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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犯罪、毒品泛滥、婚姻危机等各种心理问题成为了心理学的研究重心，心理学正在变成一门类似于病理学性质的学科。这种转移背离了心理学存在的本意，因为它导致了“很多心理学家几乎不知道正常人怎么样在良好的条件下能获得自己应有的幸福”。20世纪末，在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塞利格曼（Martin E.P.Seligman）的发起下，在西方兴起一股重要的心理学力量——积极心理学（Positive Psychology）。
在塞利格曼的倡导下，积极心理学作为一个新的领域得以迅速发展。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对象不是有心理疾病的人，而是那些人群中最卓越、最优秀、最成功、最善良的人。积极心理学家想要知道，是什么让一些人跌倒了七次却仍然有第八次爬起来的力量，是什么让一些人最终能够实现人生的理想，他们身上有哪些可以研究并值得学习的地方？
不同于咨询心理学主要服务于存在心理障碍的人群，积极心理学的服务对象是所有人群。在我们的社会中，大部分人群都是心理健康的人群，对于他们要如何提升心理能量，提升心理健康程度，活得更加富足、有意义与有价值感，积极心理学会给予相应的基于实证研究的指导。
塞利格曼等人提出，积极心理学研究的问题包括积极的主观体验（幸福、愉悦、感激、成就）、积极的人格特质（个性力量、天分、兴趣、价值）、积极的人际关系、积极的组织（家庭、学校、商业机构、社区和整个社会）与积极的社会制度五大类。另一位积极心理学的奠基人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总结积极心理学时说道：“积极心理学是一门研究生命从开始到结束的各个阶段的学科，它着重研究那些使得生命更有价值和更有意义的东西。它旨在回答一个问题，即如果我们不想挥霍我们的生命，我们该做些什么？”
诚然，积极心理学并不是快乐心理学，也不是心灵鸡汤，更不是成功学。积极心理学家深刻地理解，我们的生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不如意、艰难、困苦甚至是苦难。
积极心理学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善良的种子，而积极心理学家通过科学研究去了解与探索这些美好的特质要怎样才能被培育、怎样才能被发展、开发后又要怎样保持，最终找到我们要怎样才能过上一个幸福而有意义的人生的答案。幸福、有意义的人生是一个结果，积极心理学家的工作就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发现得到这个结果的原因是什么，以及如何用科学的方法去“栽培”这些原因。 [12]
只看到自己行动中好的一面，只看到他人行动中坏的一面，这是人类的通病。只证明人类体验的积极或消极一面没有太大价值。只关注世界好的（或坏的）方面很有诱惑力，但这不是真正的科学，在倡导积极心理学时一定不能犯这样的错误。遵循病理学模型的心理学家对一些人在特定生活时段的描述相当准确，他们能帮助出现特定问题的心理病人。但是，病理学取向的倡导者对人类的描绘是不完整的。未来的心理学家必须发展综合性取向，同时考察人们的弱点和优点。但是，我们还没有做到这一点，因此，我们还需要全面发展和探索积极心理学及其实践。 [13]
美国心理学家布朗芬布伦纳（U.Bronenbeaie,1917—2005）提出了一种揭示个体与周围相互作用的宏观发展理论，即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见图1-2）。该理论强调个体嵌套在各种环境中，这些环境系统与个体相互发生作用并对个体的发展产生影响。
在生态系统理论之前的研究者虽然也认为个体的发展会受到环境的影响，但是没有对个体发展的环境做出明确且详细的描述，而布朗芬布伦纳扩展了对环境的认识，把环境看成是互相关联的从内向外的一层包一层的结构系统，每一个嵌套在下一个结构中，就如同俄罗斯套娃一般，每一层（或每一个水平）环境都对心理发展有重要影响。布朗芬布伦纳的人类发展生态学模型包括四个系统，即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后来，随着研究的逐断深入，以及受到其他理论观点，尤其是艾尔德的人类发展生活历程理论的影响，布朗芬布伦纳又在其模型中增加了一个时间维度和一个生物因素。
图1-2 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发展生态系统理论图
（一）微观系统（micosystem）
微观系统处于环境最内层的系统，它是指个体直接接触的环境以及环境相互作用的模式，包括家庭、同伴群体、学校以及邻居等。布朗芬布伦纳特别强调每一水平的环境与人的关系都是双向的和交互的。换句话说，成人影响着儿童的反应，而儿童本身的生物和社会特征（如生理属性、思维方式和性格等）也影响着成人的行为。
（二）中间系统（mesosystem）
中间系统是指个体直接参与的微观系统之间的联系和相互影响。例如，一个孩子学习成绩的好坏，不仅取决于他自身的努力和在班级中的表现，也是其父母参与学校生活以及学业学习渗透入家庭的结果。由此，若能在多种情况下观察个体的行为，就能获得有关青少年发展的更全面的信息。微观系统和中间系统可以相互强化，或者发挥相反的影响。如果中间系统和微观系统的基本价值观有分歧，那么就可能造成困扰。
（三）外层系统（exosystem）
外层系统是指青少年生活的社会环境，如父母的职业和工作单位、亲戚朋友等。这些社会组织或人物并没有跟儿童发生直接的关系，但影响儿童最接近的环境，如父母所在单位的效益如何会影响父母的收入，从而影响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投资，而儿童在家庭的情感关系可能会受到父母是否喜欢其工作的影响。
