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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偶然读到了张晓林先生的《世间无谜》，沈括解篆、冯晖雕刺、征用民车几个故事之间互相映射、意味深长，查过方知是第十四届全国小小说优秀作品。世间的事，就是那么巧，昨日好友推荐读一读张先生的新文化历史小说《宋朝故事之：书法菩提》，《世间无谜》正是其中一篇。
怀敬慕之心，邀《书法菩提》畅谈三次，均受益颇丰。
笔者见到的《书法菩提》共30篇，讲北宋书法家的逸事趣闻，篇章之间貌似独立实则相互关联，篇篇不离书法，却偏偏无一处专讲书法，张先生以书法为引写北宋书家的雅致生活和喜怒哀乐乃至悲欢离合，是宋朝故事中的精品，再现了东京华梦中最高雅的片段。
以蔡襄为例，蔡襄拒绝为仁宗的爱妃写墓志铭，却不计酬劳抄写欧阳修的《集古录》序录，为完成韩琦所托八百余字的《昼锦堂记》，他写了十多万字从中挑拣。在《茶与胡须》中，富弼指责他邀宠，可这样一个人，怎么会为了讨好皇帝而研制新茶？起心动念处本没有厉害的计较，雅兴所至，顺应自然本心而已。
蔡襄于茶道的造诣非常人能比，只需一口他就能分辨出小团茶里掺入了大团茶，只凭一闻便知杯中乃能仁寺的石岩白。他研制的小龙凤团的确受到皇室的喜爱，或许他也质疑过自己的初衷是对茶道的喜爱还是讨得圣上欢心，或者二者兼有，就如同美髯放在哪里的问题，非要做出一个选择，却导致觉也睡不好了，这又何必讲个究竟呢？顺应自然本心去做就是了，至于别人的评价，一笑置之远比烦恼纠结好得多。
这个道理蔡襄是明白的，包括发现为别人写的字太好就不给人家、拿李廷圭墨换了李超墨又道破玄机等举动会树敌，他只是认真得可爱、随兴得可爱。“书法只是自我游乐消闲的一种方式而已，想写了就写，不想写了就不写，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茶道亦如是。
蔡襄对于关涉己身之事，随兴所至，而面对亲人，为了母亲他对长寿老妪虔诚跪拜。针对君王重建灵感塔的劳民之举，他敢于力谏，被贬谪后又能及时体察民情，为自己上元观灯的雅兴感到羞愧。
至此，蔡襄在张先生笔下活了起来。
《书法菩提》中的多数人物有着共同的特点：吟诗品茶作画挥毫做得优雅，立身行事也不落俗套，甚至雅出了洁癖。
请看欧阳修送蔡襄的润笔：“鼠须栗尾笔一套，绿铜笔格一个，小龙团茶一饼，惠山泉水一瓮”。六一居士是出于个人的雅兴，还是投合友人的雅好？蔡襄此时不做美髯放在哪里的纠结，连赞欧阳公是雅人。苏轼以笙歌、美妓、佳肴、好酒招待好友参寥，可见花了多少心思，而参寥只对清静的虚白堂表示满意，“尘世浮华会让人忘乎所以”，山林里的黄耳蕈才是他的菜。东坡居士喜欢结交这样的淡雅之士，也说明他的心性原本就是向着自然生发。
梅妻鹤子的林逋把清苦的隐逸生活过得诗意盎然，张先生“清雅静逸”四字可谓恰如其分，也唯有这等人方能写出“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爱好饮酒的石曼卿有“卷毡濡墨作方丈字”的豪气、“月如无恨月长圆”的才情，其性情之豁达可以想见，可即使在这样一位书家的心中，俗人牛监薄为他捧砚都令他感到屈辱，雅与俗的对立可见一斑。王安石头上的虱子被司马温公赋予“屡游相鬓，曾经御览”的评语，虽是戏言，也反映出他们确是把生活当成艺术来创造的。
