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90年代的闭关生活

1991年，因国际国内形势，文艺政策忽然收紧，艺术家在创作上多少受到了些影响，让事业有成的一部分海外艺术家，放缓了回国步伐。于是，香港这块与大陆隔岸相望、鸡犬相闻的现代化城市，成了很多想要回国发展的留学知识分子的暂时栖居地。这里的美食、风土人情、种族、语言，都不需要思乡迫切的游子花时间去适应，相反，宾至如归。

崔如琢闭关修炼的十年，与近代海派一样，在租界度过。遭遇了两次鸦片战争，英国先后通过1842年的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的中英《北京条约》、1898年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侵占了香港。从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签订，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这片土地共遭受了155年的殖民耻辱，对中华民族的心灵创伤非常大。实际上，吴昌硕等海派所寄居的上海，被殖民的命运也是起始于与鸦片战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南京条约》（1842年8月29日签订），换句话说，他所代表的海上画坛，与崔如琢虽然隔代，但因相同的条约耻辱，形成了一以贯之的民主主义、民族情绪，和家国、文化方面的忧患担当。正是如此，造就了崔如琢在21世纪响应“中国梦”的感召，扛起了民族文化复兴大旗，作为传统文化正本清源最自觉的一员，他让世界感受到了“东学西渐”（以现代学术思想语“西学东渐”对应）的春风细雨。（见后文）

比吴昌硕幸运，崔如琢十年修行的最后三年，香港、澳门相继于1997年、1999年回归了，中华民族经过漫长的一个多世纪，最终恢复了被侵犯的领土主权。这一天，吴昌硕没有等到，他的弟子潘天寿也没有，他们两代人留给我们的，是生生不息的奋斗精神和悲欣交集（李叔同临终遗书里的四字）、浓淡相宜的笔墨传统。

世人理解的传统文人的闭关生活，无非就是将心中的治平理想搁浅，过着操笔弄墨、把玩字画、呼朋唤友、饮酒作诗、四处云游的逍遥遁世生活。典型的如“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阮咸），不问世事、解衣盘礴 ^[5] 、放荡不羁。也有人将闭关生活与陶渊明的《桃花源记》、黄公望的《富春山居图》联系起来。总之，魏晋玄学超然物外的思想，影响了中华民族的生活美学和对现实世界的浪漫幻想。闭关不是自闭，而是蔽除私欲。历史上大部分带有道释情怀的闭关生活，其终极境界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传统儒学价值，为亲人、为宗族、为社会、为国家、为民族做有意义的事。

崔如琢在闭关过程中，他的情趣、抱负，在游历与收藏上体现了出来。香港十年，这两件事贯穿始末。

游历与收藏

游历世界各地的主要博物馆、名山大川，与收藏鉴赏是崔如琢治学的主要手段。1992年，次子崔近（与长子之名“远”字放在一起，是个极为常见的儒学概念，即远近大小、由己及人）刚满一周岁，他就开始了其周游计划。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法国枫丹白露宫、英国大英博物馆等近两百家文物艺术品收藏机构里有他们的足迹。这些机构的藏品，除了其本国的经典外，还有数不尽的中国稀世珍宝，种类齐全，具体有：陶瓷器、漆器、香炉、牙雕、玛瑙、琥珀、水晶、佛造像、首饰、木雕、玉器、金银器、宝石、书画、钟表、家具、锦缎、毡毯、古籍文献、法帖拓本、壁画、商周青铜器等。据统计，国外两百多家博物馆里，收藏中国流失在海外的文物多达1700万件，远超中国本土博物馆藏品的总量，很多博物馆的中国珍品数量在10万件以上。如大英博物馆的两件镇馆之宝：东晋顾恺之的传世经典作品《女史箴图》（唐代摹本，绢本设色，25cm×349cm）和明永乐年间编纂的旷世巨典《永乐大典》，就是英法联军入侵圆明园后，盗至国外的。实际上，国外的公私博物馆、美术馆收藏的东方艺术品，大部分是列强入京从圆明园、紫禁城、中南海、颐和园、官署、王公府邸等处抢占去的。两次大事件，一次是1860年英法联军进京，一次是1900年八国联军（英国、法国、德国、俄国、美国、日本、意大利、奥匈帝国）进京。这些宝物被带到国外，有的流入民间，有的进了皇室贵族之家，还有的进入了私人和国家的收藏机构。由于英法联军是火烧圆明园的主力军，所以，大英博物馆和被称为又一个圆明园的法国枫丹白露宫是收藏清宫旧藏的主要机构。