（四）宏观系统（macrosystem）
宏观系统是生态系统的最外层，它不是指特定的社会组织或机构，而是指社会文化价值观、风俗、法律及其他文化资源，实际上是一个广阔的意识形态。宏观系统并不直接满足儿童的需要，但为较内层的各个环境系统提供支持。它规定如何对待儿童、教给儿童什么以及儿童应该努力的目标。当然，在不同的文化（或亚文化和社会阶层）中，这些观念是不同的，但是它们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儿童在家庭、学校、社区和其他直接或间接影响儿童的机构中获得的经验，如在反对体罚儿童、提倡以非暴力方式解决人际冲突的文化（宏观系统）中的家庭（微观系统），虐待儿童的概率也很低。
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观点，环境并非是按固定方式始终如一地影响着儿童的静态的力量。相反，它是动态的、不断变化的，布朗芬布伦纳称之为“动态变化系统”。儿童在成长过程中，其生活的生态小环境在不断地拓宽，这种转变为个人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成为发展的新起点。例如，儿童升学、弟妹诞生、毕业就业、父母离异等重大事件都改变了人所生活的环境。
（五）历时系统（chronosystem）
布朗芬布伦纳把生态系统的时间维度称为“历时系统”，是指个体的生活环境及其相应的种种心理特征随时间推移所具有的变化性及其相应的恒定性。影响人成长的环境生活事件的变化可能是由外部引起的，也可能是由儿童本人引起的，因为儿童可以选择、更改和创造许多他们自己的环境和经历。他们做出什么样的选择既取决于他个人的条件，如年龄、体力、智力、人格特征等，也取决于在环境中可能获得的机遇。因此，在布朗芬布伦纳的理论中，发展既不受情境环境控制，也不受内部倾向所驱动。相反，人既是环境的产物又是环境的创造者，这两者构成了一个交互影响的网络系统。
（六）生物因素（biological factors）
布朗芬布伦纳后来在其理论模型中又增加了一个生物因素，因此又将其理论称为生物生态学理论（Bio-ecological Theroy）。他指出，如果我们能够将不同的领域——生物、认知、情绪、社会和文化联系起来研究，将更有利于推进对人类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探讨。 [14]
Ryan、Sheldon、Kasser 和 Deci 提出了自我决定模型（Self-Decision Theory,SDT），该模型认为个体有不断整合自我和完善自我的积极动机，当外界环境可以提供给个体所需的支持时，这种动机就会驱使个体与环境进行互动从而提升自我。自我决定理论是一个囊括人格和动机的宏观理论，具体分为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CET）、有机整合理论（Organismic Integration Theory,OIT）、因果定向理论（Causality Orientations Theory,COT）、基本心理需求理论（Basic Psychological Needs Theory,BPNT）和目标内容理论（Goal Content Theory,GCT）这五个分支理论。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有自主需要、关联需要和胜任需要三种基本心理需要，这三种心理需要得到满足时个体的发展才会朝向积极的方面，当基本心理满足受阻时，个体更有可能出现消极的发展或功能性障碍。三种基本心理需要是维持心理健康的基本要求，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15]
该模型认为幸福感的来源为目标和价值取向，两者的个体差异正是幸福感个体差异的原因。目标指个体的个体行为的内在目标状态，价值则体现了更高层次的生活目标。目标模型关注个体的差异及发展性变化。在生活中，有目标会使个体产生意义感，在目标实现的过程中，个体会遇到很多困难，但意义感会使个体去衡量自己是否有能力克服困难从而维持良好的心理状态，目标实现后个体的自我效能感也会得到提升。但这一过程只有在个体的目标与其内在需求相一致时才会实现，即个体的目标与其价值取向相一致，并且目标追求是基于个体的自我选择。当目标与自我价值一致时，个体实现目标的过程会使幸福感增加，但目标与个人需求不一致时，即便目标达成，幸福感也不会得到提升。 [16]
社会比较理论认为社会比较的过程会影响人们幸福感的水平，当比较对象比自己优秀时，幸福感水平就会下降（向上比较）；当自己优于比较对象时，幸福感就会上升（向下比较）。即：经常采用向上比较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生活时，幸福感水平通常会比较低；经常采用向下的方式来衡量自己的生活时，幸福感水平就会升高。在社会比较过程中，人格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乐观的人更容易采用向下比较的方式，而悲观者更容易采用向上比较的方式，而且社会比较的结果也受到人格而不仅仅是各自实际情况的影响，因此人格特质不同，相应的比较结果也不同。并且比较的过程和参照群体的行为、自我过去的认知、经验等都有关，而且社会比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幸福者和不幸者在知觉和比较社会信息时存在个体差异，每个人理解信息、运用信息以及采取的方式也是不同的。例如，幸福者在面对比较信息时，没有不幸者敏感，尤其是面对消极和负性的信息，面对同辈压力时，更少受到影响，因此悲观、嫉妒等负性情绪就更少，能更坦然地面对同伴的成功。 [17]