“米芾素有洁癖”，他厌恶低俗的花酒，视为对自身洁净人格的玷污，容不得赵三言啧啧之声对品茶这等雅事的亵渎，在狱中要求送饭的狱卒把饭碗举过头顶，只是不愿沾染俗人口鼻中的污浊之气，他的洁癖，源于对雅的坚持。不由得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的判词：“你道是啖肉食腥膻，视绮罗俗厌；却不知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以米芾的癫痴与不羁，他要如何，即便知道会招人嫉妒惹来祸患，也不会流俗妥协，所以他要拜石便拜石，他要昧画便昧画，世间容不下这样一个他，这是世间的事，而他，依然要把人生画成艺术，哪怕受辱，哪怕玉碎。
这是雅的代价。
若说写的是北宋的书家，细读又觉不妥，张先生塑造的人物似乎只是借着墨痕向千年之后的众生昭示自性的尊严，讲述北宋文人的骄傲与执着甚至阴险与奸邪，善恶交锋古今同，对真善美的追求古今亦同，张先生其实是在写人生呢，人生真谛岂不就是无上菩提？
苏轼是有望成为宰相的，尽管他并不热衷显达之道，而他的结局是备受排挤、连遭贬谪，历来的分析者究其原因，无非是自身的坚持和政敌的打压，很少有人能再进一步从人性上找寻答案。《君本善良》紧紧扣住苏轼自性的善良铺开笔墨，因为善良，他知恩图报，尽心辅佐哲宗，向往贤人政治。理想主义者为保证自性中的善不受污染和侵害，通常无法容忍恶，苏轼也是如此，“性不忍事，如食中有蝇，吐之乃已”，终于导致官场失意，跟随他的友人弟子也遭遇祸患。仁慈的内心注定他无法成为一个政客，他看不到朝廷重判蔡确的真正原因牵涉到皇位的继承，还以为只是文字上的差错，政治敏锐性太差了。终于，他成了朝廷的弃子。
可那又如何，他依然是文坛和书坛的领袖。张先生借李氏的口说出寺院苦读的经历使范仲淹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莫不是坎坷政途成就了东坡的诗文书画？善良的自性和仁者之心经苦难的雕琢发出璀璨的光华，文正公是苦学成才的典范，糙米做成的粥划分四块，早晚各取二块，如此吃了三年，恶劣的环境孕育出博大的胸怀，他捐出“世代当出卿相”的风水宝地建苏州府学，为启发年轻的皇帝做一个仁君，即使处置罪臣也要尽量避免杀戮，这两件事是他以天下为己任，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贴切诠释。王安石为避免有官员被贬到有瘴毒的春州，他建议神宗改春州为阳春县，《王安石的幞头》没有提仁，却处处体现了他的仁慈和心怀天下。
没有看到单独写富弼的篇章，他的出场似乎是为了烘托蔡襄的雅兴和范仲淹的仁心，但这一形象塑造得同样成功，他写给蔡襄一道札子说蔡君谟制茶邀宠，是直率；看出范仲淹所写的墓志铭中有不妥之处便委婉提醒，表现出对恩师的尊重，是知恩；知恩又是公私分明的铺垫，涉及朝政，他坚持己见，不同意范希文对弃城之军的处理方式就奋力相争，争不过还出言讽刺，被点醒后又为自己的莽撞后怕，与文正公的稳重和深思远虑相互映照。青年富弼原来是这样的性情，后来他两度为相、位极人臣时，是否依然如此率真？
《灯影下的篆书》主要从书法、服装与为人三个角度刻画徐铉的骄傲。他的篆书有傲骨，“每一笔画的中间，有一缕铁丝一般的浓墨，绝不偏侧”，已“妙参造化之理了”，以张先生的书法造诣给出这样的评语，徐铉此人恐怕不是一个傲字概括得了的。
徐铉作为南唐旧臣即使冬天也穿着江南的服装，在汴梁街头衣带当风秀潇洒。“有同僚劝他：‘买件棉衣套进去吧。’徐铉仰起他那冻得发乌的额头，很坚决地说：‘不！’”这声“不”针对的不仅是棉衣，还有谢岳。谢岳造访，徐铉“惊喜异常、再三唏嘘”的态度和“你我不必如此，有事但凭吩咐”等话语说明他的确与谢岳为友，当知晓朋友一家面临的困难需要他撒个小谎就能解决时，他的反应出乎常人意料：“我不会撒谎。”后来得知谢岳饿死，他虽有纠结但依然觉得自己没有错。
