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我平生喜山，大约因出生地无锡太湖平原荡荡平川、沃野千里，独山稀缺，至多山的云南，得其所矣。

然而，人类农耕文明发祥地却大多取大江大湖之冲积地带，昆明亦然。

1989年，因公职流转，我落籍昆明，在这片山水交织、古称“西南夷”的风水宝地，观云南人的“生存秘籍”。十年后，踏入田野，由浅入深……

我走近滇池坝山川。

刚到昆明的数年，喜好游历猎奇的我，听说过长虫山、棋盘山等山的掌故，知道它们是昆明城周围“有点说法”的大山。迈过20世纪，我跟着省坝老人翻山越岭，寻找名山印记。当我在长虫山手抚当年云贵总督范承勋带领士兵挖断龙脉留下的烂王帽破荷叶（山）；当我在棋盘山顶感受滇省上空的风云涌动，寻迹曾经的棋盘古城，想象南北二斗星君在那块石棋盘上的博弈；当我在梁王山察看元末明初改朝换代的古战场，满耳的风声、树声似乎再现当年士兵拼杀的呐喊。这些山顿时在我眼前活了过来，它们好像有了体温、情感，有了咚咚的心跳。

我曾经走过省坝一道道排污沟，听人们说这是金汁河那是银汁河，是省坝昨日农耕的重要命脉。我不解这些盛污水装垃圾的水沟何以会与那些美丽的名字相连，并且这些至多能与江南水乡的分叉水沟相比的小河道何以能灌溉省坝数十万亩田园。当我琢磨了官渡古镇碑廊的金汁河分水石碑，阅读了清雍正乾隆年间昆明水利官员黄士杰与诗人孙髯有关省坝六河的专著，随后，又在严昌福、范品祥、刘建昌等人的陪同下行走金汁河，将省坝农民在七百余年中均分水利的机巧——闸与涵洞看了个够。于是，我对省坝水利感同身受。我喜欢着农人的喜欢，为过去曾经清亮美丽的水，壮观得像游龙一样的护堤古柏；我悲伤着农人的悲伤，为眼前污浊的河水以及面目全非的河道。那纪念首开六河的元代平章（省长）赛典赤的功德牌坊“忠爱”也因此变得更加生动、美丽。

我走近农民、土地与耕牛。

2004年夏末，我站在北郊瓦窑村旁的金汁河高高的河埂，看龙泉坝剩余的一片稻田稻浪滚滚。想起省坝农耕老人说的一句话：一代代农人盘整土地，脚印摞脚印，摞起来有多高。我凝视着眼前稻田的泥土，怎么也看不出摞起来的脚印。后来，当我站在北辰小区楼房观看近旁基建工地挖掘机的操作：机械臂巨齿下剖开层层褐红的稻田土，五六米以下露出的竟是数千年前古滇池黝黑的湖泥。我顿时明白，这近二层楼高的稻田土不是农民脚印摞脚印踩出来的又是什么？！

省坝长虫山西侧的桃园小村是个典型的农耕村落，农人以长虫山的地脉水与风化土编织农耕，田土活计做得细腻。这里是松华坝上坝村王珍凤的娘家，是我的创作基地之一。我拍摄的栽秧女与盲老人分别是珍凤的嬢嬢和叔叔。过去，这里农妇有时用“抓薅”的方式为稻秧松土除草。一定是孕妇双腿跪在大田泥水中不寻常的姿势惊动了胎儿，小东西居然提前出生在娘归家的田埂小道上，令我闻之赫然。

龙头街尚家也是我经常“蹲”着不走的地方，七十多岁的“小寿”夫妇给我讲述老爹（方言：爷爷）开油碾房养两头大水牛碾油面。牛出死力有时竟将门牙摔断，人熬更守夜精心喂养役牛。当牛老死后老爹以道家文化为牛剥皮埋葬——祈祷它来世托生为人，并哭泣流泪，使我怦然心动，并决心为耕牛建言立传。自此，人与耕牛曾经的亲密便像山水画轴般层层展现：波罗村一位农民为死去母牛的小牛当“奶爸”，用豆浆稀饭将几个月的小牛拉扯大，人牛亲如父子。人走到东牛跟到东，人走到西牛跟到西，人进茶铺牛在外面守候，人到昆明百货大楼牛也跟到百货大楼（当然，这是数十年前的事）。农家孩子放排牛戏弄金殿道观的老道，以便偷摘后园水果，引得道士一顿“山骂”（江南称“骂山门”）。冬至农家吃豆麦团，要先给牛吃，平年喂12个，闰年喂13个，并且手抚牛头对它说，我们苦了一年，你也苦了一年。这一天，放牛娃上山采野花扎成花束系于牛角，牵它到河边照水镜子。至于那头驮土主神的白牛，它是引导我走向农耕的精灵，它的家园水海子当然是我最早流连忘返的地方。正是在那里，我观看了牧牛的全过程：看牛吃草、滚塘，看牛主陈家植在湖边为牛“搓澡”时牛惬意的神情，听水牛细声细气用鼻腔音同湖对岸的同伴声气相通……

