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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半期，印度资本主义有了较大的发展，但是，国家的经济命脉仍由英国殖民者控制，具有明显殖民地经济的片面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靠农业为生的人口仍然占70%以上，靠工业（包括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为生的人口只占1/10，工业产值只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独立前夕，上述比例变化不大，印度仍然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的发展主要集中在棉纺织、钢铁、水泥以及其他一些机器修理部门，机器制造业、重要的军工工业仍然没有建立起来。总的来说，轻工业得到片面发展，重工业十分落后，轻工业中工人数占全部工人总数的80%以上，而纺织业一项就占轻工业总人数的70%以上。 [39]
1947年8月15日，印度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宣告独立。新独立的国家面临着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它要整合国家统一，解决因印巴分治而造成的大量难民问题，打碎旧的在印度历史上存在已久的等级制度，实现印度的现代化。而普遍的贫穷是印度经济问题中的核心问题。1947年8月14—15日，刚进行权力交接，社会暴乱就在整个次大陆发生。数以百万计的人们越过彼此疆界。难民问题成为这两个新独立国家的沉重负担。到1948年约有1/10的西巴人沦为难民。 [40]
由于英国殖民者长期残酷的剥削和野蛮的掠夺，印度独立时，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主要经济命脉都操纵在英国垄断资本手中。1947年的印巴分治，打乱了社会经济的正常秩序，触发了破坏性极大的教派大冲突，造成严重的社会动乱。结果，农业凋敝，工业停滞，物价上涨，工人失业，人民贫困不堪。独立之初，印度基本上是一个农业国，工业基础薄弱。印度人口的85%生活在农村，工业部门只吸纳了1/10的劳动力。同时，农业部门相当落后。化肥、灌溉设施、现代农业方法的使用不甚普及。每年要进口二三百万吨的粮食，每日谷物消费量人均不到9盎司。文盲占全国人口的84%，疟疾、天花和霍乱等传染病蔓延，死亡率27‰，高居世界之首。1948—1949年，印度生活水平低下，城市收入水平总体上高于农村，据估计，城市人均收入比农村高2倍多。农民平均每天收入不到1卢比。 [41] 印度在粮食生产方面远没有达到自给水平，存在着普遍的营养不良，健康状况不佳，教育水平低下，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与发达国家相比偏高，医疗卫生状况难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据资料显示，1951—1961年，印度的平均出生率和死亡率分别为40.7‰和21.6‰，而在大多数先进国家，死亡率不超过10‰。1951—1961年，婴儿死亡率为142.3‰（男）和127.9‰（女），而在美国和西北欧国家则不足25‰。在人均寿命方面，1961年印度男子41.68岁，女子42.06岁，而美国白人男子62.7岁，女子73.7岁。在医疗卫生方面，1960年印度有约11854所医院和药房，它们要治疗约1300万病人，还有上百万的病人得不到任何治疗。1960年印度的病床数为每万人中有0.4张。1959—1960年，登记注册的医生，每万人中印度有2人，美国有13人；护士，每万人中印度有1人，美国有27人。 [42] 与之相比，独立之初的情况更为糟糕。
面对这种复杂艰巨的现实，如何尽快结束动乱，安定人心，恢复和发展经济，改变落后面貌，进一步取得经济上的独立，便成为刚刚诞生的印度政府最迫切的任务。为此，以尼赫鲁为首的国大党政府，在政治、军事和外交上采取一系列措施的同时，在经济上也逐渐提出了一整套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
在经济上，提出要通过议会民主的道路发展一种“社会主义类型”的经济体制，壮大国家资本，鼓励私人资本，发展“混合经济”，实行计划调节，优先发展重工业，实现工业现代化，增加国民收入。 [43] 实行计划经济、“混合经济”、土地改革，“既不全盘接受社会主义，也不全盘接受资本主义，而是在本民族传统基础上对二者进行融合，走所谓‘第三条道路’或‘中间道路’，以此来追求本民族国家独立与发展这两个互为因果、彼此依存的主流目标” [44] 。
在一个开放经济中，若一国的经济发展受到国内资金不足的限制，可以通过引进外资、利用外国援助等途径从外部获得必要的资源。国外资源的流入，可以解决一国储蓄不足、外汇短缺、资本稀缺等问题，并引进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方法，从而促进经济发展。成功利用国外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的国家，如美国在南北战争前后、日本在“明治维新”之后，都曾大量引进外资来实现经济起飞。
独立初期印度经济军事软弱的现实与尼赫鲁实现印度“有声有色的大国”的理想之间存在巨大落差，阻碍了尼赫鲁的大国梦。尼赫鲁希望在东西方两大势力集团之间左右逢源，争取获得双方的经济援助，实现印度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南亚以及亚洲扮演领导者的角色。独立后，印度虽然富有多种矿产资源，但是缺少技术、技术工人和资本资源，束缚着经济的发展，其中主要是缺乏资金。这是印度和许多欠发达国家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这些打破殖民枷锁取得独立的亚非拉国家，起步低，底子薄，发展经济困难重重。要解决这些困难就需要获得大量的外部援助。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后来的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指出，“印度有受过高等教育和训练的精英和日益增加的有教养的人，有一流的管理，有大量的社会正义，良好的审判制度，有分期清晰的经济发展计划。除了所缺的外部资金，发展经济所需的国内因素几乎都存在。外援应该来填补这个缺口”。 [45] 1948年3月8日，尼赫鲁在印度制宪会议上说，“我们想得到其他国家的援助”，他强调印度在接受外援时不能倒向任何一方而使自己处境被动。他说，“印度在接受经济援助或政治援助时，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是不明智的政策。我们不应该以牺牲自尊的代价获得援助，否则任何一方都不会尊敬你；我们也许会得到某些小的利益，但最终我们因此会遭别人的唾弃” [46] 。尼赫鲁的这种援助指导思想，概括来说，就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同时左右逢源。然而，尼赫鲁所坚持的争取外援的思想与美国把援助作为外交政策工具的理念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和分歧，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注定了印度争取美国援助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 [47] 印度先后于1948年、1956年和1977年颁布的3个工业政策决议和各个五年计划，都阐明外国资金对印度发展经济建设的作用。历届政府都奉行“不把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原则，多方接受经济援助，以实现经济起飞。 [48]
