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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合作医疗出现前，在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期间，因为需要派遣卫生人员到各地调查传染病情况和制定疾病预防计划，要求在农村选拔和培养一批基层不脱产的卫生人员称“半农半医”，是赤脚医生的前身。这批卫生人员分为：卫生员、妇幼保健员（助产助理员）、护士助理员三种。根据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颁发的《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具体实施办法（草案）》的文件精神，要求卫生员应从“工农子弟、小学教师（包括乡村小学教师及民校学生）中选拔，男女不限”。“妇幼保健员、护士助理员以乡村旧式产婆、高小毕业的女生、工厂女工、农村妇女及小学教师为对象。”对他们进行“短期训练，以不脱离生产为原则”。训练方法：“卫生员由区级卫生所负责训练（如该所未成立时得由县卫生院代为训练）；妇幼保健员、护士助理由县卫生院负责训练。” [2] 那时卫生人员的选拔与后面的赤脚医生选拔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1965年，卫生部医学教育司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卫生厅局和41所高等医学院校发了一个《关于继续加强农村不脱离生产的卫生员、接生员训练工作的意见》的“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意见》）。这份《意见》提出：“从1965年起，在3—5年内，争取做到每个生产大队都有接生员，每个生产队都有卫生员……他们是亦农亦医性质，以从事农业生产为主，同时兼做群众性卫生工作；卫生员、接生员对象的挑选，应当是家庭出身好，具有中小学毕业或相当于中小学文化水平，身体健康，愿意担任卫生工作的青年社员。” [3] 这份《意见》具体详细，对农村卫生人员的选拔提出了指导意见。根据卫生部指导意见，全国各地纷纷出台政策，选拔卫生人员。浙江省将选拔的条件定为：“阶级成分好，政治觉悟高，身体健康，具有相当于高小以上文化，年龄在18—25岁左右的青年社员。” [4] 虽然那时是“阶级成分论”突出的年代，但毕竟学习医学专业知识还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江西省奉新县的卫生人员的选拔条件要求：“卫生人员是从以下几个方面选拔出来：1.贫下中农出身，有一定文化的年轻人，经过培训成为赤脚医生；2.国家下放医务人员；3.原集体医疗机构中政治思想较好的医务人员；4.民间较有经验的草医草药人员；5.中等专业学校或城市医院办校的社来社去知识青年。” [5]
赤脚医生虽被称为“医生”，但会不会医术，医术水平如何却并不是能否成为赤脚医生的首要条件。赤脚医生在那个时代之所以会出现，有其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是当时整个中国处在缺医少药，城市和农村医疗资源分布差距悬殊的特殊时期，要想在短时间内培养出大批专业医疗人员补充医疗资源的缺口，需要耗费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正规的学校教育培训方式，耗费资金多，时间周期长，不能解决当时迫在眉睫的医疗卫生问题。而在农村，广大农民所需治疗的也是一些常见的疾病，只需经过简单培训，掌握基本的医疗知识就可解决。根据这些基本情况，政府决定摒弃传统规范的医疗人员培养模式，改从基层挑选合适人选，经过短期培训使其掌握一些基本医疗知识和常见疾病的处理方式，让这一部分人充当基层医护人员，解决农村存在的医疗卫生问题。
