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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际关系（intergroup relations）是群体之间特别是本群体与他群体之间的社会心理关系 [19] ，产生于心理与社会的功能性互动。但在社会认同论看来，这种关系不能归结为个体心理之故，而是产生于心理和社会的相互作用 [20] 。它涉及面广，效价上有正性和负性关系之分，功能上存在积极和消极之别。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群际关系既发挥着人群融合和社会整合的作用，也是造成社会冲突的直接原因或助推因素。作为群际互动的一种特殊方式，社群冲突不能等同于仅仅一个心理过程的结果，而必须从许多相互作用的角度来理解，因为它是由民族、历史、社会、经济和政治结构所塑造的。为了更好地理解和把握群际关系的属性特征，研究者们给予了不同的理论关照，分述如下。
民族（ethnos）作为一个基本的社会范畴，以群体归属感为其基本特征，通常用作理解一种特殊形式的文化差异。目前，原生论（primordial）、工具论（instrumental）和建构论（constructive）是用于分析民族类属（ethnicity）的3种主要方法。原生主义理论强调民族的情感属性，主张人们的民族意识根植于自我结构中 [21] ，其民族或种族身份是固有的，不可改变和独特的，有其深厚的社会历史和生物遗传基础。这种特有的民族属性是人类生物差异的自然结果，来源于血缘、语言与习俗的同一性，因而人类无法主动地选择自己的民族身份。当出生在一个使用特定语言、信仰独特宗教、遵循特殊社会习俗的社会群体时，一个人也就自然地继承了这个社群的民族身份 [22] ，成为其中的一员。这种民族类属是一种原生的民族承诺和隶属关系，是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发展、形成的，表达了人类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根深蒂固的情感联结 [23] ，经由它将把无数社会个体联结为一个族群整体，并为每一个族群成员提供共同的思维模式和行动参照系。
从构成要素看，民族身份或民族性是以人们共享的习俗和实践为基本的情感联结媒介，具体包括共同的血缘意识形态、历史、习俗、传统、语言、宗教、价值观等媒介要素 [24] ，以及由语言、宗教、亲属组织、生活方式和服饰等单一或多个文化实践所标记的区别感 [25] 。因此，在原生论看来，社会群体之间的差异根源于人们的民族类属心理本质观，这种差别感是产生群际认知、群际情感和群际行为的心理基础，它的性质将决定着社会群体之间的互动模式和社会效果。也即，原生主义理论将社群冲突的初始原因归结为人们所持有的民族范畴心理本质观，正是因民族类属的心理本质差别感造成了不同社群或族群之间在思维方式、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精神信仰、文化认同、社会习俗、行为表型、心智模式诸方面的固有区别和先验差异。这些实际或想象的社群差异构成群际冲突的前提条件，甚至为决定性因素。因此之故，只要存在民族类属划分，社群或族群本质差别感就会驱使社会成员在心理意义上把社会群体区分为内群体和外群体，形成“我们”和“他们”的身份边界。这样一来，在处理群际事务时，个体的心理和行为总趋向与内群体成员一致，并表现出内群体偏好行为，缘于此，不同社会群体之间的心理或行为冲突是不可避免的。
