。范剑勇等（2015）从新增常住人口居住模式选择的角度解释了中国城市房价的持续上涨并没有抑制劳动力流入城市的原因：他们发现，新增常住人口的居住模式以厂商集体宿舍和“城中村”等非普通商品房为主，节约了居住成本，减缓了工资水平上涨的压力，降低了城镇化的劳动力成本。夏怡然和陆铭（2015）在考察地级市公共服务水平对劳动力流向的影响时控制了房价因素，其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更多流向了房价较高的城市，他们认为原因是房价“资本化”了一部分未观测到的公共服务和城市特征，由此产生的对外来人口的吸引力大于房价作为生活成本对外来人口的排斥力。上述研究中涉及的房价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只是其研究目标中的中间或者控制变量，因此并没有对两者关系进行系统和深入的探讨。
与本章研究更为接近的是张莉等（2017）关于房价如何影响劳动力流动的研究，该文利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与250个地级市房价数据相匹配，发现房价对劳动力流动存在明显的倒“U”形影响；同时作者还发现，除部分一线城市外，目前大部分城市的房价表现出对劳动力的拉力。此外，还有研究探索了中国住房政策对流动人口定居意愿的影响，例如汪润泉和刘一伟（2017）的研究发现，住房公积金制度增加了流动人口的城市定居意愿与购房意愿，该文同时考察了住房公积金对城镇和农村户籍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影响发现：对农民工而言，住房公积金制度提高了农民工的城市市民化意愿，但无法提高其购房意愿。该文对流动人口的异质性进行了较为充分的考虑，但是住房公积金制度与定居行为很可能存在相互影响，引起明显的反向因果问题，该文并没有对由此可能导致的内生性问题进行控制。
现有研究从多个角度取得了相当丰富的成果，然而就房价与人口流动问题而言，当前研究至少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有所发展：第一，不少研究涉及了房价对劳动力流动的影响，解释了中国近年来高企的房价没有阻碍劳动力流入的原因，然而流入并不等于定居，当前关于房价与流动人口定居的研究还相当有限；第二，现有相关研究多关注流动人口这一整体，或者以农民工样本代表所有流动人口，忽略了房价对流动人口的异质性影响；第三，当前虽有一些研究对房价影响人口流动和市民化的传导机制进行过理论探讨，但是相关方面的实证验证较少。
有鉴于此，本章将流动人口明确区分为乡—城流动和城—城流动人口，并以乡—城流动人口为研究重点，探索房价对农民工定居意愿的影响并对其发生影响的传导机制进行验证；同时，为了探索房价对流动人口市民化意愿的异质性影响，我们利用传导机制，对乡—城与城—城流动人口进行了广泛比较，并对造成异质性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