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歌德与奥塞尔

1765年10月至1768年8月，歌德来到莱比锡学习法律。当时的莱比锡是一座时尚的、优雅的城市，因它崇尚法国风尚和文化而被称作是“小巴黎”。1765年歌德开始跟从美术老师、莱比锡大学美术学院院长亚当·弗里德里希·奥塞尔学习绘画。奥塞尔是新古典主义的倡导者，歌德的艺术观转向了新古典主义。奥塞尔早年是维也纳雕塑家唐纳 的学生，而唐纳也是维也纳新古典主义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唐纳认为艺术家应该模仿古代艺术，在艺术上追求简洁与纯粹的风格，这是对维也纳巴洛克—洛可可艺术风格的反动。当然，唐纳的雕塑并不能完全与巴洛克—洛可可风格区别开来，他的艺术风格只能说是一种巴洛克—洛可可—新古典主义风格。奥塞尔于1739年离开维也纳来到德累斯顿，遇到了新古典主义最伟大的使徒温克尔曼。奥塞尔与温克尔曼于1754年相识，1754—1755年温克尔曼住在奥塞尔在德累斯顿皇家大道17号的家中，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共同反对风格主义、巴洛克—洛可可风格，热烈拥护古希腊观念，倡导新古典主义艺术，温克尔曼是通过理论著作，奥塞尔则通过绘画。温克尔曼在1755年写作的《在绘画与雕塑中对古希腊作品模仿的思考》（ Gedanken über die Nachahmung der Griechischen Werke in Malerei und Bildhauerkunst ）是新古典主义的宣言，书中将希腊艺术特点总结为“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这一总结成为后来德国“亲希腊精神”（Philhellenism）的一个总纲，直接造成了希腊对德国精神的统治地位。这个总结是奥塞尔与温克尔曼反复交流的结果，也有一些基本观念来自于奥塞尔的老师唐纳。这里附带提一下，温克尔曼这部著作和其他一些早期作品的装帧是由奥塞尔设计的。 ^[1]

可以看到，奥塞尔的绘画风格与巴洛克—洛可可风格并没有完全分离开来，当时理解的新古典主义与希腊化时期的希腊—罗马巴洛克风格有相似性，奥塞尔的老师唐纳的雕塑也是巴洛克风格与希腊化时期的古典主义风格的结合。歌德在《温克尔曼与他的时代》中称温克尔曼为希腊的异教徒，温克尔曼信奉的是希腊古典精神，也就是说他的内在精神实质上是后基督教信仰的，在这一点上奥塞尔与温克尔曼是相通的，但虽然如此，他们仍需要将基督教中的道德内涵转化为实践理性的道德原则，在启蒙精神的影响下来重新理解基督教，而不是完全丢弃基督教。在奥塞尔与温克尔曼生活的时代，莱布尼兹（G.W.von Leibnitz, 1646—1716）与沃尔夫（C.Wolff, 1679—1754）的启蒙精神已经渗透到德国人的精神之中，德国资产阶级市民对古老的宗教信仰开始持怀疑态度。沃尔夫的哲学中认为理性可以达到对上帝和自我的全面认识，这是从莱布尼兹哲学中发展出来的思想，是一种反教会的启蒙宣言；它将基督教的启示信仰转化为自我内在的道德原则，这也是康德的《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的主要思想来源。奥塞尔与温克尔曼正是身处这样的时代精神背景下，他们倡导的新古典主义虽然有别于之前的巴洛克—洛可可风格，但与巴洛克—洛可可风格亦存在内在关联，巴洛克—洛可可风格如果可以看作是德国封建宫廷贵族为主导的艺术趣味，那么，新古典主义则代表了资产阶级新型市民社会的审美追求，这种转换并不是决然断裂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在德国并没有产生一个彻底的资产阶级的社会革命，德国新古典主义具有民族主义的价值内涵，它对铸造德国民族精神拥有自己的使命。温克尔曼与奥塞尔的新古典主义可以视为巴洛克—新古典主义，由于他们当时并没有条件看到代表希腊黄金时代的古典艺术作品的原件，如埃尔金大理石（Elgin marbles）雕塑等，因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对古典精神的认识。

从约翰·蒂默（John Timo）的奥塞尔研究著作《奥塞尔（1717—1799）：一位艺术家的感受性研究》中可以看到关于奥塞尔的一些详细情况。约翰·蒂默对奥塞尔与温克尔曼的关系有一些自己的认识，奥塞尔对新古典主义精神的理解来自于他的老师唐纳，温克尔曼的“高贵的单纯和静穆的伟大”的新古典主义宣言也是来自对唐纳新古典主义精神的总结。但温克尔曼对古代的崇拜并不为奥塞尔完全接受，奥塞尔自己的绘画也并没有受到古典艺术很大的影响；在对温克尔曼的态度上，奥塞尔比较赞同克罗普斯托克。克罗普斯托克在温克尔曼发表《在绘画与雕塑中对古希腊的模仿》五年后，在一些文章特别是在《判决》（ Eine Verurteilung ）中批判温克尔曼的希腊崇拜是一种邪教，克罗普斯托克从新教敬虔派的爱国主义角度批判温克尔曼对基督教的破坏。奥塞尔接受新古典主义，但只是从理性的角度接受，在启蒙理性的立场上转化虔信主义信仰的合理内核。克罗普斯托克与奥塞尔认为，虔信主义是一种道德的宗教，一个信仰虔信主义的人，目的在于使自己成为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耶稣基督即是一位道德高尚的人。奥塞尔认同克罗普斯托克立场真正的秘密还在于奥塞尔内心并不迷信希腊罗马，这一点与温克尔曼去罗马朝圣的态度决然有别；奥塞尔与克罗普斯托克信奉的绘画大师是伦勃朗，奥塞尔后来在莱比锡尼古拉教堂（Die Nikolaikirche）的绘画就是仿效伦勃朗的。 ^[2] 奥塞尔在绘画上的成就并不高，艺术史上把他作为一位不易归类的画家。在歌德的感受之中，奥塞尔是一位新古典主义的倡导者，但这与他宗法伦勃朗并不存在本质的冲突，他具有北方人的艺术趣味，没有温克尔曼那样的希腊主义立场。

