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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9年，受巴西政府总理若昂·林斯·维埃拉·坎桑桑·德·锡宁布（João Lins Vieira Cansancã de Sinimbu）之托，巴西驻英国公使主动约见清政府驻英法公使曾纪泽，表达巴西与中国建交、通商、招募华工的愿望。曾纪泽遂将此消息通报给总理衙门和北洋大臣李鸿章。在《曾纪泽遗集》己卯十二月初五日《巴黎致总署总办论事三条》中记载：“顷接李相来函，言巴西之能否善待华工，固未可知，要以不与立约最为省事，若必缠扰不休，亦维坚拒招工，庶议约之时，或稍就我范围云云。……愚意则以为‘招工’二字宜毅然拒之，‘议约’二字宜慨然许之。” [13] 按照李鸿章的指示，曾纪泽明确表示立约可谈、招工事宜不可谈的立场。1880年7月8日，巴西驻巴拉圭公使爱德华多·喀拉多（Eduardo Callado）和驻欧洲海军武官亚瑟·西尔维拉·达穆达（Arthur Silveira da Motta）被委任特命全权公使率团抵达天津，与清政府全权代表李鸿章进行会谈。在谈及招工事宜时，李鸿章提出，两国之间的移民往来（包括招工在内）必须出于双方人民的自愿，绝不得使用勉强或利诱的手段；其在给总理衙门的呈文中称：“招工一节，应自坚拒。将来果若提及，必为设法杜绝。”1880年9月5日，两国签署《中国巴和好通商航海条约》（以下简称《草约》），共16款。但巴西政府对条约中治外法权等条款持有异议，佩德罗二世未予以批准。而后双方继续谈判，并于1881年10月3日正式签署《中巴和好通商条约》（以下简称《天津条约》），共17款。翌年，双方代表在上海换约生效，宣布建交。 [14]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1880年拟定的旧版条约，还是1881年达成的新修条款，均未涉及在华招工的内容。《草约》中，“嗣以秘鲁条约为底本，删去招工各条，并参用别国一条，定为十六（七）款”；而《天津条约》仅第一款规定：“嗣后大清国与大巴西国暨厥人民永存和好，永敦睦谊，彼此皆可前往侨居，须由本人自愿，各获保护身家财产，并一律与相待最优之国民人，同获恩施利益。”“是时华民在巴西者，据（巴西使臣）喀拉多告李文忠，言有二千余名，文忠恐其续行广招，比如秘鲁、古巴种种流弊，先与此款补由本人自愿一语，以杜其渐。” [15] 巴西企图通过与清政府建交大量引进华工的愿望再次落空。
在全权代表与清政府谈判的同时，巴西国内的利益相关方也在为招募华工积极游说奔走，但效果甚微。1880年3月，圣保罗州议会讨论征召1000名华工的经费预算议案。会上，锡宁布以“（华工）聪明……迄今为止没有（劳动力）竞争对手，绝不是霍屯督人（hotentote）、祖鲁人（zulu）等非洲种族可以相比的”为由进行施压。但议案最终并未获得通过。1881年年初，圣保罗的一些咖啡种植园主试图绕过清政府，派曾在美国纽约州锡拉丘兹大学（Syracuse Uiversity）留学的若泽·库斯托迪奥·阿尔维斯·德利马博士（José Custódio Alves de Lima）赴美招募3000名华工，结果一无所获。
此外，巴西还试图同中国民间海运企业——轮船招商局建立航线运送华工，但同样以失败而告终。1880年7月抵达天津授命与清政府商谈建交事宜的巴西专使喀拉多，身上还肩负着开辟中巴航线的使命。在会谈期间，他多次前往上海同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的助理巴特勒（G.C.Butler）进行接触，希望中国商船能够为巴西输送华工，并在返航时装载巴西的咖啡、烟草和木材等出口商品。后经巴特勒引荐，喀拉多与唐廷枢直接会面。巴西为何选择轮船招商局？除了它是晚清第一家官督商办的民用企业、中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海运业务比较成熟，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总办唐廷枢的个人背景。