铁骨篆书、奇异服装的铺垫使得拒绝为谢岳撒谎不显突兀，但这一角色越来越不讨喜，徐铉对“诚”的坚守被人利用，最终导致了李煜的遇害。他看到《虞美人》便已识破宋太宗的阴谋，却不肯撒谎挽救故主于水火，任由悲剧发生，也任由世人指责。帮助危难中的朋友是“义”，保护监禁中的故主是“忠”，“忠”“义”为“诚”让开了道路。尽管世人无法理解他的选择，尽管被贬邠州后冬日更加寒冷，面对同僚劝他穿皮袄的建议，“徐铉仰起他冻得乌青的脸，依然坚硬地说：‘不！’”《史书》记载：“邠州苦寒，（徐铉）终不御毛褐，致冷疾。”
“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儒家八目中修身齐家之前是诚意正心，诚是天道，也是做人的法则。当忠义与诚不能两全的时候，他选择的是诚。这让人无法理解，儒家先贤在一般原则“经”之外不是还设了一个“权”吗？权宜之计就是两全之法，他却说“不”。
古希腊哲人苏格拉底晚年被当局判有罪，令其服毒自杀，这是不正义的，但他拒绝越狱，因为逃走违背了城邦契约：“法”，执行“法”的人也许会作出不公正的判决，但只有在人人服从“法”的前提下，雅典人民才有法治的保障，他愿意用生命维护“法”的权威。
在徐铉心里，“经”不需要“权”，“诚”便是那个永恒不变的“经”，是为人之“法”，纵然他的诚实被人利用，害了故主和朋友的性命，朋友饿死、故主遇害带来的痛苦绝对不比他本人的死亡少几分，但他依然坚持。因为他知道，一旦妥协，将会有无数个权宜之计侵入诚实的内心，使心灵不再澄明。所以，他说“不”！
徐铉的思想不容于当世，于是玄衣老人出场，带他走进历史，寻求后世知音。
《论琴贴》中钱穆父点出黄庭坚书法中的俗气，提醒米芾要写出自己的特色，而他自身又受到欧阳修的提点，他们对朋友的真诚让人感动。但是北宋书家不都是仁慈、善良、纯粹之人，狠绝、嫉妒、奸邪也在侵蚀某些人的心灵，使他们原本澄明的心变得浑浊和丑陋。
由于徐铉书法风格和为人准则一致，从其书可以看到其人，而文彦博因私人恩怨迫害并冤死名将狄青，北宋第一名相竟有如此狠绝的一面，难怪了解他的人见到他的书法都会觉得害怕。
嫉妒源于在条件相当的竞争对手面前被破坏的优越感。众臣把王者的一点小错化作逆天大罪，就有对他曾受宠的嫉妒。章惇和苏轼是同榜进士，而且很投缘，以苏轼的豁达显然不会把章惇视作竞争对手，章惇则不然。他们的友谊能够维持一段时间，是因为期间章惇认为苏轼一定不如自己，当苏轼的才华获得了更多人的认同，这种优越感就被破坏了，“章惇感到了巨大的恐惧”，维持优越感的方式有两种，改善自身和除掉竞争对手。想到苏轼就感到恐惧和羞愧的章惇不怪自己，只怪苏轼太优秀，这就是嫉妒。章惇对苏轼因妒生恨，“将一个垂暮老人贬谪到儋州那非人所居之地”，欲除之而后快。
书家蔡京是历史上有名的奸臣，他善于钻营，一手好字是他取悦宋徽宗、追逐权势富贵的工具，他的升迁建立在排挤陷害同僚的基础上，祸害别人的同时自然也时刻提防着别人害他，纵然有那么一瞬间想收手了，旋即意识到唯有心狠手辣方能自保，《身不由己》中对蔡京奸邪心理的成长历程剖析得合情合理。
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这奸臣的书法“从形质上看劲健矫捷，但其神韵却委婉飘逸，尺幅之间散发着恬淡的诗意”。不过蔡京在书法面前也有几分真性情，如爱惜诗书才华的林友龙一再提携和迁就他，被贬出东京时把古人法帖送给米芾。或许是因为这些，张先生在《为时已晚》中安排蔡京自述，在生命的尽头，奸臣蔡京想到的竟然全是书法：赵佶的瘦金体是从李师师的舞姿中悟得，米芾如何从自己手中抢走法帖……