独立后印度所面临的困难在巴基斯坦相同或相似地存在，在某些方面甚至比印度更为严重。巴基斯坦于1947年8月14日宣告独立。1948年9月11日，巴基斯坦立国领袖、被誉为“巴基斯坦之父”的首任总督阿里·真纳病逝；1951年10月总理阿里·汗被暗杀。两个核心人物的相继离世，使巴基斯坦政局陷于动荡。世俗政权与宗教势力、不同宗派之间的矛盾以及东巴（主张以孟加拉语为国语）和西巴（主张以乌尔都语为国语）因语言问题的冲突，使巴基斯坦不时发生流血冲突和政治危机。一系列的政治危机导致中央政府更迭频繁，自1947年独立到1958年秋，巴基斯坦五易总督，七易总理。 [49]
根据印巴分治方案，巴基斯坦伊斯兰占多数，由东巴和西巴两部分组成，中间被印度隔开1100英里。农业一直是巴基斯坦民众的主要职业，有85%以上的民众从事农业。 [50] 收成一直很低，耕作方式也原始粗放。由于盐碱浸泡、土壤侵蚀以及洪灾，土地恶化一直在持续。
教育状况低下，文化普及率低，技术教育基本上不存在。在旧印度的几所农业大学中，只有一所在巴基斯坦境内。旁遮普农业大学是建立和管理较为完备的一所。在达卡等几所学院招收学员从事一些研究；在西北边省白沙瓦的伊斯兰学院提供有限的农业培训。健康和社会福利措施不足，交通设施和通信手段落后，管理人才匮乏。
工业基础薄弱，工业原材料匮乏，资源有限，并且分治后大部分归入印度，最简单的制造业部件也需要进口。并且很少有被开发过的资源，诸如燃料、森林、矿产等。北部丰富的水资源也尚未被开发，有组织的国际贸易很少，农业信用设备不充分、市场设施不完备；交通和通信系统主要是为了用于军事用途的，而不是为了运送产品到市场；大约70%的国家预算是用于军事建设。分治之时，军火库、军事指挥学校不在巴基斯坦边界一方。那些被判给巴基斯坦的物品被印度控制，印方阻止把武器或装备分配给巴基斯坦。独立伊始，巴基斯坦就把印度视为它在南亚地区的主要对手和最大的安全威胁，并且由于地区力量不平衡而心理上时常有一种不安全感。尼赫鲁曾宣称，总有一天合并要到来，只是存在时间上的早晚问题。 [51] 此外，巴基斯坦还担心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但是，巴基斯坦“国防力量连最基本的国内安全都承担不起，更不用说迅速地满足不断升级的外部防御需要了”。 [52] 克什米尔是印巴双方争端的核心问题。军事冲突的威胁迫使双方把大量的资金投入到国防，这反过来又对双方的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1952年年初，外贸所依赖的产品黄麻和棉花的价格开始急剧下跌。从1951年6月到1952年12月，商品物价总指数从162卢比跌到123卢比，纤维品从193卢比跌到98卢比。巴基斯坦外汇盈余从1951年28.8亿卢比下降为1952年19.2亿卢比。 [53] 外汇的短缺使局势更加恶化。
为了生存和自身安全需要，巴基斯坦一方面加强自身军事力量，另一方面积极寻求大国（特别是美国）的支持与援助。
印度独立伊始，杜鲁门政府寻求发展美印两国间的紧密联系。在1947年8月14日的贺词中，杜鲁门对未来两国关系表示了极大的乐观，声称印度这个伟大的国家将会在美国找到坚定的朋友。尽管如此，美国援助并未立即到来。印度政府外交和联邦关系部部长吉尔贾（Girja）认为，印度在其经济和军事上发展和加强自身的首要目标上，不能指望得到苏联的有效援助。事实上，美国是唯一有能力援助印度的国家。 [54] 吉尔贾表示，印度希望在实施某些水电开发项目时得到美国的援助，尽管在这方面已经采取了一些办法，但还没有得到任何援助。 [55] 在印巴之间，华盛顿更重视印度的重要性，因为印度拥有更为广袤的国土和更为众多的人口，以及相当大的经济军事潜力。美国在1947—1949年对巴基斯坦不甚感兴趣，延迟任命驻巴大使就是很好的明证（美国首任驻巴大使1948年2月递交国书，仅5个月后由于身体原因返回华盛顿，新的大使在1950年年初上任）。 [56]
1949年尼赫鲁访美为美国增加对印度的了解提供了一次很好的机会。在尼赫鲁访美前一周，驻印大使亨德森（Loy W.Henderson）返回美国帮助安排尼赫鲁访问事宜。亨德森主张对印度进行援助，提出了一项向印度提供为期5年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计划，以无息贷款的形式帮助印度增加粮食产量；同时，他还支持印度提出的一百万吨小麦的请求。亨德森的主张和建议并未得到美国当局的立即采纳。1949年10月13日，尼赫鲁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说：“尽管我们的经济潜力巨大，但是要将其转变为实现的财富，还需要大量的机械辅助设备和技术援助。因此，我们非常欢迎基于互利基础上的此类援助与合作……” [57] 尼赫鲁的这次访问，可以说是不成功的。究其原因，美印双方高层在一些重大原则性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美国对印度放弃中立主义并与之结盟抱有不切实际的期望。而印度坚持不结盟，不同意美国关于苏联威胁性质的看法，认为对世界和平构成最严重威胁的不是共产主义而是殖民主义等，都暴露了双方原则分歧。1949年尼赫鲁访美的不成功，失去了争取美国援助印度的一次机会，对短期内期望获得美国援助造成了不利影响。美国官方在会见了尼赫鲁并对其原则立场有了一定了解之后，就匆匆拒绝了向印度提供经济援助的主张。在尼赫鲁离开美国后仅仅一周，国务卿艾奇逊就通知驻印大使亨德森，国务院反对其向印度提供一项为期5年5亿美元的援助计划。艾奇逊认为，“正如过去那样，将来也是如此，对印度和其他国家的经济援助只有当印度的接受能力和我们自己的能力以及所提供的建设性目的相一致时，援助才有可能发生” [58] 。考虑到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印度成为美国的主要受援国几乎不可能。 [59]
1950年4月12日，美国驻印大使亨德森在致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文中言道，近几个月以来，印度对美国的不友好的情绪一直在上升。这种对美国的不喜欢或怨恨，主要是由于印度人日益认为在其困难时期美国没有和无意提供大量经济援助。 [60] “在我们看来，改善气氛的最有效的措施是表示我们愿意向印度提供大量的经济援助，这在最近的部门和使馆之间的往来电报中有所触及。除非我们表明我们愿意在物质上帮助印度的经济发展，或者除非国际共产主义进行新的冒险以恐吓印度领导人放弃他们目前所谓的‘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否则我们相信很难实现在国际事务中美印之间的密切合作。” [61] 国务卿艾奇逊指出，印度不断坚持所接受的任何援助不能有任何的束缚性条件，这种要求是不合理的，马歇尔计划的使用也有一定的限制。 [62] 印度一方面批评美国未能提供印度认为合理的美国外援份额，另一方面他们似乎忽视了印度领导人公开和私下声明：印度不需要援助；或者美国的援助是“美元帝国主义”的工具。 [63]
1950年8月28日，负责近东和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吉，向杜鲁门建议，要立即采取必要措施为南亚、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开展建设性的和实用性的援助计划。 [64] 麦吉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视角谈到了该地区作为整体上对美国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从埃及经阿拉伯国家和伊朗到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这一地区，还没有接收到来自美国的重要援助。 [65]
