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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村在正式的医疗服务机构出现前，农民的求医问病都是找个体医生。“个体医的内涵是从事医疗卫生活动的人对行医的一切物质资料具有所有权，并从医疗行为中获得经济利益，从而维持生计和得到发展。我国的个体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封建社会的早期，战国时期就有了以医病为谋生手段的行医者。民国以前除了取得朝廷俸禄的御医、官医外，就是散落在乡间的或者坐堂的个体医。新中国成立以前的个体医，大多数以中国传统医学（中医）作为谋生的主要手段，从医者往往具有家族性；学习方式以招收学徒为主，也有的是自学成才；行医方式既有坐堂行医的、开药铺的，又有云游四方的郎中；多数个体行医者的行医宗旨是行善为主，兼顾生计。由于中国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除了建立为自身服务的医疗机构和录用有限的医官外，极少开办具有福利性质的官办医疗机构，因此旧中国的个体医是为处在最底层的老百姓医病防病的生力军。” [26] 所以说，中国社会个体医生的存在和发展，既使我国的传统医学得到了充分的发扬光大，又为处在社会最底层的老百姓医病防病提供了条件。这种散落在乡村民间的个体医，很多也是本乡本土人，是“在地”医生，他们大多融入当地社会的亲缘网络，得到了当地村民的信任和尊敬。赤脚医生现象的出现，可以认为是受到了乡村传统的个体医的影响。个体医既有坐堂接诊的习惯，也有为病人上门问诊的传统，赤脚医生的行医方式应该说继承了这种传统。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我国对非公有制经济形式的社会主义改造，具有私有性质的个体医绝大多数进入了具有集体性质的联合诊所或村卫生室等从事医疗卫生工作，合作医疗出现后，乡村民间的个体医很多人转变为赤脚医生。
“赤脚医生产生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苏维埃运动时期。据马海德回忆，赤脚医生是红军做法的一种继续。当年苏维埃时期的医务学校，仅以七、八个月的速成就培养出一批医务工作者。” [27] 由他们来担任苏区的医务工作，为红军和苏区人民防病治病。当然，真正意义赤脚医生的出现是在农村合作化高潮时期。那时，山西、河南的一些农业合作社办起了保健站，实行互助性质的医疗形式。保健站的医生有病人就看病治病，无病人则务农，有时还到田间地头巡诊，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那些保健站的医生就是后来的赤脚医生的前身。所谓“赤脚医生”，根据《辞海》医药卫生分册1978年12月版将其定义为：“我国农村人民公社时期，生产大队中不脱产的初级卫生人员，他们是由贫下中农推荐，经过一定时期培训，具有初级医疗卫生知识和技能的农村卫生人员。他们一面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另一面为社员防病治病。赤脚医生的工作，改变了农村缺医少药的医疗卫生面貌；有利于开展预防工作，保障贫苦农民的健康，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作用。” [28]
赤脚医生这个名词出现得较晚，但赤脚医生这种性质的医务人员却很早出现。合作医疗兴起后，各级卫生部门都日益注重培养当地的基层卫生人员。从大队、生产队挑选出身好、政治思想好、热爱劳动、热心为群众服务的贫下中农子女进行培养，培养的方式是农闲集中学习，农忙回生产队边干边学。经过1—2年的训练，使他们能够诊治农村中的常见病、多发病。1965年1月31日，卫生部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下发了《关于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巡回医疗队的任务：一是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开展巡回医疗，为农民群众特别是贫下中农治疗疾病。二是为生产队培养不脱产的卫生员和接生员，并加强对基层卫生组织的技术指导和技术训练。 [29] 该《通知》的附件《关于培训不脱产卫生员的意见》中规定了卫生员的培养对象、培训要求和培训方法。卫生员的培养对象为：“应当是出身成分好，政治思想好，具有中、小学毕业文化水平，身体健康，有良好卫生习惯。热爱卫生工作的青年社员。具有上述条件的贫下中农子女优先选送。助产员（接生员）还可选送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已婚的妇女骨干分子和有接生经验在群众中有威信的旧接生员进行培训。培训对象由四清工作队选择，经贫农协会同意确定。对卫生员的培训要求：1.掌握简易针灸治疗方法，学会使用若干常用药品和诊治若干常见疾病，并懂得结合农业生产进行简易的急救和小伤小病的处理。2.懂得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的一般知识，如修建水井、水源保护、水的消毒、积肥和粪便无害化管理、除四害的具体方法、进行一般的卫生宣传。3.能够进行常见传染病的简易预防工作和报告疫情。对助产员（接生员）的要求：1.掌握新法接生的方法及产前检查、产妇和新生儿的简易护理知识；2.能够进行计划生育和一般卫生知识的宣传工作。3.能安放子宫托、阴道隔膜。培训的方法：讲授内容应当根据对卫生员、助产员的要求，结合当地情况，因地制宜地安排。要学的少一些，学的扎实一些，对于最基本的知识和操作应当学到手。学习方法应当注意理论联系实际，边学边做，循序渐进。在培训中，既要安排业务学习，又要安排政治学习，组织学习毛主席的著作，如《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等文章，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 [30] 这份《通知》的附件所做的各项要求对基层卫生人员的培养和训练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对后来赤脚医生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影响。可以说，后来的赤脚医生基本上是按照这个模式培养的，他们在农村的医疗卫生服务中也达到了上述要求。