省坝的信仰曾经是农耕文化的重要载体。先前，我知道龙是东方的水神，掌管着农业的命脉；龙又是华夏民族的图腾，中国人对龙的崇拜延续了五千年；知道龙的形象符号，观看过盛大节日中舞龙者的群舞，仅此而已。但是在昆明农村，却看到了一条条栩栩如生的龙；我看到白龙寺、黑龙宫、龙泉寺形形色色的龙神塑像；我看到清泉村青龙潭、蒜村黑龙潭、青龙村大龙潭汩汩的龙吐水；看到三潮水、龙打坝有特异功能的龙；看到老倌老奶说“偷龙牌”“打石龙”时眉飞色舞的神态。我还参与和感受了七家村农民为一条特大黄鳝的现身而进行放生、塑庙、开光的民俗活动。我想，云南省坝曾经的龙神崇拜在中国大约是登峰造极的，究其原因，一是这里有神秘莫测的山川地理环境，二是封建时代云南府的示范和倡导，三是背井离乡的汉族移民对祖文化的坚守和其他民族对水的同样依赖，对水文化的共同创作。

从研究与实证中，我知道这里曾盛行“喊伴”习俗，这是农人在患病时神药两医的方法，类似江南的“喊魂”。我向内行人士请教相关情况，她们说，老古辈传下来，人有三魂七魄，相对于肉眼可及的身体来说，看不见的魂魄便是人的“伴”。健康之人魂魄相随，怡然自得；生病之人却失魂落魄，寝食难安。听起来，这是传统道教文化的理念。当我问及具体做法时，她们说，孩子身体不适时，大人于野外采来中草药煨汤熬水让其服用，再由母亲出面“喊伴”，把病人迷失游荡在外的魂魄召回归身，如果身体康复，便以为神药功效两全，圆圆满满了。我追问道，如果是急病险症，又会怎样。接下去我听到的“喊伴”便充满凄迷色彩，“喊伴”过程直如一幕悲剧的演绎。

我想，幸好“喊伴”是过去的事了，现在科学昌明医疗发达，人们得病便求医问药，再不用向不可知的“神明”祈求了。谁曾想，我判断错了，现在仍有“喊伴”，当然较过去为少。不幸的是，这种凄迷的“喊伴”落在我采访认识的朋友身上。她名李凤英，是昆明东郊普照村的农民，当了一辈子的“赤脚医生”，在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上很有办法，医德也好，救治过许多病人。为此，得到了国家、省、市卫生部门的不少嘉奖，其中荣誉最高的一次是1993年3月国务院医政司颁发的“全国优秀乡村医生”证书。一开始，那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在她家养的大黄狗身上，它居然接二连三地咬伤主人，有时伤口竟缝了数针，一家人因此惴惴不安，老伴比她年长几岁身子骨又弱，她嘱咐老伴说，自家的狗咬自家人，要当心，不要着凉感冒。两个月后，她却病倒了，亲人赶紧叫人打死那条反常的狗，她便开始了艰难的求医问药之路。一开始只觉得嗓子不适、发干，有些隐隐作痛，右脖皮下有个小包块，饮食不好，便以上呼吸道感染为由在附近一家条件较好的医院住院治疗，不见好。后来，进了昆明一家大医院治疗二十多天，仍然不见动静，一家人为了照顾她，在东郊至市中心十多公里之间来回奔波，精疲力竭，经济也日见拮据，尽管有农村医保，但报销比例低，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只好回家等死。那次我去她家，这个日常爱说爱笑、旷达乐观之人已呈垂死之态，应她亲人请求，我托朋友帮她找了那家他们寄予希望的医院入住，明知凶多吉少，仍盼望着出现奇迹。2005年7月初，终究拗不过无常的命运，不治身亡，终年70岁。抬埋时送行的村民有上百人。热丧中，我找到为她“喊伴”的老人，听着他们痛惜的陈述，耳畔似乎响起贝多芬“命运交响曲”悲怆的旋律，令我欲哭无泪，呜呼。