文化基础也是赤脚医生选拔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虽然说赤脚医生并不需要达到精湛的医术水平，但必须掌握基本的医学理论和专业技能，培训的内容不复杂而涵盖的面还是比较广，所开的课程也比较多，包括人体生理结构、常用药物、外伤急救处理、妇婴卫生、针灸等，要求学员掌握多种常见疾病的防治方法和诊疗技术，同时还要学会多种针灸穴位以及多种西药和草药的应用，这些医学专业知识的学习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因此，在选择赤脚医生培训对象时，基本要求是具有相当于高小以上的文化。一些接受采访的人在自己如何成为赤脚医生时说：“那（家庭）出生不坏嘛，为人诚实嘛，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嘛，这些条件嘛。” [6] “有点小文化嘛，那还得厉害点，年纪也不能太大了嘛……我十八岁就进去了。文化程度一般得是小学以上的。起码要小学以上，必须要认得字，那就是初中，就是那么个文化程度，当时高中的不多，能念了初中都不错了……家里许多小孩，哪有机会念高中呀？那属于村里对你这个人很看好，为人忠诚，信任你呀，起码在那一带相对来说是积极分子嘛，这些方面嘛。不然怎么要你？想当赤脚医生的人很多嘛……成分不好的，不会要，进不去嘛，那肯定有影响嘛。” [7] “我是1966年初中毕业，当时成绩很好，在班上都排在前1—2名，可是家里苦，没钱，没法读高中，班主任就建议我去学不要学费的，位于宁都县东韶乡的琳池共大学校不要学费，由于自己的成绩好，被招生办录取到那学校去了。在共大学校学医，本来定了学3年，结果只学了2年，便响应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医生下乡的号召，回自己家乡王布头当医生去了。当时因为还没有学完毕业，卫生局就开了个证明。69年冬的时候又想去当兵，想去四川读军医大学，就参军当兵去了，从70年当到75年，去的时候才22周岁。71年入了党，当兵期间也没去成军医学校，一直在军队里担任连队卫生员，70—71年，随部队去了越南，72—75年随部队去了陕西。自己在部队待了5年，年纪也较大了，也提不到干，觉得自己在部队待过，有功劳，回家应该会有差不多的待遇，同时部队也撤回去了，所以从75年开始，又回到王布头当起了赤脚医生。” [8]
当然，是否有一些医疗卫生知识也是影响选拔的重要因素。根据调查，发现这些赤脚医生主要有两个来源：“一是具有一些卫生知识基础之人。这部分人中既有一些当地农村原来就有的中医、草医、药农或其他稍懂一些医学知识之人；也有之前培训的不脱产卫生员。二是完全没有任何医学知识基础之人。一般情况下，具有一些卫生知识基础之人，能优先得到大队领导的青睐，容易被选拔上赤脚医生岗位。” [9]
多数这样的赤脚医生在说到他们能当上赤脚医生的原因时，往往会提到这一点。“那我是在医院里下放回家来的，我有医学基础。” [10] “我是跟我父亲后面学的，我有一套基础，才当这个赤脚医生。我能挖草药。”“把我选择，我家里有基础嘛。我的父亲（公公）是中医外科，加上需要女的（赤脚医生）嘛，就把我给抽进去了嘛。” [11]
因此，赤脚医生只需要掌握一些基本的医疗知识即可，不需要精湛的医术水平，甚至是从未接触过医术的人也可以入选，因为之后会组织专门的集中培训，由此可见会不会医术、医术水平如何并不是成为赤脚医生的必要条件。
家庭出身、阶级成分是当时选拔赤脚医生的首要条件。从国家决定基层培养医疗卫生人员开始，每一份文件都对赤脚医生的身份做了明确要求，《农村基层组织工作具体实施办法（草案）》中规定：“应从 ‘工农子弟、小学教师’中选拔赤脚医生。”《关于继续加强农村不脱产卫生员、接生员训练工作的意见》中提出：“要从 ‘家庭出生（身）好’的农民中挑选”，到后来的《关于大力培训“赤脚医生”的决定》要求：“必须由贫下中农推选，要出身好，政治思想好。”无一例外都将阶级成分放在重要的位置。但在现实的选拔中，有些地方由于缺少有文化的青年，阶级标准则不一定严格按以上条件来进行。一位赤脚医生曾说：“文化程度不一定，有的小学都行。（家庭）成分不管，我家庭成分是富裕中农，在招干、考工农兵大学生时，都因自己的家庭成分而落选。”但这一点却没有影响他当选大队的赤脚医生。他说：“我家庭出身是富裕中农，在招工招干，考工农兵大学生方面，我就没有能够去成，在选前的贫下中农座谈会上，就被座谈坐下来了，走不掉了，只有当这个赤脚医生，过去那时候，地主、富农，富裕中农，属于阶级成分不好，就是不行；我要是雇农、贫下中农，我现在也不在干这个了，我也退休回家拿退休工资了。” [12]