1965年6月26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六·二六指示”，发出了“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号召。1965年9月1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的社论。社论说：“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和关怀下，全国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农民对医疗卫生的需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但是由于旧中国留下来的农村医疗卫生底子太薄，必须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才能彻底改变农村医疗卫生落后的面貌。”长期以来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在城市，很少着眼农村，以致医疗力量大多集中在城市，广大农村一直是整个医疗卫生工作的最薄弱环节。在农村，特别是边远和偏僻的地区，广大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的治疗疾病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较好地解决。因此，摆在各级卫生部门面前的头等重要的任务，就是必须用革命精神，迅速地大力加强农村的医疗卫生工作，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31] 接着，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批转了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并在报告中指出：“大力为农村培养医药卫生人员。争取在五到十年内，为生产队和生产大队培养质量较好的不脱产的卫生人员。为公社卫生机构一般配备四、五名质量较好的医生。不脱产卫生人员在生产队是卫生员，在生产大队一般是半农半医。生产队卫生员一般要求三会：会针灸，会治常见的小伤小病，会作一些预防和急救工作。生产大队半农半医一般要求能处理最常见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并指导卫生员的工作。每个生产大队，可选择一、二名女卫生员，学会新法接生，或者另设接生员。不脱产卫生员的培训，应按照精讲多练，又教又带的原则，采取多种方式进行，并不断巩固提高。可以由下乡医疗队或当地卫生机构进行培训，也可以采取在农业中学办卫生班等其它方式。生产大队半农半医可采取农闲训练、农忙归队、学了就做、做了再学的办法，连训二、三年结业。” [32] 此后，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切实转向了农村。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政府利用政治手段强制性地将相当一部分城市的卫生资源动员到农村，大量的城市医务人员组成巡回医疗队下乡巡诊，和培训农村半农半医卫生员，大批城市医院人员和医学院校的毕业生下放到农村，大量医疗器械、设备也拨到农村，卫生经费也开始向农村倾斜。公社卫生院的技术条件也得到了很大改善。
1968年夏天，《文汇报》记者于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采访后在《文汇报》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郊县赤脚医生发展状况的调查报告》，称江镇公社的半农半医“不拿工资，帮助种地，亦工亦农，赤脚行医”， 1968年《红旗》杂志第三期刊载了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的文章。文中开篇写道“赤脚医生”是上海市郊区贫下中农对半农半医卫生员的亲热的称呼。 [33] 从此以后，农村的半农半医被称为“赤脚医生”。毛泽东对这篇报道专门作了批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同工农兵结合的，有些人并有所发明、创造，不过要在正确路线领导之下，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变旧思想。这样的知识分子，工农兵是欢迎的。不信，请看上海川沙县江镇公社的那个医生。”9月14日《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1968年12月5日《人民日报》又发表了《深受贫下中农欢迎的合作医疗制度》的文章，介绍了湖北省长阳县乐园公社实行合作医疗制度的做法。此后，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于“文化大革命”中作为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在全国各地得到迅速推广。
从1969年开始，全国各地掀起了办合作医疗的高潮，随着合作医疗在各地的推广，赤脚医生大量涌现。当时的报纸、杂志、广播等宣传舆论工具大力宣扬举办合作医疗的经验。特别是《人民日报》和各省的党报，从1969—1976年几乎不间断地介绍各地举办合作医疗的情况，介绍赤脚医生的先进事迹。各地党委和政府将举办合作医疗作为头等大事来抓。以江西为例，据江西省档案资料反映，合作医疗办得好的一些县，如德兴、婺源、瑞昌、彭泽、瑞金、南康、铜鼓、奉新、安远等都是领导非常重视，一把手亲自抓，把巩固和发展合作医疗作为关心群众生活的一件大事来抓。 [34] 各生产大队中原先的保健员、卫生员、接生员经过业务培训后成为赤脚医生，以后从贫下中农子女和下乡知青中选拔政治思想好，热爱卫生工作，有小学或中学文化程度的男女青年当赤脚医生，达到一般生产大队有2—3名赤脚医生。由他们负责对社员进行简单治疗、转诊病人、预防接种、计划生育、传染病管理与血吸虫病防治。其中，每个大队有一名女赤脚医生负责产妇产前护理和接生。赤脚医生的劳动按工分算，以不低于同等劳力的大队干部为准。每年对赤脚医生进行初训、复训，培训时间为1—3个月，以《赤脚医生手册》为教材。这样，三级医疗卫生体系、赤脚医生群体与合作医疗制度构成了当时中国农村医疗卫生的三大支柱。三者的结合为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经济文化落后的农村的广大农民的基本医疗服务提供了有力的保障，使农村卫生工作取得了显著成就。