奥塞尔对歌德的影响主要在于指导歌德的艺术教育，如他建议歌德去阅读达赓维 ^[3] 的《著名画家的生平简介》，这本书当时刚被翻译成德文，歌德勤奋地研究这部著作；这是一部以法国百科全书式的方法编写的艺术家传记。达赓维在其中介绍了大量的艺术家，对艺术家的生平、艺术创作特点、风格流派作了扼要的介绍，并配有艺术家肖像的雕版图片，类似瓦萨里（G.Vasari, 1512—1574）的《意大利艺苑名人传》。奥塞尔对歌德另外比较重要的影响是，他带领歌德及其他学生参观了莱比锡的艺术收藏，莱比锡有比较丰富的艺术收藏，歌德由此开始了与莱比锡艺术收藏家的交往。在《诗与真》中，歌德谈到了这些收藏家，如胡伯尔（M.Huber, 1727—1804）是铜版收藏家与优秀的鉴赏家，克累周夫（F. W. Kreuchauff, 1727—1808）是眼光独特的鉴赏家与收藏家，温克勒（G.Winckler, 1731—1795）喜欢将自己的收藏拿出来给大家欣赏，而里斯特（Richter）的收藏品也给歌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些收藏家偏爱收藏荷兰绘画，对意大利艺术也很渴慕与敬重。在他们的影响下，这一时期的歌德也偏爱荷兰现实主义绘画。

在《诗与真》中我们可以看到，奥塞尔对歌德以后艺术观的形成影响最大的是将歌德引向对温克尔曼的关注。歌德是这样总结奥塞尔对自己的影响的：“奥塞尔又向我们谈及温克尔曼在意大利的高尚的艺术生活。我们聚精会神地捧着他的初期的著作来读，因为奥塞尔对他热烈地崇拜，很容易影响到我们。温克尔曼的小论著——它因为语带讥讽，且涉及很特殊的意见和事件，而意义更加混淆——之有问题的部分，我们虽无从索解，不过，奥塞尔对我们有很好的影响，他又不断地以此来传授美的福音——我们也能明白它们的大意，况且我们认为现在所吸取的艺术泉水正是最初止温克尔曼之渴的甘泉，幸福不可谓不大，因而自以为可更满怀信心同意他作这样的解释了。” 汉弗莱·特里维廉在《歌德与希腊人》中分析，歌德当时读到的温克尔曼的小论著是指《在绘画和雕刻中对古希腊作品模仿的思考》《信札》和《释义》。歌德在奥塞尔的指导下，大概只读过温克尔曼的这三篇文章，当时还没有读到过温克尔曼的代表作《古代艺术史》，直到20年后他第一次意大利之行时才认真阅读这部作品，并且根据温克尔曼的指导学习古代艺术。 ^[4]

歌德对古典的古代的向往可以从他得知温克尔曼去世的噩耗后激动的反应中看出：1768年温克尔曼的死讯传来，令歌德大为震惊，《诗与真》中这样描述道：“而温克尔曼的死讯却像晴天的霹雳那样向我们袭来。我还记得很清楚，我在什么地方最初听到这个噩耗：那是在柏来逊堡的庭院中，离登上奥塞尔的楼居所常经由的小门不远。一个同学迎面走来，告诉我奥塞尔不会客及其原因。这一个巨大的事变有巨大的影响，举世一齐哀悼他的早死增加了人们对于他的生命的价值的重视。” 歌德通过奥塞尔走向了温克尔曼所开创的新古典主义方向，但他对希腊古典精神的真正接受与理解则还需要等待一段较长的时间，当时的歌德还并没有掌握古典艺术的形式感。不过，我们至少可以看出，歌德已从观念上建立起对古典的古代的向往。这种向往对于当时的歌德是一种挑战，他必须在未来的岁月中去克服自己对于古代的隔膜。在对新古典主义的认识方面，奥塞尔对歌德有着怎样具体的影响是有疑义的，因为歌德当时在艺术感受上并没有真正接受新古典主义，而奥塞尔也非温克尔曼那样的新古典主义者；所以歌德在《诗与真》中的这些记叙只能说明，歌德在奥塞尔的影响下开始认为古典艺术是重要的。

[1] W.D.Robson-Scott, The Younger Goethe and the Visual Art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8.

[2] John Timo, Adam Friedrich Oeser （1717—1799）: Studie über einen Künstler der Empfindsamkeit , Inaugural-Dissertation zur Erlangung des Doktorgrades im Fachbereich Kunst-, Orient-und Altertumswissenschaften der Martin-Luther-Universität Halle-Wittenberg, Stuttgart 1999, Neupublikation im Goethezeitportal, pp.198-206.

[3] 达赓维（D'Argenville, 1680—1765），法国艺术史家和自然科学家，他于1745—1752年出版了3卷本《著名画家的生平简介》（ Abrégé de la Vie des Plus Fameux Peintres ）, 1762年出版了4卷本的修订版。

[4] Humphry Trevelyan, Goethe& the Greeks ,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37. 66uPtF92wy8iaIVoZC+KlLDcpnprQ07sMJnWR1kHjMd7/6pg3N/EEkAEfdiPvj8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