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社会转型变迁与80、90后青年婚姻家庭问题

本书研究的主要群体是80、90后青年，80后、90后是独特的中国概念。80后指出生于1980—1989年的青年一代，90后指1990—1999年出生的青年一代。 据统计，20世纪80年代10年间出生的人口约2.2亿人，90年代10年间出生的约有1.9亿人。 改革开放与独生子女政策，构成了80后生命历程中最关键且影响最为深远的社会事件。80后们是不折不扣的“转型的一代”，他们的成长与中国迈向现代化的转型过程密不可分。因此，有关80后的研究实质上既是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反思，又是对全球范围到来的现代性的反思。 目前学术界关于80、90后的研究很多，有关于大学生、农民工、独生子女、就业、消费、价值观、婚恋观等多方面的主题。本书从80、90后青年婚恋观为切入点，围绕近年来离婚率增高的社会热点议题，分析青年婚姻稳定性问题。

本书通过分析问卷调查数据，个案访谈资料以及网络、博客、微信等文字记录和相关统计数据，在宏观统计数据、调查数据基础上，通过微观家庭叙事来阐释青年的日常家庭生活，分析风险社会下婚姻主角解散婚姻关系的依据、特定利害关系和社会情境，反思80、90后青年离婚现象，并置于中国社会转型和全球化风险社会背景下进行解读，理解婚姻稳定背后个体行为、家庭发展与整体性社会结构之间的关系，探寻危机与压力下婚姻家庭在脆弱性和韧性、稳定与变化之间的内衡。在此视角下，我们需要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坐标：时代特征

改革开放40年以来中国社会处于急剧的变迁过程中，形成了80、90后青年一代特定的人生经历，也展现出青年特有的现象和问题。他们被称为“跨世纪一代”“改革开放一代”“独生子女一代”，还常被人冠以“新生代”“新世代”“新新人类”等称谓。 在改革开放中成长起来的这一代青年，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特殊的时代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是中国社会高速发展的40年，一方面经济社会取得显著成就，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另一方面，社会急剧转型变迁，人们的思想、价值日益多元，人们置身于大的社会环境，“无论是在社会制度层面的教育、就业和家庭，还是作为文化一部分的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心理在这些方面的各种变迁，都会在当前青年的行为、态度及其由此形成的青年现象与青年问题中留下痕迹” 。

故80、90后青年婚姻稳定性与特定的社会、时代特征密切相关。80、90后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巨大变革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群体，总体上将包括独生子女、新生代农民工在内的80、90后青年人口，放置到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去分析，他们的婚姻问题与时代的发展紧密相关，应全面客观地认识他们的婚姻家庭发展的特点及其婚姻稳定性面临的冲击与挑战。中国的离婚率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尤其是进入21世纪，全国的离婚率趋势上升很快。据《民政部社会服务发展统计公报》显示，1980年中国离婚对数为34.1万对，1990年为80万对，2000年为121万对，2010年267.8万对，2018年上升为446.1万对。 从离婚数据可以看出，中国离婚人数迅速增加。剧烈的社会变迁，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状态以及思想观念，也对婚姻家庭及其稳定性产生巨大的影响。尤其是不同的婚姻家庭文化价值观、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等对处于转型时期中国婚姻家庭的稳定性产生了不小的冲击，这一点在80后青年家庭表现得更为突出。

四十多年的社会大变革，80、90后青年受经济社会变动的影响，形成了独特的群体特征，呈现出高度分化与复杂化的态势。80、90后青年中涌现出了“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农民”“自由职业者”“斜杠青年”“网红主播”等多种类型的新青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价值系统和人生定位，他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复杂、多元，婚姻“私事化”的个人观念在这些新青年中表现得淋漓尽致。80后、90后青年个人主义、权利意识凸显，追求自由、平等、权利等观念，他们见证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物质富裕、科技进步，享受着现代物质文明的丰硕成果，也遭遇到社会变迁加剧、价值观念多元等困境，是社会转型中个体化与多元化交织孕育的颇具争议的群体。90后青年相对于80后而言，性格更加独立，自我张扬，更有自己的见解，注重个体感受，对于婚姻家庭怀有“不能满足幸福感绝不勉强维系”的人生信念。90后青年的婚姻价值观念属于综合权衡模式，即在自主婚姻的基础上，婚恋双方除了考虑社会、经济方面的原因，更注重考虑婚姻生活质量、家庭生活稳定等方面的因素。 要深入把握青年群体生存发展面临的社会背景，从中探析他们多元婚恋价值形态形成的根源。