赤脚医生制度在全国推广的同时，还走向了世界，引起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关注。1972年，美国斯坦福大学几位学者在中国拍摄了一部名为《中国农村的赤脚医生》的纪录片。该片记录了当时农村赤脚医生如何使用针灸治病，如何利用自制的中草药治疗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的情景。这部片子，把中国的赤脚医生推向了世界，推动了全球的“中国赤脚医生热”。
1974年，世界卫生会议在日内瓦召开，赤脚医生“第一人”王桂珍作为中国赤脚医生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大会上做了发言，她介绍了赤脚医生经验，也亲身感受到了人们对中国赤脚医生的关注和喜爱。
1976年9月上旬，33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召开“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委员会第27届会议”“世界卫生组织太平洋区基层卫生保健工作会议”。赤脚医生先进人物黄钰祥和覃祥官参加了会议，他们分别就怎样培养赤脚医生和怎样开展合作医疗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覃祥官以中国代表团副代表的身份，作了题为《中国农村基层卫生工作》的报告，时间长达半天，大大超过代表只有10分钟发言的时间。接着，又以两小时的时间，回答了参会各国卫生部长和记者的提问。覃祥官的报告与解答，令各国代表十分赞赏。
到1975年年底，“全国已有85%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有赤脚医生1559214人，生产队的卫生员3282481人、接生员615184人”。 [35] “合作医疗发展鼎盛时期，全国农村卫生人员人数达500多万，其中赤脚医生180多万，卫生员350万，接生员70多万。这支队伍的规模远远超过了当时卫生部拥有的卫生人力总量（220万名卫生技术人员）。” [36]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赤脚医生数量平均每年以40万人的速度减少。这种急剧下降，既有社会变革的影响，也是卫生部门开始采取措施控制数量、提高质量，淘汰了一批不合格的卫生人员。但是，当时国家对农村合作医疗还是十分的重视，1978年，将合作医疗列入宪法， 1979年12月，国家卫生部、财政部、医药总局、全国供销合作社联合发布了《农村合作医疗章程（实行草案）》（以下简称《章程》）。该《章程》共八项22条，对合作医疗的性质、合作医疗站的任务、合作医疗的形式和管理机构、基金和管理制度、赤脚医生的管理和培训等都做了规定。在“赤脚医生和卫生员、接生员”一栏中，要求各地：“要保持赤脚医生队伍的相对稳定，不能随意选拔、调动、撤换赤脚医生；赤脚医生的人选应是热心为群众服务、劳动好、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社员；县医疗行政部门应加强对赤脚医生的管理、培训、复训和考核工作，提高其业务水平，对合格者发给证书，还要解决好他们的福利报酬，使这支队伍既保证一定的数量和质量，又做到相对稳定。” [37] 这样从法律和制度上对合作医疗制度与赤脚医生队伍的建设和发展给予了保障，对巩固合作医疗和稳定赤脚医生队伍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在巩固和改革合作医疗的同时，国家也着手提高赤脚医生的业务水平和着手解决赤脚医生的报酬问题。1979年开始对赤脚医生进行考核工作，考核内容包括赤脚医生必须掌握的基本技能（如注射、人工呼吸、预防接种、消毒隔离、饮水消毒、疫情报告等）和常见病、多发病的防治、急诊处理的能力，向考核合格的赤脚医生颁发“赤脚医生证”，同时清退考核不合格者。198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指出：“要建设好这支队伍并保持稳定和发展，关键问题之一是解决其报酬。”“凡经考试合格、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发给 ‘赤脚医生’证书，原则上给予相当于民办教师水平的待遇；对于暂时达不到相当于中专水平的赤脚医生，要加强培训，其报酬问题，除记工分外，也要根据当地实际情况给以适当补助。” [38] 由于采取了这些措施，使一度受到影响的合作医疗得到逐步的恢复和巩固，赤脚医生队伍也渐趋稳定。
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很多地方集体经济趋向解体，合作医疗未能及时改革与完善，以往那种凭借集体筹集合作医疗基金，靠“记工分”的方式来解决赤脚医生报酬的方式已经行不通了。不少地方合作医疗站先后停办，或将合作医疗站承包给赤脚医生，以个体经营的方式维持下去，并将合作医疗站改名为大队医疗室，人民公社体制取消后，又更名为村卫生室。赤脚医生有的承包卫生室独自经营，自负盈亏，农民谁看病谁出钱，每年还向大队（村）交一定数量的“利润”（承包费）。 [39] 有的赤脚医生还脱离合作医疗站，回家自己开诊所，搞个体经营。1983年后，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更使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失去了运行的行政组织依托，也失去了集体经济的支撑。当公社和合作医疗撤销后，赤脚医生的数量也不断下降，从1975年的150多万人降到1982年的140多万人再到1983年的120多万人。 [40]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农产品价格的提升使得1978年后农业劳动更加有利可图。因此，许多赤脚医生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干农活而不是卫生工作上，并且好多人到乡镇企业找工作，或忙于经商或者搬到城里找更高收入的工作。
