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那么，为什么19世纪华工从未被大量引入巴西？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在国际方面，19世纪中后期，臭名昭著的“苦力贸易”引起了世界主要国家的抵制。1855年，英国政府颁布《中国乘客法案》，此为“防止从香港出口的苦力船上发生同样（死难）性质的事件而施行的法令规章”，并以此照会葡萄牙外交大臣督促“澳门总督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措施，以使澳门方面不再出现足以为人道造成耻辱的移民出洋办法” [21] ；1862年，美国政府颁布禁止从事“苦力贸易”的法令；1873年，葡萄牙“正式宣布禁止经过澳门港口和市内移送中国契约移民出洋” [22] 。而这一时期，巴西大规模输入华工有借自由移民之名行苦力贸易之实的嫌疑。
其次，在移民来源国方面，晚清政府改变了之前对海外移民排斥、冷漠的态度，开始尝试控制和保护本国移民。在苦力贸易存在的三十年间，清政府的政策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1845—1859年，坚持严禁海外移民的传统政策，且拒绝正视移民在目的国产生的问题；1860—1874年，承认国民向外移民的权利，护侨意识开始萌生，区分苦力贸易和自由移民，试图管理并禁止苦力贸易。《总理衙门致英法两国公使的照会》和1866年的《北京章程》的签订标志着清政府首次视保护海外移民为其对臣民的应尽职责。 [23] 随着秘鲁和古巴虐待华工的传闻愈演愈烈、苦力船上的噩耗频频传来，清政府再也不能坐视不管。1874年，清政府查禁苦力贸易，只允许与缔结商贸协定的国家输送自由移民。此外，清政府还派遣调查团赴古巴和秘鲁，并在此后的谈判中为华工力争权益。这些都展示了清政府保护海外移民的决心。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在与巴西建交的谈判中坚决拒绝对方招工的要求，官督商办背景的轮船招商局也断不敢为了逐利而损害民族大义。
最后，在移民目的国方面，与支持华工的势力相比，巴西国内反对引进华工的声音和力量更为强大。
支持方大多为巴西的种植园主、政府官员和温和的废奴派。他们主要基于以下一些因素力主输入华工。一是华工相对较为廉价。帝国政府中的挺华派代表人物是总理锡宁布。他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表示华工价格要比欧洲劳工更为低廉，他们很温和，能够接受较低的薪水，从而为雇主创造更多的利润，“我们需要廉价劳工，而这正是中国人的优势”。1879年，锡宁布要求巴西驻纽约总领事萨尔瓦多·德门东萨（Salvador de Mendonça）提供一份关于华工的报告。后来，门东萨出版了《亚洲劳工》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华工像奴隶一样便宜，却更熟练和聪明……（引进华工）是帮助我们度过当下危机的唯一办法。”他对招募华工持乐观态度，理由是中国的人口稠密、经济困难，且华工习惯于比世界其他地方都低的工资。巴西外交部部长莫雷拉·德巴罗斯（Moreira de Barros）也称，中国人生活最简朴、很聪颖，能适应各种变化的环境，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要求很少。从政府官员的角度讲，降低劳动力成本显然有助于提高巴西农业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的高层声称，中国人勤劳能干、生活简朴、天生就极具耐心。1878年南部各州举行了农业大会，专门讨论农业发展和劳工问题，大多数种植园主表示，“廉价、稳重和听话的”劳工才适宜于大地产农业劳作，这种劳工只能在中国找到。一些种植园主更为精打细算，他们认为华工不挑食，能够很快适应豆类和风干牛肉条等当地饮食，这也可以为雇主节省开支。 [24]
二是华工比较顺从。一位巴西众议院的议员坦言，“让我们更真诚一些”，“我们从祖辈那里受到的教育和我们叱令奴隶的习惯，让我们不习惯于跟自由劳工分享权利”。圣保罗州议会的一位官员称，“我们所需要的农业工人不是新的议会代言人，也非行使政治权力的人，而仅仅是工人，劳动工具而已”。种植园主们也不愿意看到政治精明的欧洲人与他们竞争政治经济权力，或者引进超前的新思想。 [25] 1870年巴西政府颁布第4547号法令后，半官方组织——“国家工业辅助协会”（the Sociedade Auxiliadora da Indústria Nacional）积极响应，拓殖部（Colonization Section）成员加尔瓦奥（I.C.Galvão）、米格尔·高尔蒙·梅内塞斯·德马赛多（Miguel Galmon Menezes de Macedo）和托马斯·德尚·德蒙特莫伦西（Thomaz Deschamps de Montmorency）撰文支持“十年引进华工计划”。这些人坚称，中国人“没有野心成为地主……他们只有一个愿望——衣锦还乡”，他们安静地劳作，在履行完契约后就会离开巴西，所以中国人是理想的非欧洲移民。 [26] 与其说用华工替代黑奴在种植园中劳作的经济角色，不如说让华工填补废奴后社会底层的空缺，以供养和维系巴西传统的等级秩序。