最后，蔡京狂喊道：“我明白了！”是悟到一种新的笔法？还是终于明白书法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不是追求权势的阶梯，而自己本末倒置了一生？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那管射死杀手的紫狼毫怎比得上长须主簿得主人欢心？想要书写，却是不能够了。
跟功名利禄相比，或许艺术更值得追求，而张先生思想的深度并不止于此，他说：在生命面前，一切艺术都是那样的苍白（《要命的鱼》）。
《书法菩提》不单讲北宋书家逸事、从各角度探究书家人生，把单独的篇目融会贯通，它是在分析北宋书坛的艺术现象，甚至勾画北宋知识阶层的精神面貌，墨痕延宕，或许能照见菩提。融会贯通的方式，权且叫作“互文的延宕”。
张先生喜欢用一个故事解释另一个故事，其深意又不局限于这些故事，相似的“二元对立”闪现着智慧和禅意。
蔡襄研制小龙团茶的初衷是邀宠还是兴致？张先生的回答是另一个疑问：蔡襄睡觉的时候胡子放在被子外还是被子内？
“冯晖是因为道士的雕刺才做了朔方节度使呢，还是道士算出冯晖能做到朔方节度使才给他雕刺的呢？”苏轼这个疑问直接启发沈括说服皇帝放弃征用民车，“是民车不能用呢，还是陛下不想用民车了”？
宋太宗设御书院并宠爱善书之人，大臣纷纷叮嘱孩子苦练书法，宋徽宗痴迷书画、因书法起用蔡京，宋代君王对艺术的追求称得上空前绝后。米芾曾因爱昧画、为得一法帖差点跳河，书家们无论忠奸善恶，只要遇上诗文书画茶，似乎就把恩怨暂放一边，有了共同语言，因此，北宋文化气息浓郁、书坛文坛一派繁荣景象。
那么，宋人对艺术的执着是源于君王的提倡，还是本性的偏爱？
相似的不仅有“二元对立”的问题，相似情节的“互文”延宕出哲学命题和历史意味。
钱穆父往日用普通纸笔写字尚能体会到进益和情趣，现在用徐堰笔、李廷珪墨反而裹足不前；欧阳修做夷陵令时用普通琴乐趣无穷，做舍人时抚张粤琴略有兴趣，当他官至学士拥有了名贵的雷琴，竟然毫无抚奏的兴致了。欧阳修以此启发钱穆父对书法的领悟，又超越了书法。他们论及人生，乐在于心，如果内心被名利占满，快乐便无处驻足；揭示了更深刻的道理：“琴法即书法，书法即琴法，自然界万物一理”，“理”是宋代哲学的最高范畴。
图4-1 工具与进益 图4-2 琴器与快乐 图4-3 名利与快乐
正因万物一理，米芾拜石便不是疯癫，赵佶的瘦金体从李师师舞姿中悟出也不是无端猜测。
纵然万物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仍有很多无法解释的事件。一次市井中寻常的诈赌事件导致米芾决定烧掉画作，毁了一批瑰宝，这是什么因缘？欧阳修的无心之言断送了孙抃的前程，对一块石头的真心夸赞导致了相反的结局，斥佛的他还为儿子取名为“和尚”，连他自己都“感到人与事的矛盾和不可预知”。玄衣老人或许知道。
最后，《书法菩提》问：你们那里有没有这样的人？我们的故事后人知道多少？我哑然，于是，它走了。对玄衣老人的好奇，我终究没说出口，也不敢再去请它。只在私底下揣测，张晓林先生是一位敏感且具有使命感的作家。
历史上黄河泛滥多次，汴梁城一次次被黄沙掩埋，古人又一次次在原址建起万间宫阙，如今六朝宫殿沉睡在开封龙亭湖下，世人只能想见它的英姿。在历史的长河中，莫说一朝的宫殿湮灭于洪流，一朝的兴衰都被映衬成一时之事，然而，宋文化将代代传承、永不失色。
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宋朝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峰，张先生以小说的形式向现代人讲述北宋的历史和文化，比挖出龙亭湖中的七层宫阙更有意义。