1985年1月24日，卫生部长陈敏章在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今后，凡经过考核已达到相当医士水平的，称为乡村医生；达不到医士水平的，都改称为卫生员。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报酬问题，要通过以业务收入为主的多种途径解决，他们必须承担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和计划生育技术指导工作，完成任务的应该给予适当的劳务补贴。对一些比较贫困的地区，乡村医生和卫生员的收入较低的，当地政府要采取措施给予一定的扶持相补助。” [41] 1985年1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不再使用“赤脚医生”名称，巩固发展乡村医生队伍》一文，到此“赤脚医生”的历史也就结束了。“卫生部门认为赤脚医生的名称与国际不接轨，且赤脚医生的培训、使用和考核也缺乏规范，规定所有农村卫生人员一律进行考试，凡考试通过合格者，授予乡村医生证书，属于中级职称；考试不合格或未参加考试者统称为卫生员，属于初级职称。1985年，125万赤脚医生只有一半通过资格考试，到1986年有64万农村卫生人员被授予乡村医生证书，另有65万卫生员未通过乡村医生考试，两者合计为129万人。” [42] 这以后，中国百万“赤脚”大军转行的转行，退休的退休，也有的仍继续以“赤脚医生”（农民习惯这么称呼他们）的名义行医，继续为农村的医疗卫生事业贡献他们的力量。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是中国农民在卫生资源匮乏且分配严重不公的情况下的一种创造。作为一种农民依靠自身力量所创造的互助合作性质的医疗保障制度，它改善了农村医疗卫生状况，使农民享受到了一些微薄的医疗服务。
总的来说，集体化时期由于我国农村有一支基层卫生队伍，初步做到了把疾病预防在基层、治疗抢救在基层、控制在基层，有效地保障了农村人群的健康。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使得中国农民在中国二元社会结构的大背景下，依赖于国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和完善的行政组织，依靠自身力量通过互助合作的方式获得了一些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农村经济改革和人民公社的撤销使国家对农村社会的控制松动，从而使得农村获得较多的发展空间，但是在一段时间内，国家没有建立相应的、有效的农村基层组织来负责由生产大队承担的公共事务，因而赤脚医生与合作医疗制度也随之撤销。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民失去了原来所享受到的微薄的医疗服务，但是在二元社会体制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间医疗卫生差距仍然存在，并且在市场经济改革中呈不断扩大趋势，中国农民的医疗卫生问题，直到21世纪新型合作医疗普遍实施后才得到较大改善。但“赤脚医生”的成长历史和为农民进行卫生服务的模式，对今天解决中国农村的卫生问题仍然有很好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1] 北京中医学院主编：《中国医学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78年版，第62页。
[2] 陈美霞：《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世纪中国网，http://www.cc.org.cn。
[3] 陈美霞：《大逆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世纪中国网，http://www.cc.org.cn。
[4] 王艳翠：《传统文化、基层医疗组织与预防医学》，《锦州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5] 黄永昌：《中国卫生国情》，上海医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17页。
[6] 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7] [英] 洪若诗：《我在新中国十五年》，《参考消息》1974年11月18日。
[8] 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9] 《1965年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中发 [65] 586号），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内部资料），第27页。
[10] 任映红：《村落文化与当前农村的政治发展》，《江汉论坛》2005年第5期。
[11] 辽宁省新宾县旺清门公社：《山村贫下中农的意见》，《人民日报》1968年12月13日；河北省武清县杨村公社革委会副主任丁九功：《一点意见 一个问题》，《人民日报》1968年12月13日；韩振廷：《因地制宜 大队办好》，《人民日报》1969年1月20日；福建省武平县岩前公社上圩大队：《大队办方便群众》，《人民日报》1969年1月20日。
[12] 安徽省涡阳县单集林场大吴大队吴超：《大队办合作医疗好》，《人民日报》1969年1月20日。
