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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影响少年歌德艺术观的另一件大事就是父亲的艺术爱好。18世纪50—60年代法兰克福上层中产阶级市民社会形成了艺术收藏和艺术爱好的风气，约翰·卡斯帕尔也喜爱鉴赏艺术与收藏艺术品，他大概于1745年开始搜集绘画，起初收藏的是荷兰17—18世纪的绘画作品。这在当时是流行于法兰克福长久的传统，在16世纪的荷兰宗教战争中，许多荷兰家庭迁徙到法兰克福这座神圣罗马帝国的自由市，并带来他们收藏的艺术作品。例如，维尔肯贝赫
1566年离开布拉班特省（Brabant），于1586年正式成为法兰克福自由市公民。维尔肯贝赫的学生布尔西特
和德弗里斯，
德弗里斯的学生斯汀维克，
以及荷兰17世纪后期的画家温格荷
和鲁斯
的家庭都迁移到法兰克福。法兰克福17世纪的艺术传统主要来源于荷兰，荷兰艺术在这座自由市里牢固地扎下根来，这一传统由于法兰克福展览会（Frankfurt Fairs）的影响而更为加强，收藏艺术品的风气在法兰克福上层中产阶级广泛传播开来，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世纪。18世纪后期法兰克福艺术生活史家于斯赓（Heinrich Sebastian Hüsgen）曾于1780年估算了法兰克福收藏荷兰、德国及意大利学派绘画的私人收藏家至少有80位，而当时法兰克福的居民只有3.5万人。于斯赓重点记载了14位重要收藏家，其中就包括歌德的父亲。
[1]
约翰·卡斯帕尔在翻修了法兰克福恺撒大街后面的格罗撒·希尔施格拉本（Grosser Hirschgraben）房子后改变了他收藏的兴趣，他开始收藏本地的艺术家，也就是所谓的法兰克福画家。这些画家生活在洛可可时期，但除极少数人外，他们并不创作洛可可风格的绘画，而是效法于荷兰17世纪的现实主义，这与当时流行于法兰克福贵族与上层中产阶级中的偏好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的艺术趣味并不十分合拍。歌德在《诗与真》中描述了父亲的收藏，特劳特曼（J.G.Trautmann）以伦勃朗为效法对象，舒兹（C.G.Schütz）借鉴撒赫特勒文（Sachtleven）莱茵地区的风景画的方式，容克（J.Juncker）走着荷兰静物画的道路；他们虽然模仿荷兰绘画大师，但却不是简单的模仿。约翰·卡斯帕尔用他们的绘画来装饰新修缮的房子，这些绘画给当时只有6岁的歌德留下了记忆。歌德在《诗与真》中还记载了他去拜访自由市一些收藏家的经历。
从于斯赓的资料《关于法兰克福艺术家与艺术品的报告》（
Nachrichten von Franckfurter Künstlern und Kunst
-
Sachen
）中可以看到，在歌德的青少年时代，法兰克福至少有24位重要的收藏家，其中最重要的为俄温雷赫（J.B.Ehrenreich）、俄特林（J.F.Ettling）和诺特纳格尔（J. A. Nothnagel）。这些艺术收藏家收藏了大量17—18世纪早期荷兰大师的绘画作品，具体情况如下：俄温雷赫收藏的绘画不少于800幅，其中包括佛罗瑞斯、
布劳威尔、
鲁本斯、凡·戴克、荷尔拜因的《查理五世》等；俄特林收藏了德国与荷兰画派的绘画528幅，其中包括伦勃朗、波特、
斯汀维克、
范德涅尔、
撒赫特勒文、特尼尔斯、
罗斯达尔
和鲁斯的作品。从这些列举我们可以看到。歌德在1765年去莱比锡之前就已经非常熟悉他们的作品。
[2]
七年战争留在歌德《诗与真》中的，主要是关于法国中尉多伦伯爵的回忆。父亲约翰·卡斯帕尔是反法国的，而多伦伯爵是一位具有高度修养的艺术爱好者，他请求约翰·卡斯帕尔将他的收藏给自己看看，哪怕是在昏暗的烛光下。多伦伯爵看过后非常感兴趣，希望约翰·卡斯帕尔引荐这些画家为自己作画，从此歌德在希尔施格拉本房子的阁楼就成为法兰克福画家的画室。关于法兰克福画家的情况，歌德在《诗与真》中是这样记载的：“许多年来，他根据这个原则请求法兰克福市所有艺术家为他绘画——例如画家希尔特（W.F.Hirth, 1721—1772），他擅长画槲林、毛榉林以及其他田野风景而添上牲畜；画家特劳特曼（J.G.T.Trautmann, 1713—1769），他宗法荷兰名画家伦勃朗，而且利用室内的光线和反光以至渲染出大火似的动人的色彩，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因此有人曾请求他绘画伦勃朗的副本；画家舒兹（C.G.Schütz, 1718—1791），他模仿撒赫特勒文，
孜孜不倦地描绘莱茵河的风景；此外还有荣克，他以荷兰画家为榜样，很修洁地绘画花卉、果物、静物和在静态中的人物。现在，我们对艺术的癖好因为画幅的重新收拾齐整、地方的雅适和特别因为与一个熟练的艺人的结识而重新活跃起来。这个艺人就是在达姆施塔特（Darmstadt）宫廷供奉的画师布林克曼
的门徒西卡兹，
关于他的天才和性格，在后头会详细地讲出来。”
从这里可以看到，歌德此时已开始接触法兰克福的荣克（Junker）、特劳特曼（Trautmann）、老舒兹（Schütz the Elder），从附近达姆斯施特来的西卡兹（Seekatz）等画家，他们虽不算最优秀的画家，但他们的活动却搭起了17世纪荷兰现实主义风景画到德国19世纪浪漫主义艺术之间的一座桥梁，他们反对艺术中的洛可可与极端的古典主义风格。他们对成长中的歌德的视觉方式的培养起了很大的作用，使得歌德能以自然的眼光去观察自然。
