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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蒸馏器出现的年代，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蒸馏器出现于金元时期。金元时期，中国已经拥有了臻于完善的自制蒸馏器；
一种认为蒸馏器出现于东汉时期，冯恩学在《中国烧酒起源新探》中认为东汉已经有了小型蒸馏器，
至北宋才有了蒸馏酒的萌芽。
对古代蒸馏工艺技术的研究不是很多，陈剑的《古代蒸馏酒与白酒蒸馏技术》一文，认为白酒蒸馏技术萌芽于宋，完善于元，发展于明清，甗式蒸馏器源于本土。
钱耀鹏认为，西汉时期带铭文的“鏖甗”和“雍甗”均属于由釜、甑和盆三部分组成的分体甗，使用时以釜为蒸发单元，以甑和盆构成冷却单元，两个操作单元垂直连接，只能采用内接承露法。其将这种以分离固态和液态物质为主要目的、酒醅与水混置的蒸馏工艺称之为煮式蒸馏法。同时认为甗式蒸馏器应发源于中国古代的酿酒分离工艺，甚至可能发生在西汉以前。
严小青通过对中国蒸馏提香术的研究，认为我国是最早拥有蒸馏技术的国家，中国与阿拉伯蒸馏提香术的发展时间、空间与特色各不相同。
罗丰对内蒙古巴林左旗和河北青龙县出土的蒙元时期的酿酒锅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巴林左旗出土的青铜锅在形制、功能上，与青龙县的青铜锅基本一致。青龙县出土的青铜锅在性质和功能上明显比巴林左旗出土的青铜锅要进步一些。
对蒸馏酒出现的年代和渊源、传向的研究，是学界关注的课题之一。关于中国蒸馏酒的产生年代，目前学界主要有四种观点。
观点一：东汉说。不同的学者分别从文献、考古材料和模拟实验三个角度支持了东汉说。孟乃昌在《中国蒸馏酒年代考》一文中，通过引用《后汉书·方士列传》《神仙传》《抱朴子·内篇·杂应》三处文献，来说明东汉有高浓度酒；
王有鹏以上海博物馆馆藏的蒸馏器实物以及四川新都、彭县（今彭州市）出土的东汉画像砖为主要根据，提出蒸馏酒起源于东汉晚期的观点；
吴德铎于1986年在其《烧酒问题初探》一文中，也肯定了东汉说，根据安徽滁州黄泥乡出土和上海博物馆馆藏青铜蒸馏器型制一样器物，说明这种蒸馏器不是孤证。
马承源则是通过对实物材料的专题研究和科学实验
证实东汉说。
观点二：唐代说。袁翰青在《酿酒在我国的起源和发展》中认为，中国蒸馏烧酒不可能晚到14世纪的元朝。
邢润川在《我国蒸馏酒起源于何时》一文中，通过出土的蒸馏器实物和文献等，说明唐代可能有蒸馏酒；
随后其在《论蒸馏酒源出唐代——关于我国蒸馏酒起源年代的再探讨》中，提出唐代有蒸馏酒的依据主要有二
：一是文献《本草纲目》和《唐书》的记载可以两相印证唐代有蒸馏葡萄酒；二是陈藏器的《本草拾遗》中提到“甄气水”即为蒸馏水，唐代已经出现了用蒸馏器来制蒸馏水的方法，自然也能用来蒸馏烧酒。李肖在《蒸馏酒起源于唐代的新论据》中认为，文献可以间接表明唐人已经把蒸馏器应用于葡萄酒的蒸馏上，唐代云安的“麹米春”是以米为原料制作的高浓度酒；
祝亚平在《从“滴淋法”到“钓藤酒”——蒸馏酒始于唐宋新探》中，以制酒过程中是否使用蒸馏法为标准，分析了唐代烧酒制作中的“滴淋”法及宋代“钓藤酒”的制作过程，认为晚唐时中国南方确实已出现了蒸馏酒。
观点三：宋代说。曹元宇在《烧酒史料的搜集和分析》中，认为南宋《洗冤录》的“急救方”记载的烧酒，只有是高度数的乙醇，才具有燃烧特性，才可作为解蛇毒的药。曹元宇认为，北宋文献中提到的“复烧”即蒸馏的意思，推断暹罗酒即是烧酒；
20世纪60年代，日本学者筱田统在《宋元造酒史》一文中，对宋人吴自牧《梦粱录》中“水晶红白烧酒”、宋人范成大《荔枝赋》中“羞以烧春之浮醅”、宋人田锡《曲本草》中“暹罗酒以烧酒复烧两次……能饮之人，三四杯即醉倍”、宋人朱辅《溪蛮丛笑》中“钓藤酒”四处文献进行考证，提出了宋代说；
李华瑞在《宋代酒的生产与征榷》一书中，对宋代说进行了系统论证，指出南宋时已有制作蒸馏酒的“烧器”，即蒸馏器，认为中国蒸馏器的制作工艺是继承商周甑釜的传统工艺而来的。