阶级成分成为赤脚医生选拔过程中如此重要的因素，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原因。首先是政治背景，赤脚医生和合作医疗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普及和推广的，当时大量关于赤脚医生的报道都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处在这样一个“阶级成分论”的年代，阶级条件自然而然地成为赤脚医生选拔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其次是社会因素，选拔培训赤脚医生是要解决广大农村地区缺医少药的现实国情，要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必须选择家庭出身好，阶级成分好的人担当，因为他们是党和国家以及全体人民都信得过的人。当时在报纸、杂志上也有大量报道对“赤脚医生”的选拔的情况加以说明，如《人民日报》的“赤脚医生”报道，多是将“赤脚医生”们的成功归之于阶级出身：“‘赤脚医生’在技术上之所以进步快，最根本的是由于他们热爱毛主席，热爱社会主义新农村，热爱贫下中农。……在大沟大队，有一个前几年从城市下放的护士，一部分社员考虑请他当 ‘赤脚医生’。但是，他一开始就计较工分、报酬，贫下中农没有选他，而是选了另一个贫农的女儿。这个贫农的女儿，只有高小水平，是队里的会计和保管员，平时公私分明，得到贫下中农的称赞。” [13] 在这里突出阶级出身，将阶级出身优先于医疗技术，更把它作为“赤脚医生”优良品质的来源。
这些报道反映的是当时选拔赤脚医生的现实。山西省沁县当年的“赤脚医生”刘常在回忆时说：“当时要求贫下中农推荐，村委会和支部决定。过去成分比较重要，贫下中农子女、热爱医学、学习成绩好，这才能有机会。” [14] 山东省寿光市洛城镇做过“赤脚医生”的韩百胜则回忆说：“那时候个人成分很重要，唯成分论，当赤脚医生首先得是贫下中农，要是地主富农成分的人，就是再怎么有文化，也轮不到他们当。接着马上又赶上了 ‘文化大革命’，就更不能用他们了。” [15]
阶级成分的划分和界定，当然不仅仅在医疗领域起作用，更是渗透到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的各个领域，对社会生活及秩序产生了极大影响。好的成分是一种社会资本，如成分不好，不仅没有权利担任“赤脚医生”，也没有权利接受高等教育、参军、在某些部门就业，等等。此外，代表家庭历史的成分，常常还成为遭歧视的根源。陆益龙认为，“这种家庭成分通过符号得以固定后，在历史舞台上扮演了某种特殊的角色，产生特殊的社会效应，它使具有不同成分的人之间产生隔阂甚至对立，人为地使人际交往和沟通的范围缩小，无形中降低了社会整合的程度”。 [16]
赤脚医生，是人们对半农半医非常亲切形象的称呼，所谓“赤脚”，是对赤脚“医生”另一个身份的标注，它形象地描绘了赤脚医生光着脚丫，穿梭于田间与病人家里的行医场面。所以说赤脚医生不光只是医生，他同时也是一名耕种土地的农民，这样的双重身份就限定了其挑选的地域范围，也就是说，一个村庄的赤脚医生只能从他所属的村庄挑选，因为他除了需要行医治病，同时也需耕地种田，如果这两项工作分属不同的地区，那么赤脚医生需要在两地之间来回奔波，既耗时也不符合当初发展赤脚医生的初衷。另一个限定赤脚医生挑选地域范围的因素是村落文化，自古以来，村民对村内事和村外事会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外来者要想融入乡村社会是一件比较困难的事，外来的医生很难得到当地村民的信任，医疗工作也很难顺利开展，所以，赤脚医生都是从当地村民中挑选的。
在赤脚医生选拔程序方面，首先，由当时的人民公社开公社领导会议，然后公社将意见传达到生产大队，由生产大队开生产队队长会议；其次，各生产队队长回本队按相应标准在生产队物色人选；再次向生产大队提名；最后，由生产大队开会讨论决定赤脚医生最终人选。
一位赤脚医生曾较为详细地阐述了这一过程。“那时候开公社会议后，传达到大队（现今的村委会），每个大队要办合作医疗，需要赤脚医生。接着，大队里就开生产队长会议，生产队长会议以后，各个队里再选人。我们大队有13个生产队（现今的村小组）， 13个队调查一下，有没有这样的人，队长调查以后就汇报到大队里来，大队就考虑哪个人符合，觉得符合的就报上去。她还说：我是姑娘家，父母希望我不要嫁远，上面也认为要培养本土本乡的人，要扎根在家乡，为当地村民服务。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是培训时所强调的。” [17]
