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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辞典的释义中，转向有以下两层含义：（1）改变方向；（2）转变政治立场。本书转向指的是其第一层含义，即转变研究方向。如果从转向的本意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那就意味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向发生了改变，从其他的研究领域全面转向了政治哲学研究。然而，实际上，这一全面转向并不曾真实地存在，最起码所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整体转向这一界定并不准确。
首先，“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形成与发展同其早期对剥削理论的关注和研究密不可分，但是随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不断扩大，研究的主题也呈现出分散化的趋势，坚持“分析”的方法并反对辩证法成为该学派的主要标志。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产生过程来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前身是九月小组，然而九月小组的成员并不具有统一的学科背景，同时也不具有共同研究偏好以及共同的价值主张，他们早期因为对剥削问题的关注而结缘，然而在后续的研究中并不存在高度一致性和重合性。“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活动真正开始于1981年，在1979年、1980年学派成立之前的两次会议上，正是基于对剥削理论研究的共同兴趣，科恩、埃尔斯特等“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聚集在一起，将自己命名为“九月小组”，商定在每年九月定期举行会议，并且以后会议的主题不再局限于剥削的研究。在“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之后的发展中，虽然研究主题逐渐分散，其人员构成也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流动，但是理论研究的主旨和方法没有改变，即始终致力于建构一套概念明确、逻辑清晰且能够反映当代资本主义发展变化的理论。坚持分析哲学的方法也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所一直遵循的研究方法。正如科恩所言，坚持“分析”的方法，反对辩证法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标志。当前学界在界定“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时，不再将范围局限于九月小组的成员，而是将其扩大为采用“分析”的方法重构马克思主义理论微观基础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学者。
其次，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所关注和研究的问题的发展逻辑来看，并不存在突然的政治哲学转向。比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赖特以及威廉姆·肖并不存在研究领域的转换，如果从“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另外两位代表人物科恩和罗默的思想轨迹来看，也很难说他们二人存在研究内容的“掉头式”的转向。事实上，科恩一直在关注并关切社会主义价值的实现问题，陆续撰写了很多的文章，从早期为了回应“历史唯物主义的合法性”的问题而为历史唯物主义辩护，到后来回应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平等的挑战，“当代自由意志论政治哲学对我的曾经的教条主义的社会主义形成挑战时，我是如何作出反应的”。罗默早期一直在关注剥削问题，并力图构建一套能够对资本主义进行道德批判的关于剥削的一般理论。如果说前期主要注重从经济学视角研究这一问题，那之后则更注重从政治哲学视角研究这一问题。作为经济学家的罗默对马克思的剥削理论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分析。从研究作为剥削理论基础的劳动价值理论开始，到运用新古典经济学方法重新界定何谓剥削，再到剥削为什么是不正义的，最后放弃对剥削的非正义的研究转而对分配正义理论的研究以及对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研究。在这一系列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罗默始终存有这样一种视角，即对社会公平问题的关注。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以及无产阶级运动陷入低潮是其发生政治哲学转向的社会背景，理论研究的自然推进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哲学转向的重要原因。当前学术界包括学派内部成员几乎都认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这一政治哲学转向。科恩还对自己的转向原因作了详细说明：“我改变了研究方向，不仅因为我遇到了诺齐克，而且因为我对马克思主义有关未来平等的两大实证性论断失去了信心。”
罗默呼吁，“剥削不应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关注的核心概念，人们应由对剥削的关注转向对生产资料最初所有权的关注”。但同时从科恩和罗默的研究轨迹来看，很难说他们存在研究内容的“掉头式”转向。正如科恩所分析的那样，“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属于独特的一派，他们是在马克思主义传统范围内研究问题，并且致力于“关于反对和推翻资本主义的方案的设计、正确性和策略的问题”
，从这个意义来看，批判资本主义并为其寻找替代方案始终是“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要内容。正如罗默所言：“将剥削的非技术性的含义同它的技术性的定义区分开是必要的，这一区分立刻引出政治哲学上的问题。对私有财产的看法是剥削的核心，但这些看法依赖更为根本的观点，例如，那些关于个人因他们生来具有的或后天获得的技能和品质而受益的权利的观点。”
罗默、科恩等人“并不是以一种断裂性的方式实现其研究领域的转向，而是把早期经验性的剥削规范进行修正并有机地融合到其政治哲学批判的框架中”
。
最后，有些学者之所以认为“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发生了政治哲学转向的原因在于他们将关注点主要放在了罗默、科恩等人的研究重心的转移上面。罗默早期一直致力于用西方经济学方法对剥削理论进行研究，在其研究过程中由于受到了科恩的影响，加之对剥削理论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后期确实放弃了从剥削的视角研究社会正义问题。但能否将个别学者研究内容或研究视角的转变视为整个“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政治哲学转向？这一观点仍有待商榷。
综上而言，“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如科恩和罗默确实在研究过程中出现了由对剥削问题的关注转向对平等主义分配正义理论的关注，这也是有学者提出所谓“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转向的缘起。然而，我们有必要对“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转向作出更加具体的分析，即对转向的背景和原因、转向的实质以及影响作进一步的解析。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把握“分析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转向的实质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