[13] 李银河：《论村落文化》，《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第9期，第10页。
[14] 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15] 陈勋：《村落家族文化公共空间的嬗变》，《经济与社会》2004年第3期。
[16] 贺雪峰：《新乡土中国：转型期乡村社会调查笔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5页。
[17] 温益群：《赤脚医生产生和存在的社会文化因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
[18]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9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
[19]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9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
[20] 陈志潜：《中国农村的医学——我的回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21] 王艳翠：《传统文化、基层医疗组织与预防医学》，《锦州医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
[22] 韩云涛：《云南省武定县农村居民就医行为与医疗费用支出》，张开宁等编《多学科视野中的健康科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23] 胡振栋：《中国“合作医疗之父”》，《民族团结》2000年第3期。
[24] Diana B.Dutton.1978.“Explaining the low use of health services by the poor: costs, attitudes, or delivery systems?”，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 pp.348-368.
[25]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9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92—393页。
[26] 石俊仕等：《我国农村个体性质开业医的历史、现状及发展趋势》，《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管理》1999年第4期。
[27] W.贝却敌、路易·艾黎：《中国见闻录》，转引自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932—198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62页。
[28] 《辞海》编辑委员会编：《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版，第126页。
[29] 《卫生部关于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有关问题的通知》[（65）卫厅秘钱字第24号]，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内部资料），第620页。
[30] 《卫生部关于组织农村巡回医疗队有关问题的通知》附件《关于培训不脱产卫生员的意见》，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 （内部资料），第622—623页。
[31] 《切实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人民日报》1965年9月1日。
[32] 《中央批转卫生部党委关于把卫生工作重点放到农村的报告》（中发 [65] 586号），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内部资料），第29页。
[33] 《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上海市的调查报告》，《红旗》1968年第3期。
[34] 《关于全省农村实现合作医疗情况的报告》，江西省档案馆卫生厅档案，卷号：X111-1971永-005。
[35] 《中国卫生年鉴》（1983），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36] 张开宁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页。
[37] 《农村合作医疗章程（试行草案）》（[79] 卫医字第1731号），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内部资料），第592—593页。
[38] 《关于合理解决赤脚医生补助问题的报告》，卫生部基层卫生与妇幼保健司编《农村卫生文件汇编（1951—2000）》，第533页。
[39] 宜春行署卫生局党组：《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基层卫生组织管理体制的调查报告》，江西省档案馆档案，卷号：X111-1982永-027。
[40] 中国卫生年鉴编委会编：《中国卫生年鉴》（1983），人民卫生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41] 《陈敏章同志在一九八五年全国卫生厅局长会议上的总结讲话（节录）》（1985年1月24日），蔡仁华、周采铭《中国改革全书（1978—1991）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卷》，大连出版社1992年版，第137页。
[42] 张开宁主编：《从赤脚医生到乡村医生》，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