Diener和Lucas认为，个人的主观幸福感受到几个判断标准的影响。哪些判断标准对人们影响最大，部分取决于个人的气质、文化和价值观。高相关的标准会有长期的突出作用，因此会长时间地影响个体。然而，情景变量可以起到干预作用，使某个特定的标准在特定的时刻成为突出的。这样，即使那些平常不突出的标准在特定时刻也会影响个体的幸福感，这依赖于情景是否引起人们对它的关注。其他的一些标准可以是长期突出的，并不非常依赖于情景因素。并且，Diener发现人格特征也会影响人们的社会比较，悲观的人更倾向于向上比较，会产生更多的不满足感，而乐观的人则通过向下比较发现自己的优势，产生更多的满足感。 [18]
期望值理论认为，期望值是人们评价自身幸福感的重要标准。Diener和 Ujita认为，人们的期望值只有在与其内外条件一致的情况下，才会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积极影响。如果人们的内外条件并不理想，高期望值有可能会阻碍其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19]
当期望值过高，而个人实际水平较低时，就会使人容易缺失信心和克服困难、追逐目标的勇气，而期望值过低，个体容易达到预定的期望，久而久之个体也容易厌烦。期望值本身并不能很好地预测幸福感水平，但期望值与个体的实际情况之间的差异则能很好地预测主观幸福感，包括个体的权利地位、社会资源、经济能力等。克服困难接近期望值的过程比结果更能显著地预测幸福感的水平。 [20]
[1] 张艳红、佐斌：《幸福及其实现的社会心理学分析》,《湘潭大学学报》2011年第2期。
[2] Joshanloo,M.,“Eastern Conceptualizations of Happiness:Fundamental Differences with Western View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Vol.15,2014.
[3] 彭怡、陈红：《基于整合视角的幸福感内涵研析与重构》,《心理科学进展》2010年第7期。
[4] 佟月：《小学生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及提升对策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渤海大学，2017年。
[5] 李雪丽：《留守初中生积极心理品质、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广西师范大学，2017年。
[6] Diener,E.,“Subjective Well-being”, Psychological Bulletin ,Vol.95,No.3,1984.
[7] 姚棚：《积极心理取向的团体辅导对大学生幸福感干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6年。
[8] Keyes,C.L.M.,“Social Well-being”,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Vol.61,1998.
[9] 姚棚：《积极心理取向的团体辅导对大学生幸福感干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南昌大学，2016年。
[10] 姚若松、郭梦诗：《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社会幸福感的影响——希望的中介作用》,《心理学探新》2018年第2期。
[11] Vittersø,J.,Søholt,Y.,Hetland,A.,Thoresen,I.A.,& Røysamb,E.,“Was Hercules Happy?Some Answers from a Functional Model of Human Well-being”,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Vol.95,2010.
[12] 曾光、赵昱鲲：《幸福的科学：积极心理学在教育中的应用》，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年版。
[13] [美]C.R.斯奈德、沙恩·洛佩斯：《积极心理学：探索人类优势的科学与实践》，王彦、席居哲、王艳梅译，人民邮电出版社2013年版。
[14] 何先友：《青少年发展与教育心理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15] 刘靖东、钟伯光、姒刚彦：《自我决定理论在中国人人群的应用》,《心理科学进展》2013年第10期。
[16] 苗元江：《幸福感的解释模型综述》，《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17] 苗元江：《幸福感的解释模型综述》，《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5期。
[18] 耿晓伟：《自尊、自我概念对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内隐社会认知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浙江大学，2005年。
[19] 杨芹：《初中生公正世界信念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及干预研究》，硕士学位论文，河北师范大学，2016年。
[20] 吴明霞：《30年来西方关于主观幸福感的理论发展》，《心理学动态》200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