（二）理解：社会发展与全球化

80、90后作为一个新族群，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全球一体化、计划生育政策、互联网的全面普及而成长，这一代青年的人生面临着十分独特的矛盾。改革开放后，计划经济体制逐渐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在婚姻领域，国家对婚姻的干预方式由行政干预转变为法律约束，婚姻包办逐渐衰弱，个人的婚姻自由度日趋提高。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计划生育政策全面实施以后，政策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使得80后一代最早经历了中国的独生子女家庭时代，城市里的80后青年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他们处于家庭中心地位，“兄弟姐妹”词语只有语义上的了解，完全没有资源共享的生活经验。这样的经济、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一代，价值取向多元、复杂、不确定，与下一代、上两代人有很大的差异性。

青年价值观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而且会较长时间持续存在。首先，从青年生理心理特征来看，青年特有的年龄阶段的生理特征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80后青年最小的已经30岁了，90后青年最大也已经步入而立之年，青年性格易冲动，情绪化明显，思想多变，这种多变也来自青年群体自身的多样性。各地区青年发展不平衡，不同青年群体的价值观存在很大差异。大学生群体、青年农民工群体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明显存在。其次，从青年成长的社会发展轨迹来看，他们生长在开放、自由的经济社会，拥护变革，追求创新、成功，也崇尚“后物质主义价值观” ^[1] （追求自我实现、生活质量、自由幸福）。由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本身也不是稳定的结构，世界格局不断调整变化，中国经济发展突飞猛进，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日益广泛，宏观背景激励青年价值观多元化发展，但由此带来的风险也不容忽视。在这些风险面前，青年价值观发展走向是不确定的，择偶、婚恋、家庭价值实现受到不同程度的考验。婚姻的不稳定、不确定性就是在社会发展进程中青年婚姻家庭经营过程中的各种可能性、可变性和偶发因素。要全面认识80、90后青年一代婚姻中的“现代亲密关系”问题，必须深入分析全球化、现代化与社会变迁在婚姻家庭领域的综合影响。

加拿大历史学教授罗德里克·菲利普斯（Roderick Phillips）指出，应该把离婚放在广阔的背景中进行研究。他认为离婚问题是一个关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道德、法律乃至宗教的问题。离婚的法律和离婚相关政策常常伴随着政治上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婚姻与离婚的理论也与政治意识形态有着密切的关联；一个国家某一时期的离婚率也深受当时离婚法律和政策的影响，不同的离婚法和离婚政策对离婚率和离婚模式都产生了影响。 ^[2] 自1949年以来，中国的离婚率出现几次大的变动，第一次离婚高潮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规定男女婚姻自由，出现短期离婚率的增长。第二次离婚高潮出现20世纪八九十年代。1980年中国第二部《婚姻法》颁布，第一次明确规定“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即准予离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成为判决离婚的法律准则，使得80年代初创下较高离婚率的历史纪录。第三次离婚高潮出现在2003年，自此，离婚率一直处在高居不下的趋势。2003年颁布的《婚姻登记条例》，大大简化了协议离婚的手续，自愿离婚者不再需要持本人所在单位出具的介绍信。取消单位证明，极大地保护了个人隐私，消除了个人顾虑，一度使离婚绝对数量迅速增加。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设立“离婚冷静期”规定，是近期婚姻家庭中一个热门话题，这是国家首次在法律层面缓解冲动型离婚的措施。

80、90后作为改革开放后与中国同步成长的新生代，其婚恋问题尤其是高离婚率问题一直被社会和学术界广泛关注。从社会变迁视角下分析社会背景因素对社会家庭结构变迁的影响，在这些常常被人们看作是完全由青年个人的主观意愿来决定的婚姻家庭事务背后，实际上却始终存在着一只由社会结构和文化力量所构成的“看不见的手”。无论是青年的择偶标准、生育意愿、家庭生活模式，还是青年夫妻权力地位问题、未婚同居、离婚问题等，都在一定程度上与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影响有关。 目前社会中出现的“剩女”“光棍”、同居、不婚、临时夫妻、高离婚率等多种青年婚姻家庭问题，应该从改革开放以来全球一体化、社会转型、价值重构等视角去思考影响婚姻变化的宏观的社会历史因素。

