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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在1930年撰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提出了“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
的著名观点，强调了调查研究对于准确认识和推动中国革命斗争的重要性。这一优良作风和工作方法也被中国共产党运用于民族工作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为了落实民族平等基本原则和实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中央人民政府于1953年开启民族识别工作，并于1956年开启了“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次民族大调查”）。这次调查的标志性成果是出版了享誉学界的民族问题五种丛书。进入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为了对少数民族在改革开放中面临的问题形成准确认识并提出建议，以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精神为遵循，中国社会科学院实施了“中国少数民族现状与发展调查项目”（“第二次民族大调查”），该项目后于1997年被列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重大项目，由中共中央统战部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共同主持。
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全面小康社会建设和开发式扶贫等的持续推进，中国民族地区一方面在“五大文明”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成就，另一方面也受到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制约及经济社会转型所造成的一些挑战。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于2013年设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以下简称“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以期客观反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卫生、语言、生态保护等各方面的发展成就，及时准确地反映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进行前瞻性的理论探讨。
经过近9年的调查研究，“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于2021年12月30日顺利结项，并召开了《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发布会。
对比前两次民族大调查，“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在项目定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成果类型等方面都有一些新突破和新探索。值此项目结项之际，系统回顾“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并对其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方面所发挥的作用进行总结，对于深入推进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研究工作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为全面贯彻党中央对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个定位”的要求，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在广泛征求意见和组织周密论证的基础上，于2012年底启动项目申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的支持下，“第三次民族大调查”被确立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3年第一号特别委托项目。该项目是在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党组书记陈奎元同志，全国政协民族和宗教委员会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王伟光同志，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党组书记谢伏瞻同志的亲自关心指导下立项和开展的。陈奎元同志在项目申报时就提出了从地区视角系统看待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综合发展的意见。
根据立项批复要求，项目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牵头，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负责组织实施，以民族学与人类学专家为主，吸收高校、科研院所专家学者和民族地区民族工作部门工作者参与开展。项目计划用4—5年的时间，深入调查50—70个县级民族自治地方，出版50本调研专著，形成一批调研报告及其他相应科研成果，在研究过程中培养一批民族学人类学专家学者，并且要为民族地区发展、深化民族政策及民族理论研究发挥积极的作用。
为完成调查研究任务，“第三次民族大调查”设立多类型子课题，组织全国科研力量参与子课题的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和研究成果撰写等工作。2013—2019年，先后设立了县域调查子课题、民族乡（民族聚居区）专题调研子课题、“五大文明”综合卷子课题、影像民族志子课题、口述民族工作子课题5个类型的子课题累计82项。其中，2013年立项16项，2014年立项20项，2015年立项14项，2016年立项10项，2017年立项21项，2018年补充立项1项（见表1）。
表1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子课题一览表
续表
这些子课题主要由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科研人员担任课题负责人，课题组成员来自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类院校、民族八省区社会科学院等多家机构，参与调研活动的科研工作者累计近500人。各子课题调研地点遍及民族八省区和中国台湾等20个省区的60余个县、市、村。子课题组根据立项通知书要求和课题研究设计，深入调研点进行15—20天的实地调查。为了尽可能对调研点的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状况形成全面立体的认识，各子课题组通常要召开多次座谈会，包括省（自治区）、市、县（区、旗）、乡（镇、街道）各级党政业务部门座谈会，同时还要对当地的史志资料、档案文献等进行查阅，对代表性的学校、医院、寺庙以及经营主体进行走访调查。子课题所调查的县（区、旗）下辖的行政村和街道是子课题组的重点调研单元，专家们按照分工任务，对具有典型性的行政村、街道的居民进行深入的访谈和家计调查。完成研究报告初稿后，一些调研组的专家还组织了回访调研和跟踪研究，既完成必要的补充调查，也持续观察调研点的发展变化。还有一些调研组基于研究需要对调研地区进行了多次调研。在广泛收集调研资料的基础上，按照区域研究的体例，以“五大文明”建设成效与问题为基本写作框架，组织撰写调研专题报告和综合研究报告，这些成果最终形成各子课题组以县域为单元的调研专著。对于一些不属于以县域为单元的调查研究成果，则择优汇编成册，纳入“第三次民族大调查”系列成果。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组织开展了多种类型的问卷调查，这是区别于前两次民族大调查的一个重要体现。