真相远不止于此。19世纪末，外国科考队、军阀让中国的陵墓、石窟等地上、地下文物大量毁坏、流失，丝绸之路沿线的边远落后地区，成了重灾区。1907年，敦煌石窟的上万卷经书、壁画等文物被装成29大箱，随着英国人的驼队消失在夜色里。一切说来让人心痛，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盗挖毁坏、走私文物成风。甘肃、山西遍地坑洞，仅甘肃境内的盗墓者一天就出现一两千人。甘肃的大堡子山秦公墓被盗后，大量秦人文物流失到法国（后归还了32件）。山西侯马晋侯墓地也遭劫难，数以万计的商周青铜器散落在国内、国外的古玩市场上，惨不忍睹。

可想而知，崔如琢在参观国外的博物馆、美术馆，逛文玩市场时，必然会带着一种沉重感。俗话说，知耻而后勇，也只能如此了。他每到一地，都会很用心观摩体会，尤其对一些重要的馆藏经典书画作品，十分严谨地按编年顺序，在笔记上作些批注。一幅作品描述，有的只用一两句话，有的上百字。年复一年的参观学习，加深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传统书画的理解，也加深了他的历史、文化使命感，从而，散落在海外文玩市场的文物，如商周青铜器、历代书画、古陶瓷、古家具等成了他收藏研究的重点。凡是进入他法眼的艺术品，他都不惜重金收购。十年下来，崔如琢是华人圈里首屈一指的画家、收藏家。他的藏品广涉书画、陶瓷、青铜器、家具、玉石、钟表等。

书画收藏方面，从北宋到近现代形成了体系。宋代米芾，元代赵孟頫、鲜于枢，明代文徵明、沈周、唐寅、仇英、董其昌、徐渭、清初“四僧”，清初“四王”、金陵八家（代表人物为龚贤、樊圻、高岑、邹喆、吴宏、叶欣、胡慥、谢荪八人）、“扬州八怪”、海派吴昌硕、虚谷等的作品，都进了他的收藏室。李可染、黄胄、徐悲鸿、傅抱石、潘天寿、黄宾虹、张大千等现代大师的精品崔如琢也收藏了不少，且件件珍贵。

崔如琢作收藏，完全是一种文化情感，为学术研究而收藏，毫无功利性。他游遍了大半个地球，差不多去过的地方，都要收藏几件宝贝。八九十年代的海外文物市场，流失在外的中国文物随处可见，而且要价也不高。商周的青铜器在古玩店里更加廉价，这让崔如琢心里难过极了，也刺激了他力所能及地为传统文化做一些事情。在德国柏林，他收藏了一件器物是西周早期的青铜簋，雕饰精美，上面有功力深厚的铭文作家的刻字。

众所周知，西周是中国古典哲学、古典文学、古典礼义的源头，后世以此为本，崇圣贤君子，循民族血统，构建理想社会。可见，代表西周铸造工艺水平的一件小小的青铜器，其意义并不在器物本身。更重要的是，它是近现代考证历史文化、大同理想社会的媒介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在危难时刻，知识分子（罗振玉、王国维及民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同人傅斯年、李济、董作宾等）在治国、文艺方面的思想源泉和精神动力。书画家更是将钟鼎之形而上之内涵、文字笔法，引申进书画作品，作为精神依托，与现实抗争，开创了一个赶超前人的时代文艺风貌。吴昌硕、黄宾虹、李苦禅、崔如琢都是佼佼者。他们的心底笔端，无不是金石味浓烈的儒学之正大光明、淳朴方正。有一点，崔如琢的绘画面目，显得明快、自信些，近代先贤的那种悼亡伤逝、惨淡落败、哭笑无常的笔墨境界，在他处已经变成了浑然大气、生机勃勃、一发不可收的浩然正气，无论是春秋冬夏之景，都让人能听到四时更替、风霜雨露的声音。