（三）张力：婚姻稳定与不稳定风险

受改革开放和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80、90后一代形成了与前辈完全不同的行为、态度、现象和问题。在很多方面80后、90后群体多元而分裂，热情与冷漠并存，主流与非主流同在，备受舆论争议。作为社会急剧转型的产物，转型时期出现的所有问题都在他们身上有所体现，在早期的公共话语中充满自我叛逆、缺乏担当等负面的表述。国内以往对80后的研究或者表述总是更多地从上一代人的观念出发。但80后在汶川地震中积极的抗震救灾行动，使得公共表述中凸显了对这代人爱国、奉献、责任心和民族精神的高度赞扬。有学者曾经对2003—2008年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14种主流媒体对80后的报道内容进行了分析，发现80后的媒体形象由初期的另类、个性、自我到后来的自信、社会责任感、爱国，从原先垮掉的一代到后来的鸟巢一代的变化历程。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公共话语中出现了对90后负责、担当、不畏牺牲的高度赞扬。80、90后的负面形象，在危机和挑战中得到修正。这也是80后、90后的话题多年来始终能够赢得主流社会和媒体关注的原因，他们不是被动成熟的群体，在面对这个风险社会的过程中，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建构了新的规则和新的话语模式，并在行动中创造了自己的主体性。 这样充满矛盾、多元和分裂的群体一直被主流社会和媒体关注，而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高离婚率作为转型期的突出问题不可避免地被放大。

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90后约1.9亿，80后群体约为2.2亿。如表1所示，20—40岁的青年离婚人口比重1995年占0.73%,2015年上升为1.66%，整体增长了1.27倍；女性离婚人口由0.53%上升到1.44%，增长了1.72倍。其中，30—40岁年龄段的青年人的离婚比重由2.02%上升到5.17%，比10年前增长了约1.6倍。80、90后青年离婚率不断升高，公共话语给这个群体建构了诸多标签：“人人都是离婚狂”“80后不是离婚了就是正走在离婚的路上”“好多的80后还没有结婚，但是90后离婚的却很多”……有学者在解释青年高离婚率时，曾将80、90后的个体、自由、叛逆、缺乏责任感作为婚姻解体的主要原因。80、90后群体自身对此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貌合神离的婚姻是不道德的”，“合则聚，不和则散”，这说明了在公共话语与群体自我表达之间具有极大的张力。

婚姻的稳定与不稳定性混合交织存在于婚姻家庭生活之中。离婚是测量婚姻稳定的主要指标。婚姻稳定是家庭稳定的决定性因素，面对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青年婚姻家庭也处在不断发生变化当中。婚姻解散不是单一的静态事件，而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婚姻是一个复杂的，不断变化的系统，婚姻稳定与不确定是交织存在的。婚姻子系统是家庭关系建构的中轴，以婚姻为基础的核心家庭的传统是惯例。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青年的婚姻生活无论从结构、观念上，还是形式、内容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居、不婚、丁克、同性恋、离婚、分居等多元家庭形态并存。婚姻的稳定与不稳定不是简单二元对立、非此即彼的状态，它混合存在于婚姻家庭形态之中。

超越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的结构思维，理解80、90后年轻一代的婚姻问题。不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市场经济和改革开放增强了他们的自由性和独立性，外来文化的涌入开阔了他们的视野。他们在婚恋生活中，更在意的是作为婚恋当事人的自我感受，追求如何才能使生活更加幸福，而外在的社会舆论和政治影响对他们婚恋行为的干扰越来越弱。男性和女性青年在生活中追求婚姻质量、享受幸福能力的期望不断提高。孔茨认为，婚姻作为一种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人们在其中投入的情感期望也越来越高。但同时，她也主张，婚姻作为一个结构，现在对人们生活所拥有的权利比过去任何时候都要大。 ^[3] 婚姻不再是唯一主要的约束人们性行为、获得经济政治权利和义务的机制了，特别在人口再生产和子女照顾方面。这一代青年更愿意将婚姻看成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可以根据个人意愿、情感需求、物质满足等选择自己适合的另一半，而感情本身就不是一维的，复杂而多元，婚姻的稳定与不稳定在多变的情感选择中，在多样化的婚姻内容与形式中交织存在，并且很多可能演变为混合状态。 gqY7cW5E/Y6woBFAxBu+8leDcX10hm/BDmGy7fGjP2rdcnG7v1V4Nv/ZjJqL0bh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