新中国的成立以及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亚洲政策发生了转变。1950年12月1日，美国国务院关于印度的政策声明指出：希望现在的非共产主义政府在印度继续执政，并希望它在广泛的民众支持下，继续奉行与美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希望印度自愿地与美国和志同道合的国家联合起来反对共产主义。印度在增加农业和工业产出的计划中，必须依靠外部资本来源才能迅速取得进展。美国的政策是帮助印度在农业、公共卫生、教育、劳工、电力发展和交通等领域获得国外的技术援助；支持联合国对印度的技术援助计划；根据“第四点计划”，印度将获得分配给南亚地区的最大一部分资金。由于中国处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苏联的势力现在已经侵占了印度次大陆的周边地区。印度凭借其相对的力量、稳定和影响力，已成为非共产主义亚洲的关键国家。综合各种因素，美国需要通过一项向印度提供财政和经济援助的方案。 [66]
从援助类型方面，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紧急粮食援助）、军事援助等。
印度独立后，美国开始考虑向其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1950年12月1日，美国国务院关于印度的政策声明指出，美国在印度的目标是：希望目前的非共产党政府继续掌权，得到广泛支持，奉行与美国友好合作的政策。希望印度在反对共产主义方面与美国等国家自觉地保持一致，希望印度国内政治稳定、经济进步，等等。为此，美国的政策是帮助印度在农业、公共卫生、教育、劳动力、电力开发、交通运输等领域从国外获得技术援助；支持联合国对印度的技术援助计划；根据美国的“第四点计划”，印度将接收到分配给南亚地区的最大资金比例。 [67]
一份关于美国民众对美国援助计划的看法的报告认为，与中东国家相比，对援助印度的讨论一直有相当规模。尽管对印度在东西方斗争中的中立主义立场有所忧虑，有意见认为要通过第四点援助和其他开发援助来加强印度的力量。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援助虽然有用，但对于印度的需求来说无异于九牛一毛。 [68] 美国在南亚的外交官员认为，自从它们宣称西方国家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以来，对南亚国家的经济援助提供了一种达到或强化这些国家亲西方立场的最佳方式…… [69]
1951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国家情况评估报告》分析指出：印度目前决定不卷入东西方冲突的任何一方；印度的政策在不久的将来不可能因为苏联在欧洲和近东的入侵而变化，也不会因为共产主义力量在东南亚的进展而变化。共产主义对缅甸或者对印度本身的入侵可能会导致印度政府向西方寻求军事援助。印度经济形势的不断恶化，特别是如果得到中国共产党支持的话，最终可能会使印度共产党攫取对印度政府的控制。共产党对东南亚的统治威胁已经非常严重，如果共产党控制了印度，那么将几乎肯定会导致共产党对整个地区的控制。印度仅凭一己之力几乎不可能阻止其经济衰退，持续几年的大量外部援助可能会阻止这种经济衰退。外部经济援助似乎是阻止经济衰退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否则将会对西方国家产生更大的困难，将会对西方在整个亚洲的形势产生更加严重的威胁。 [70]
亨德森大使的继任者，鲍尔斯大使（1951年9月—1953年3月担任美国驻印大使），是美国著名的新政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对刚刚走向世界舞台的第三世界兴趣浓厚，对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十分青睐，主张对印度提出的“一五”计划作出积极回应，通过扩大对印度经济援助来从经济上遏制共产主义。 [71] 在印度积极推行“社区开发计划”，改善农村教育、医疗卫生，增加农业生产，支持大量增加美国援助。鲍尔斯大使认为，美国在欧洲采取的行动使欧洲稳定，但亚洲仍处于严重的风险之中。“我们可以在欧洲成功，如果我们在东方不能做正确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在那里建立巩固的基础，我们在未来5年可能会失去东方世界并且整个自由世界将会崩溃。”谈到印度的贫穷和落后，鲍尔斯说，如果美国不关注印度的困境，那么共产主义分子将会对印度和美国造成危害。“共产主义分子不会创造贫穷，但他们肯定会利用贫穷。”因此，美国必须关注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对付共产主义的答案是向世界贫穷发起攻击” [72] 。印度共产党利用粮食短缺和对其他一些问题的不满，在1951年年底和1952年年初的选举中，取得一些胜利。这令美国很吃惊。美国日益担心尼赫鲁的继任者会更糟糕。尽管认为尼赫鲁有种种不足之处，但是他们还是认为尼赫鲁是反对共产党在印度颠覆的最好保证。在1952年1月，鲍尔斯向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解释了继续关注印度的重要性，他认为，美国的援助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鲍尔斯力图打造南亚版的“马歇尔计划”，强调援助印度的重要性。可是鲍尔斯的努力并未得到国会内民主党人的支持。民主党人西奥多·格林（Theodore Green）怀疑地表示，援助印度可能会像曾经援助中国一样得不到什么回报。民主党人、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宣称，“我们不能向整个世界提供资金，而且我们不能向印度提供资金。你知道，我们给他们的钱越多，他们就想要的越多”。 [73]
往来于白宫、国务院以及驻印大使馆之间的电报表明，在当时情况下，鲍尔斯大使主张的向印度赠予1.25亿美元用于购买商品的做法是不可能被采纳的。NEA（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局）认为，继续把1953财年对南亚援助1.5亿美元的项目作为努力的最低限度，例如，帮助南亚国家（特别是印度）强化其国家经济作为政治稳定的前提，防止一个包括近5亿人口、自然资源丰富的战略地区（在美国的国防计划中扮演重要角色）被颠覆。 [74] 鲍尔斯大使根据从华盛顿传来的信息认识到，1953年印度援助计划不可能增加，尽管有关部门的高官认可关于目前印度形势危机的分析。 [75] 1952年3月3日，国务卿通知鲍尔斯，正在向国会提议1953财年1.15亿美元的援印计划。一个跨部门工作小组成立，研究形势，达成了以下共识：强调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的相互关系，印度在遏制共产主义在亚洲侵略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需求的重要性；美国援助计划的目的是直接惠及印度人民，而最有效的方式是在不久的将来通过援助印度政府增加粮食产量；美国支持的社区开发项目会对解决粮食问题作出重大贡献。 [76] 在1952年8月19日NSC98/1文件第四个进展报告中，副国务卿戴维·布鲁斯（David Bruce）谈到，南亚与以前一样，需要外援来稳定经济状况。国会对1953财年南亚援助计划进行削减，从1.5亿美元减少到约0.58亿美元。总统指出，这种削减会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危险。 [77] 国会削减鲍尔斯请求的对印援助数额（2.5亿美元）的近60%，共同安全署预算和国务院削减到1.15亿美元，这个数字根据关于外援的立法又削减了32%，为0.77亿美元。最后拨款给印度的数额仅有原来请求的15%，合计为0.34亿美元。鲍尔斯担心国会此举可能会影响美印关系以及印度国内政治发展。 [78]