翻译也是一门手艺活儿，有一位中国人用英文写了本人物随笔集，后来被至少两位中国人翻译成了中文，我们暂时假设这位作者构以母语思文章，母语腹稿与英文表达存在一种文本间性，他先将母语翻译成英文，之后别人的两种翻译与作者曾存在于脑海里的构思又有一种有趣的差异。这种有趣就像是同一块泥巴捏出来一打身高和衣饰都差不多的泥人儿，个个儿的表情却有所不同。
《不够知己》（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乃民国人物小传，作者温源宁。温先生1934年在英文周刊《中国评论周报》（ The China Critic Weekly ）先后发表43篇文章（其中或有他人所写而由温先生编审者），为20世纪30年代的各界才俊如陈嘉庚、辜鸿铭、顾维钧、胡适、赵元任、冯友兰、吴宓、周作人、徐志摩等立传。1935年部分专栏文章出版发行为单行本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录17人小传，曾被译成《一知半解》出版，钱钟书先生在书评中译为《不够知己》。
笔者看到的是岳麓书社出版、江枫翻译的版本，收录43篇，英汉对照且正文前加人物简介，另附林语堂先生所译的两篇，应是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的未删减版本，书名仍袭了《不够知己》。开始读它只作为打发某些课堂时光的闲书，随兴前看一篇后看一篇，看着看着便入迷了，以废寝忘食的周末两日尽数读完，可惜笔者对英文的一知半解，可惜这本好书遭了那糊涂责编的辣手，可叹终究不够知己，只得数息神会。
这本书中的文都很简短，但显然作者对每位传主都很熟悉，传主的容貌、言谈、举止，乃至修养、学问、做人，都在寥寥数语中传神呈现。如“徐志摩，一个孩子”，“梁遇春，中国的伊利亚”，“一头战斗的公牛（王德林）”，“铁的优雅（周作人）”，“有思想的俗人”“天生的叛逆（辜鸿铭）”，等等。
就批评人物来说，这本书的作者当不得厚道二字，他把周作人描绘成这样：“周先生，动作像一只老鼠那样悄无声息，说话的嗓音从不高于耳语，行走的姿势几乎像是老妪，却有一种孤芳自赏的气概——是冷漠呢还是有礼貌的轻蔑？”虽不厚道，但不失公允，尽管周作人以悄无声息之步、几不可闻之语生活在英雄辈出的时代，终未随岁月的流沙湮灭，而是被后来学者屡屡提及，恰是因为他具有“铁的优雅”，“他能把一个人生活中无关紧要的琐事变成为闲聊天时的含金话语。他能借助于无足轻重的题材写出意味深长的文章”。“在他非常富有人性的园圃里，白菜要比玫瑰更加美丽动人。”“他很少说话，但凡有议论，都能言必有中……因为事事都经过深思熟虑，从不犹豫不决、大惊小怪，永远沉着冷静。”转述总是苍白的，只能摘下原话闲时笑着回味。
陈伯通先生“体形瘦削，中等身材，面色苍黄”，坐在椅子上百事可为，站起来就不是他自己，而是一个问号，一笑脸就会扭动，反倒不如不笑的时候。某年春节联欢晚会小品中赵本山说崔永元“一笑跟哭似的”似乎可以为此处之俗解了。陈先生好倒霉，那个时代那么多的人，怎么就遇上了他？！要知道陈先生批人的火候也是不低呢，在《现代评论》周刊《闲话》专栏，可是闲话了不少文人，比如说鲁迅先生下笔即欲构陷人罪状，构陷的方式或减或加，或断章取义，或捏造事实，闲了这些话后还文绉绉地赞：“他是中国‘思想界的权威’，轻易动不得的。”而鲁迅先生以笔战斗、以文削人的功力更是炉火纯青，那时才俊们的真性情啊，若正史中见得三分，这本小书中亦见得三分。
作者借培根的话说程锡庚是个完整的人，完整应不是表现在作为一个中国人他“身材显得略高，已经开始发胖，走起路来速度不快，一颠一颠地鼻孔朝天”。而是“在具体事务的判断和处置方面，不乏学者的幽默而又具有实干家的敏捷”。“在他温文尔雅的举止和温文尔雅的谈吐中，暗含着对其他亚当子孙不只是一星半点的傲慢和温雅得体的轻蔑，那嘴边向上翘起的皱纹，显示出他有出言刻薄、喜爱讥嘲的习惯。”想来作者和程锡庚应是有相像之处，他画了别人，没想到也画出了自己，可叹不够知“己”。