整理作品

封笔后的崔如琢并非仅做功夫于见闻和顿悟，而绝弃了绘画上的实践，实际上，他从没有放弃过绘画理想，只是闭关期间，对人性、社会、历史、国家、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思考多一些，绘画在他处，只是其诸多理想化之为一的点滴而已。正是专攻于这一隅，才使他的人生厚实强大，绽放光彩。

崔如琢闭关后的前三年，除了游历、收藏、访问，基本是在整理自己的画作，准备出版画册。唐宋文人也乐于此道，苏东坡晚年一直忙碌于其诗稿整理工作。

1993年崔如琢49岁，爱女崔嘉宝于当年出生，他出版了人生中的第三本画集《崔如琢画集》。这本书是他在国内发行的第一本公开出版物。而此装帧精美、分量十足的大画集，由国内一流出版社负责出版发行，必然是崔如琢的用心之作。期待已久的艺术界，早就对崔先生的神秘性、传奇性充满好奇。不管怎么说，画集的出版，让国内艺术家看到了一股与神奇相伴的，十分纯洁、毫无渣滓的传统学术力量。从事传统画法的人感到欣慰，而折中和完全西化的画家感到失落，他们没有想到传统文化在海外的顽强、旺盛生命力。

概括起来，崔如琢出版此画集，主要原因有二。

一、检验自己。将那些不满意的作品撕毁，争取向“不重复历史、不重复前人、不重复自己”的“三不”原则迈进。

二、归心似箭。他的艺术事业重心开始向国内转移。

画集出版后第二年，崔如琢游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如黄山、华山、武夷山、龙门石窟、大足石刻群、敦煌莫高窟等，并在敦煌收获颇丰，收藏了傅山书法册页和一幅《书画长卷》等。之后的几年，他醉心于琢磨古人，伏案创作并倾心研读经典，力求知行合一，上下贯通。

《溪山清夏图》（50cm×370cm，1995年）是崔如琢90年代的经典之作，该作是他在香港创作的90多幅作品里，存留下来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此作将董其昌、“四王”一路之端谨、大小精微内涵与遗民画家之不拘小节、豁达万变融会贯通，其石法之简逸勾勒、水法之周流万变、路径之曲折环绕、林木之野逸自然，看似有前人气质，但前人无此法。崔如琢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在笔墨处致敬传统，尽心尽性时，将遗民、近人之苦闷忧郁，变为明快愉悦，这也算是山水画之一变也。在思考历史时，他不侧重于某一时期，而是大包容，全面审视，全面总结，在历史长河里，给自己建立了一个亦真亦幻的大境界、大气象的祖国山水画卷。这是崔如琢在笔墨处、思想上展现出来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艺术史上出现的反映社会兴盛的画卷，多是出现在萧条惨淡、兵荒马乱的时期。董源及画史上很多有影响的大画家，都没有逃脱后人对历史的这种评估。黄公望、倪瓒、王蒙、石涛、八大山人、渐江、髡残、龚贤、吴昌硕、黄宾虹、齐白石、潘天寿、李苦禅等，皆是在失意落寂时，将自己视为哲人隐士，对现实的反思、追崇，绝望中生成了颇具生命力的，有乡野、山林意味的传统笔墨情趣。对照历史，我们通过画作发现，有两个人与众不同，一个是北宋的张择端，一个是当代的崔如琢，他俩在繁华升平中，悄无声息地书写着自己的价值观、世界观。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绢本设色，24.8cm×528.7cm，故宫博物院藏）将极盛时期的开封一隅之宫廷庙宇建筑、城墙、运河、大型船只、桥梁、农田水利工程设施和商业活动，用史实的手法写出来，全景再现了当时社会士农工商阶层的日常生活及与之相关的文明程度。崔如琢则用《溪山清夏图》讴歌了太平之世中艺术家的文艺理想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的山水里没有生活场景，只有去尽铅华的安逸。 EIfjANzvxKlEploi9OuVHVVKTD0TZQS4P9CYSOGIdu/YyJpNGheHxG8yb3gi7DH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