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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三百多年的殖民统治对巴西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单一产品制和大地产制成为制约近代巴西经济发展的羁绊。在征服美洲时期，欧洲盛行重商主义经济理论。西方殖民者根据宗主国和国际市场的需要，在殖民地推行单一产品制，专门生产一种或几种初级产品，实行奖出限入的贸易保护和垄断政策，将殖民地变成宗主国的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葡萄牙将单一产品制推广至巴西。依照出口产品的兴盛顺序，殖民地时期的巴西先后经历了红木、蔗糖、矿业三个经济周期。
红木经济始于16世纪初。作为当时制造红色染料的重要原料，红木非常稀有且价值不菲，被誉为“绿色金子”。商人们把南美这片土地称为“红木之地”（Terra de Brasil），1511年这个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地图上，巴西的国名由此而来。在欧洲纺织业的刺激下，葡萄牙殖民者开始疯狂采伐红木，垄断红木贸易。到16世纪末，每年约有100条船满载红木从巴西前往葡萄牙。两个世纪的过度开采导致巴西红木资源几近枯竭。至18世纪，红木经济陷入衰败。
蔗糖经济周期大致从16世纪中叶到18世纪初。1502年，第一批甘蔗芽从葡属马德拉群岛引进巴西，16世纪中叶在东北部伯南布哥（Pernambuco）和巴伊亚（Bahia）一带开始大规模种植。大地产制为甘蔗的规模化种植提供了可能。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把葡属美洲划分为15个总督辖区，同时将这些辖区分配给12位受赠人。优良的海岸土地很快被划分为巨大的地产，受赠的大地产主要种植经济作物，经营服务于国际市场的出口经济。这些以大规模赠地为基础的种植园可以被视为欧洲中世纪庄园的残余。随后，巴西内陆地区也被分化成大地产，沿海地区的赠地面积一般在20—50平方英里，内陆地区的赠地面积则是沿海地区的10—20倍。 [1] 随着甘蔗种植园的迅速扩张，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中叶，巴西已经成为世界最大的蔗糖供应国，欧洲几乎所有的糖料都产自巴西。巴西的蔗糖已经超越亚洲香料成为英葡贸易的主角，巴西出口的商品已在欧洲家喻户晓。 [2] 为了追逐高额利润，荷兰、法国和英国纷纷效仿葡萄牙，在加勒比海岛建立甘蔗种植园，这对巴西的蔗糖经济造成极大冲击。18世纪初，巴西从糖料作物中获取的收益骤降了三分之二，蔗糖经济步入萧条。
随后，葡萄牙殖民者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发现了黄金和钻石，一波新的经济增长随之启动，巴西经济迎来矿业周期，持续近一个世纪。18世纪，巴西开采的黄金约有200万磅，占全球黄金市场的80%，钻石总产量超过300万克拉。 [3] 随着矿产品出口的繁盛，巴西的经济活动中心也由东北部地区转移到了中南部地区。18世纪后期，随着大部分矿山开采殆尽，巴西的矿业繁荣步入尾声。此时，“在（巴西的）北方，沿海——荒地——内陆一线已经衰败，脱离了对外贸易的联系，一个传统体制的内部几乎停滞不前的社会……在南方，围绕着黄金和钻石上演的大戏也已落幕。但在那里，留下了一个更加开放多元的社会，为下一轮发展埋下伏笔。舞台准备就绪，剧目即将上演，主角就是咖啡，演出的时间更长” [4] 。
需要指出的是，从表面上看，初级产品出口促进了殖民地巴西的经济繁荣，也使宗主国葡萄牙变得更为富有。但实际上，出口所得的巨额利润，大部分都被葡萄牙人和外国中间商瓜分，大种植园主和糖厂主分得的利润基本用于购买进口商品，而非改进技术和改善基础设施。可以说，葡萄牙殖民者在大肆挥霍着巴西财富的同时，与工业革命失之交臂，对英国工业制成品的依赖日益加深，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富转而流入他国之手。因此，红木、甘蔗和矿业三个经济周期带给巴西的只是虚假的繁荣。在葡萄牙三百多年殖民统治下，巴西经济从未出现多样化，从一开始就实行以出口为导向的单一产品制度。外部市场需求决定着产品的外销情况，继而影响和制约殖民地的发展状况。单一产品制、大地产制和奴隶制度成为殖民地时期巴西社会经济生活的主要特征，共同构成了畸形的经济发展模式。
在殖民统治期间，葡萄牙不仅奴役印第安人、黑人和混血种人，而且对巴西土生白人采取许多歧视性政策。政治方面，土生白人即使作为大地产主的继承者，也不允许担任政府高级官员；经济方面，殖民者垄断巴西进出口经济，不允许土生白人插手；此外，殖民者还以各种名目对土生白人苛收重税。土生白人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不断受到挤压，他们当中的精英分子从欧洲启蒙运动中汲取养分，并受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的激励，开始致力于切断与葡萄牙王室的政治纽带，试图打破宗主国的经济垄断，直接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往来。
1820年，葡萄牙爆发革命，巴西与宗主国的矛盾日益加剧。1822年9月7日，葡萄牙王子、巴西摄政王佩德罗宣布巴西独立。在君主立宪派的拥护下，12月1日，他加冕为皇帝，称佩德罗一世。1825年，葡萄牙正式承认巴西独立。独立后的巴西虽然在政治上脱离了葡萄牙王室的直接统治，但是大地产制和单一产品制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讲，巴西的独立更像是一场分离运动，是一场“没有社会革命的政治革命”，只是土生白人取代了“半岛人”的统治而已，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动殖民时期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路径依赖”导致了此后咖啡经济的畸形繁荣。