群体冲突论（group conflict）主要使用效用和手段两个关键概念来理解群际关系。依据利益效用，现实群体冲突理论假定社会冲突起因于实际的群体利益矛盾，因为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经济收益和政治权力分配不均，彼此存在不相容的利益目标，继而为争夺现实的稀缺资源相互竞争，所以通过群体间的有限资源争夺，利益冲突被转化为外显的群际冲突 [26] 。因此，群体冲突的来源是“现实的”，理性的，是由不同社会群体间的竞争性目标所引起的，体现为非合作性获取和占有尽可能多的稀缺资源，而这种群际资源争夺将进一步强化着内群体和外群体之间的分界线、差别感，促使双方形成敌意、对抗和防备的群际关系。随后在1972年时，莱文（Levine）和坎贝尔（Campbell）在他们合著的《族群中心主义：冲突、族群态度、群体行为的理论》 [27] 一书中阐述了这种关系的互决性，指出族群间的利益冲突决定着族群态度、认知、情感和群体行为，而族群态度和行为反映着以群体目标的性质和相容性为基础的群体利益。缘于此，同一生态区域内，当不同民族群体的目标性质相异、不兼容时，群际间就可能为争夺目标或紧缺资源而相互敌意、暴力对抗，甚至蓄意策划、实施大规模的暴恐行动。
时至1990年代末，群体冲突工具论模型 [28] 对这种资源目标争夺观进行了有益拓展和补充。强调资源压力和竞争性外群体的结合才是激发不同群体的资源争夺意识的主要原因，而由此产生的资源递减信念及其伴随的焦虑和恐惧情感，将驱动一个社会群体使用各种手段去消解资源竞备的压力，通常采取对其他外群体的成员表达消极态度、负性归因、外显歧视行为、避免亲近，以及在群体水平上扩增内群体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势力等方式，来削弱和应对其他群体的竞争力，从而增强群内成员的优越感和内群体认同感。因此，这种负面对待竞争性外群体的心态和行为才是激发群际冲突的内在主观原因。而获取、争夺和占有更多的稀缺资源（如物质利益、权力、地位），则是不同社会群体用于缓解其资源压力感和消除主观危机感的手段。因此，群际冲突是资源争夺的一种特殊形式和固有结果，它是实现群体资源利益目标的工具。综上而言，群体冲突论把个体或群体间的稀缺资源争夺及其目标的不兼容视作为引起、维系群际冲突的现实原因，而获取特定的社会利益或群体利益则是群际冲突的动力根源。
安全困境一词被首次使用在约翰·H·赫兹（John.H.Herz）的专著《政治现实主义与政治理想主义：理论与现实研究》 [29] 中，强调安全困境直接引发了人类对安全手段的社会竞争，而不同国家之间或者行动者之间的竞争悲剧则起源于当事者双方对彼此的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感到恐惧和焦虑。从这种困境的来源看，它内含着一种两级战略困境关系，其中第一级为关于对方的未决不确定性的动机、意图和能力的解释困境，第二级是关于如何做出最合理反应的回应困境，由第一级困境衍生而来 [30] 。早在1978年，杰维斯（Jervis）在其论文《安全困境中的合作》 [31] 中就曾指出，安全困境是导致一个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即使基本目标相容的国家间最后仍以竞争和战争为结局的关键因素。同时强调在国家之间的“行动（action）—回应（reaction）”过程中，即使国家不发生变故，其间的合作与竞争方式也是显著不同的。这是因为在无政府秩序中，每一个国家都试图尽其所能地采取多种手段来加强本国自身的社会安全，这种单向的一国安全行为常被相关联的其他国家视为一种国家安全威胁，并倾向基于自身安全考虑来对他国的单向行动作出善意回应。正是此类应对举措反过来降低或削弱了每个国家自身的国家安全，使各自都陷入了安全困境旋涡，处于安全与不安全并存的境地。此外，在国家层面的安全困境动力机制分析中，杰维斯还强调国家能力及其意图、跨界管控事件、掌控国界缓冲地带、装备军事设施、保卫国家利益和尊严等因素的作用，用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与攻守分化（differentiation）两个变量来解释安全困境的本质和量级。时至今日，在国际政治关系领域，安全困境已被广泛用于理解国际关系紧张、对立、冲突，以及国家间的威慑与安抚、结盟行为、族群冲突等国际事件发生机制。