为了做好问卷调查，在问卷设计环节广泛参考和吸收了学界以往有关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问卷内容，并组织多名专家研究设计问卷调查内容。经过专家组讨论，“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组设计了城乡居民入户调查问卷、政府部门座谈会参会人员调查问卷（主要是干部问卷）、社区（村委会）基本情况调查问卷三种类型的问卷。为了便于开展问卷调查并为各子课题组提供问卷数据分析结果的支持，问卷调查和子课题组实地调研分别开展，其中“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办公室问卷调查技术组负责组织实施问卷调查工作。为了确保问卷调查质量，“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首席专家与问卷调查技术组组长亲自开展问卷调查培训并带队开展问卷调查，建立了严格的问卷调查质量控制体系，尽可能确保问卷调查数据真实可靠、质量可控，满足数据分析的科学要求。在问卷调查点相对集中的省份（比如新疆、贵州、云南、西藏、海南等），选择当地高校组织社会学、民族学等相关专业的师生担任调查员，由问卷调查技术组进行专业培训后开展问卷调查。在问卷调查点相对分散的省份，则由中央民族大学组织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的师生组建问卷调查队开展问卷调查。对于位置过于偏远、调查成本过高的调研点，选择委托当地统计部门或者委托子课题调研组专家在入户访谈时开展问卷调查。干部问卷调查则一般是在座谈会环节完成。
2013—2016年，项目组累计组织了16个省、自治区的56个市、县（区、旗）的问卷调查，共回收有效城乡居民家庭问卷21840份，其中2013年6563份、2014年7341份、2015年4732份、2016年3204份。回收有效干部问卷3807份，社区（村委会）问卷774份。问卷调查受访对象涵盖52个民族，其中，有效问卷样本量在30份以上的可以用于基本的问卷分析的民族类别为42个。在项目运行期间，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师生积极投身到项目的实地调查与研究，国家民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相关职能部门、中央民族大学等多家单位提供了持续的支持和帮助。
鉴于研究任务完成情况和成果出版情况，“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于2021年下半年启动结项工作。在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同意后，项目组于2021年12月30日上午召开了结项鉴定会。中央民族大学资深教授杨圣敏担任鉴定评审专家组组长，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的5位评审专家一致认为，“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成果全面考察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凝练和总结了中国促进各民族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宝贵经验，对加快推进新时代民族学“三大体系”建设，服务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不论是成果数量、质量还是影响力，“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圆满完成了项目申报时的预定目标，部分成果属于超额、超预期完成。评审鉴定专家组一致同意该项目结项，并推荐项目结项等级为“优秀”。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从参与人员规模、子课题数量、运营时间、成果数量等方面看，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一个超大型课题项目，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工程性项目。从项目申报到实施，从调查研究过程到资料分析整理，从成果完成、鉴定验收再到成果质量管控，每一步都是一个系统工程。这其中涉及的管理投入，都不是开展一个小型课题所能比拟的。因此，项目的实施不是一个主持人或者首席专家一个人就能完成的，而是依托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一个科研机构，参照院创新工程管理模式，由项目办公室按照重大工程项目进行管理和运行的。
自项目启动以来，为保障项目顺利开展，“第三次民族大调查”组成了项目顾问委员会、学术指导委员会、专家委员会、项目办公室等组织机构。陈奎元同志担任项目总顾问；王伟光同志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办公室设在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并由所内科研处专职人员担任办公室主任。项目办公室具体承担子课题立项审核、合同签订、经费拨付、项目监督、成果出版与发布等工作。项目办公室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大调查项目管理办法》《大调查经费管理办法》《调研工作管理办法》等一系列规章制度。这不仅确保了项目规范运行，使各子课题顺利实施调研并完成研究任务，也为社会科学基金的管理创新提供了借鉴。
作为一个多层次、长周期、全方位、系列性的综合调查，涉及地域广、民族多，参与调查研究的人数多，调查方式类型多样，仅仅依靠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拨付的经费依然不足。为了切实保障项目顺利运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将“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列为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进行管理和拨付经费给予支持。“第三次民族大调查”自立项以来，分别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拨款数百万元。同时，得到一部分专项配套经费和国情调研经费支持，项目总经费超过1000万元。
影像志是民族学、人类学调查研究的重要方式。民族研究所自20世纪50年代开展全国少数民族语言调查和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时就开始了影像志纪录片的拍摄，积累了十分珍贵的影像志资料。“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也选择部分区域拍摄了影像志纪录片，具体由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的影视人类学研究室承担相关任务。为此，“第三次民族大调查”设立了影像民族志子课题，部分经费来源于“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专项经费，同时使用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创新工程总额拨付研究经费。影像民族志研究课题与影像人类学研究室承担的口述民族工作研究课题也有一定关联。应当指出，口述民族工作研究课题与“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本不相关，但为了便于项目管理，口述民族工作研究课题作为“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的子课题进行立项。口述民族工作研究课题3年累计获得中国社会科学院专项拨款200余万元。“第三次民族大调查”立项以来的经费使用做到了严格按照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管理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创新工程管理制度和《大调查经费管理办法》进行管理，通过了多次专项财务检查和审计调查，经费使用和管理均严格规范。目前，项目还有少量结余经费，计划用于剩余未出版的调研专著的出版补助等。