三是其他国家输入华工促进经济繁荣的成功经验。1848年出版的《务实的甘蔗种植园主》是巴西农业界的畅销书，也是“国家工业辅助协会”成员的必读手册。作者伦纳德·雷（Leonard Wray）本人就是种植园主，曾在牙买加、印度和东南亚地区经营了16年的甘蔗种植园，对不同地区的甘蔗种植业和劳动力情况了如指掌。他在书中指出，华工“聪明、勤奋、有进取心”，“是天底下最理想的移民群体”。 [27] 1877年，佩德罗·迪亚斯·戈蒂略·佩斯·莱米（Pedro Dias Gordilho Paes Leme）写了一封致巴西政治家和种植园主的公开信，名为《我们的农业》。他在信中强调，凭借其在美国加州、古巴、加勒比的马提尼克岛（Martinique）的实地考察，引进华工是可行的。 [28] 废奴派联邦代表奥雷利亚诺·坎迪多·塔瓦雷斯·巴斯图斯（Aureliano Candido Tavares Bastos）非常推崇美国和英属加勒比地区引进华工致使经济增长的经验，认为中国人“勤俭节约、不屈不挠并有商业天赋”；他的废奴思想比较温和，支持种族融合，主张不同种族间的交融可以产生一个“精力充沛、机智聪明和能力出众”的新民族。作为1878年农业大会的召集人，锡宁布在致开幕词中说，欧洲移民对成为地主而非雇佣工人更感兴趣，英国、法国和西班牙殖民地都因使用华工而大获成功，所以应借鉴这些地方的劳动模式。 [29]
反对方主要有巴西的种族主义者、激进的废奴派和知识精英。他们基于以下理由反对输入华工。一是“黄祸论”的种族偏见。19世纪中后期，受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影响，巴西的精英阶层对中国人大多持有种族偏见，他们在巴西每一次欲引进华工的关键时间节点都会发出强烈的反对声。1854年巴西国会《巴西帝国政府关于招聘中国垦农合同条款的指令》一下达，就立即遭到种族主义者的抨击。他们认为，华工“既不能为巴西的农业提供知识，也无助于提高我们的道德和文明”；中国人的体貌特征“天生就是退化的”，“清王朝把最肮脏的、最迟钝的、最愚昧的、最笨拙的、对于这个退化民族最没用的”的人口输出到国外，“中国人不像黑人那样强壮，也缺乏欧洲人的耐心和定力”。除了在人种和品性上污蔑中国人，种族主义者对大批华工的到来给巴西社会造成的负面影响更加担忧，“黄祸论”甚嚣尘上。1870年7月9日，巴西政府授权“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招募华工，再加上《新生儿自由法》颁布后，有关是否引进华工的争论进入白炽化阶段。1875年，“国家工业辅助协会”农业部的尼克隆·若阿金·莫雷拉（Nicolão Joaquim Moreira）坚称，巴西需要的是“有定居意愿的、品行端正的人口”，“进口华工或苦力，如果不比非洲奴隶更差的话，将有损于我们的公民和政治教育”。尽管巴西和美国精英对有色人种都有种族歧视，但与美国的种族隔离政策不同，巴西采取的是更为开放的种族融合政策。在1878年召开的农业大会上，巴伊亚州议会议员若阿金·达科斯塔·品托（Joaquim da Costa Pinto）抱怨道，中国人“身心俱残……他们不忠诚、傲慢自大、喜欢乞讨，仅有的优点就是有耐心”。札圭利贝·费吕（Jaguaribe Filho）以墨西哥为例，认为印第安人社会是令墨西哥精英最头疼的问题，而墨西哥贫弱的根源在于1281年一些中国水手偏离去往日本的航线来到了墨西哥，他们的基因污染了当地的种族。由此，他担心中国男人与巴西女人的结合会产生大量私生子，这些孩子体内含有低等的蒙古人种基因；相似地，孱弱、脆弱的中国女人也会摧残巴西文明。 [30] 种族主义者设想，大批华工的到来会在巴西城市造成“种族飞地”（exotic enclaves），在那里充斥着地方病、鸦片、长辫子和外邦宗教。1879年，巴西自由党人、废奴派代表若阿金·纳布柯（Joaquim Nabuco）在众议院宣称，中国人会带来种族冲突，并使巴西现有人口退化。他不认同“高等”种族总能在生存斗争中获胜的观点，而是主张当更智慧的种族与“低等”种族接触时，他们有时会被征服甚至被取代；决定一个种族存亡的并不是智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而是生存和繁殖的能力。中国人即使被“高等”种族征服、统治和奴役，也会在任何允许他们定居的国家“泛滥成灾”；中国人在履行完契约后并不会返回家乡，相反他们会在巴西的城市聚居，以垄断工业和贸易，并与巴西工人竞争。 [31]