[3]
童年的歌德开始接受艺术教育，从1758年到1761年，他与妹妹一起跟从厄本（J.M.Eben, 1716—1761）学习绘画。厄本是歌德的第一位绘画老师，也是一位法兰克福的蚀刻师。在《诗与真》中，歌德这样描述他：“这位善良的上了年纪的图画教师的确只是一个半拉子的艺术家。我们不得不画线条，将它们结合起来，然后产生出眼睛、鼻子、嘴唇和耳朵，最后才现出整个的头脸；不过这既不能说是自然的形态，也不能认作是艺术的形态。我们好些日子都辛辛苦苦来画这种七拼八凑的人像，到头来，人家还以为我们有很大的进步了，因为我们已得到伦勃朗的所谓 ‘表情画’来临摹。不过，就是这些歪扭的形象对我们也没有什么帮助。于是我们专去画风景、树木花卉以及我们在平常的功课里不曾有条理有方法练习过的一切题材，末了，我们只注意于正确的摹临和笔触的简洁，不管原著的价值和趣味的高低。”
我们不难看出，歌德在法兰克福时期对荷兰绘画是非常熟悉的，他内心爱好荷兰绘画，对荷兰绘画的理解在广度与深度上均已达到一个很高的程度。怎样去认识歌德在法兰克福时期对荷兰艺术的接受以及它们对歌德今后艺术观与文学观念的影响？本书在这里并不准备展开具体的分析，因为歌德的艺术观与文学观在不断演进、发展，所以笔者将这个问题留在最后再作探讨，这里只是列出一些研究资料，以提供一个研究的初期视野。关于歌德论艺术，其中关于荷兰绘画的评论可以从以下这些资料中看到。在英语世界，约翰·盖奇以编年史的方式选编与翻译了《歌德论艺术》，全书分四章：第一章为《一般审美批评》，第二章为《古典艺术》，第三章为《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艺术》，第四章为《巴洛克与现代艺术》。歌德关于荷兰绘画的评论收录在《巴洛克与现代艺术》一章，代表性的文章有《鲁本斯》 （ Rubens , 1827）、 《作为思想家的伦勃朗》 （ Rembrandt as a thinker , 1831）、《诗人罗斯达尔》（ Ruisdael the poet , 1816）。 [4] 关于歌德论艺术比较早的一个英文译本为沃德翻译编辑的《歌德论艺术》（ Essays on Art by Goethe ），这个译本收录文章比较少，只有12篇，没有收录歌德论荷兰绘画的文章。 [5] 由约翰·吉里编辑的英语歌德文集第3卷《歌德选集：论文学与艺术》，只收录了《诗人罗斯达尔》（ Ruisdael as Poet ）、《思想家伦勃朗》（ Rembrandt the Thinker ）。 [6]
约翰·盖奇编译的《歌德论艺术》中关于歌德艺术随笔的译介最为全面。约翰·吉里编辑的歌德选集涵盖了歌德的论艺术与论文学的文章。德文汉堡版的歌德文集14卷第12卷为《歌德论文学与艺术》，中文14卷本河北教育出版社的《歌德文集》基本上与汉堡版的德文文集等同，第12卷亦为《歌德论文学与艺术》。约翰·盖奇编译的《歌德论艺术》中，有几篇关于荷兰绘画的评论文章，都是歌德于1816年之后写作的；歌德在1810年之后对北方古代艺术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这几篇文章出自于思想已经非常成熟的老年歌德之手，他对南北艺术的关系已建立一种更为全面、更为深刻的认识。
[1] W.D.Robson-Scott, The Younger Goethe and the Visual Art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4.
[2] W.D.Robson-Scott, The Younger Goethe and the Visual Art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4.
[3] Naomi Jackson,“Goethe's Drawings”, in Germanic Museum Bulletin , vol.1, No.7/8, Nov.1938,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8, p.47.
[4] Goethe on Art , edited and translated by John Gage,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80.
[5] Essays on Art by Goethe , translated by Samuel Gray Ward, Boston: James Munroe & Compant, 1845.
[6] Goethe Collected Works : Essays on Art and Literature , vol.3, edited by John Gearey, translated by Ellen von Nardroff and Ernest H.von Nardroff, New York: Suhrkamp Publishers New York, 19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