表1.1 1821—1900年巴西主要出口产品占总出口额的百分比
巴西最早的咖啡出口是1731年从马拉尼昂出发到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此后，马拉尼昂和帕拉的咖啡源源不断地向葡萄牙运送。18世纪中后期，巴西的咖啡种植中心开始向里约热内卢地区转移。起初主要在沿海低地一带种植，而后逐渐扩展到帕拉伊巴（Paraiba）河谷地区南边的高梯田和低山坡，又延伸至北端。19世纪中叶，以帕拉伊巴河谷为中心的里约热内卢地区的咖啡种植业达到巅峰。在帕拉伊巴河谷最繁荣的时期，里约热内卢的港口控制着巴西咖啡出口量的88%。1821—1830年，巴西年均生产咖啡约31万袋，咖啡出口占巴西出口总值的18.4%（当时甘蔗依然是巴西最重要的作物，占出口总额的30.1%）。1831—1840年，巴西年均生产咖啡104万袋，咖啡出口占巴西出口总额的43.8%，咖啡超越蔗糖稳稳地坐上了巴西出口经济的第一把交椅。1841—1850年，巴西咖啡年均产量上升为183万袋。1851—1860年，增至273万袋。至此，巴西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咖啡生产国。咖啡种植者采用古老粗放的刀耕火种的方法，对土地进行掠夺性开垦，为了扩大咖啡种植园的规模而不断砍伐森林，一旦某片土地露出疲态，种植者就放弃这片土地，把新的雨林夷为平地进行咖啡种植。到了19世纪70年代，里约热内卢地区几乎没有新土地可供开垦，咖啡经济重心开始转移至圣保罗，国家经济中心也随之转移到这一地区，并持续至今。1881—1890年，巴西咖啡的年均产量逾516万袋，圣保罗州的咖啡生产超过了里约热内卢州，咖啡占据了巴西出口总额的64.5%。 [5] 整个帝国时期（1822—1889年），巴西咖啡销售的价值和整个殖民地时代所有出口品的价值相等，在19世纪在巴西所有重要的出口品中，也只有咖啡没有遇到激烈的国际竞争。从这个意义上讲，前三个经济周期不论在持续时间上，还是经济和社会影响等方面，都无法与咖啡周期相提并论。
促成巴西单一产品制出口经济持续繁荣的关键因素是黑奴劳动。非洲黑人解决了殖民地时期困扰巴西统治者的难题——劳动力匮乏，这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所导致。一是葡萄牙殖民者人数有限。据巴西地理和统计研究院的数据显示，1500—1760年间，约有70万葡萄牙人被遣至巴西。这些葡萄牙人可分为三类群体：1.传教士或行政长官，这部分人数较少；2.士兵和被判流放的罪犯，这部分人群数量最多，充当着开拓边疆和维护统治秩序的角色；3.极少数的妇女，另一些是被流放罪犯的配偶，一些是婚配给白人殖民者的孤儿。 [6] 可以看出，大多数葡萄牙殖民者并不是作为劳动力移民到巴西的，所以起初葡萄牙统治者把印第安人视作发展殖民地经济的主要劳动力。二是印第安人口也无法支撑起庞大的种植园经济。16世纪初，在巴西居住的印第安人口为200万—400万。 [7] 其实，无论倾向于哪种估算，这个数目本身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而言都是非常稀少的。再加上战争、屠杀、外来传染病、强制迁移等欧洲殖民活动的侵扰，导致美洲印第安人数量锐减。据估计，1492年美洲大陆约有1200万印第安人，100年后，约90%的土著人口丧失。葡萄牙在巴西的殖民活动同样破坏了当地印第安人的社会结构和族群数量，亚马孙地区的印第安人群体几乎完全灭绝。 [8]
种植园主认识到，印第安人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劳工问题，而甘蔗种植的土壤地力消耗快，必须有稳定充足的劳动力不断施肥才能确保好收成，制糖业的现实发展亟须大量廉价劳工。在这种情况下，葡萄牙殖民者把目光移至非洲，并将这里视作巴西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地。1530—1540年间，第一批黑人奴隶从非洲被贩运到巴西。此后，通过大西洋的“黑三角贸易”，黑人被源源不断地输送至巴西。由于独立运动的不彻底性，巴西独立后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方面具有明显的连续性，大种植园主等既得利益集团仍然是统治阶级，区别只是不再受葡萄牙的束缚可以进行自由贸易而已，因此种植园经济的基石——奴隶制自然就被保留下来。据保守估计，1502—1860年，共有约950万非洲黑人被掠卖至美洲，其中，巴西接收的黑奴人数最多。1550—1888年，约有350万幸存的黑奴到达巴西：16世纪，10万人；17世纪，60万人；18世纪，130万人；19世纪，160万人。非洲黑奴主要为苏丹人、班图人（Bantus）、几内亚人、沃洛夫人（Wolofs）、曼丁戈人（Mandingos）、桑海人（Songhais）、莫西人（Mossis）、豪萨人（Hausas）等族群，他们遍布巴西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大多在帕拉伊巴、伯南布哥和巴伊亚的甘蔗种植园劳作，也有在米纳斯吉拉斯地区当矿工的，19世纪大部分黑奴被送至巴西东南部的咖啡种植园。 [9] 根据德国著名地理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t）的统计，截至1825年，巴西人口约为404万，其中黑人或有黑人血统的奴隶约有196万，印第安人和混血种人112万，白人仅有96万。 [10] 一些比较大的种植园拥有数百名黑奴，中等规模的种植园也有50—100名奴隶。 [11] 非洲人为开发和保卫巴西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种植园主的每一分所得都沾染着黑奴的血和汗。可以说，黑人用体力支撑起了殖民地时期的巴西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