鲍尔斯未能改变国会中大多数人的看法。白宫拒绝帮助，杜鲁门即将离任，不会把援助印度作为优先考虑之事，他把这些事情留给其继任者。 [79] 鲍尔斯还为印度获取尽可能多的美国经济援助而积极努力，但美国决策者从全球的战略布局来分配援助，西欧和东南亚比起南亚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印度并不具有优先性，因而鲍尔斯的努力往往收效甚微。[鲍尔斯大使1953年3月23日离任，由艾伦（George V.Allen）大使接任。艾伦大使1953年5月4日上任。]
美国经济学家沃尔夫（Charles Wolf），曾任研究美国军事援助计划的总统委员会顾问，在其著作《外援：在南亚的理论和实践》一书中指出，美国对1953财年援助南亚削减的原因有两点：其一，印度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朝鲜的政策；其二，立法勉为其难。对南亚的援助计划是在国际开发法持续的授权之下实施的。有些国会议员抱怨说，印度对美国的国际问题既不表示同情也不表示理解，因而要求终止对印度的援助。 [80]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会以及印美在一些国际问题上的分歧对美国援助的影响。
“第四点计划”提出后，1950年12月，一项450万美元的印美技术协定签署。
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的对外援助政策发生了转变，转向关注“共同安全”。但是，美国的技术援助人员和顾问积极参与了受援国的经济开发。例如，由美国援助项目提供的化肥和竖井在下一个收获季节将增产南亚粮食产量约400000吨。4000吨DDT400万片磷酸氯喹以及一些喷雾器和汽车，提供给印度国家项目以帮助它在五年之内消灭疟疾。美国援助刺激了印度政府开始一项基层社区开发计划（涉及约22个地区，包括22000多个村庄和2100万人口）。美国的计划也刺激了巴基斯坦和尼泊尔进行类似的社区开发。美国在管理和有效利用赫尔曼德河谷资源方面向阿富汗政府提供技术性建议，美国已通过进出口银行向阿富汗政府提供2100万美元投资贷款进行援助。美国援助计划试图向该地区的广大民众表明，美国愿意在其政府开发行为中提供帮助，以帮助减少他们与美国的心理障碍，尽管只有时间才能改变和治愈根深蒂固的偏见。美国对南亚国家的技术和经济援助仅仅是这些国家自身努力所花费量的极小的一部分。 [81] 1950年和1952年，美印根据“第四点计划”先后签署了《美印技术援助协定》《美印技术合作协定》和《美印技术合作补充协定》，美国向印度提供了120万美元赠款，并派出技术专家。 [82] 1952年，国务卿在谈到向南亚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时指出，“贫穷、疾病、无知和对以前殖民剥削的愤恨是我们的敌人。……它们代表了混乱的力量，共产主义正利用这种力量抓住每一个机会。为了达到我们帮助这些地区的人们保持独立的、对我们友好的政府的目标，我们必须理解亚洲正在发展中的这些力量，并且我们必须保证民族主义的力量以及经济进步的驱动力与自由世界而不是与共产主义的其余部分相联系”。 [83]
1951年印度发生饥荒，美国提供紧急粮食援助。
在印度独立之前，面对1946年的印度粮食危机，美国向印度提供了粮食救济。“在美国港口装载了87052吨小麦，以便在9月运往印度。……装载运往印度的粮食仍在不断增加。有一船货物正在奥尔巴尼装船……已计划在10月初装载117500吨小麦运往印度……我们将继续强调这批粮食的装载量，直到全部装运为止。” [84] 1947年至1950年早期，印度没有从美国接受到直接的、双边的援助。1947年6月27日，美国驻印大使格雷迪（Henry F.Grady）拜会了尼赫鲁。尼赫鲁表示，希望印度能够得到美国的专家援助。 [85] 1947年10月7日，印度大使阿里（Asaf Ali）向美国代理国务卿洛维特（Lovett）介绍了印度国内形势以及印度的食品需求，表示印度对粮食进口的需求仍然很大，并且由于重要粮食产区旁遮普省的动乱而使粮食进口需求增加了。他希望美国能够增加对印度的拨款，这将是美国援助印度愿望的具体证明。洛维特指出，由于谷物歉收，美国的粮食状况非常困难。 [86] 在美国当局中有一种认识，认为印度太大、太遥远，无法提供帮助。 [87] 这个阶段，美国决策者忙于欧洲，并根据马歇尔计划向欧洲提供了数十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1950年年底至1951年年初，印度正面临着非常严重的粮食危机。这种危机是前所未有的灾难性的结果，这种灾难使原来已经危险的粮食状况更加严重。东北季风在正常情况下给马德拉斯邦的水稻田带来所需的降雨，但是已经连续四年没有带来所需的降雨。当临近结穗的水稻因几个月的滴雨未下而近绝收时，比哈尔邦的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而此时印度的灾难也接踵而至。阿萨姆（在印度东北部）的地震，旁遮普（在印度西北部）的洪灾，以及有些地方发生的蝗灾，更使印度雪上加霜。在政治上，有些共产主义组织利用形势，取得了农村地区自治的成功。印度政府粮食储备不足，外汇短缺，继续从国外购买粮食。
1950年12月16日，印度大使潘迪特夫人正式向美国国务卿请求提供200万吨粮食的资金援助。 [88] 由于严重的自然灾害，她强调印度粮食需求的急迫性。她认为，只有美国有足够的储备来满足印度的需要。
针对印度的援助请求，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对印度政府目前的处境表示同情，并认为由于所需数额巨大，需要国会的批准。美国将对印度的状况进行深入研究，核对所需总费用，估计费用的来源。国务院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局（NEA）的官员立即准备了一系列的备忘录，要求美国从长远的外交政策考虑作出积极的回应。
美国社会，无论是大多数普通民众还是宗教界、新闻界人士，纷纷对印度抱以同情，希望美国抛弃政治上的分歧，从人道主义考虑对印度进行援助。
美国公众大多支持对印度进行紧急援助。1951年1月4日，美国紧急援助印度委员会成立，一些著名人士纷纷加入，包括前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小说家赛珍珠，全国支持有色人种进步联盟执行长官怀特（Walter White）等。当天，美国紧急援助印度委员会会见了负责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吉。怀特指出，“我们应当援助印度，首先是出于人道主义的原因；其次是印度站在我们这一边还是同共产党为伍，粮食缺乏与否将扮演重要的角色的原因”。民意测验显示，对印度的经济援助应当视印度与美国合作的情况而定的观点并不被大多数美国人所拥护，至少在援助关系的早期是这样。1951年4月，在就印度粮食法案举行听证会的过程中，全国民意研究中心举行的一次民意调查显示，55%赞成援助，37%反对，8%不知道。 [89]
