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出国留洋与短时间内站稳脚跟的因素

从中国的第一位留学生容闳（1828—1912年）1847年留美算起，迄今，美国是中国留学史上的一个最为重要的国家之一。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国内艺术家在精神、思想、作品、身份的转型（从被动转主动）中，对其所代表的“国际性”“现代性”充满好奇，渴求一睹庐山真容。毫不例外，崔如琢也算其中的一位，与前辈一样带着浓重的乡土气息去美国接受现代文明洗礼，追崇现代文明之“真谛”。不得不让人怀疑，比中华人民共和国还大几岁的这位青年人，除了与生俱来的儒学价值血统，还有如影随形伴随他三十多年的现实主义教条，能不能与海外崇尚自由的个人主义人文精神相适应？是一个疑问。基于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只能往下看。

1981年，崔如琢37岁，在香港、澳门逗留了两月，费尽周折买了去美国的机票，于当地时间3月4日上午落地，这一天距离1978年11月26日（他生日）他拿到护照，有两年多的时间。至于他为何能在港澳两地待如此长的时间，说来与给他帮忙办理出国手续的两位中间人有关：一位是原香港《大公报》的易锡和先生，一位是陈威仪先生。柯文辉在其口述体传记《崔如琢》中简单提过陈、易二人与崔先生之间的故事，往深处我们无处考究，也无必要。不过，这不是什么重要的问题。重要的是，在崔如琢的留洋经历里，这两位大先生的存在是真实的，正负作用也是真实的。他们向崔先生索取了300幅作品和几十件旧藏的好处后，最后还是把事情办成了。

1979年（我）与刘美华结婚后，外来的信息渐渐多起来，于是想出国。正好我认识原香港《大公报》的易锡和，公安局的陈威仪。易君说：“我可以帮你办理赴美国，条件是你必须给我200张画，拿到香港开画廊，五五分成。”我满口答应。媳妇跟我吵：“你不了解对方，怎么随便把东西都给人家？”我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身外之物丢了可以再得，根本无所谓。”没有听她的。第二次见面，我给了他300张作品，几十件旧藏。因为“文革”时人人互相提防着，尔虞我诈，见我这么实在，他们有点感动。我心里非常清楚：我待他以诚，如果骗了我，他会一生都不安。藏品中李可染、傅抱石、徐悲鸿的作品是我原来买的，我都给他拿走。这超常的傻子般的行动感动了对方，他真帮我办成了。那年（1978年）11月26日拿到护照，正好是我的生日，巧得简直不可思议。接下来忙着做走的准备，媳妇不同意，老母亲生气说：“儿子崔远刚出生没满月你就跑了！”我没有理会。把挣的钱全放在家里，画都运了出去。12月31号离开北京坐飞机到深圳，经罗湖桥进香港，陈威仪和易锡和按时来迎接。当时陈易二人想把我留在香港帮他们开画廊赚钱。

以前有才华的人到香港都立刻给身份，后来来的人太多，从1980年开始，内地来的人不许留香港。我走了好多地方，有中文大学，还有金庸所办的《民报》。我给金庸画画，金庸送我全套书，但是谁也办不了留港。后来澳门新成立的东亚大学让我去教书，卖画所得2万多美元控制在人家（陈、易二人）手里头。我说不行，澳门人太少，除了赌场妓院没东西，环境差。美国入境时间截止到3月4号。我在香港待到2月底，再不出境就得回国，否则就成“黑人”了。3月3号我买了飞机票，大陆和美国时差是半天，等我到洛杉矶进关的时候是3月4号上午，签证有效期的最后一天。

易、陈二人和崔先生之间发生的事情，会让人思考这么一个问题：80年代初，社会关系与利益交换在人们的私下依旧起着作用，知识分子在实现某种理想时，因一时找不到正常门路，不可避免地遵循了异端固有社会之“潜规则”。这种看似不合理的东西，因个人之间达成某种协议时，容易成了当然与理所应当。一边是君子的仗义疏财，对办事效劳者的一种非现金的劳动酬劳，一边是凡夫俗子的满心欢喜。假如当初没有这300多幅书画作品作信物，那崔先生的艺术人生可能会是另一种版本。