林荣贵在《金代蒸馏器考略》一文中，将河北青龙县出土蒸馏器与唐宋时期有关文献或图录记载的丹药用蒸馏器，进行比对分析，寻找它们的共同特点：均由金属制成，蒸馏的路线表现为上下垂直走向，认为和同时期的阿拉伯叙利亚式玻璃蒸馏器有较大差异，后者的蒸馏路线是左右斜行走向。作者认为金元时期已经有蒸馏酒用器，蒸馏酒产生于宋代，元代得到广泛发展。
谢文逸在《论中国古代蒸馏酒的起源和蒸馏工艺的发展》一文中，分析了古代炼丹术中采用的“上、下釜”工艺，认为其与现代的蒸酒术有相似之处，同时提出我国在元代以前就有了蒸馏酒的生产；
方心芳在《关于中国蒸酒器的起源》中，根据我国传统的蒸酒器的冷却装置中冷却面是凹陷还是凸起的，将蒸酒器分为锅式和壶式。并认为我国传统形式的蒸酒器是有自己的渊源的，不能断言南宋之前一定没有蒸馏酒。
李华瑞经过对唐宋以来有关蒸馏酒史料的考释和分析，认为中国蒸馏酒不始于元，而是起始于唐宋，非外域传入。
观点四：元代说。此说法也是长期以来科技史界的主流观点，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提到：“烧酒，非古法也。自元始创其法。”美国学者劳佛尔在《中国伊朗编》一书中，认为蒸馏器是阿拉伯人发明的，中国的烧酒是13世纪以后才由外国传入的。
英国学者斯蒂芬·F.梅森在《自然科学史》中指出，经过蒸馏的烧酒是由蒙古人于13世纪传入中国的。
黄时鉴在《阿剌吉酒与中国烧酒的起始》一文中，对唐、宋说进行了全面批驳，对元代说进行了系统论证。
王赛时就中国烧酒的名称及其发展变化的史实略作考述，并对李华瑞文所列举的烧酒史料逐条分析，来说明唐宋时期的烧酒并非蒸馏酒，
中国蒸馏酒的起始还应以元朝为确。
周嘉华在《中国蒸馏酒源起的史料辨析》一文中，对上述几种观点进行了辨析，认为元代已生产蒸馏酒的论断是有说服力的，同时也认为可能在元代之前，我国部分地区的少数人已经掌握了运用蒸馏技术来获得蒸馏酒，此酒只是少量制取，还未出现社会性的规模生产。
上述研究成果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古代蒸馏器与蒸馏技术提供了依据和参考，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更多是从文献史料方面给予的认识，对中国古代蒸馏器还缺乏纵向的、系统的探讨，尤其缺少将器物模拟实验、内部结构、原理和功用结合进行的探讨，甚至对于蒸煮和蒸馏两种功用也存在一定混淆。
与酿造酒相比，蒸馏酒在制造工艺上多了一道蒸馏的工序，关键设备即蒸馏器。故蒸馏器的发明是蒸馏酒起源的前提条件，有蒸馏器未必一定被用来制作蒸馏酒，但有蒸馏酒必有蒸馏器为前提。确认蒸馏器的年代，也为更好认识蒸馏酒的年代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本研究以张家堡新莽墓和海昏侯墓出土的套合器为切入点，通过对两件套合器的仿制，进行模拟实验，来确认汉代带流套合器的属性，进而探讨它们的结构细节、功用以及工作原理。这两件套合器的主体部分皆为筒形器，从出土的材料看，铜制筒形器可追溯至晚商，主要流行于秦汉，见于各类日常用具，比如量器、盛酒器、温酒器、盛水器、粮仓、贮泥器、食物盛器等。筒形套合的蒸馏器与其他筒形器有无借鉴？筒形器为何能在汉代社会大行其道？由此引发了我们对秦汉社会盛行的诸多筒形器的关注。
关于古代各类筒形器的研究较多。王子今在《试谈秦汉筒形器》一文中称“平底、直体、圆筒形”之器为筒形器，并且对出土和文献记载的部分秦汉筒形器进行了归纳，他认为筒形器始于战国，盛于秦汉，衰落于魏晋，并认为秦汉时期，我国黄河流域广大地区盛产竹林，竹器在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造型受竹器影响的不同材质的筒形器于是出现并得到普及。东汉以后，气候转冷，竹林发育的北界一再向南退却，造成魏晋以后筒形器逐渐稀见。
商周时期，铜质筒形器的典型器物主要为筒形卣。筒形卣多带圈足，子母口盖，有提梁。学者们对该时期筒形卣的造型、来源和演变作了相应的研究，陈梦家在《中国青铜器的形制》一文中提出，筒形卣是以竹筒为原型发展而来的。