美国宗教界、新闻界等基本上都支持向印度提供援助。美国各教会全国委员会总部1951年1月17日提出了一项建议，要求国会和政府，在美印两国政府都能接受的条款基础上，采取行动满足印度人民急切的粮食需求。 [90] 有的教会成员指出，有人倾向于通过让印度人民忍饥挨饿来惩罚尼赫鲁在朝鲜问题上的立场，基督教的良心拒绝这种几乎不能容忍的态度。 [91] 在随后的几周内，全国教会委员会、基督教青年会、全国路德教会委员会等组织纷纷公开宣布支持对印度的饥荒救济。美国的许多报刊也纷纷发表文章，支持对印度的援助，如《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等。1951年2月7日的《基督教世纪报》刊发了一篇名为“停止在印度粮食问题上的争论”的文章。文章指出，尼赫鲁的独立政策不应该成为阻止美国向印度提供援助的理由，在这个问题上踟蹰不前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态度，是与美国人民的人道主义传统背道而驰的。 [92] 《纽约时报》指出，“不应有政治问题和各种条件。我们要恩泽四方，对此事华盛顿不应有什么犹豫”。 [93] 《纽约时报》批评美国政府耽搁向印度运送粮食，指出印度在1950年12月16日就提出粮食要求，为什么这种请求迟迟没有得到接受和实施呢？建议如果美国给予粮食自由那将更好。 [94] 《纽约先驱论坛报》指出，美印双方在国际政策方面的分歧不应该导致这种考虑出现。 [95] 1951年1月29日的《明尼阿波利斯星报》指出，美印双方目前的政治分歧不应该成为美国向印度提供急需品道路上的障碍。 [96]
一些重要的国会议员也加入到支持立即援助印度的行列。1951年1月8日，纽约州的代表雅各布·贾维茨（Jacob K.Javits）向国会提出“支持向印度共和国及其人民提供援助以应付其严重的粮食短缺危机以及1951年饥荒威胁”的联合议案。该议案迅速得到广泛支持，提交给众议院对外事务委员会和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明尼苏达州的参议员汉弗莱，对印度事务特别感兴趣，他和新泽西州的参议员斯密斯，就印度事务促使当局立即采取行动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1月30日，他们加入了由25名参议员和众议员组成的两党小组，联名向杜鲁门写信，要求总统支持对印度紧急粮食贷款。“除非我们迅速行动，否则数十万的印度人民将会面临饥饿。”在提到他们反对印度的一些对外政策之后，他们认为，阻止饥饿的需要完全与一切政治考虑无关。
在美国，大众对援助印度的支持更多的是基于人道主义而非战略考虑。美国前总统胡佛、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斯泰森都宣称他们支持向别国实行经济援助。来自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塔夫脱承认，尽管他没有调查印度饥荒这件事，但是如果出于阻止饥荒的必要，他倾向于赞成把粮食作为礼物送给印度人。 [97]
对印度的紧急粮食援助并非如民所愿立即到来，而是充满了波折。国务院瞻前顾后，一些关键的国会议员反对。美国国会援助印度的立法久拖不决，引起印度方面的不满。1951年3月30日，苏联和中国宣布向印度提供紧急粮食援助。白宫和国务院向国会施压，要求迅速采取行动。一些人士指出援助久拖不决可能对美国带来的不利影响。一位国务院官员指出，“亚洲民众都将把美国对此的反应与美国对欧洲的慷慨相比较”。国务卿艾奇逊指出，进一步的拖延“将对我们在印度的形象造成损害，并且帮了共产主义者的忙”。 [98]
经过了漫长的等待和争论之后，参议院法案授权提供200万吨粮食，一半以赠予形式，一半以信贷形式，于4月20日被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批准。众议院制度委员会于4月25日发布一项法案，授权向印度提供贷款用于购买200万吨粮食。针对美国国会关于援助印度是以贷款还是赠予方式的争论，尼赫鲁表示印度倾向于以贷款的方式获得美国的援助。尽管印度同意参众两院的法案条款，但是他更倾向于众议院的简单一些的、完全以贷款形式的条款。对于H.R.3791条款要求印度用原材料形式支付部分粮食的偿还，尼赫鲁说，印度愿意支付能够支付的原材料，同时强调，那些涉及原子武器或类似武器生产的原材料，印度概不向外国提供。 [99]
经过长达6个多月的争论，1951年6月15日，杜鲁门签署了对印度紧急粮食援助法案，向印度提供1.9亿美元贷款用于在美国购买粮食。7月中旬，经济合作署的一名代表加入了驻新德里的使馆工作，观察粮食分配情况，并执行该法的规定。至11月2日，大约有97艘船，运载用贷款购买的约845500吨粮食，离开美国港口前往印度。1951年印度紧急粮食援助法正在实现其目标。到1952年7月1日，购买价值1.9亿美元的粮食已在分发；到7月5日，贷款粮食运送累计总量已达2173695长吨——实际最终总数是2175000长吨（1吨=0.934长吨）。
1951年美国对印度的紧急粮食援助，具有政治的、经济的和人道主义的多重考虑，服从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国家利益。从实际效果来看，美国对印度的紧急粮食援助确实缓解了印度因饥荒带来的痛苦，有助于印度的政治经济稳定。然而，国会就援助印度的争论、对印度外交政策的抨击、要求援助的种种附加条件以及对印援助的耽搁延迟，不仅未明显改善两国关系，博得印度人民对美国的好感，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两国关系的紧张。此时，美国的战略重点依然是西欧，朝鲜战争也耗费了美国不少的精力，印度在美国的外援计划名单中并不占有优先性。 [100]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军事援助的主要对象是西欧和中东国家，南亚并不具有优先性。美国政府把武器援助和武器销售从根本上视为对外政策的一种工具，以施加地区性影响来强化联盟，反对共产主义力量的扩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关系由原来的合作共处走向对抗，集体安全成为美国保卫自由世界的战略。采取地区联盟共同防卫的形式，来抵御苏联的扩张主义和所谓的共产主义所支持的颠覆活动。因此，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担心，导致美国以军事援助和大量经济援助的方式积极支持集体安全。鉴于印度次大陆因克什米尔和其他问题的争端而普遍存在的紧张局势，国务院建议暂停向印度和巴基斯坦出口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1948年3月12日，杜鲁门批准了此项建议。印度政府外交和联邦关系部部长吉尔贾敦促美国不要坚持这一政策，因为印度迫切需要加强防御。印度空军缺少轰炸机，还有许多其他基本的军事需要，只有靠进口才能满足。 [101] 美方表示，“完全相同的政策”适用于巴基斯坦和印度。印度对美国的决定深感失望，批评美国没有提供更多的财政和技术援助。印度人普遍认为美国偏爱巴基斯坦，而不是印度，因为美国希望在与苏联的战争中在巴基斯坦建立基地。 [102]
1948年8月一份美国陆海空部际协调委员会（the State-Army-Navy-Air Force Coordinating Committee，SANACC）文件中，列出了享有援助优先性的地区和国家。文件指出，从长期军事观点来看，美国对各个地区军事援助的优先性顺序为：①欧洲、近东和中东；②远东；③西半球；④南非。从长期的政治观点来看，美国对各个地区军事援助的优先性顺序为：①欧洲、近东和中东；②西半球；③远东；④南非。军事和政治因素的相对重要性在不同的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内部会时不时地发生变化。美国的决策，应根据当时的政治和军事形势综合考虑。比如，在1948年，综合考虑政治和军事形势，美国对各个地区军事援助的优先性顺序为：①欧洲、近东和中东。②远东。③西半球。④南非。一些国家，根据它们的自助能力和战略位置，应该被提供大量援助。另外有些国家，没有自助能力，因而应被提供有限的援助。文件指出，在目前情况下，这些国家按组分类，顺序如下：①比利时、荷兰、卢森堡三国经济联盟，加拿大，法国，英国，应被提供大量援助。②希腊、意大利、土耳其，应被提供有限援助。③丹麦、挪威、葡萄牙、西班牙和瑞典，应被提供有限援助。④伊朗、印度、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应被提供有限援助。⑤中国，应被提供有限援助。⑥巴西、墨西哥，应被提供有限援助。⑦南非联邦，应被提供有限援助。 [103]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被提供有限援助的国家名单中，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排名也并不靠前。