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组和各子课题组综合运用田野调查、问卷调查、国情调研、社会调查等多种调查方法，从静态与动态、微观与宏观、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典型与一般等多个角度，借鉴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研究方法，形成了展现我国21世纪初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状况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的丰硕成果。项目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四类，即《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系列丛书，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重要学术论文，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要报类成果，中国少数民族经济社会发展影像志系列成果。截至2021年12月底，“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已经正式出版《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成果51卷（含问卷调查报告8卷，“五大文明”建设专题卷2卷）（见表2）。
表2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丛书成果出版和待出版情况
续表
因民族类出版物管理要求严格，一些涉藏、涉疆和相对敏感的子课题虽提交了研究成果，但书稿在出版社送审之后尚未获批。还有一些子课题的书稿虽然通过了管理部门审核，但因出版审核审批程序严格，未能在项目结项会前正式出版。目前在出版社送审待出版的子课题成果有15卷（见表2）。应当看到，如此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子课题数量众多，受多方因素制约（如疾病、人员调动等），无法保证每个子课题都按期完成。一些子课题完成了实地调研，但没有完成最终成果。个别子课题无法实施调研，最后只能撤项处理。总体而言，这类项目不多，不影响整个项目的整体运行。截至2021年12月底，已经正式出版的《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成果已经超额完成了项目计划。
开展“第三次民族大调查”正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状况经历了显著变化，不仅在“五大文明”建设、从严治党、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也面临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与挑战。专家学者在调查研究过程中，除了按要求完成调研县域的研究报告并以编著方式出版成果外，还在实地调查研究过程中及时撰写了内部研究报告、“四报一刊”理论文章、学术论文、科普类文章等阶段性成果，及时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总结成就和经验，针对现实发展问题提出意见建议。不少高质量成果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影响力、社会影响力和决策影响力。
根据统计，2013—2021年底，“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各子课题组成员发表期刊论文及相关文章500余篇，其中重要学术论文200余篇；撰写相关咨询报告及内部研究报告近300篇，其中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信息情报院报送的要报类成果120余篇，获奖要报类成果近20篇。影像志系列成果26部，累计时长1552分钟。“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已经出版发表的各类成果总字数超过了2000万字，积累的问卷调查数据库、口述民族工作资料数据库、影像志系列资料，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为推进民族学“三大体系”建设发挥了重要支撑作用。
早在2015年8月，“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组就发布了《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首批18卷图书。当时出席发布会的领导专家对丛书的学术价值、现实意义及项目管理经验给予了高度肯定，一致认为该丛书是具有时代思想高度、代表国家学术水准的精品成果，彰显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智库作用。
2021年12月30日，《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新华网、《人民日报》、《中国民族报》等10余家媒体进行了宣传报道，已经产生积极反响。
在本次项目结项鉴定会和丛书成果发布会上，与会专家对项目及其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有专家认为，“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和丛书成果为服务新时代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研究基础，对构建民族研究的话语体系、研究体系具有重要战略支撑作用。也有专家认为，“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及其成果的面世充分体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作为“国家队”的学术组织动员能力。项目坚持从“地区看民族”是“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与以往两次大调查的最大不同之处。项目成果充分凸显了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特点，这些成果将为民族学学科建设提供有益支持。还有专家认为，项目及其成果体现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理论价值和创新价值，对于推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回顾总结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探索和形成过程，全面展示了改革开放尤其是21世纪以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辉煌成就，准确把握未来发展面临的困难与挑战，为实现民族地区跨越式发展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言献策。各子课题组基于收集的调研资料、档案、年鉴、问卷调查数据等进行全方位分析，撰写了一大批涉及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关系、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文化、少数民族人口与流动、民族地区社会结构转型等方面的研究报告、学术论文和要报类成果。这些成果客观反映了21世纪初以来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地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的成就，反映了民族地区发展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促进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提供了大量研究资料和科学依据。
全国人大常委会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法学部主任、国家治理研究智库理事长、学部委员李培林在成果发布会上指出，“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及《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有五个显著特点。一是项目研究议题综合全面。二是调研地点基本实现全国民族地区与民族类别全覆盖。三是研究方法体现了多学科交叉融合优势。四是项目成果丰富多样体现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五是项目运行管理规范。
