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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稳定性是测量婚姻稳定状况的一个指标，主要强调婚姻解体的原因或婚姻的最终结局。通常将婚姻稳定性介于0和1之间，“0”指已经破裂的婚姻，“1”指夫妻双方均感满意的幸福婚姻。婚姻破裂是指婚姻完结，表现为两种情况：一是自然终结，即配偶中有一人或者双方死亡导致婚姻关系灭失；二是人为终结，即夫妻双方通过离婚来终止婚姻。
通过这个测量体系，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数值越小，婚姻稳定性相对越差；数值越大，婚姻稳定性相对越强。关于影响婚姻稳定性的因素研究比较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奈（Nye）和刘易斯（Lewes）等人的研究。奈等学者从多个关于婚姻稳定影响因素的命题中最终确定了三个代表婚姻稳定的重要决定变量：一是婚姻对当事人的积极影响越大，婚姻稳定越高；二是离婚法律、政策、舆论等对个体的社会约束力越大，婚姻稳定性越强；三是彼此吸引力越大，其他选择空间越小，如离异、再婚等，婚姻稳定性越强。反之稳定性越差。刘易斯等的研究较早的把婚姻稳定与婚姻质量直接联系起来，认为婚姻质量越高，其稳定性越强。贝克尔（Becker）等研究出了一种以效用最大化为目标的婚姻稳定性理论，该理论认为从家庭婚姻中得到的期望收益越大，婚姻解体的可能性就越小，婚姻不稳定的概率就越低。
国内徐安琪、叶文振关于婚姻稳定性的研究也同步开展，叶文振、徐安琪《中国婚姻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一文认为，婚姻质量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徐安琪、叶文振的《婚姻质量：婚姻稳定的主要预测指标》解释了中国人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认为婚姻质量是婚姻稳定性最主要的预测指标，并用多元回归理论模型来解释中国离婚率地区差异，分析表明，家庭结构尤其是子女对父母婚姻关系的稳定作用最大。
有学者将婚姻匹配结构与婚姻稳定性进行了统筹考虑，分析了婚配结构与潜在离婚风险之间的关系。一种观点认为，“门当户对”的阶层内婚姻具有稳定性。
另一种则相反，认为“门当户对”式婚姻离婚率不一定更低。
还有学者分析了择偶观与婚姻稳定性的关系，认为二者之间是正相关关系，怀有适宜的择偶观有利于维持婚姻关系的稳定。风笑天在《青年婚配类型与夫妻关系》一文中通过对众多已婚青年的调查研究，说明主要是社会特征上的差别对青年夫妻关系产生影响。
这些研究对婚姻稳定性研究具有重要的启示。
离婚是婚姻人为解体的主要形式，离婚率是学术研究中衡量婚姻稳定的主要指标。一般而言，常用的计算离婚率的方法有三种。第一种是指总人数中每千人中离婚对数占的比例。例如每1000人的离婚率是1.5，这就意味着每1000人中有3个人离婚。第二种计算离婚率的指标是指符合法定婚龄以上的已婚男性或女性人口中某一时期内发生离婚行为的人口数。例如我们说某个城市某个年度已婚男性的离婚率为2%，意思就是说该城市每1000个已婚男性中有20人离婚。第三种计算离婚率的指标是离婚结婚比，它是指某个年度离婚总数除以当年结婚总数的比例。
除了上述三种离婚率指标之外，还有一种称为追踪离婚率的指标，它是指以某个年度的全体结婚者为基数，考察若干年后已经离婚者所占比例。举个例子，假设某个城市2000年有10000对人结婚，到了2010年，这10000对已婚夫妇中，已经有100对离婚了，那么追踪离婚率就是1%。追踪离婚率便于对婚姻变迁状况进行历时性的研究。国外对离婚研究较早，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世界上发达国家的离婚率迅速上升，并一直持续至今，这种“离婚高潮”使得国外的专家学者花费较多精力进行离婚的理论研究，如离婚率水平上升的原因分析、离婚的决定因素研究、离婚水平的地区差异分析等。近二三十年来，大多数工业化国家都面临着离婚水平增高和离婚率不断上升的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年离婚率平均为22.0‰，即1000对的夫妇中每年大约有22对夫妇离婚，2/3的婚姻最终以离婚结束。欧洲国家也大致类似。