由于崔如琢出国前从来没有学习英语的经历，因此，从飞机落地美国机场那一刻起，语言不通首先成了他接触、融入美国社会的头等大事。虽然崔先生不这样认为，甚至到现在为止他也不这样认为，但生活在当地的华人谁也不能回避英语问题。连胡适、蒋梦麟这些前辈，去美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以读报的方式恶补英语 ^[1] 。不过，胡、蒋这两位师兄弟去美国的初衷、时代背景，与崔如琢完全不同。因此，不能将他们放在一起比较，因为，崔如琢所处的时代环境，没有救亡的意思，那么，也就没有前辈们火烧眉毛般地去学英语、照搬西洋之必要。这只是崔先生不学英语的一个方面，绝不是本质。就是放在现在，即将出国的，或者在国外发展的，能找出不会说英语的一两个人来，难度还真跟抓彩票一样，是一个很小的概率问题。

历史有时候不能用常道去解析。20世纪，在救亡启蒙路上，那些显赫的、对中华民族命运起了重要作用的一些大翻译家，就是在不通英语的情况下去国外留学，又惊世骇俗地翻译了很多外国哲学著作。如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崔如琢跟严复一样，对西学的理解、应用，不是直接从国外的原版书籍上读来的，而是通过别人简单的汉语翻译，然后再根据自己的意思折中，最后形成新的见解、理论，同时也付诸实践。应该说，这二人在对西学实践的时间都不长、都不彻底的情况下，越是了解西学，对自己民族的文化越留恋。根本上，与生俱来的儒学民族主义情绪与民族主义理想，与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融为一体，即便经历了“文革”，中国人的这种品质也没有改变，且不降反升。优劣共存的集体主义教条，加固了文人和平民百姓为国家、民族的牺牲意识，将自己的生命、事业、家庭与社会、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

崔如琢刚到美国三个月后的某一天，正为房租所苦时，接到了一个电话，是自称王度的人打来的，说其妹妹王安想拜访下崔先生，问有没有时间。崔先生了解情况后和他约好在当天下午两点见面，见面的地点是崔先生的住处兼画室的地方。地方不大，收拾得很整洁，是地下室。

王安是谁？说起来来头实在不小。她的公公是台湾“总统”严家淦，老公叫严隽泰，老师是张大千和黄君璧二老。替她打电话的哥哥王度是个收藏家，在曼哈顿23街开了一家非常有名的餐厅，很有实力。柯文辉编的《崔如琢》一书里，有过这样的叙述：

下午两三点她来了，和她聊天时，我不只讲当代，也讲历史，她特别感兴趣：“崔教授，我们俩合作一张画吧？”

“行！”

她一动笔我就知道她基本不会画，不过是个漂亮的阔小姐，玩票的。一看的确是师从张大千、黄君璧，但画得很差。她说：“买你几张画行吗？”

“行啊。”

她挑了四张后问价。

“大家朋友嘛，是同道，按说不应该要钱。我刚从大陆来，很艰难，能给多少给多少吧。”

她打开皮包：“给你2000美元行吗？”

“行。”我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心里很乐：这正是“及时雨”啊！

随后，她请我到状元楼美餐了一顿。我边吃边动脑筋：她买我几张画，怎么能发挥点助力？随即想到她是张大千、黄君璧的徒弟，便说：

“王小姐，我有个小小的请求，你能否把这四张画让我非常仰慕的两位大师过过目？给我提提意见，令兄回纽约再把意见转达给我，对我的艺术会有帮助。”

她满口应诺。

第二天，兄妹俩就回到台湾，先去黄府，黄先生一看那几张画挺高兴，说：

“安安啊，他画得不错，我拿我一张山水换崔先生的一张画好吗？”

于是，王安拿我的芭蕉鱼换给了黄君璧。转天王安又拿着三张画去看张大千，问道：“老师，您看看这大陆的画家画得好不好？”

张大千说：“笔墨不错！”

“您看看这画家有多大年纪？”

张大千看了画说：“有60多岁？”

王安偷着乐，又问：“您看这画能不能收藏？”

张大千说：“可以。”

听了妹妹的转述，王度当晚就给我打电话：“我们拿画给张大千、黄君璧看了，太喜欢了，比台湾画家的画好。我们想多买点，你看怎么算？”

我问：“你买多少？”

“100张！”

我一听心里就乐了，看看家里的纸：“行！不过中国画论纸，有小画大画。”

他说：“大小都成。”

第二天早晨，我就上唐人街东方书店买了一刀六尺纸，回来就猛画，不到一周他们从台北回来，我把自认为好一点的挑给了他，有六尺的，有四尺整张的，还有四尺三开的，等等，算了算差不多10万美元。

事毕，王度说：“我帮你介绍两个人，都是纽约华人里最有钱的：吴清源专搞金融股票；居恩慈做餐饮，跟我同行。但画卖给他们要比卖我的贵一倍。”