云南历史上移民的数量众多，由于地域相对封闭，移民文化以族谱、墓葬、传说等形式得到较多保存。专制时代的移民肯定产生过许多流血的搏杀，在采访中我居然触摸到数百年前移民伤口的疤痕，尤其是那个在江南与云南虽相距数千公里却同时流传的“小脚趾上的分叉是江南人印记”的话，拨动了我的心弦，令我难以自禁，有一种认宗的冲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跋涉围绕着这个专题，敏感地捕捉一切关于移民的信息，我为参加桃园小村王德家新添孙子的“喜生客”惊喜不已，因为这三个字的发音与省坝方言完全不同，它竟是地道的江南腔调“xi sang ke”。我心中感慨着：云南，云南，其实你与江南、江北，与晋冀鲁、闽浙赣，与中国所有地方的距离多接近啊。难怪抗战时随西南联大迁居昆明的江南、中原籍教授对云南方言、服饰及建筑中透露的家乡元素有亲近感。

1998年，我开始涉足滇池与西山，数年后，写作出版了《滇池纪事》（2004年1月，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2002年，跋涉省坝原野，写作《消失的阡陌》。两本书所涉地域相关、脉络相连，是为姐妹篇。

昆明的历史文化令我痴迷，我游弋在历史与现实中。研读清末民初昆明记者罗养儒所著的《记我所知集》，从中得知清廷平复吴三桂叛乱后，云贵总督范承勋曾力破长虫山王气，将此山余脉王帽、荷叶挖烂。后来，我不断听到省坝老农叙述同样的故事，便邀约下马村刘华、苏家塘村苏家祥两位老人分别陪同我考察两山。夜间，当我整理笔记时，似乎感到罗养儒先生就在我身边，我对他说，我去看过那些地方了，面目大变了，那里有今人挖掘的更大山洞，但不是为了风水，而是为了挣钱。我看到雍正年间云南府粮储道官员黄士杰撰写的《云南省会六河图说》，书中说，金汁河灌溉是从下游轮至上游。我自不信，这违背常规，且难以操作，在事后的调研中果如我所料，金汁河灌溉历来是从上头排至下五排轮序进行，只在每年正月十六至三月初七水闲之时才是下五排“积攒塘水”之时。

我行走在城市与乡村间。有一次，在龙头街，我拍摄农舍旁的稻草垛，这是我童年在故乡江苏无锡熟知的，记得在月朗之夜，还常与小伙伴在其间玩“躲猫猫”的游戏。我见到路旁候客的马车，歇息的马将长嘴伸入挂在它头上的口袋吃料，问马夫这种料袋的名称，说是“草口袋”，是为了避免抛撒浪费，我也将它摄了下来，引得一些农民看我的稀奇。另一次，我雇了一辆马车从龙头街到大波村，马夫走的是便道，途经小窑村，一个依傍山坡的窑正在出货，问明这便是烧土陶的龙窑，便急急下车拍摄场景，坡上一帮农家小孩也将我观察了个够。数年中，我与省坝人互为风景，进行着不同文化间的接触与交流。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突飞猛进的发展使许多中心城市很快将城郊农村掳为己有，1989年我因工作调动入籍昆明，十年后还能望见省坝农耕的项背，不是偶然。原因之一是云南的山间平原实在太少，保水良田更属珍贵，全省山区和半山区占了国土面积的94%，其余的6%，除了土地还有河流湖泊。过去历届政府在经略昆明城布局时都将保护城郊耕田放在重要位置，曾经设想实施的一个个插花型小城镇，也是为了避免对省坝河流田野的侵犯。之所以没有在老城之外另辟地块建设新城，以保护众多文物古迹，大约出于同样考虑。正是他们的良苦用心，才使我这个后来者还能依稀辨识省坝农耕稻作的“芳容”。原因之二，在内地平原地带的省会城市，没有省坝的概念，那里的城市周围是一望无际的原野，而在昆明，整个坝子连同浩浩滇池不过近千平方公里，之外就是连绵群山，要再过数十、上百平方公里才是又一块山间小坝子。这种地理特点，使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把滇池与省坝农耕纳入视野：滇池是城市的渔场与后花园，六河灌溉的农田则是昆明的粮仓与菜园子。一千二百余年前的南诏国主阁罗凤决定在昆川建拓东城（今昆明），他巡视了这片河山，说：山河可以做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他的建城眼光就是这样的。所以，老昆明城跟周围的农田湖泊曾经是水乳交融的，求雨便城里城外一起求，赶庙会便农民居民一起狂欢，修河护堤也是城市内外同时统筹，连波罗村那条对主人极为依恋的牛也会迈着方步，城里城外一起溜达了。我在这块由湖泊与群山架构的舞台上，观看往昔由王者与平民、将军与士兵、中原人与土著、农民与耕牛表演的一出出如歌如泣的历史剧，令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我写省坝，是机遇，也是缘分。