二是担心华工会成为新的奴隶。在废奴派眼中，1870年“巴西亚洲劳工引进社团基金会”与华工实际签订的契约和第4547号法令提供的契约模板有很大出入，对工人非常不利，此为他们指证华工是新奴隶的最直接有力的证据。基金会契约规定，华工必须服从雇主或其代理人；雇主有权将工人的契约转让给其他雇主或将雇工租给其他雇主，这简直是脱胎于奴隶和奴隶主间的关系；华工的工作时间全由雇主说了算；华工因病误工8天就要停发薪水，直到能够复工；由于一个雇佣周期内无法还清雇主的债务，华工只能与雇主签订新的契约，否则就必须在两个月内自费离开巴西，很显然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旅费。这无异于签了卖身契，华工只能永远充当廉价的农业劳动力。鲁伊·巴尔博扎（Rui Barbosa）谴责契约华工制度是“一种新的奴隶制度，如同非洲奴隶制那样是邪恶的、不道德的、灾难性的”。安德烈·雷博萨斯（André Rebouças）称，在巴西“工人”（braço）一词就意味着奴隶“或试图用介于奴隶和农奴中间的中国人取代他（奴隶）的企图”。若阿金·纳布柯直言，“苦力贸易”会成为“一种新的奴隶贸易”，“（黑奴）悲惨境遇将在华工身上重现，奴隶制将得以延续”。1880年，当巴西与清政府接洽商谈建交事宜时，巴西废奴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代表米格尔·莱莫斯（Miguel Lemos）致函曾纪泽，强调中国文明的重要性，抨击将华工视作廉价劳动力等轻蔑中国人的观点，揭露锡宁布政府遣华使团的使命是试图建立一种新的奴隶制度，以延长旧体制。《消息晚报》（ Gazeta da Tarde ）主编若泽·杜帕特罗西尼奥（José do Patrocinio）也是一名坚定的废奴派，他撰文称：“有关中国劳工，我们的种植园主达成了惊人的共识：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件事情（奴隶制）。颈手枷取代鞭子和竹棍继续维持统治。甚至连食物都不用变换。” [32]
三是认为华人不易被同化。针对巴西政府颁布的第4547号法令，“国家工业辅助协会”成员尼克隆·若阿金·莫雷拉抱怨称，“中国人不会留在巴西，也不会与国人通婚”，所以他们对于巴西的自我完善毫无裨益。对此，该协会第二副会长若阿金·安东尼奥·阿泽维多（Joaquim Antonio d'Azevedo）表示赞同。他认为，巴西所需要的外来移民是能够创建拓殖地，并有永久居留意愿的人。 [33]
需要注意的是，有关输入华工的可行性，无论是以种植园主为代表的支持方，还是以废奴派为代表的反对方，都持有种族主义观点，双方并没有绝对清晰的界限。这一点在咖啡种植园主路易斯·佩肖托·德拉塞尔达·韦尔内克（Luiz Peixoto de Lacerda Werneck）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德拉塞尔达从罗马大学（University of Rome）获得法学博士学位，经常在里约热内卢的《商报》（ Jornal do Com é rcio ）上发表文章。他声称，“卑鄙的利己主义、狂妄自大，以及弃婴和斩首所反映出来的残暴愚昧……是中国的真实写照”；“他们故步自封、停滞在所谓的‘文明’之中，不思进取，因此必须被赋有使命、以福音和文明武装起来的欧美国家侵占和消灭”；中国文化会使遭受印第安人和非洲人扭曲的巴西民众“蜕化”，虽然正在形成的巴西民族还不够强大，但也能战胜数百万低等的亚洲人。 [34] 然而，获取利益而非民族的进步和文明，才是种植园主们最为看重的。“廉价、温顺”的华工显然更符合种植园主的切身利益，能够降低他们的商品生产成本，从而帮助其实现利益最大化。正因如此，种植园主们才在引进华工问题上投出了支持票。从这个意义上讲，种植园主是典型的功利主义者。
在种族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的强大压力下，1890年6月28日巴西共和国政府颁布第528号法令，宣布在没有国会特定批准的情况下禁止非洲人和亚洲人进入巴西，并建立港口警察对过往船只进行监察，对违反此法令的船长课以罚款。 [35] 由此，巴西国内有关引进华工问题的大辩论暂时告一段落。
[1]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90页。
[2] Robert Conrad，“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1850-189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9，No.1，Spring 1975，pp.41-55.
