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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语法研究虽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取得了明显进展，但是与语音和词汇的研究相比还是显得薄弱，方言语法事实的发掘还很不够，而且当前的方言语法研究主要是着力于描写，着力于与普通话的比较，对方言句式、功能词的来源和发展却较少有人论述。
陆俭明（2000）指出：长期以来，汉语方言研究一直局限于方言语音、方言词汇的调查研究，尤其是方言语音的调查研究，很少顾及方言语法的调查研究。陆先生分析了汉语方言语法研究滞后的原因。一则方言语法研究的难度很大，因为“操非母方言者难以全面、准确、深入地调查了解该方言的真实面貌；而操该方言但又缺乏语法知识的人也难以全面准确、深入地调查了解该方言的真实面貌”。二则“长期以来一般认为汉语方言之间语音的差别最大，词汇的差异其次，语法的差异最小，所以普遍认为普通话的语法规则一般也适用于汉语方言”。其实，方言语法与普通话还是存在不小的差别的。
“纵观赣方言研究的历史，可以看出，赣方言研究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是与其他方言的研究状况相比，就显得相对滞后和单薄。而且就目前的成果而言，主要是语音层面上的研究，词汇和语法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远不够深入。”（刘纶鑫、田志军，2003）就宿松方言而言，最先对宿松方言语法进行研究的有孙宜志、唐爱华等。研究成果主要是单篇论文，没有专书。已发表的单篇论文有19篇，涉及指示代词、结构助词、动态助词、事态助词、语气词，以及一些特殊的结构和句式，如“一VV 到”和“一VV 着”结构等。另外，唐爱华《宿松方言研究》一书中对语法也作了一些讨论。总体来看，这些研究虽具有开拓性和启发意义，但不全面，宿松方言语法的总体面貌、历史层次、演变规律和演变类型等问题都还不是很清晰。
就研究方法而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方言语法研究在方法上不断更新，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就研究方法而论，“……朱德熙先生则通过自己长期深入的汉语语法研究，深切体会到要把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好，非着力把标准语（普通话）语法的研究和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及汉语历史语法的研究结合起来不可。”（詹伯慧，2004）在1989年湖北省语言学会第五届年会上，邢福义明确阐述了将“标准语语法—方言语法—历史语法”相结合的研究思路，这就是语法学界通常所说的语法研究的“大三角”理论。但是，直到现在，真正贯彻“三结合”精神的论文并不多，大多数的论文和专著只着眼于共时的语法描写，这就很难找出汉语语法的特征及其演变的规律。虽然，语法描写是必不可少的，共时的描写是研究语法演变的基础，没有充分的、准确的描写，无从解释语法的演变过程；但语法演变的研究也能为方言语法的描写提供帮助，因为共时平面上的语言差异能体现历时的演变，所以，在对方言语法进行描写的同时，尽可能对语法形式或语法成分的来源和发展演变过程作出合理的解释无疑会大大推进方言语法研究。
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语法化理论在国外的兴起，汉语方言语法的研究中也开始采用语法化理论来分析一些语法现象。如江蓝生的《吴语助词“来”“得来”溯源》，吴福祥《南方方言几个状态补语标记的来源》《能性述补结构琐议》，杨永龙《从稳紧义形容词到持续体助词——试说“定”、“稳定”、“实”、“牢”、“稳”、“紧”的语法化》，陈泽平《福州方言处置介词“共”的语法化路径》等。总的来看，用语法化理论来研究汉语方言语法的为数不多。
自1985年桥本万太郎的《语言地理类型学》出版以来，语言类型学不断受到关注。近年来，开始出现从类型学的角度来探讨汉语方言语法的走向。这方面的文章如江蓝生的《汉语使役与被动兼用探源》，刘丹青《吴语的句法类型特点》，吴福祥《南方方言能性述补结构V得不C带宾语的语序类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