在生产大队会议上，赤脚医生的最终人选，事实上是由生产大队支委会的具体领导研究决定。所以，只能是本村本土中的人选拔出来。赤脚医生的实地选拔往往会考虑多重因素，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有时候有没有关系也很重要。一位赤脚医生的述说就反映这一情况：“当时大队挑选我做赤脚医生，是因为我出身好，贫下中农子弟，我大哥当时还正在当兵，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我就属于军属了。我还当过红卫兵，当过红卫兵的联络员，当时刚刚中学毕业回家。我是军属，我父亲是大队干部，根据当时这些情况，把我选拔上去了，大家也信得过我，派我去学习，学习回来就做赤脚医生了。” [18]
赤脚医生在选拔时，一般要求为18—25岁的青壮年。之所以要选择这个年龄段的人进行培训，是出于两点考虑：一是赤脚医生的培训内容不仅包括医学理论，还涉及专业技能，处在这个年龄段的青壮年学习和接受能力强，能够快速掌握并将其运用到实践当中服务广大农民群众；二是赤脚医生具有双重身份，除了行医还要耕地种田，双重工作量对体力有一定的要求，年迈的长者无法负担，体力充沛的青壮年才更加适合。在赤脚医生选拔时对性别没有强制性的要求，但部分地区会将男女比例控制在6∶4，是出于男女生理特征不同的考虑。首先女性相对男性来说更加细致耐心，同时在有些妇科疾病的治疗上女性医生更能得到妇女的信赖，虽然会有这些考虑，但是男女性别在选拔时不作为必要因素参考，选拔比较注重的是候选人员的年龄条件。
综上所述，在选拔赤脚医生时，首先是把阶级成分放在重要位置，其次是文化基础，其目的是要保持阶级本色，要有全心全意为农民服务的精神。所以看重家庭阶级和政治思想，同时又具备一定文化基础的人，认为这样才能保持“又红又专”。对赤脚医生的参选人也有年龄和地域范围的要求，一般要求参选人必须是当地居民，年龄方面控制在18—25岁的青壮年；至于是否具备医学专业技术背景以及参选人的性别，规定并不严格。这种选拔标准的革命化、年轻化和本地化，改变了传统上富人、知识精英、男性在农村中从事医疗事业的习惯。
在中国农村，特殊主义的处事原则使村民更容易相信本村人。在20世纪初期定县实验中，陈志潜坚持从本村人中选择保健员，就是基于这点考虑。“医疗”在传统乡村并不单单是一种技术行为，医疗活动是在以伦理与人情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完成的，是人情网络的一部分。
有人回忆说，浩浩荡荡的巡回下乡医疗队渴望给农村医疗带来改善，但结果并不明显。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不能使医药资源在地化，农民不能随时治疗；另一方面是外来的医护人员不是本村人，不易于获得村民信任。在实地调查中，农村一些经历过当时情况的老人说：“那些医疗队（巡回医疗队）下乡来的医生我们不熟悉，穿着白大褂，看着就别扭，又不知道他们医术怎么样。开始的时候不愿让他们瞧，心里总是放不开、紧张。” [19] 还有老人说：“下乡的医疗队一来，小孩们就去瞧热闹，围着医疗队的医生，他们都穿着白大褂，态度倒是蛮好，但看病后，就给人打针，那时我们没见过，看起来怪吓人的，大家就躲得远远的，有些生病的人也不敢给他们看。” [20] “村民在心理（上）在排斥外来人，城市医生不是 ‘自己人’，天然形成的不信任感使医疗过程并不顺利。城里医生的高超技术在传统乡村遇到了阻碍，技术并不是乡村农民选择医生的决定因素。血缘关系、地缘关系为基础的乡村共同体是封闭的，只有技术掌握在熟悉的人手中才是完全可以放心的，对技术的信赖并不是技术水平的高低完全决定。” [21]