[3] João Rodrigues de Brito， Cartas Economico - Políticas sobre a Agricultura ， e Commercio da Bahia ，Imprensa Nacional，1821，p.35，cited in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Ethnicity，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180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20.
[4] 关于19世纪初澳门向巴西输送茶农的时间和人数，国内外学界的说法不一。有关第一批茶农的抵达时间，有的学者认为是1808年，代表作有巴西汉学家若泽·罗伯特·特谢拉·莱特（José Roberto Teixeira Leite）的专著《中国在巴西：中国对巴西社会和艺术的影响、标志、反响和余留》（ A China no Brasil ： Influências ， Marcas ， Ecos e Sobrevivências Chinesas na Sociedade e na Arte Brasileiras ，Universidade Estadual de Campinas，1999），郝名玮、徐世澄的专著《拉丁美洲文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国务院侨办侨务干部学校编著的《华侨华人概述》（九州出版社2005年版）；有的学者认为是1810年，代表作有美国学者杰弗瑞·莱瑟的专著《1808年至今巴西的移民、种族和国家认同》（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 Ethnicity ，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元邦建、袁桂秀编著的《澳门史略》（香港：中流出版社1988年版），林广志的专著《澳门之魂：晚清澳门华商与华人社会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罗荣渠的专著《美洲史论》（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李春辉、杨生茂编著的《美洲华侨华人史》（东方出版社1990年版），由巴西《美洲华报》编印的《巴西华人耕耘录》（1998年版）；沙丁、杨典求、焦震衡、孙桂荣合著的《中国和拉丁美洲关系简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根据清朝兵部郎中傅云龙1888年考察巴西后写的《游历巴西图经·农务》和《游历巴西图经余记》，“即如种茶一事，自嘉庆十七年（1812）中国湖北人至彼创植以来，已寝旺”；根据里约热内卢植物园编年史认为，1812年澳门市政厅官员阿尔梅达（Raphael Bottado de Almeida）将茶树苗带到巴西，两年后1814年首批中国茶农才来，参见巴西侨网http：//www.bxqw.com/userlist/hbpd/newshow-18571.html，2018年1月5日；也有学者采取模糊处理，比如陈翰笙主编的《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六辑：拉丁美洲华工）和陈太荣、刘正勤的专著《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此外，有关1810年前后来到巴西的中国茶农人数，国内外学术界持300—800人不等的观点。
[5]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17.
[6] 乔治·汉密尔顿·戈登即第四代阿伯丁伯爵（4th Earl of Aberdeen）。
[7] 陈太荣、刘正勤：《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版，第17—19页。
[8]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9-20.
[9] “An Act to Prohibit the ‘Coolie Trade’ by American Citizens in American Vessels，” February 19，1862，http：//legisworks.org/sal/12/stats/STATUTE-12-Pg340.pdf，2018年1月6日。
[10] Robert Conrad，“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1850-189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9，No.1，Spring 1975，p.43.
[11] Decree 4547，9 July 1870，clause 6，in Brazil，Colleção das leis do império do Brasil de 1870，Vol.30，Part 1，Rio de Janerio：Typ.Nacional，1870，pp.382-387，cited in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21.
[12] 陈太荣、刘正勤：《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版，第21—24页。
[13] 《巴黎致总署总办论事三条》，曾纪泽：《曾纪泽遗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68页。
[14] 伍杰主编：《中外旧约辞典》，青岛出版社1992年版，第50—51页。
[15] 《总理衙门奏巴西立约可由南北洋大臣请旨办理折》，光绪六年二月十四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咨总理衙门呈送巴西喀使晤谈节略》，光绪六年六月初六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报巴西使臣抵津折》，光绪六年六月初八日；《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报已与巴西草签条约十七条折》，光绪六年八月初六日；《中巴和好条约（十七款）》，光绪七年八月十一日，载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一辑（三）：中国官文书选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199—1201页。
[16] 《字林沪报》1882年10月14日，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204页。
[17] “Letter of Callado to G.C.Butler”，21 January 1881；“Tong King-sing to Callado”，21 November 1881；“Tong King-sing to Callado”，28 December 1881；Missão Especial ao Celeste Imperio China，1893-1894-Barão do Ladario，Manuscript Collection-Colecão Afro-Asiática，20，2，5，BN-R，cited in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0-31.
