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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文化转型，带给当代的影响是宗族意识、家庭观念被当作旧文化消除，族谱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意味着在新的历史境遇中，人们的内心境界、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都要重新建立。确切地说，固有社会中密不透风、坚不可摧的亲情、师生、朋友关系被斩断，致使今天我们对家族史的追溯仅凭记忆或口口相传，很少有人能了解其祖父之前的事情。因此，我在写崔如琢的家族背景时，只能从其祖父处写起。
崔如琢先生的祖父名叫崔得胜，生于1860年，属猴，习武，相传是晚清山海关副总兵，享年97岁 [1] 。
“得胜”二字，读起来简单顺口又好记，但在晚清，却是愤怒、焦虑、迫切的民族情绪。在清朝的八旗军、绿营军打不了仗，逢战必输时，每一位接受过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身怀“国家有难、匹夫有责”的儒学担当，时刻准备着为国家和民族牺牲自己。我想，崔得胜的父母也属于这样的人，要不怎么会给孩子取名“得胜”呢？
崔得胜出生的这一年，中国匪患成灾，社会治安主要由家族式的武装组织团练维持，家族长老起着领导、组织作用。他们有资产、有文化、有道德、有威望，对经典感知透彻，忠贞不二，视死如归。在税收、公路、水利建设、教育、慈善、平乱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若没有他们，清朝的命运或许在1860年之前结束。而1860年，西学虽没有完全普及，但也算流行，洋人、传教士、信徒飞扬跋扈，享受治外法权（外国人在中国境内不受中国本地法律约束的非法特权），太平军、捻军、秘密社会等异常活跃，晚清政府疲于应付。《剑桥中国史》 [2] 中有一句评价当时广西的话：“无处不山，无山不洞，无洞不匪。”
这还不算什么，更为严重的是，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战败，象征国家无上权威、尊贵、繁荣的皇家园林圆明园被列强放火烧得支离破碎，清朝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俄等国签订了《北京条约》（签订时间：1860年10月24日—11月14日），致使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人之治外法权在全中国实现了，换一句话说，中国半殖民化程度进一步加深了。
得胜，难！老百姓多文盲，因衣食问题自顾不暇，对国事漠不关心。社会精英、军事将领焦躁不安，一时半会儿找不出救国、救世之良方，拥有的只是一颗忠肝义胆的心，期待有朝一日赴死沙场。1894年甲午海战，诸多将士宁死不降、舍身成仁的事迹就能说明这个问题。 [3]
“自强”“以夷制夷”“中体西用”（三者为洋务运动指导思想）是崔得胜童年、中年时期体验过的时代新生词，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是这代人所熟知的大人物。在此大背景下，崔得胜接受的教育尽管传统，但也受到一些西化。
得胜老人早年所读的书是科考规定书目，以儒家论理（包含伦理）为主，为学力求致用（清初朴学、乾嘉学派观点，后愈演愈烈）换言之，就是为了考取功名。他18岁走上仕途，但何时、何地、因何做到了山海关副总兵一职，尚待考证。不过，可以肯定，他是一位早年得志、才华横溢、有抱负有理想之人。过去，知识分子可以捐官，但所捐官位只是虚名，像他这样有实权的职位，只能凭借实干才能得来。晚清，不经过科考而以推荐、务实出来的人才虽然说不上很多，但也不少，康有为、袁世凯就是例子，想必，崔老也有这方面的情况。