农村居民生活在一个个村庄，他们之间有的有共同的祖先，有的有联姻，彼此间存在着血缘或地缘关系，有着天然的亲密感和信任。在社会学术语里，帕森斯将“关系”分为：“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两个不同的行为标准，而特殊主义与普遍主义实际上在信任结构构成上不同。特殊主义构成了一个相对较小的信任结构，普遍主义构成的信任结构相对较大。当代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一个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感与该社会的信任结构的大小成反比。” [22] 正如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所论证的，“道德的社会只能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因为相互的信任和关心爱戴是以社会成员相互熟悉、能表达他们对各自的关心为前提的”。 [23] “村落社区作为一个共同体是一个小型社会，是特殊主义信任结构，村落中的文化习惯使村民将生活中的信任关系转移到医疗活动中来，以社会生活中的处事原则处理医疗活动。具体来说，由于村民医疗活动与社会生活的活动半径的重叠与合一，社会关系中村民特有的信任与互助关系转变成了医疗活动中的信任与互助关系，这种医疗活动主体之间信任关系的预先存在，使城市医院中冰冷的医患关系由充满情感色彩的乡村传统所代替。” [24]
医疗的非技术性因素决定了乡村医务工作者的身份必须是本村人，村里人最容易得到周围村民的信赖，他们没有脱离熟人社会中的人情伦理关系网络，又掌握着村外的先进技术，让村里人觉得是自己人掌握了外来技术。赤脚医生容易被村民接受就是因为是本村人，村里人信任。赤脚医生规定从本村群众中选拔，正是考虑到乡村共同体熟人社会的关系因素，而本村人对村里的情况更为熟悉，利于开展医疗活动。
在对赤脚医生的选拔时，文化程度也是标准之一。受访的一些农村老人说：“赤脚医生有文化，至少高小毕业（小学高年级），没读过书、不识字的想当赤脚医生也轮不到他们。不识字怎么开药写方子？看病可是事关人命的大事，有文化的人才能担当得起。” [25] 可见要做赤脚医生的是需要一定的文化基础的，文化是入选的重要条件。除了文化条件，赤脚医生的资格获得要经过：小队选举—大队推荐—公社同意才有资格到培训单位去培训，培训后才能成为赤脚医生，选拔的过程是在农村社会关系网络中实现的。一般来说“候选人有好几个，一个大队只有二到三个名额，大队要征求生产队里的意见，村里人说谁好，谁就能当。在村人缘好，有文化，家族势力大，或有亲戚在大队或公社担任干部的占有优势”。赤脚医生石长炉的村里人就说：“我们就选了长炉，他是我们本家的，以后有病了看起来方便。” [26] 村里人意见的重要性，表现在社会关系决定着能不能被选上，亲缘关系的远近也影响着村里人的意见。
中国社会是人情社会、关系社会，在赤脚医生的选拔中，这点表现得突出。如果你人缘好、关系广，就能获得村里大多数人的认可。人缘好的人，大家更容易想到，也更愿意推荐。翟学伟在研究中国社会关系中在对“脸”与“面子”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缘、人情和人伦的理论模式。其中，人缘是指命中注定和前定的人际关系，人情是包含血缘关系与伦理思想而延伸的人际交换行为，人伦是指人与人之间的规范与秩序。人缘作为一种私人关系，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又超越血缘关系的局限性”。 [27] 被村民推荐的可能性大小按照亲疏远近的差序格局原则确定，从他人与自己的关系出发决定如何行事，像费孝通所描述的差序格局一样，越是位于社会关系的内围，与“自己”的关系近，越容易被认可。
大队干部在当时的权力很大，虽然征求村里人意见，但最后决定谁担任赤脚医生，还是他们说了算。“能够被选上的都是跟大队干部关系好的，如果你跟他们是亲戚，跟干部走的近更容易当上，这些大家心知肚明。隔壁村子大队书记的女儿都没有读多少书，小学文化，大字不识几个，但大队书记看着赤脚医生比当农民好，就让他女儿当了。不识字就现学啊，学东西又慢，他们大队都不愿找她看病。” [28] 农村人这样说，与大队干部沾亲带故，使文化高低因素也变得不再重要。当然，有文化那就更容易。江西宁都县黄陂的温华莲当上赤脚医生是因为嫁给了当大队会计的老公，“我是宁都县蔡江乡人，74年底嫁给了刘家坊大队的会计，结婚之后大队叫去当赤脚医生。那时，宁都县在小布乡统一办了一个赤脚医生培训班，我在那里接受了半年的培训，什么内容都培训过，接着去宁都县医院实习了半年，75年的时候回到刘家坊大队的合作医疗当赤脚医生”。 [29]