在族群冲突的解释中，珀森（Posen）的基本命题是一个族群总是试图降低成为另一敌对族群的受害者的风险，并且在群际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进攻方略优越于防守行动，“先发制人”是获取本族群安全的一个有效途径 [32] 。在此预设基础上，他指出当一个多民族国家缺乏有效的中央政府而处于无政府状态时，国内各种社会群体（族群、宗教）就会被迫寻求安全自救，采取多方措施来确保自身处于有利的社群位置。而迫于自助境遇的民族往往容易将邻接族群视为一个威胁群体，并主要根据过往群际关系史来判断邻接族群的意图，意图的解释困境导致族群彼此之间的恐惧和竞争，从而驱使双方或多方族群陷入防御性“行动—回应”的群际动力学过程。因此，当一个民族感知到不安全且其行为状态处于临界平衡时，一旦遭遇外界因素扰动，临界平衡就可能被破坏，这种生存张力就会促使该族采取冲突行为来确保自身利益最大化。综而言之，从族群安全困境视角看，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导致国内族群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两个。首要的一个是在国内无政府状态或者民族政策无效条件下，由群际安全行为的“行动—回应”动力机制造成。具体而言，为寻求民族本体安全，各族群主动采取了多种社会安全自救行动，这种单边族群行动将激发不同族群彼此予以相应的行为回应，使得每一个族群均处于不安全境地，最终减少各族群自身的社会安全 [33] 。另一个必要原因源自于族群间信息流通中的地理和情感障碍，在此情境下，不同族群间的认知、接触、交往比较表浅，缺乏关系和情感联结的公共纽带，彼此不能充分地认识和理解对方的习俗、礼仪，并对之怀有厌恶和敌意。正是由于这些群际信息沟通渠道受阻，使得各族群在时空和情感上互相疏离、拒斥，无法有效预料彼此的行动。而对于这种外族未来行动的不确定性，因难以辨别其意图的邪恶或善良本质，各族群相互之间会引发对彼此行为意图的恐惧感，以及对各自实际情况的互相误解，进而增加群际恐惧感，并相互采取非善意的行动和不必要的额外防卫。此外，群际恐惧感还会引发群体之间的相互不信任，因而在群际互信危机情况下，一个族群常把来自于其他族群的各种输入信号看作是虚假的、不可信赖的，并且在认知上，弱势族群担忧强势族群利用其相对优势来压制本族群的利益与权利，而强势族群则无力作出不剥夺弱势族群的互信承诺，同时也担忧若缺乏对比优势的有效管控，弱势族群会奋起反抗。为此，每个族群都试图构筑赶超于其它族群的自我防御体系，以此防备其他族群的侵袭，维护族群安全，而正是此举最终使得它们都缺乏安全感，身陷族群纷争和冲突境地。
理性选择理论原本是经济学家所构建的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重要概念模型，后被学者们拓展引入到其他社会行为科学领域，用于解释人类的目的性行动，即强调人类行为的意向性和适应性。它应用主观和客观合理性（rationality）两个概念来阐释人的理性选择行为，客观合理性观点聚焦于人类行为的适应性及其相应的问题解决能力，认为行动者拥有做出最优选择所需的全部知识，可以有效地处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主观合理性理论强调人类行为的意向性，声称人类行动者只在主观意义上才是理性的，其拥有的实际知识存在个体差异，即使同一个体获得的知识也是随时间而变化的，因此，行为者的偏好与信念才是其行为决策的内部原因 [34] 。在各种理性选择模型中，存在一个共同的基本理性行为模型，包括3个核心成分，即一套可供个体选择的备选行动方案，二为个体可预测选择各方案结果的知识和信息，三是一个决定结果偏好的准则 [35] 。这些传统理论均认为“成本—收益”分析是驱动和抑制人类行为决策的内在机制，人的行为总是理性地追求收益最大化，极力避免损失，但只有在获取全部知识或信息的基础上，才能作出最优行为决策。鉴于此，根据理性选择理论，群际冲突就是人们基于理性的“成本—收益”计算，采用暴力手段和攻击性行为来追求特定目标而有意选择的产物，它仅仅是基于利益考量而争夺资源的一种形式。显然，这种理性主义的答案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因为任何冲突风险或潜在收益都难以进行预先测算和全面评估，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无法选定一个完全理性的行动。事实上，效用最大化并不必然意味着一个人的理性选择。