做山海关的副总兵须智勇双全，内外处理得当。慈禧垂帘，弱国无外交，西方列强动辄用武力威胁炮轰天津、占领北京。而山海关这支属于汉人统领的绿营军，在装备、战力、军纪、后勤、训练、保障十分有限的情况下充当守卫北京门户的重要武装力量，可想而知，其地位十分尴尬。遇到紧急情况，打不能打，不打又不行，因为老佛爷朝令夕改，没有主见，官兵战战兢兢，无所适从。作为一军二把手，崔副总兵面临的难题不是冲锋陷阵，而是筹备军费。自从有了颐和园，慈禧将所有的军费几乎都用于此，使得每一位将领不得不充当化缘的角色，为了粮饷四处忙碌。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清军是一个家长式的组织，“养家糊口”的责任全落在长官身上。
崔副总兵赶上了晚清军事向现代化转变的阶段，请外国教官、走正步、立正、稍息、绑腿、喊口号、挎洋枪、操作大炮等新式军事操练科目被视为“以夷制夷”的最快捷径，而他入伍时擅长的骑马射箭、耍棍弄枪、游泳凿船之古典技能，正在成为过去，只能当作情怀，用在平时和告老还乡后的强身健体上。据崔如琢回忆，其祖父崔得胜晚年还能做踢腿等武术动作。
可是，清军学习西方，心有余力不足，表面而已。请专家、请教官、买装备对于长官来说，困难不少，这个问题谁也解决不好。那个年代，学习西方的过程只是运动式的照搬，缺乏思想指导，不能合而为一，洋为中用只是个口号。况且，由于时代局限，中西文化之碰撞无可避免，对传统的无法割舍，对西化的满心抗拒，造就了自强之“中体西用”（冯桂芬提出）的悲剧。崔得胜晚年还穿中式服装，戴毡帽，穿圆口布鞋，读书赋诗，谈古论今，完全是民族文化气质。
崔得胜妻子的姓氏暂时还不清楚，遗留事迹颇少。据崔如琢说：“祖母是大家闺秀，比爷爷小八岁，念过私塾。1966年前家里有一张老人家的照片，穿旗袍，戴金表，装束讲究，不裹脚。可惜这张照片在1966年后被烧毁了。”
古代妇女一般在幼儿时期开始裹脚，有全裹、半裹两种。清朝除了满族女子被禁止裹脚外，其他民族妇女皆视此为本分，到20世纪末，城镇、乡村里还能见到三寸金莲的女性老人。康有为、梁启超曾经为此呐喊过，但当时，社会上对妇女裹脚这件事并不在意。崔夫人生于1868年，按理说，四五岁时应该裹脚，但她的家长并没有这样做，只能这么说，其家庭接触海外舶来的信息较广，思想较一般家庭开化一些。有可能，她的父亲常游走于开放口岸等中西商业贸易较为发达的地方，换句话说，其父亲不是商人也是有一定权力的人。
晚清读书妇女十分稀少，仅限于民族资本家、高官、知识分子等权贵家庭的孩子，普通人条件有限，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尤其在1875年前后崔夫人读私塾时，土地、粮食问题已经成为国家稳定的头等民生大事，一切内乱皆生于此，读书对老百姓来说，遥远而不切合实际。
金表俗称怀表，民间尚有留存，拍卖行常见，目前的市场价格几万元、几十万元甚至百万元不等。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户人家佩戴金表，是对身份的认可与象征。像崔夫人这样的贵族妇女，其佩戴的金表一般外壳镶嵌钻石，并有掐丝珐琅彩绘图案，表盘是白珐琅，有三根滴滴答答的走针。这是西方国家专门为中国高端客户量身定制的外贸奢侈品。由此可见，崔夫人出身不凡，非富即贵。不裹脚，读过书，戴金表，这三项就已经透露了她的成长环境十分优越。
进入20世纪，文化转型较为激进，在西学输入的大背景下，经济贸易和殖民入侵带给中国在教育、铁路、通信、邮政、宪政、军事等方面一系列的变革，可谓荣辱与共。在列强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与传统中国的羁縻政策相对应）与不平等条约下，人们开始认识到社会发展遵循弱肉强食、野蛮淘汰的“达尔文进化论法则” [4] 。崔墨林是在这个乱世的高峰期呱呱坠地的。
崔墨林即崔如琢的父亲，生于1900年，兄弟中排行老三，性直、寡言、重理、豁达、轻财。他是实业家、民族资本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践行“实业救国”，经营汽车制配、面粉生意。妻子张淑贞，小他八岁，地道老北京人，在家行五，幼年读过书，能识字作文。夫妻二人于1920年在北京新街口购置了一处大院，房屋达百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被没收充公，分配给群众，如今里面还住着近100户居民。墨林先生刚降生时，山东拳民进京，京城治安极差，反洋情绪由极端走向暴力，凡是用洋货、信洋教、与洋人接触过的人都被称为“毛子”，与洋人待遇一样，会遭到杀身之祸。确切地说，义和团进京对新式知识分子、官僚、资本家极为不利，可这一回，崔家因是军事将领家庭，躲过一劫。义和团进京，慈禧盲目地向八国宣战，导致了1901年《辛丑条约》产生，标志着晚清政权即将崩盘，中国领土、铁路、矿产、海洋等资源正式被疯狂瓜分。