概括来说，“第三次民族大调查”的学术贡献与现实价值体现为五大方面。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是21世纪以来全国范围内最大规模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综合调查，相比前两次民族大调查，实地调研地区明显增多。在调研点的确定方面，本次大调查一方面继续选取了“第二次民族大调查”的田野调查点以期进行比较研究，另一方面则从全面展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地区发展面貌目标出发，对浙江、福建、广东等地的民族自治地方或民族乡，以及中国台湾省进行了实地调查。从调研点的数量、参与的人员规模来看，“第三次民族大调查”是国家实施的最大规模的“民族大调查”之一。项目最终成果《中国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调查报告》丛书成为目前国内反映并记录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经济社会综合发展状况的最主要成果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陈甦认为，“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丛书成果为大家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基本状况，尤其是更新对中国少数民族的认知提供了战略性的支撑作用，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价值。
80余个子课题的参与人员包括课题组成员、项目管理人员、问卷调查员等，很多中青年骨干的科研组织管理能力、田野调查能力都得到显著提升。一大批青年科研人员通过参与“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得到了民族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等多个学科全国知名专家的指导，并撰写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学位论文。“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在培养民族研究领域专业人才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方面，很多参与实地调查和项目研究的科研人员重新认识到了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变化，对中国民族基本国情有了更加准确的认知，这为推动民族研究更好地服务民族工作实践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随着一大批青年人才通过锻炼和培养，逐步缓解了民族研究领域人才“青黄不接”的难题。
项目组撰写的学术论文、研究报告和要报类成果数量多、质量高，很多报告获得中央领导同志批示，或者被统战、宣传、民族、宗教、教育等部门采用，为党和国家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同时，很多调研成果和内部报告也为民族八省区党政部门采用，为总结中国民族地区的民族事务治理经验和典型案例做出了巨大贡献。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全面考察了中国特色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探索和实践过程，凝练和总结中国解决民族地区发展问题、确立和谐民族关系、促进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共同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验。在2014年和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和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的重要时间节点上，项目组首席专家、子课题负责人和不少课题组专家学者，针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完善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有效推进精准扶贫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等议题撰写并刊发了一系列成果，提出并阐发了许多具有重要创新价值的学术理论观点，产生了很好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影响。
项目首席专家在2014年和2015年召开的世界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的大会及多次年会中，宣读了基于“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问卷调查数据撰写的研究成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和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成效，促进中国的民族研究走进国际学术对话平台。此外，项目首席专家和不少课题组知名学者，围绕涉藏、涉疆、民族、宗教、人权等议题，积极开展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舆论宣传工作，不断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同时，基于“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取得的研究成果，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也扩大了与世界人类学民族学联合会等国际机构的交流合作，并与Springer出版社合作创办了英文刊《人类学民族学国际学刊》。该刊是我国民族研究领域的第一本英文专刊，成为中国民族学人类学传播最新研究成果、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
总体来看，“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作为21世纪以来目前我国开展的最大规模的民族地区调查项目，体现了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开展民族地区大调查优良传统的继承，对加快推进新时代民族学“三大体系”建设，服务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具有重大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在项目定位、研究方法、调研方式、成果类型等方面做了很多新探索。这些探索不仅创新发展了一套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管理办法与机制，也形成了一大批服务党政决策部门的研究成果，还为中国民族学学科发展培养了一大批青年骨干人才。相较于“第一次民族大调查”完成对中国的“原始社会史”及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认定并将其纳入中华民族的整体叙事，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完成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民族地区现代化图景的全方位展示，并建构起了一套阐释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状况的新话语。相较于“第二次民族大调查”对“民族地区如何抓住机遇、根据自身条件选择适宜的发展道路”的理论探讨，“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以“五大文明”建设为基本逻辑框架，对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情况进行了全方位调查研究，并在调研点数量、丛书成果数量、资政育人等方面实现了突破。总体而言，“第三次民族大调查”的启示如下。