从个体发生学的角度，莱文（Levine）尝试构建了一个族群冲突的发生模型（ Model Ontogeny of Ethnic Conflict ） [36] 。此理论模型主张在理解群际冲突的实质时，既要关注冲突的早期表现，也要追溯其后续实际可能的发展形态，认为大多数的群际冲突都有其自身的发展阶段和时相。因此，依据冲突时相的阶段特征，一个典型的群际冲突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首先是初发期（incipient stage），在此时段，冲突各方争执政治领域问题并划清界限，明确相互关系中各自的立场和利益；冲突形式包括使用暴力还处于可管控的水平，当事方可以利用各自的制度性机制来化解冲突。其二是开放期（open phase），在此期间，冲突各方在各自管辖区外事态的部分管制领域，以及非管制或非官方区域问题上，存在明显的争执和打斗，暴力手段明显增多，呈敌对冲突的紧张状态，但在管制区内，通过国内或国外理事者的介入，冲突仍是可能解决的。最后是失控期（out of control），此时冲突的强度和规模继续扩大，事态已达不可逆转的局势，开始威胁着近乡远邻的和平、安全以及切身利益，因而，求助于外部调解者、代理和机构的对策干预迫在眉睫，变得日具吸引力，成为当事者的无奈之举。虽然在此时段的冲突事件中一方势力不意味着必然战胜另一方或者另一面，但进一步扩大的威胁会造成和导致广泛的社会瓦解、体制崩溃或者冲突相变的非遏制发展。
除了对群际冲突关系的阶段特征进行划分外，该模型还强调冲突的路径变化时相，认为由初发期到开放期或者由开放期到失控期的转变不是预先设定的，且在一个冲突事件中无需同时必经这3个阶段；作为内在催化和外在变革两方面因素的合力效应，群际冲突在每一时相的任何时间点上都是可以改变其向量的，包括3种可能的路径时相：一是平稳期，此时冲突保持相同的时相，表现为冲突卷入方的休战、僵局、停战或者迫使一方维持现状或暂停争执；二是逐步升级期，冲突局势扩大，泛化到多个社会领域；三是逐步降级或反转期，通过内部和外部因素的介入与干预，冲突的强度和范围得以逐步控制。虽然该理论对冲突的阶段特征和时相变化进行了构建，但它仅关注一个冲突事件的可能演变模式，并未解析其根源问题，缺乏对预警因素的探讨。因此，我们无法将它应用于萌芽状态中的社会冲突情境。
综上而言，研究者积极尝试建构的通用冲突理论，主要旨在回答社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及其过程机制问题，详细勾勒了一个群际冲突关系的发生、蔓延、僵持、缓和、消解各阶段的演化轨迹。另外，在归因探索中，以往的研究主要阐释了族群划分、资源争夺、安全困境、理性选择等根源性因素的作用，聚焦于回溯和重构一个冲突历史事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国际等多重宏观诱发因素，此举为应对和减少当前的各种社会冲突提供了参考，发挥着“以史为鉴”的作用。然而，尽管每一理论都有其合理性和潜在应用价值，但显然在群际问题探究或社会治理中还应将它们有机整合才更具解释力、实用性。
此外，从当今一些国家内部社群冲突依旧、时有发生并颇具规模的现实情势看，若研究仅局限于梳理和阐释过往群际冲突的宏观社会原因，并依此来思考应对潜在社会冲突的具体管理策略，则是远远不够的。因此，未来研究还需要引入微观的群际心理因素进行深层动力机理分析，并建构一个科学、灵敏的群际关系预警防控系统，方能有效应对各种社群冲突，甚至管控它们的扩大和蔓延。因此，从群体动力学看，当一个群体的物质需要（如食物、住所、人身安全、身体健康）和心理需要（如认同、安全感、认可、自治、自尊、正义感）得不到满足或者受到威胁时，就可能激发群体性冲突。由此而论，群际关系是一个由集体性需要和社会心理因素所驱动的动力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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