岳洪彬等在《试论商周筒形卣》一文中，收集了出土的商周筒形卣，依据器物的形制、纹饰、风格，进行了形式分析，探讨筒形卣形制的演变过程。其认为铜质筒形卣的祖型为陶制筒形器，商式铜制筒形卣源于殷商晚期的同类型陶制筒形器，而周式筒形卣由商式筒形卣发展而来。
梁彦民在《周初筒形卣研究》中对筒形卣的资料进行了收集，并分析了传世和考古出土的筒形卣的特征，认为筒形卣的源头在形式上尚不能确定，但可以肯定周式筒形卣的装饰风格源于殷墟青铜卣。
胡嘉麟在《关于晚商时期筒形卣的几个问题——从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马永盉谈起》
一文中分析了商式筒形卣与长江流域的瓿形器的形制关系，以及提梁连接结构的技术风格，认为南方青铜文化是商式筒形卣的一个重要来源。一种器型的出现，其所受的影响可能是多方面的，筒形卣在形制上可能受了竹筒、陶制筒形卣的影响，在提梁的铸造风格上又有南方瓿形器的影子。在纹饰上，西周筒形卣直接继承了商代青铜卣的装饰风格。
泥筩，是一种体型较小，用来存放封泥的青铜筒形器，带盖，有的还带铜匕和铜杵。孙机在《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中称“贮泥之器有铜质之泥筩”
；王偈人在《泥筩浅议》一文中，收集了考古出土的部分西汉到东汉时期的泥筩，并介绍了泥筩所对应的墓葬年代、出土的情况、位置、形制等，认为泥筩是喜好收藏泥封之人制作的收藏工具；
赵宏亮在《也说泥筩》一文中认为“泥筩是少数有收藏封泥嗜好的人制作的收藏工具”的观点是不成立的，他认为“泥筩”名称来自1966年陕西省博物馆在西安征集的前凉生平十三年（369年）的“灵华紫阁服乘金错泥筩”，乃是器物之名，其作为贮泥用具毋容置疑，
同时提出了泥筩中封泥的使用方法。
铜漏，作为筒形器的一种，是古代的计时工具，通常筒状底内凹，子母口盖，底部带流口，上部多带提梁。目前出土铜漏数量已达数件，以汉代为最。《陕西兴平汉墓出土的铜漏壶》一文介绍了1958年在陕西兴平县（今兴平市）西汉墓出土的铜漏；
《内蒙古伊克昭盟发现西汉铜漏》介绍了1976年在伊克昭盟的一处沙丘上发现的铜漏，底刻“千章”，故而名“千章铜漏”；
曹斌等在《江西南昌西汉海昏侯刘贺墓出土铜器》
中详细介绍了2016—2018年清理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时出土的一件铜漏。
学者对铜漏也有一些针对性研究，如对铜漏的形制来源进行了探讨，王振铎在《西汉计时器“铜漏”的发现及其有关问题》一文中分析了丞相府铜漏、汉银漏、西汉刘胜墓铜漏、西汉千章铜漏、西汉兴平铜漏五件汉漏，并与铜卮作对比，提出了铜漏的形制源于筒状有鋬的铜卮的观点。
还有针对某一铜漏的使用方法的探讨，如李强在《论西汉千章铜漏的使用方法》一文中，通过对西汉“千章铜漏”进行实验和文献查阅，认为该器只能用于记述某段时间，无法与古代的十二时辰制和十八时辰制配合使用，也不能用于天文观察。
李强的《马上刻漏考》一文据文献记载对“马上刻漏”进行了考释，同时根据汉银漏和满城中山靖王墓出土的汉漏的尺寸，推测“马上刻漏”可能的内部结构，并仿制了两个铜漏进行实验，但实验中发现该铜漏计时的时间过短，仅有3—5分钟，选择用堵塞流口的方法减缓液体流出，从而延长计量时间，
其认为“马上刻漏”的使用方法仍需探索。
还有一些关于筒形器定名的探讨。刘芳芳在《樽奁考辨》一文中，考察文献记载和考古出土的尊奁，认为奁是存放与梳妆有关之物，战国多为单层，汉代出现了以圆形为主、带盖的双层奁；尊则为战国出现的酒器，分为盆形和筒形两类，筒形尊——有盖或无盖，有的还带三足；
冒言在《樽奁辨析》中介绍了考古出土的尊和奁，其所持观点与前者相同。
刘芳芳在《战国秦汉漆奁胎骨刍议——兼谈漆器胎骨的演变》中考察了战国、秦汉的漆奁，认为漆奁源自楚国，最初可能以竹胎制奁，后来慢慢地出现了如木胎、铜胎及其他材料制作的奁。
这些研究也从侧面反映出秦汉时期筒形器的使用已蔚然成风，而发掘报告中关于汉代各类筒形器的定名还存在一定的混淆，对于筒形器的关注度不够，目前还缺少系统的梳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