1949年美国军事援助计划的基本政策是向自由国家提供军事援助及其他援助。它们的安全对美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美国要求它们具备更加强大的军事能力，在抵抗共产主义扩张中尽最大努力。军事援助政策是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不可或缺的、完整的组成部分之一。 [104] 这项政策的目的就是，帮助强化自由世界国家努力抵制苏联共产主义者的内部或外部入侵，帮助这些国家增加经济和政治的稳定，提高军事能力，这将会对美国的安全有重要贡献。 [105] 在援助的优先性方面，应掌握以下几点：①与美国有战略关系的地区或国家。②优先考虑援助苏联周边的国家。③美国目前的政策是在那些已经特别立法或政府保证的军事援助措施中，第一优先性的是应该给予西欧国家。④对巴西、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政府军事方面的保证。⑤美国承诺对一些特别的地区和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特别是希腊、土耳其、伊朗和朝鲜。⑥美国批准了里约热内卢条约，同意为签字国所接受的总原则，共同防御反对侵略。 [106] 由此可见，在美国对外军事援助的优先性名单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并未赫然在列。
即便如此，南亚对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性不可低估。1949年4月，美国陆海空部际协调委员会批准的一份文件（SANACC360/14）指出，新兴的南亚国家对美国而言，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战略的重要性。南亚国家具有相当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如果共产党人控制了该地区及其大量人口，将会严重影响美国的安全。如果这种可能性发生，将会妨碍这些国家与美国相一致的政治和经济原则的发展，并且会影响美国将来与这些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而且，南亚国家向欧洲出口的大幅降低也会对欧洲复兴计划产生不利的影响。就南亚的地理位置而言，如果该地区的经济和军事潜力得以充分发展，它将会控制印度洋地区，并且还会对中东、中亚和远东产生强烈的影响，可以在卡拉奇、拉合尔、白沙瓦等地建立空军基地，对苏联的心脏地区进行空袭，或者保卫中东的石油。 [107] 从美国国家利益出发，它要求南亚国家：①向美国和其他的西方民主国家的方向看齐，而远离苏联。②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不仅有助于为对美国友好的、更加稳定和民主的政府提供一个平台，而且帮助这些国家对远东和世界经济的恢复作出贡献。为此目的，美国应弄清楚南亚国家的经济需求以及需求程度，向它们提供经济、技术和资金援助，特别是用于增加它们的粮食产量、改善它们的交通设施，增加美国所需的战略物资的出口，或者满足国际市场供应短缺的商品需求。③保持南亚国家内部稳定以及免于共产党统治。为此目的，美国应根据总的军事援助的需要，重新审视向南亚提供军事物资的能力。④与英国在南亚合作。为此目的，美国在作出向南亚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援助的决定之后，应与英国讨论。⑤南亚国家之间出于建设性的目的应该进行合作。美国应利用援助积极引导南亚国家进行合作。文件指出，美国关于南亚国家的基本战略目标是：①防止苏联的侵犯或控制。②防止苏联从这些国家得到军事支持或援助。③在这些国家中发展一种合作的态度；等等。 [108] SANACC360/14号文件，从冷战的视角分析了南亚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指出为了遏制共产主义，美国应向该地区提供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
1949年5月25日，对外援助相关委员会批准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国家政策的军事目标，是为了充分地保卫其自身安全，援助所有的自由国家保卫其主权……美国的长期军事目标是要能阻止西欧和中东国家的丢失或破坏。短期军事目标是在最大限度上、尽早地实行提高西欧国家自身防御能力以及提高中东国家阻止针对该地区的敌对行动的能力。 [109] 对外援助相关委员会1949年7月1日批准的政策文件指出，1950财年军事援助计划是充分考虑政治、军事、经济和心理因素，以美国世界范围的战略利益进行有计划的评估为基础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基本的考虑是军事因素，援助被用以强化自由国家抵御侵略的军事立场。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政治考虑也是极为重要的，提供军事援助以抵御共产主义授意的内部混乱，增强政治稳定。军事援助可以增加抵御的决心并且将会提高信心和军事恢复的水平，而且能使它们减少对美国的依赖。经济因素需要着重考虑，尤其是在那些受经济合作署指导的计划中的国家、处于恢复过程中的国家、受到战争摧残的国家，经济恢复与安全利益密切相关。军事援助能使这些国家继续恢复经济而不必被迫转移大量必需的人力物力来满足其重要的安全需求。 [110] 对外援助相关委员会1949年7月19日批准的政策文件指出，美国对外援助的主要目标是取得和平与安全。军事援助仅仅是为此目的而采取的行动之一。其主要的贡献是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阻止侵略以及提高安全感，这对政治和经济的稳定的建立和维持至关重要。 [111]
1950年6月1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军事援助的特别咨文，建议为1951财年授权用于提供军事援助计划。请求1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北大西洋地区；1.2亿美元用于希腊和土耳其；0.275亿美元用于伊朗、朝鲜和菲律宾；0.75亿美元用于“中国地区”（the general area of China）。他还要求对1949年共同防御援助法案进行修改，授权他可以掌握一小笔军事援助资金，从一个地区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以应付紧急形势的需要。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和参议院陆海空三军联席委员会赞成该建议。授权1951财年总计12.225亿美元用于军事援助，包括10亿美元用于北约国家；1.315亿美元用于希腊、土耳其和伊朗；0.75亿美元用于“中国地区”；0.16亿美元用于朝鲜和菲律宾。参议院于6月30日以66∶0的投票通过此项立法。众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于6月5日就军事援助问题举行了听证会。7月19日，众议院以362∶1的投票赞成参议院的立法。杜鲁门7月26日签署生效。 [112]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事援助所占比例增加，美国援助由原来的强调经济发展转向强调共同安全。1950年8月1日，杜鲁门致信众议院主席要求国会批准用于军事援助的一项40亿美元的追加拨款。声称，“共产主义者对大韩民国的攻击对联合国的权威构成了挑战，并危及世界和平”，总统要求35.04亿美元用于北大西洋地区；1.93亿美元用于希腊、土耳其和伊朗；3.03亿美元用于南亚和东亚。他强调国会迅速采取行动的重要性。8月2日和3日，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小组委员会就杜鲁门的请求举行了听证会。9月22日，参众两院批准了总统的请求，为1951财年追加拨款40亿美元用于军事援助。9月27日，经总统签署生效。 [113]
