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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几千年的哲学，一直将高古与圣贤气质看成学问的理想境界。用儒家的标准来说，富有神话色彩的历史人物尧、舜、禹以及西周的周文王才是这样的人。历史上，儒家、道家或者后来不成主流的其他诸家（纵横家、杂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农家、小说家），虽在论理（知）、实践（行）上有差异，但对上述几位有超凡境界、能力的真人（至人，德行兼备之人）是肯定的。所以，传世儒家典籍里，所谓的圣贤君子、天人合一的道德化身，都在三代时期（夏、商、周）。自“六经”（《诗》《书》《易》《礼》《春秋》《乐》）问世以来，中华民族从史前到清末，政治礼仪制度、社会行为规范、文化发展理论都以此为源泉、为依据。截至目前，中国人的是非之心、道德修炼、行为规范以及文学艺术创作，同样受到了其影响。尤其是《诗经》《易经》所带来的影响。正如崔先生的名字“如琢”二字出自《诗经》：“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这是崔如琢的父亲在国族危难、感时忧国时给他起的名字，希望孩子在世衰道危之际，保持高尚的德行、自由的心性、纯粹的人格。一言以蔽之，“如琢”即君子之道。
君子本是历史的、文学的、哲学的统一体。到晚清康有为主张的“新今文经学”（东汉隶书记载的典籍）时，这种含义更丰富，有素王、无冕之王的意思，直接与儒学之开山人物孔子联系在一起。可见，崔先生的父亲虽谈不上是文人，但在新学异常风靡时，对传统的留恋，可见一斑。此种情况可以小观大，能探视当时社会精英、文人墨客之心理。
康有为重提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新今文经学，意味着《诗经》《春秋》《书经》《易经》《礼经》在译注、讲义方面与传统意义上的儒学古文典籍会有不同。就是说，孔子在“六经”中的角色不是“述而不作” [7] 的继承者、口述者，而是原创者。这样做的目的，从学术思想的角度，孔子无疑是独一无二儒学典籍的创立者、道德的至高者，其崇高性凌驾于君权。康有为之所以要把西汉之今文经再次搬出来，一方面是对以古文经为主的主流儒学在政治、学术、道德、生活等方面从实用性角度提出质疑，这种因国族危机引起的对中国人崇尚的哲学主体的疑虑，自魏源、龚自珍时就有；另一方面，新今文经的重提，是哲学从玄化向质实 [8] 转化。康有为试图将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学说与西方的自然科学合为一体，遗憾的是，与时代不符的西汉谶纬学与近代康有为崇尚的一些外来宗教学说，让儒学从学术派别摇身一变成为儒教，多少有些离经叛道。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康有为所做的不是为一己私利，是为重塑国民的道德、精神而努力。晚清以来，自“国民” [9] 一词完全现代性后，国家精神、学术精神、民族精神到底是什么？一直成为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的头等哲学、思想难题。
康有为之学术思想给了我们这样的启示，近代人在格理上，在寻求救国救世之真理上，本质上还是寻根溯源，用了中国式的方法。《诗经》《春秋》《易经》在近代文化现代化的路上，给文人提供了养分。即使说，在康有为乃至在崔得胜、崔墨林这里，出自《诗经》里的“如琢”一词在内涵上与过去有了出入，但不能说他们是错的。每一个时代都有其必然之不同，汉赋、唐诗宋词就是以《诗经》为根须的，因此，我们不能墨守成规，以四言之标准去否定五言、七言等诗。崔墨林是商人，不是文人，在他求学的时期，科举已经被废除，对经史子集的了解理所应当不如知识分子深入。不过，在他的教育经历里，《三字经》《孝敬》《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在其幼儿启蒙之学里还是起了作用的，尽管像他这样的富家子弟在青年时期的新学课堂上传统国学已经不是必修课，可西学之自然科学始终代替不了融入其血液的本土哲学思维。用“如琢”给孩子起名，可以说，他对传统文化之源头是了解的，对文化之核心——“君子之道”是崇尚的。
“如琢”就是君子，《诗经》里有解析，《易经》里也有。
在诸子百家里，对名实之辩，除了儒家对名分的讲究外，以惠施、公孙龙为代表的名家对此更为重视。那么，我们要说，“如琢”二字，崔墨林用在自己儿子崔如琢处，到底是不是名实合一？这是崔先生父亲希望的，也是崔先生一生努力的。我想，《你要知道的一位中国画家：崔如琢评传》这本书应该就是解答这个问题的。
崔先生出生的时间是1944年，这一年的中国尚未脱离外部世界的军事文化侵略与殖民统治。崔墨林在孩子出生时，想起了《诗经》，大概，他和历史哲人一样在临危或居安时总习惯了借助更为古老的先秦典籍来表达心境、寄托希望。当然，这只是趋善的人性向往光明、祈福祥瑞的一种文化表达方式。更为有趣的时，怀着美好祝愿的父爱之仁慈心意，出现在孩子的名字里，更是这种情况。所以，崔如琢之名的来历应该如此吧。
[1] 见柯文辉主编《崔如琢》，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2] 《剑桥中国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见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美]费正清著，刘广京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4] [英]赫胥黎《进化与化理》，严复翻译为《天演论》。
[5] 见柯文辉主编《崔如琢》，河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6] 出自《道德经》。
[7] 《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
[8] 宋末元初张炎《词源》：“此清空、质实之说。”
[9] 《左传·昭公十三年》：“先神命之，国民信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