这样，实际上等于王度立马就赚了。没多久，这两人开着奔驰就来了，他们拙于言辞：“王度说，画得好，又便宜。我们不懂画，他们买了100张，我俩各买你50张。”

于是，他俩送来十几万美元。不久，王度又给我介绍了陈大纬，是共和党副主席陈祥斌的副手，乐于收藏艺术品。她说：“我在纽约有个大房子，买了很多画，请你去看一看！”

我到那里一看，告诉她收藏的张大千的画全是假的，赵少昂的画是真的。她看我懂画，挺高兴：“你看屋子该怎么布置？”

我四下看了看估计要40多张，有大有小，包括山水、花鸟、书法，就帮她指点起来。我说：“王度和居恩慈他们各买了100张，你准备订我多少？”

她说：“120张，我得比他们多点。”

那个时候，她就很有钱，在曼哈顿有两栋楼。

道家讲：“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2] 有了王度、王安兄妹的第一次买画，一系列的效应随即产生了，吴清源、陈大纬到崔先生处又买画，几十万美元的收入就进了他的银行账户。这笔钱，按照1981年的人民币兑美元汇率1.7 ∶1计算，在国内是一笔相当大的天文数字。那时候，大陆有钱人称为“万元户”，像崔先生这种百万富翁，老百姓闻所未闻。

有钱了的崔如琢，起初跟普通人一样，给家里寄钱，在美国置办房产成了第一要事。他每月给家里寄钱总是一两万美元的寄，光这个单笔数字，差不多达到了1981年大陆人均收入的70倍，如果把全年寄给妻子的钱加起来，那数字更是吓人。与买房产比，这点钱根本算不上什么。想一想，当初这个不会说英语，节衣缩食，被人嫌弃说“大话”，三天两头被房东追赶的年轻人，竟拿出了十几万美元，在当地买下了一处150平方米三室一厅的大房子，真是羡煞身边人。

1981年，对于崔如琢来说，可谓改变命运和铸造神话的一年，一切来得太快了，像放电影似的，源源不断的财富、荣誉向他袭来，他的朋友，很多是国际政要、富商巨贾。是的，这看起来有些爆发的意思，但的确不是，一切只是因为文化。

同年底，纽约杜威大学鉴于华人艺术家崔如琢的艺术成就和个人影响力，聘请其为客座教授。在中国人的世俗观念里，这只是个虚衔，但这个衔儿对于中国艺术家而言，象征着与其有关的身份、文化认可。

做了纽约杜威大学的客座教授后，崔如琢时不时地去讲课、开讲座，谈的都是关于传统文化及中国大陆美术现状的问题，有时也涉及现代水墨。从古到今，从学术到市场，从古人到今人，从现代到国际，他都说出了门道儿。在提到国内新锐画家时，他与传统文人一样，从不吝褒奖之词，给予了充分肯定，体现出了他的宽阔胸襟。

难以置信，崔如琢在美国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取得了事业上的初步成功，这个成果，是来自他所学的传统，而不是西学，是正统的，对道释儒哲学，传统诗词与书法笔法要求很高的传统画法，而不是西洋讲究科学的素描功力。崔先生的这种情况，放在历史中是个个例，但绝不是普遍。在他之前或之后，除了吴昌硕、罗振玉、王国维等，很少有人能用传统文化在国外取得些许成功。和他同时去美国的许多同行，在很长的时间里做着洗碗工、服务生的工作。

我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假如与他的第一次成功有着直接联系的那两个人——王度、王安兄妹没有出现的话，崔先生是不是跟前辈，跟正在美国打拼的大多数人一样，不可避免地要从饭店的服务生做起？然而，发生在崔先生身上的许多事情，是偶然还是必然，一言以蔽之，他都是幸运的、成功的。王度、王安及后来与崔如琢的辉煌事业有关的一些人的出现，在崔先生不同凡响的人生与赶超古今的艺术事业中可能只是一个插曲，但的确不可缺少。这些人自身的力量，与他们身上所散发出的作用，是巨大的，他们每一位都是地地道道的贵族、资本家，用现在的话说，是社会精英。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别忘了，崔先生也是地道的、了不起的民族资本家出身，在言谈举止中常人所喜欢的那种感染力会无形中体现出来。纵使他当时身临困苦，也让人感受不到落魄、潦倒。我想，王安能在与崔如琢的第一次见面的不到一个小时时间里，决定买他的画，除了崔先生作品自身的品质外，肯定与画家本人的气质有很大的关系。 vO9O6VrEx423DBhPuQEOlGKHZn0Ou3CB15SQ3Y0EJQRzvjswUz+ntrPDoWykESF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