朝鲜战争的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南亚的战略重要性。1951年2月26日至3月2日，美国外交和领事官员参加的南亚地区会议在科伦坡召开。美国负责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麦吉，美国驻印度、巴基斯坦、阿富汗、锡兰的领事和使团官员，美国驻伊朗、缅甸、印度支那、泰国和菲律宾的对外事务处的代表，英国代表，美国商务部、农业部、国防部、中央情报局、经济合作署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会议认为，美国在南亚具有重要战略利益。南亚最有效的军事防御需要强有力的侧翼。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是西翼最重要的，印度支那是东翼最重要的。巴基斯坦可以提供地面部队，用于南亚或西翼。因而，通过向巴基斯坦提供军事装备援助建立巴基斯坦地面部队，对美英来说是有用的。印度也可能提供地面部队，但是，除非其对外政策发生变化，印度将不会在战争中给自由世界以军事援助。如果发生战争，印度起初可能会试图保持中立态度。如果印度政策在战前发生改变，那么与对巴基斯坦相类似，对印度提供军事援助将是有用的。印度、巴基斯坦作为提供地面部队国家的可能性只有在通过解决克什米尔问题等途径以缓解印巴紧张局势之后方能实现。锡兰和巴基斯坦拥有一些军事基地，特别是空军基地和海军基地，这将从战争伊始就非常有助于自由世界的军事行动。来自印度和南亚国家的原材料和产品在战争期间可能会受到严格限制或终止。会议支持在共同防御援助法第408e款之下的向南亚国家提供非赠予军事援助的现行政策。
会议认为，印度的对外政策在该地区具有主导地位，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印度对通过集体防御日益不感兴趣。目前促使南亚国家走西方道路或亲西方倾向的最好方式是向它们提供经济援助。美国认为，克什米尔问题仍是印巴之间核心的、最敏感的问题。在克什米尔问题的解决方面，英国应继续起带头作用。
会议认为，在南亚，特别是印度，出现了强烈的、范围广泛的反西方主义，嫉妒西方的成就和资源。技术援助和赠予援助计划可以作为与反西方主义作斗争的有效方式，因而建议政府实施上述援助。赠予援助、技术援助以及贷款，在南亚将会非常有利于政治目的。这些援助计划将会使目前存在的反美敌意和愤恨无效（美国被指控在该地区缺乏利益和关心），这些计划也会增加不断恶化的经济的稳定性，这种恶化的经济正为共产主义提供滋生的沃土。到目前为止，援助一直以“第四点计划”下的粮食和技术援助形式进行。被批准的对印度粮食计划，将会非常有助于经济发展。
会议建议：①鉴于南亚经济问题的程度以及从美国可获得的物资和技术援助的有限性，赠予援助计划的重点应放在对经济发展的内部刺激，作为给南亚人民希望的一种手段。②应在每一个渴望赠予援助的南亚国家建立美国赠予援助计划。应当以双边而不是多边为基础进行组织，应根据每个国家的不同需要而在程度和特征上有所变化。计划的操作必须考虑该地区政府的敏感性和脆弱性。③至于那些资金雄厚的国家，赠予仅仅是因为政治原因，技术援助计划应构成援助的很大比例。而且，有支付能力的国家，应尽可能地寻求国际贷款。④援助计划应尽可能地把经济赠予援助与技术援助整合。⑤在第一拨款时间，与受援国就我们所期待的援助计划进行商议讨论。⑥在执行援助计划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增加为美国所需的原料生产，为美国购买这些原料提供便利。⑦双边援助应与其他援助计划（如联合国的和英国的援助计划）项目协调。认为很重要的一点，技术援助应当继续，并与将来的经济计划相合并。如果美国政府决定任命一个单独机构负责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这个结果就会实现。 [114] 这次会议的最重要的结论是：认识到技术援助和经济赠予援助作为实施美国政策和与该地区反西方主义作斗争的方式手段的重要性；认识到巴基斯坦在南亚和中东防御方面的潜在军事重要性。 [115]
1951年5月24日，杜鲁门向国会提交咨文，就共同安全法案提出一些建议。建议在1952财年，军事援助62.5亿美元，其中52.4亿美元用于欧洲；经济援助22.5亿美元，其中16.5亿美元用于欧洲。咨文指出，共同安全法案应整合各种外援方案，包括共同防御援助法案的武器援助，对欧洲的经济援助，根据“第四点计划”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援助等。这些不同的方案应根据世界的紧急情况和对美国的特殊要求进行修正，援助的数量、地域以及目的都是尽可能大地增加美国和自由世界的安全。根据这一法案，美国将向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自由国家派送坦克、枪炮和飞机，这些地区正在建立反对共产主义进攻威胁的武装力量。美国也会向一些国家提供包括机器和原料在内的经济帮助——这些机器和原料可以生产武器、种子、药品，以及技术援助，用以征服“共产主义的盟友”——饥饿和疾病。在管理方面，国防部将继续管理军事援助，经济合作署管理经济援助，技术合作署管理技术援助。 [116] 针对总统的建议，众议院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援助机构共同安全署来代替经济合作署。不同于众议院建立新的援助机构的意见，参议院草案规定继续由国务院、国防部、经济合作署各自负责，由独立的总统委员会直接授权。最终在9月27日，参众两院联席会议达成一致，削减了总统提出的援助数额（对印度的援助数额由0.65亿美元削减到0.54亿美元），经济合作署的职能转交给新的共同安全署，共同安全署署长有权协调整个共同安全计划，国防部继续管理军事援助，国务院管理对欠发达地区技术援助的“第四点计划”。这一修正案于10月2日被参议院批准，5日被众议院批准，10日由总统签署成为1951年《共同安全法》。法案规定，“本法案的目的是维护美国的安全，促进美国对外政策的实现，其采取的途径是：授权对友好国家提供军事、经济和技术援助，以加强自由世界的共同安全以及单独的和集体的防务，为了这些国家的安全和独立以及美国的国家利益而开发它们的资源，促使这些国家积极地参加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体系” [117] 。根据1951年《共同安全法》规定，美国国会以前通过的《经济合作法》（1948）、《共同防御援助法》（1949）和《国际开发法》（1950）均包括在这个共同安全计划之内。它以通过向“友好国家”提供军事援助、经济和技术援助来达到“确保美国安全和促进其对外政策”的目的。因此，它是20世纪50年代美国对外援助的法律依据。该安全法于1961年年初被美国国会通过的《1961年外援法》取代。《共同安全法》体现了美国将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作为手段把受援国纳入其冷战体系的方针。此外，1951年6月还通过了基姆修正案（Kem Amendment，以密苏里州参议员Kem的名字命名），禁止向共产主义集团国家出口战略物资的国家进行经济援助。