《序》中录入了林语堂之女太乙的回忆，本书多数文章的作者温先生“是英国剑桥大学的留学生，回上海之后，装出的模样，比英国人还像英国人。他穿的是英国绅士的西装，手持拐杖，吃英国式的下午茶，讲英语时学剑桥式的结结巴巴的腔调，好像要找到恰到好处的字眼才可发言”。
写文的那厢无拘无束描画红尘万象，观文的这里天马行空想象大家音貌。先生妙笔绘他人，自有丹青描先生，被温先生酸过的众先生当浮一大白！哈哈！太乙威武！
文中有尖刻之言，更有包含正能量的文字，从作者对别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到他对纯真、正义的赞扬和向往，也可以看到他单纯、真诚的一面。在他的笔下，徐志摩是一个孩子，分不清梦幻和现实，对所有的事充满着好奇，“不懂得憎恨任何人，也不相信任何人真会不喜欢他”，他认为徐志摩的远离像一个童话，“死得富有诗意，活得像个孩子：神人还能给凡人安排出更好的命运吗？”怎么不够知己，志摩那般细腻的心，被他分析得如此透彻，徐先生之灵终有慰藉矣。
作者对陈嘉庚的评价是“身处逆境毫不气馁的理想主义者”，以庄重的文字告诉读者陈嘉庚是如何白手起家创业成功，如何创办厦大，如何在“五三惨案”后因南洋抗议激怒日本人导致破产，破产后依然在海外侨商中为厦大筹资。陈先生永不言败，并且认为“钱只是达到一种目的的手段，这种目的就是服务于一个人的同类”。这大概是商人的最高境界。
因着女人的八卦天性，细细看了《吴宓先生，一位学者和君子》，吴宓先生“脑袋的形状像一颗炸弹，也像炸弹一样随时都有可能爆炸。憔悴、苍白，头发好像要披散下来，亏得每天早上都要剃须，还保持着一张脸面清晰的边界，脸上多皱，颧骨高耸，两颊下陷，盯着人看的眼睛像是两粒烧红了的煤球——这一切全都支撑在比常人长一半的脖颈上，瘦削的身体活像一根结实、邦硬的钢条”（江枫译）。这些话是刻薄的，吴宓先生果然爆炸了：“温源宁一刻薄小人耳！纵多读书，少为正论。”
笔者想作者的本意应不是刻薄地对待他人，他只是一个眼光极好又极顽皮的孩子，觉得别人长得有趣便如实说了，而被说的人总是接受不了真相，继而跳脚大怒，想揍他一顿。他把标题定为“吴宓先生，一位学者和君子”，说明他至少没有恶意，而文中对吴宓先生性格的分析又透着喜爱，“他对别人的善意和能力过于轻信，对外界有关他自己的议论又过于敏感”。“他承认自己是个热诚的个人主义者和古典主义者，但是从气质上看，他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浪漫主义者！由于吴先生是如此真诚和表里如一，以至于他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了这一点，他自己却没有看到！”（江枫译）
书中收录了两篇关于吴宓先生的译文，江译第一句：“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林译：“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只这一句，便见得林先生的功力，江先生那句话有评书味，意在很快引起读者的注意，“举世无双”“永生难忘”是很绝对的词，硬度很大，看了觉得直接、磊落、硬气，只是感觉距离吴宓很远，跟作者说话的风格也不搭调，好比是坐在剧场里，说书人小鼓一敲，亮声言道：“诸位听客，咱们今天说吴宓，说吴宓道吴宓，吴宓先生，举世无双，见过一次，永生难忘。”这似乎不是作者的情调吧，他骂人或者夸人总会带出点儿缠绵悱恻、一唱三叹的调子来，损人不拐弯儿似乎就不是他了，莫若极切近的“世上只有一个吴雨生，叫你一见不能忘”。且不说称名与呼字的区别，把重音放在“吴雨生”上，把“忘”用“不能”否定了，反复读着，越读越觉得“不能忘”比“难忘”更有味道，也更符合我心中作者的语调。突然想起以前读过一本书的《序》中有句话，大概意思是，我写这本书，并非必须做，而是不能不做。
