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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由当代左翼学者构成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始终围绕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议题，如剥削、阶级、历史唯物主义、正义、道德等开展研究，他们相信有一种优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主义社会，在这种社会中，资本主义固有的异化和不公正现象能够被克服。进入21世纪，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新变化，当代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提出了一些质疑。为了能够更好地回应这些新变化和质疑，他们不固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地汲取当代社会科学研究成果，将之转化为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资源，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核心理论的重构，不断增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的道德吸引力和现实影响力。
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学者看来，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当代仍然具有吸引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以剥削理论为基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然而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发展，以及回应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由至上主义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辩护方面的需要，传统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在批判当代资本主义上日益显示出历史局限性，因此“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提出要对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剥削理论进行规范维度的重构，以期对现实作出更加合理的解释和分析，并实现对当代资本主义道德的批判。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将马克思主义分为三个部分：方法论、经验理论以及规范理论或道德理论。经验论主要是对历史唯物主义、阶级理论（阶级的形成、阶级意识和积极斗争）的重新认识和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分析。规范理论包括异化、剥削、社会公正等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问题。方法论是指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用于构建马克思主义微观基础的基本方法，包括功能解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经济均衡模型等方法。“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剥削问题的研究既包含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分析，同时又涉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规范维度的研究。从内容上看，以罗默、科恩为代表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研究路径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从经验理论层面对剥削的分析和论证，侧重对剥削理论的重构，这一研究路径抛开“倍受质疑”的劳动价值论，建立一套不通过劳动价值论，同样能够对剥削现象加以说明的理论。二是侧重对剥削规范理论层面的分析，剥削为什么不正义？这一路径侧重于研究马克思批判剥削的道德基础。事实上，这两个研究路径在推进过程中是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正是为了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不正义的根源，所以才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进行重构；也正是在对剥削理论进行重构，即将剥削的认知层面与剥削的规范层面相剥离的过程中，才导致将剥削的不正义的根源归结为分配的不正义。从罗默和科恩的思想演进逻辑来看，他们正是在对剥削重新界定以及对剥削不正义根源发掘的基础上，才由最初的对剥削理论的研究转向了对分配正义理论的研究，即后来的“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发展。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规范维度的重构在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具体表现为：
一是引发了当代西方学术界对“剥削理论”的重新关注。马克思之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几乎不承认剥削，因为他们认为基于自愿的交易根本不存在马克思意义上的剥削。在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术界，对作为马克思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论质疑的声音比较多。他们基本上不承认马克思所提出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的“剥削”，即便承认“剥削”的存在，也不是马克思所指的“剥削”，而是将之放到一个更加宽广的层面，或是强调发达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剥削，即超剥削，又或是如女权主义所提出的家庭内部所存在的“性别剥削”。罗默采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对“剥削”加以重构。“剥削”不仅成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内部争论的重要问题，也再次成为西方左翼学者讨论的热点问题，同时这种讨论还影响到西方主流经济学术界。“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的考察，既立足于马克思的剥削理论，同时又不困囿于马克思的理论原著，积极结合当今的时代发展，对新出现的剥削形式加以分析，因此对研究马克思剥削理论的当代发展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如何评价资本主义剥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一定时期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然而剥削这种产生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关系又带着对人的奴役与生产力一同发展。如何看待这一问题？伍德与胡萨米等人关于剥削与正义关系问题的争论有助于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他们对马克思批判剥削的道德基础的分析，使剥削与正义关系的分析得以在政治哲学视域下展开，为研究当代剥削问题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支撑点。以往对剥削问题的分析仅仅局限在经济学领域，因此很难对现实问题作出具有说服力和解释力的解答。事实上，“剥削”理论横跨经济学和政治哲学两个领域，“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剥削理论的研究与分析突破了经济学的藩篱，为我们研究剥削问题开拓了一个较为宽广的视界。
二是激发了国内外学界对马克思正义理论的关注，马克思的正义理论成为当前国内学术界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罗默引入新古典经济学方法以及博弈论对剥削重新界定，并得出了“剥削并非一定不正义”的观点。这种结论与人们的道德直觉相矛盾。剥削是正义的吗？马克思对“剥削”进行批判的道德基础是什么？等等，这一系列富有挑战性的问题引起了学者们对马克思剥削理论的重新关注，特别是对剥削进行批判的道德基础的考察。事实上，早在1972年，艾伦·伍德在《哲学与公共事务》上发表了《马克思对正义的批判》。伍德提出，基于马克思的正义观，“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剥削并非不正义”。1978年胡萨米发表了《马克思论分配正义》一文，对伍德提出的观点进行了回应。在1979年伍德又发表了《马克思论权利和正义——对胡萨米的回应》一文，在文中，伍德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重申，并对胡萨米提出的质疑进行了回应。伍德与胡萨米这一来一往的争论成为当时学界的一道风景。他们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是否基于某种正义观。如前文所述，伍德认为马克思的正义观是一种交易正义观，而胡萨米不赞同伍德的观点。在胡萨米看来，正义观念并非仅仅由生产方式决定，还受制于阶级立场。正义观作为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也应由这两个层面的因素共同决定。然而伍德等人仅仅关注生产方式，将阶级利益因素排除在外，由此得出剥削并非不正义的结论。
三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通过对剥削理论的规范维度重构，实现了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与马克思剥削理论研究的深度结合，激发了学术界对社会主义平等理论重构的研究兴趣。罗默、科恩通过对剥削的重新界定，将剥削的不正义归结为社会分配的不正义，因此，社会主义的发展目标就相应地由消灭剥削转化为消灭社会的分配不正义。罗默指出考虑到当代社会尤其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界定面临着理论和现实的双重挑战，作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者，需要将当代社会科学的方法论作为研究工具，重构社会主义伦理目标以及相适应的经济组织模式，这样才能够对资本主义的寿命问题和社会主义的活力问题给出更好的回答。科恩指出，对当今的马克思主义者而言，如果提不出自己所赞同的更为平等的公平分配理论，就很难反击自由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反驳。“社会主义的受挫史表明，社会主义者确实需要撰写食谱，这不仅仅（历史已经证明）是为了知晓如何处理权利，而且是为了吸引普罗大众，除非我们为未来烹调撰写食谱，否则就没有理由认为我们得到自己钟爱的食物。”
为了更好撰写能够吸引普罗大众的未来社会主义平等的食谱，科恩批判性地借鉴了当代自由主义的分配正义理论，力图实现对社会主义平等的重新建构。
最后，从方法的角度来看，任何理论的创新首先表现为新方法的引入，“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受到英美国家分析哲学的影响，将分析哲学的方法引入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基础核心理论的研究。这种分析方法结合了分析哲学方法论中对语言的分析，但又不局限于分析哲学的分析方法，还灵活运用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如均衡理论、博弈论以及功能解释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想要通过这种方法重构科学的、严谨的马克思的理论，却最终又走向了反对辩证法的另一个极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了辩证法、离开了马克思的历史主义方法，最终导致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剥削理论的认知维度与规范维度的统一，无法理解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非正义的同时，又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成果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的必要物质基础。如前文所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想要通过分析哲学的方法重建马克思思想的微观基础，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随着试图延伸其方法达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过于强调分析的方法反对辩证法，其暴露的局限性也愈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