崔墨林受教育时期。自1905年起，新式教育在北京开始普及，物理、数学、化学以及形形色色、琳琅满目的革命启蒙书籍和外国翻译读本在书摊上随处可见。日本留学生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邹容的《革命军》，用极具忧患、迫切、惶恐的醒世言辞来唤醒世人抵抗洋人、推翻满清、保国保种的救亡意识。墨林先生即是在这种环境里初受启蒙教育，青年时又在北京的新式书院、学堂里接受着新鲜奇特的新学洗礼。机械制造原理、大型车间设备维修是必修课，为其以后的事业打下了坚实基础。
他是在新文化（西学、新学）里成长起来的民族资本家 [5] ，一生接受的全是一个“新”字，这其中有他对政治、国家、民族的理解。尤其在1915年新文化运动开始，一个尚处治学期的十几岁孩子，容易被外界感染。那些为革命献身的青年才俊、外交家、实业家、文学家、诗人、思想家都是他所崇拜的人，可他唯独对绘画不感兴趣，因为，特殊时代造就了其特别心理。邹容、陈天华、陈独秀、胡适是拒斥固有价值、固有文化之先锋，而传统绘画正是这种价值和文化之一，所以才不受重视。我向崔如琢求证过：“父亲对您走绘画这条路支持吗？”他答：“不支持，他觉得画画没出息！”
尝试建立新思想、新道德、新社会、新秩序是20世纪初的时代特征。到底“新”到何等程度？总统制、内阁制是新生的，矿产、制造、铁路、通信、邮政、军事、诗歌、小说、杂文等无一不新，尤其是家境较好、有能力出国留学的年轻人，其“新”更彻底。对于本土培育的像崔墨林这样的本土年轻人，在行为上即便追求合乎时代之理，但其在内涵上稳重沉郁，耳目口鼻、视听言动之功近乎中庸。不过，新时代里，邹容、陈天华、吴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前辈视死如归、不计得失、冲锋陷阵的牺牲精神，影响他很深坦荡磊落，在危难时敢于较真，这就是崔墨林的优点。
墨老的一生是中国历史最危难、最艰难的时期。1900—1978年，中国在曲折中百折不挠地进行着现代化建设。这78年，新旧知识、财产福祸相依。他20岁购置了新街口大院，意味着事业旺盛，飞黄腾达。不可回避的是，这时社会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佃农、雇工由19世纪末针对政府关于地租、工钱的基本生存诉求，转向了对雇主的政治斗争，愈演愈烈。所以，如何在紧张的环境里逆向发展，考验的是崔墨林的智慧。
幸运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他与雇工之间的劳资纠纷从未出现过，自家的汽车制配厂、面粉厂的工人都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地劳作并能与其和谐相处。不幸的是，20世纪初的商人，担负的税收压力超乎寻常，军阀统治下的混乱社会，商人就是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1945年日本投降后，崔家除了有新街口大院，在财富积累上与1937年前的鼎盛时期相比已有天壤之别。
从1920年崔家的商业王国最鼎盛到20世纪40年代末彻底坍塌，近30年里崔墨林目睹的是战乱、政权更替、百姓水深火热、经济萧条、通货膨胀以及各种政治运动。
道家有云：“得之坦然，失之淡然。争其必然，顺其自然。” [6] 1978年，崔墨林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段历程。此时崔如琢34岁，已在画坛崭露头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