[18] 《光绪十年轮船招商局第十一年办理情形节略》，《沪报》1885年12月1日，转引自汪敬虞《唐廷枢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97页。
[19] “Letter of Charles H.Allen（secretary of the British Anti-Slavery Society）” to the Earl Granville，Principal Secretary of State for Foreign Affairs，December 6，1883，cited in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Ethnicity，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180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50.
[20] “Tong King-sing to the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Commerce and Immigration from China”，October 28，1883，Missção Especial ao Celeste Imperio China，1893-1894-Barção do Ladario，Manuscript Collection-Colecção Afro-Asiática，20，2，5，BN-R，cited in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p.32-33.
[21]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00页。
[22] 陈翰笙主编：《华工出国史料汇编》（第二辑：英国议会文件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89页。
[23] 有关晚清政府移民政策的转变，可参见[澳]颜清湟《出国华工与清朝官员：晚清时期中国对海外华人的保护（1851—1911年）》，粟明鲜、贺跃夫译，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0年版，第81、102—120页。
[24] Robert Conrad，“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1850-189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9，No.1，Spring 1975，p.52；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 Ethnicity ，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48.
[25] Robert Conrad，“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1850-189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9，No.1，Spring 1975，p.53.
[26] I.C.Galvão，Miguel Galmon Menezes de Macedo and Thomaz Deschamps de Montmorency，Parecer da Secçã de Colonização e Estatística sobre a Questão “Se Convirá ao Brasil a Importaçã de Colonos Chins，” Rio de Janeiro：Typ.Universal de Laemmert，1870，p.3，cited in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22.
[27] Leonard Wray， The Practical Sugar Planter ： A Complete Account of the Cultivation and Manufacture of the Sugar - Cane ，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and Most Improved Processes ， Describing and Comparing the Different Systems Pursued in the East and West Indies and the Straits of Malacca ， and the Relative Expenses and Advantages Attendant upon Each ： Being the Result of Sixteen Years ’ Experience as a Sugar Planter in Those Countries ，London：Smith，Elder，1848，p.86.
[28] Pedro D.G.Paes Leme，“A Nossa Lavoura，” 17 October 1877，repre.in Diário Official 17：165（11 July 1878），p.6，cited in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25.
[29] “Speech of Minister Sinimbú，” July 8 1878，Congresso Agrícola， Collecçã de Documentos ，Rio de Janerio：Typ.Nacional，1878，pp.128-128，cited in Jeffrey Lesser， Immigration ， Ethnicity ，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Brazil ，1808 to the Presen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pp.47-48.
[30]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8，24，28.
[31] Robert Conrad，“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1850-189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9，No.1，Spring 1975，p.49.
[32] Robert Conrad，“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1850-189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9，No.1，Spring 1975，pp.50-51.
[33] “Dr.Nicolão Moreira，discurso de 16 de agosto de 1870，” cited in Sociedade Auxiliadora da Indústria Nacional， Discurso Pronunciado pelo Dr . I . J . Galvão na sessão de 3 de outubro de 1870（ questão dos chins ），Rio de Janeiro：Typ.Universal de Laemmert，1870，p.7；Sociedade Auxiliadora da Indústria Nacional， Discurso Pronunciado por Joaquim Antonio d ’ Azevedo em sessão de 30 de dezembro de 1870（ questão dos chins ），Rio de Janeiro：Typ.Universal de Laemmert，1870，pp.3，5，8，cited in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22.
[34] Luiz Peixoto de Lacerda Werneck，Idéias sobre Colonização Precedidas de uma Succinta Exposição dos Princípios Geras que Regem a Populaçção，Rio de Janeiro：Eduardo e Henrique Laemmert，1855，pp.14，28，75-80，cited in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19；see also in Robert Conrad，“The Planter Class and the Debate over Chinese Immigration to Brazil，1850-1893，”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9，No.1，Spring 1975，p.48；陈太荣、刘正勤：《19世纪中国人移民巴西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7页。
[35] Decree Law 528，28 June 1890，cited in Jeffrey Lesser， Negotiating National Identity ： Immigrants ， Minorities ， and the Struggle for Ethnicity in Brazil ，Durham [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p.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