江译：“吴先生的相貌价值连城，怪异的像一幅漫画。”林译：“雨生的脸倒是一种天生禀赋，恢奇得像一幅讽刺画。”温先生和吴先生那一代文人自小受古典文学滋养，稍长又浸润西学，英语交流造不成隔阂，古文素养随时展现，在他们的话语系统中，说一个人的长相怪异，“天生禀赋”应比“价值连城”更有讽刺意味，传统文人又是那样重视自己的出身和出生，说他天生怎样极易伤了他自尊，而“价值连城”终究不过形容很昂贵的身外之物，中国的文人又有几个不是念着安贫乐道的清高过日子呢？
自然，我喜欢的别人未必喜欢，林先生译的两篇文也确有不及江译脍炙人口之处，只因我口味偏淡，得闲了在这些“有气无力”的文字中寻了些弯弯绕绕的东西，宝贝似的记下来。似乎江枫和南星的译本都被夸过“珠联璧合”，就在整理这篇笔记时，看到了网上对江译本的赞扬及吹捧，也看到了王雨霖对这本书的翻译提出的诸多问题，更觉《 Imperfect Understanding 》知己难寻了，还好瑕不掩瑜。
黄庐隐“打破过许多社会惯例，并不是因为她有那种癖好，存心要冲击头脑冷静人士的敏感神经，而是她真诚地相信正义在她一边”。想必作者写这些文时也是坚持写出对传主们真实的印象吧，即便料到会惹怒一些人，也不会改变风格，作者真是一个单纯、骄傲甚至有点傲娇的人。诚然，这是不全面的，远远不够知己。
有人说钱钟书和温源宁师生二人喜欢为显示对文字的谙熟而炫技，这本书里绝大多数文为温先生所作，笔者看不到炫技的地方。温先生早年于剑桥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归国后曾任教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曾与林语堂等主编《天下》月刊，也曾任台湾驻希腊大使，他的骄傲应是不屑于炫技的吧。在笔者看来，这个人啊，本就是用蜜腌制过的酸梅，无须炫耀风格自在，是加了三片柠檬的咖啡，绅士的幽默终究盖不住才子的清高，除了他，谁以文酸倒了众人的牙，还能让读的人念念不忘，呼一声过瘾？不知是否误读，可惜不够知己。
这本书里有几篇应能确定不是温先生所作，但译者和编者均未作任何解释，如《高君珊女士》明确写了“当时同在一起的有我们三个：君珊和我，还有一个读物理学的研究生。”作者应是当时高女士的室友，《顾静徽女士》亦如是。《冯玉祥先生》《公超先生》也有可疑之处。从这一点来看，倒不如温先生亲自选出的17篇中的《一知半解》，想来先生的选择自有他的道理，未入选之文或因先生觉得无趣？或避免诘难？或非己之作？那本书至今无缘得见也是一件憾事呢。江译版袭了《不够知己》的名，是不是有责任保持其原貌？把温先生选出的17篇作为一编，其他篇作为另一编？不知这是编者编辑职业病复发，还是对温先生的偏袒。诚然，这样以人物姓的拼音为序是符合文集编辑惯例的，而诸如“程锡庚（1839—1939）”之类确是编辑之误，确是太不够知己。
该书所有文的作者是不是温源宁先生，且不去想了，20世纪30年代那段岁月里，总有那么一个人写了这些宜喜、宜叹、宜回味的文，他看一个人，便单纯地看一个人，时而傲慢、时而犀利，然后毫不掩饰地写出来，犹如一个顽皮的孩子，带着一抹狡黠的笑。
这个犀利的老顽童，见了笔者这四六不着调的文，定是骂都懒得骂一句的。不够知己，终究不够知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