国内三次离婚高潮分别起源于1950年、1980年、2001年《婚姻法》的颁布、修改。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颁布，引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次离婚高潮。50年代初期，中国由法院受理的离婚案件总数从1950年的18.6万件猛升到1953年的117万件，粗离婚率首次突破1‰，高达1.99‰。
对离婚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如李心远的《新中国的婚姻问题》《婚姻问题参考资料汇编》、丁一的《谈谈恋爱婚姻问题》、马起的《谈离婚的政策界限》等。1958年法律出版社收集了各种不同观点的文章，编辑出版了《离婚问题论文选集》，这是50年代一本影响较大的论文集。1981年国家对《婚姻法》修订之后，中国的离婚率呈现出了第二次快速上升的趋势。据统计，中国的离婚案件从1979年的31.9万件稳步上升到1995年的105.5万件。
离婚问题研究成为学术研究的一个重点。早期的研究有高健生、刘宁的《离婚问题面面观》，张敏杰的《中国的离婚态势》，曾毅、吴德清的《八十年代以来我国离婚水平与年龄分布的变动趋势》，叶文振、林擎国的《当代中国离婚态势和原因分析》，解志山的《社会转型时期中国离婚问题研究》等，曾毅主编的《中国八十年代离婚问题研究》是这一时期对离婚问题比较系统的研究。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外婚姻文化和价值观念的不断传入，离婚率不断攀升，国内婚姻稳定性逐渐变弱，各领域的专家学者开始关注离婚、婚姻稳定、婚姻质量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在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的十年间，对城市社区离婚现象及性观念的研究成为婚姻家庭实地研究的重点。李银河与冯小双的《对北京市部分离婚者的调查》与李银河的《中国女性的性观念》，通过访谈深入分析探讨离婚的原因以及中国女性的现状。
徐安琪、叶文振主持“中国离婚研究”系列课题，关于婚姻稳定性的研究也同步开展。叶文振、徐安琪在《中国婚姻的稳定性及其影响因素》一文中提出，婚姻质量与婚姻稳定性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在《婚姻质量：婚姻稳定性的主要预测指标》中解释了国人婚姻稳定性的影响机制，认为婚姻质量为“夫妻的情感生活、物质生活、余暇生活、性生活、夫妻双方的凝聚力在某一时期的综合状况”，是婚姻稳定性最主要的预测指标。
卢淑华的《中国城市婚姻与家庭生活质量分析——根据北京、西安等地的调查》，
风笑天、易松国的《城市居民家庭生活质量：指标及其结构》
从婚姻满意度研究生活质量，指出夫妻双方的婚姻满意度越高，婚姻质量越高，对婚姻质量的高要求与低付出的失衡是当代80、90后青年婚姻解体的重要原因。
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反映出的社会变迁过程中可以看出，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家庭关系发生了大的调整与改变。值得一提的是改革开放后，新式婚姻模式凸显，例如试婚、独身、丁克婚姻等，针对它们的研究也随之多起来。关于同性恋的研究有李银河的《同性恋亚文化》、方刚的《同性恋在中国》；关于试婚的研究，例如郭传火的《中国当代试婚潮》，李泽川的《中国试婚现象调查》；关于独身的著作有尚方、李一五的《独身男女》；对丁克式婚姻的研究，有莫利清华的《丁克式婚姻》、刘倩的《叛逆与追求·丁克家庭》。相关研究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诸多方面反映出社会变迁过程中，人们的婚姻观念和家庭关系发生了大的调整与改变。复杂、多样的婚姻问题中，主流家庭模式之外，个性化与浪漫的爱情在合力打破传统生活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