大家看好赤脚医生工作，是由于可以少参加或不参加农业生产劳动，并且有一技之长，还掌握着相对稀缺的医药资源，赤脚医生的选拔，实际上成为对稀缺资源的分配的一种掌控。传统乡村社会中这种按照血缘与地缘关系进行资源的分配，凸显其差序格局的存在。孙立平在对费孝通提出的差序格局进行了深刻分析后，指出“差序格局实际上是对社会中稀缺资源进行分配的模式”。 [30] 可以看出，当时选拔赤脚医生的权力主要在大队，能否最终成为赤脚医生由大队支委会相关领导决定，因此，在中国农村社会中存在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使赤脚医生的选拔过程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优亲厚友现象。
在访谈中，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说法：“你平时与大队干部没关系，你想去当医生，怎么可能？”“你就是读了书，有文化，那么多人想去，你有文化又怎么样，没人给你说话，你就当不了医生。” [31] “你看那李某某，和大队书记是本家，选拔就给他一个指标嘛。”“我爷爷是老大队长，我沾他的光，中学一毕业就去当医生了，一直到现在。” [32] “在大队干部对上级的推荐中，赤脚医生人选按照特殊主义的处事原则，重人不重事，按照差序格局中亲疏远近选择。关系成为人们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是一种资源分配手段。” [33]
近代以来，西医传入中国，在城镇里建立西医医院，西医医院建立的是西方医疗伦理，与中医伦理迥然有别。西医依靠现代检测技术，医患之间较为古板冰冷，而农村没有条件建立医院，当时的农村既没有通电，交通落后，更没有现代医疗设备供医务人员使用。农村居民习惯于传统中医医疗过程中的医患互动的温馨氛围，看重治疗过程中的“拟家庭化”场景。赤脚医生在治病过程中，治疗空间、家人参与者与称谓上的亲近使整个医疗活动与城市西医医院不同，在乡土亲情人情网络中进行，是传统“拟家庭化”治疗的延续。
乡村社会是熟人支配的、透明度较高的地方场域，城市医院空间、技术与医护人员对农村人来说都是陌生的，农村传统中医、草医医疗的“非技术性”使医疗活动在村民熟悉的环境中进行，村民易于接受。中国人自古以来没有将病人交给陌生人，在陌生地方给予照顾的传统，中国人的治病传统是在家庭中进行，病人请医生出诊，外请的医生最终在病人熟悉的家庭空间对病人医治。赤脚医生工作的合作医疗站一般设立在大队范围之内，亦可能与大队干部办公地方在一起，在村民熟悉的环境中，村民都可以看到，拿药、看病时并不觉得陌生。而一些急性病需要赤脚医生到患者家中进行诊治，家庭场域治疗与传统治疗习惯相同。“因为城乡生活节奏的差别，使乡民择医时缺少耐心，因为农民怕耽误农时，尤其是农忙时期，更没有时间看病及静养，所以赤脚医生会到田间地头为村民看病，节省农民看病时间。不论是在村里的医疗室，还是家中，或是田间，医疗空间的熟悉更有利于村民接受治疗。” [34]
农民生病后，在熟悉的空间环境中接受医治，病人的家属及朋友陪伴在侧，能够消除紧张与不适，使整个医疗活动在温馨的氛围中进行，与城里的医院大不相同，医治过程中不只是医生与患者之间的交流，患者家人及朋友也与医生交流，参与互动。村里的合作医疗站也不仅仅是治病的地方，更是村民交流的场所。赤脚医生温华莲回忆：“村里和我关系好的姐妹、大妈大婶也经常会来找我聊家常，一些上了年纪的也来这唠嗑，卫生室一天都很热闹。”赤脚医生看病中少用专业术语解释病情，而是采用日常生活语言解释。医患的参与互动使整个治疗活动在亲情人情网络中完成。
治疗过程中体现了“拟家庭化”的特点，还在于医生与病人之间的称呼上面。村里人很少叫赤脚医生为医生，虽然心里把他当成掌握医术的人，但仍然按照农村人的习惯来称呼，有时直接叫名字或小名。赤脚医生谢树仁回忆：“那时村里人都按辈分喊人，从来没有人当面叫过我医生，我也没有当自己是医生。” [35]