城市快速扩张，产生了数百个城中村，这里极为廉价的房租又容纳了大量从四面八方来昆打工谋生的农民，这些都市中的村庄容纳的打工者估计十数万。因此，在这些地方，你不可能看到城市新建小区优雅的景观和风光，相反，它们往往与拥挤、嘈杂以及事故（案件）多发等相连，成为令五华、盘龙、官渡、西山等昆明城区社区建设头痛的事。

中国的农民可能是世界上最有担当的一个群体，他们交了两千六百余年的皇粮国税，支撑与维护着庞大国家机器的运作。2006年，中国的农业税全部免除。是年元宵节，我到江川温泉村采风，这是省坝东南另一块湖滨之地，看到一户农家宅门贴着这样的春联：党的政策为人民盘古皇粮今朝免，横批：国强民富。春联喜气洋洋，极为醒目，表达了农民的心声。我要告诉你，现在农民正在以另一种方式对国家做出重大贡献：农民将他们最年轻精壮的人员输送到城市，千百万甚至上亿农民工在中国城市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那些刚刚圈入城市的城中村正好就是他们歇脚的地方。所以，在一段不会太短的时间里，城市不可能消灭城中村，反而需要城中村，善待他们并且尽可能为城中村解决实际问题，这才是现实的人性之路。

当我还是一个江南人时，云南对我来说是偏僻、陌生、遥远的，因为世俗传说，这里是充军之地、蛮夷之邦；另外江南与云南相距实在太远了。可是，当我成为一个昆明人并行走省坝数载时，发现她的山、水、人、牛、神中蕴含的文化居然与江南味道相近，移民后裔关于先祖来自“应天府（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的传说，更拉近我与云南的距离。我想，如果从遗传基因学考证，云南各族人民一定与内地族群有非常紧密的一脉相承关系。云南人柔软的心中小心翼翼地保存着来自伯祖、叔祖之地的信息，我再给你说个故事，它却不是出于省坝，而是滇南——一个距中越边境仅200公里的少数民族村庄。这是一首歌谣，词为：有一个青年叫胡阿毛，胡阿毛本是上海的一个汽车夫，叫他开汽车到前线去，汽车上装满了枪炮子弹，可是由四个日本兵押着。汽车行到黄浦江边，他想这是我报国的时候了，就开足马力，汽车行到黄浦江里，他死了，汽车上的枪炮子弹和四个日本兵也完了——显然，这是发生在20世纪抗日战争时的一个故事。

脚步匆匆的上海人大约已经忘记了这个故事，云南人却还在口口相传着胡阿毛……

多么温馨的云南人。

——本书出版数年后，作者得知胡阿毛故事的由来：1937年11月12日，日寇占领上海。翌年，上海演出抗日第一大戏《血祭上海》，其中有胡阿毛的故事。六七十年后，云南乡村记忆力强的老人还能叙述胡阿毛的故事，大约是因为云南艺人将其改编为花灯杂剧唱词。地方戏曲对历史文化的记录保存有相当大的作用。

远古传说：太阳早上从东方的扶桑树升起，晚上自西方的若木树落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云岭大地，沐浴在一片金光中。

元至元十三年（1276年），在滇中第一大湖滇池北岸，在金马山与碧鸡山之间，元世祖孛儿只斤·忽必烈将云南行中书省的府治设在此处，并将宋时云南大理国鄯阐城改称昆明。云南三迆人民自此将这块六百余平方公里的山间平原称作省坝，又称昆明坝、滇池坝；将省府所在地称作省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