唐廷枢是广东香山县人，唐家是洋行买办世家，家族与葡萄牙商人往来频繁，控制着澳门的虾酱业。当时，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的唐廷枢正在筹划增资扩充营业，“现在各口生意既可自立，极应开拓外洋生意” [16] ，所以面对大洋彼岸抛来的橄榄枝，他愿意抱着谨慎的态度进行尝试。在唐廷枢眼中，巴西是一个“遥远而陌生的国家”；而有关招募华工，他指出只有体面的工资才能吸引好工人，绝不接受在南美洲和古巴那样以恶毒契约为基础的损害华工利益的移民企图，所有契约必须明确保证“同其他最惠国一样平等对待中国移民”。在此基础上，1882年年中，轮船招商局拟定了招工草约。主要内容包含：给予3年每年10万墨西哥鹰洋（Mexican dollar）的补贴；招商局享有同英国皇家邮政公司（English Royal Mail Company）一样的特权；每年6个来回，每次运送1000—1200人；华工享有免费的住宿和餐食，工资按月付；为了避免出现旧（契约）体制的延续，旅费应直接付给轮船招商局而非巴西政府或雇主。 [17] 喀拉多表示同意，并回国积极运作。
1883年2月，在巴西政府的支持下，“中国贸易与移民公司”（Companhia de Comércio e Imigração Chinesa，CCIC）在里约热内卢成立，拟在3年内引进2.1万名华工。7月，该公司与唐廷枢达成合同文本，待他来巴西访问时再正式签署。1883年10月，唐廷枢和巴特勒到达巴西。此行他有三个目的，考察巴西的种植园经济、觐见巴西帝国皇帝、签署招工合同。他先同圣保罗州、米纳斯吉拉斯州和里约热内卢州的种植园主进行会谈，并在其下榻的圣保罗大酒店宣布将与巴西签署一个5年的招工合同。而后10月13日，他朝见了佩德罗二世。但此次会晤后，唐廷枢和巴特勒突然离开巴西前往英国，中巴航线无疾而终。“中国贸易与移民公司”的计划破产了，该公司也于1883年11月解散。
究竟在巴西考察的两个月间发生了什么，让唐廷枢毅然决然地放弃开航南美的计划呢？我们或许可以从《沪报》1885年12月1日的报道中看出些蛛丝马迹。“溯查巴西一国，自从前与中国订立通商和约以来，因贾公使屡请本局放船到彼国通商，希冀鼓舞华工，前往彼国，自愿津贴巨款。廷枢因念南洋生意，历年未能得手，极欲将致远、图南、美富等船，改走西洋。故定出洋游历之行，特践贾公使之约。于（光绪）九年三月间亲诣该国，面谈商务，连住两月，明察暗访，知彼国黑奴之例未删，疑待华人，不甚周妥，不敢承揽。” [18] 由此不难发现，导致这一计划泡汤的第一个原因是唐廷枢发现奴隶制在巴西仍然存在，这有悖于当时国际社会废止苦力贸易的大环境，以及清政府保护华工权益的政策立场。第二个原因是巴西政府拒绝向轮船招商局支付每年10万美元的补贴，改由种植园主承担这笔费用。唐廷枢对此非常不满，认为这将在实际上构成雇主和华工之间的（苦力）契约关系，华工势必会债务缠身，再次沦为奴隶。他当即就向佩德罗二世亮明立场：“此事不必再谈下去，我不参与运送中国人到此，除非以自由移民引进。” [19] 第三个原因是考察期间唐廷枢感受到巴西社会对华人的种族歧视。曾作为遣华专使团成员的恩里克·卡洛斯·里贝罗·利斯博阿（Henrique Carlos Ribeiro Lisboa）也参与了佩德罗二世接见唐廷枢的工作。根据他的记述，巴西皇帝告知唐廷枢，巴西存在普遍的反华情绪。接见完，佩德罗二世还说，“我确信这些人的种族影响将进一步加剧我国国民的不纯洁性”。《德意志报纸》（ Deutsche Zeitung ）的主编卡尔·冯·科塞里茨（Karl von Koseritz）曾嘲讽唐廷枢是贩卖“蒙古人肉”的商人。经过明察暗访之后，唐廷枢在给“中国贸易与移民公司”的信中写道：“（我）对贵国政府的偏见和知识精英对华工的排斥感到惊愕。” [20]
从以上梳理不难发现，19世纪中后期，巴西经过多次、多方努力试图从中国引进大批华工，但无论是官方交涉还是私下招募，不管是直接引进还是间接输入，几乎所有尝试都陷于失败。由于巴西帝国政府始终未与清政府达成任何招工协议，所以这一时期华工的招募和输入都是以曲线方式秘密进行的，不论是美国公司运送的还是巴西公司承运的华工，在本质上都不具有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