赤脚医生医疗活动是按照社会成员的期望来开展的，而村民往往将这个赤脚医生的医疗活动等同于其他社会交往活动，在自身受益时将其作为人情，而这个人情一般在之后的某个时间回报给赤脚医生，赤脚医生与农村居民交往中遵循社会网络中人情的互惠原则。我们知道，在当时，农村十分贫穷落后，各种医药资源都是稀缺性资源，这种资源的分配并不是完全凭制度规定来，现实操作中更多的是凭关系和人情。与赤脚医生的关系好坏，对一家人的医疗健康来说至关重要。而要与赤脚医生保持良好社会关系，途径有两个：一是建立、打造、深化新的社会关系，二是继承、维持、巩固已有的社会关系。人情活动正是建立良好社会关系必不可少的措施。访谈中，有姓谢的村民说到过，一次其儿子生病得到赤脚医生的及时救治而康复，在之后赤脚医生家里各种大的事情时主动去义务帮忙，这种行为正是坚持人情的互惠原则。赤脚医生和村民之间，一次的医疗活动并不会就此结束，村民心里遵循的人情互惠原则会在之后的交往活动中一直持续。
村民对赤脚医生的回报还表现在对其尊重。村民除了在婚丧嫁娶、建造房屋等重要的事情中给予赤脚医生家庭无偿的帮助，更多的是一种尊重。赤脚医生获得尊敬，是乡土社会对医生这个特殊职业的一种传统性认同。农村人对城里医院医生的尊敬是由于其技术高超，而对赤脚医生的尊敬则更多的带有情感与伦理成分在内。赤脚医生谢树仁回忆说：“村里人都相信我，到谁家看病都叫我的小名，给我倒茶。当时像我这么年轻，很少能有机会喝到茶水。他们尊敬我，把舍不得喝的茶给我，有时到吃饭点了就留我吃饭，当然是另做好的给我。”在传统乡土社会关系网络中，称呼上与相处上的亲近体现了村民对赤脚医生的尊敬。赤脚医生谢树仁还说：“村民很尊重我，那时我虽然不是大队干部，有些事情很给我面子，有时大队干部都解决不了的事情，比如家庭纠纷、邻里纠纷，却给我面子，我说几句往往能停下来。有一次，在一家丧礼上有人因为一点事情吵起来了，眼看就要开打，大队干部劝说也不听。当时我就上前劝了劝，没想到一个人说我给他家孩子治过病，给我个面子走开了。你看连大队干部都做不到的事情，我做到了，我的情面比干部还大。” [36]
中国农民脚插泥土，春播秋收，耕作稼穑，最讲实际，以此养成了讲求实际的性格，所以村民之间在平时的交往中良好关系的维持除了亲情网络，就是互惠互利。赤脚医生在平时的生活和医疗行为中与村民互惠互利、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网络，各个主体从中获取自己需要的资源。在乡土社会、熟人环境，如果一个人不履行人情关系中的义务，不仅会受到乡邻的指责，还可能付出极大的代价。赤脚医生廖兴球说：“有一次因为晚上没有到堂兄家出诊，因为两家是亲戚关系，在外人看来我老廖没有讲人情，不给亲戚家面子，因而受到家人及村民的指责。病人家属认为我不把他们放在眼里，好长时间不与我打交道，这让我心理上备受煎熬。如果村民在接受赤脚医生帮助之后没有恰当地回报，也会受到舆论的指责。”人情约束和监督着赤脚医生的日常工作。赤脚医生平时都要认真工作，如果马虎了事，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马上全大队每个人都知道，要遭受舆论的谴责。赤脚医生廖兴球说：“我爹很要面子，就怕我看不好病给家里丢人，只要听到村里有不好的反映，治病的方法不好或者态度不好，就会不高兴，当着人就训我。” [37]
农村的村落一般是自然形成，聚姓而居，社区规模普遍不大，并且形成历史悠久，成员之间彼此熟悉，相知甚深，具有“资源共享”的明显特征。这种“资源共享”在集体化时期，不仅生产资料共享，更是遵循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就是亲族、邻里之间相互提携、友好相处的文化理念。这一文化理念经过世代相承，已经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普遍行为准则。农村社区资源共享的另一个特征是信息传递快速。由于村落社区规模的限制使成员之间彼此熟悉，高度了解。如果赤脚医生在医疗活动中不尽职尽责，态度不好，类似事情会很快传开，使赤脚医生在村里不好做人，强大的社会舆论构成了对赤脚医生行为的道德制约”。 [38]
赤脚医生工作、生活在封闭的熟人社会中，其工作与城市医院专业医生存在很大差异，工作流程和手段也有很大的不同。赤脚医生与村民彼此熟悉这种乡村共同体中工作，在患者看来是“身边人”，对其性格相貌也非常熟悉，更易于获得患者信任。赤脚医生的医疗活动是“嵌入”社会网络与社会关系之中进行的，乡土社会的特殊社会关系网络是赤脚医生产生与维持的社会基础。赤脚医生制度下的医患关系一般是和谐融洽的，而这种医患关系对赤脚医生的制约也是通过人情伦理产生作用，赤脚医生对病人的整个治疗过程是在拟家庭化环境中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