第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要始终坚持调查研究这一优良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一部分。了解民族所处的发展阶段及其发展规律，就必须从人类社会的基本场景中进行观察，这是民族研究学界必须坚持社会调查的根本原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丰厚遗产的正确认知，就离不开学界开展系统持续的民族地区综合社会调查。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要在重要时间节点开展“第四次民族大调查”（2035年前后）和“第五次民族大调查”（2049年前后）。
第二，调查主题要服务于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第一次民族大调查”就是服务于当时开展“民族识别”的现实需要。“第二次民族大调查”则是服务于找准民族地区在改革开放中的比较优势，缩小少数民族与汉族、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则围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服务于评估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小康的水平，为新时代各族群众正确认识中华民族共同体发展图景提供支撑。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是开展民族大调查的根本指引，民族大调查的调查主题只有回答时代之问、服务国家决策、体现人民需要，项目的研究成果才能经受住时间考验，持续展现其学术生命力。
第三，科学灵活的项目管理模式为民族大调查提供组织保障。民族大调查的调研点不仅遍布全国，参与调查研究的人员也遍布全国。要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动员不同单位、不同专业、不同学历的干部、师生加入到项目研究中来，没有一套科学灵活的管理模式是不行的。作为民族研究领域的“国家队”之一，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具备丰富的重大项目组织经验，尤其是创新工程的实施为民族大调查项目管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一方面，项目管理要确保各子课题能够既规范又按时开展调研和完成既定研究任务；另一方面，项目管理也要兼顾各子课题调研点的特殊性及对其开展调查研究方式方法的灵活性。因此，要在充分总结“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管理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创新民族研究领域超大型项目的管理方法。
第四，从学科建设的角度发挥民族大调查培养人才的积极作用。学术研究不仅讲究知识传承，也要注重人才的传帮带和培养。在课题论证与申报、社会调查与问卷调查、研究报告撰写等诸多环节，都为青年科研人员向大家名家请教学习提供了宝贵机会。在调查研究过程中，很多大家名家也积极传授民族学、人类学的治学经验，帮助青年科研人员迅速掌握社会调查方法和准确研判民族研究领域的现实问题。这种机制不仅较快地产出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也为民族学、人类学在科研和教学领域培养了一批青年骨干，为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工作和宣传教育工作积蓄了人才资源。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是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综合效果十分明显。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纲”，所有工作要向此聚焦。要深化对我们党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研究。
民族工作是“国之大者”，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求下，深入挖掘这次大调查的“宝藏”，服务新时代民族工作高质量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第一，持续推进民族理论研究创新发展。中国已经开启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新的伟大实践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时代思想与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民族工作创新发展，就是要坚持正确的，调整过时的”
。当前民族研究理论界要紧密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重要思想的精神，依托“第三次民族大调查”成果基础，对标民族工作领域重大现实需要，进一步推进民族理论研究创新发展，形成一系列民族理论研究重大成果。
第二，加快民族学学科的本体建设。在当前国家进行学科调整大背景下，要充分认识到学科调整对于建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三大体系”的重大意义。民族学不是大杂烩，而是一个拥有完整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研究方法的本体性学科。“第三次民族大调查”为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和科研人才队伍培养发挥了战略引领作用。因此，要进一步发挥这一优势，服务好新时代民族学学科本体建设。
第三，提升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水平。民族研究的理论性和应用性很强，“第三次民族大调查”的多种类型成果都体现了推动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融合发展的要求。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要结合“第三次民族大调查”既有成果，深入推进成果转化，加强对策应用研究。使民族研究成果更加聚焦、更好地服务于党和国家民族工作的实际需要。
第四，进一步深化国情调研工作。“第三次民族大调查”结项不是民族理论研究的结束，而是总结经验深入推进国情调研的开始。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之际，我国民族地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将面临新的挑战与问题。精准扶贫脱贫攻坚之后，调研点的发展状况又有了一些新变化。要以现有的调研点为参照基准开展跟踪研究和比较研究，为下一次的民族大调查做好准备。
“第三次民族大调查”在继承前面两次民族大调查的基础上，聚焦了对21世纪初以来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全面小康图景的描述与分析，为我们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视角和论证支撑。“第三次民族大调查”项目成果所建构起的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图景，突出强调了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发展的人民性、全面性、协调性，也展现了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在民族地区现代化中的实现路径。“第三次民族大调查”相较于前两次民族大调查所取得的突破性成就，为树立正确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打下了坚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