美国一些观察家认为，印度面临众多的国内问题，美国有限的援助虽然有所帮助，但对印度的实际需求仅仅是杯水车薪。对印度的武器援助讨论虽然很有限，但也并非不赞成。对援助巴基斯坦的讨论较少，抱有同情。 [118] 1951年3月16日，印美就共同防御援助协议达成共识，根据1949年修正的共同防御援助方案的第408e款，印度获得在可补偿基础上军事征购援助的资格。在这些协议下，印度可购买轻型坦克。印巴可在公开市场购买其他类型的军事装备。 [119]
美国对印度的军事援助计划引起了巴基斯坦的担心。1952年11月，巴基斯坦大使阿里指出，巴基斯坦政府已经得到关于美国售给印度300辆坦克的消息。这将对印巴之间的平衡产生不利的影响，给巴基斯坦带来不利。巴基斯坦认为，印度具有侵略巴基斯坦的意图，美国此举无异于助纣为虐。美国武装印度将被视为不友好的行动。美国助理国务卿声称，实际上，美国共同防御援助法第408e款与印巴都有协议，协议签约国政府保证它将不从事侵略。“至于300辆坦克的具体问题，据我所知，并没有对次大陆平衡造成真正的扰乱。如果印度要求大量喷气式飞机，那么我会关注其意欲何为。实际上，巴基斯坦从我们那里征购的数量比印度的要多。我们当然没有武装印度的计划。拒绝所要求的装备数量的援助是很困难的，因为我们认为共产主义威胁的真实存在将迫使各国保持其防御能力，并尽可能地提高这种能力。（保持次大陆平衡的）真正解决之道乃是在印巴之间建立友好真诚的双边关系。” [120] 有的国会议员认为，“1952年的印度形势正如1946年的中国” [121] ，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一个稳定、可靠、民主的印度政府几乎不可能建立起来。 [122]
早在1947年7月17日，国务卿马歇尔就建议杜鲁门，尽可能早地承认即将独立的巴基斯坦这个主权国家，符合美国的利益。 [123] 8月14日，杜鲁门致电真纳总督，向巴基斯坦的独立表示诚挚的祝愿。10月8日，在接见巴基斯坦首任驻美大使递交国书时，杜鲁门表示，美国准备以一切适宜的方式援助巴基斯坦，这符合美巴两国及世界的利益。 [124]
1949年11月23日，杜鲁门致函阿里·汗，指出两国有共同利益，应为世界和平而共同努力，邀请巴基斯坦总理访问美国。 [125] 阿里·汗接受了杜鲁门的邀请，于1950年5月3日开始访问美国。访美期间，阿里·汗在纽约市政厅、洛杉矶市政厅以及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指出巴基斯坦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和地缘战略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强调巴基斯坦具有坚定的不可动摇的民主信仰，声称巴基斯坦需要美国的武器和技术援助，并认为这种援助符合整个自由世界的利益。巴基斯坦总理的访问在美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与1949年10月印度总理尼赫鲁访美形成了鲜明对比，纽约时报称赞巴基斯坦在国会的演说暖人心扉。 [126]
在双边关系上，巴基斯坦在国际上积极支持美国的对外政策。巴基斯坦支持朝鲜战争中美国的对外政策目标，支持对日旧金山和约，使美国人认识到巴基斯坦比印度更具有积极合作和支持态度，使美巴关系进一步密切。美巴各有所需，这也是促使后来美巴结盟的重要因素。
从援助类型上看，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援助主要有经济援助、技术援助、军事援助等。
1947年9月2日，巴基斯坦财长穆罕默德（Ghulam Mohammed）同美国驻卡拉奇临时代办刘易斯（Lewis）会谈时指出，希望美国提供财政援助以满足巴基斯坦政府的运行支出。同时指出，俄国正关注着印度，而巴基斯坦与其他伊斯兰国家一样，与俄国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巴基斯坦已准备好尽己所能阻止俄国南下的企图。 [127]
1947年10月，巴基斯坦向美国寻求一项为期5年20亿美元的贷款，用以加速经济发展和改善部队状况。美国对此的反应是：美国并没有考虑有这样一大笔贷款资金用于必需的开发项目；美国进出口银行将会考虑适量的个人项目；巴基斯坦政府可以考虑向私人投资和（或）国际银行寻求大量贷款；鉴于巴基斯坦这个新国家的经济和财力相当混乱，美国应该对巴基斯坦寻求紧急贷款的请求予以同情考虑。 [128] 在援助请求未得到美国政府及国会批准同意之前，副国务卿向巴方代表建议，应寻求私人资金，以及向进出口银行或国际银行求援。 [129]
1948年1月13日，美国驻卡拉奇大使馆建议考虑向巴基斯坦提供一些财政援助，以便与该国就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进行谈判。而美国驻印度代办多诺万认为，只要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的关系继续紧张，美国向巴基斯坦提供的任何财政援助都将被印度视为不友好行为。这不仅会损害与印度就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进行谈判的前景，而且会对美印关系产生不利影响，甚至可能产生更深远的国际影响。 [130] 在“第四点计划”提出以及美国国会于1950年6月通过了国际开发法之后，巴基斯坦接受的第一笔美国经济援助是1950年以项目援助方式提供的。美国在1952财年向巴基斯坦提供了0.09亿美元的开发援助。 [131]
1950年1月28日，美国农业部使团开始对近东、南亚进行了长达3个月考察，其中包括巴基斯坦。考察的直接后果是要求美国根据“第四点计划”派遣一名农业推广顾问，最终考察团成员、考察报告的作者克瑙斯（Karl Knaus）被挑选担任这一职位，于7月15日经夏威夷和菲律宾前往巴基斯坦。1950年12月23日，美国和巴基斯坦代表在卡拉奇签署了美巴关于为教育交流计划提供资金的协议，并立即生效。根据“第四点计划”，美国帮助巴基斯坦获得技术援助。美巴“第四点计划”总的双边协定于1951年2月9日签署，提供50万美元援助用于技术合作，涵盖最需要援助的领域：农业、地质调查、交通、轻工业、公共卫生及管理等。1952年2月2日，美国和巴基斯坦政府的代表在卡拉奇签署了一项补充协议，增加了美国根据“第四点计划”对巴基斯坦技术和经济开发的分担额，提供0.1亿美元的赠予援助。1952年6月30日，在纽约签署了一项协议，列出了补充协议涵盖的具体项目。同时，美国向印度提供了0.53亿美元，阿富汗34.9万美元，尼泊尔22.5万美元。被批准的资金不仅包括专家的花费以及巴基斯坦人训练的费用，而且还包括用于支持某些具体的发展规划、购买机器和装备等。巴基斯坦人被送到国外进行训练以便他们回国后能够负责这些项目。 [132]
在培训方面，建立了拉合尔亚洲培训中心。1950年10月2日，在拉合尔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计划开发项目课程培训。由联合国组织，8个国家的55名学员参加，其中巴基斯坦学员15名。 [133] 在孟加拉开展了关于黄麻监视员的学校培训。一年中定期有约3500名黄麻监督员从事这项工作，通常每人负责一个单位，5—10个村庄。这些人一年中只有4—6个月是完全被雇用的。孟加拉农业局认识到要使几千名黄麻监督员更有效地从事工作，要进行大量的培训工作。为此，要求来自美国的技术推广顾问就推广方法和监督事宜进行培训，进行了3次授课，每次3—5天：1951年5月7—11日在达卡，14—17日在杰马勒布尔，21—23日在杰索尔，参加总人数近100人。美国技术顾问的讲稿被整理，并于1952年出版，书中介绍推广方法的培训项目，对参加培训课的成员以及要从事培训课的人员特别有价值。 [134] 此外，在西北边省，进行了关于农业和动物管理方面的培训。到1952年6月30日为止，在南亚的美国技术人员数，印度82人，巴基斯坦15人，阿富汗3人，尼泊尔4人；来自南亚的在美国训练人数，印度108—129人，巴基斯坦65人，阿富汗6人，尼泊尔5人，锡兰3人。 [135]
在粮食援助方面，巴基斯坦1951—1952年发生了连续的干旱，导致严重的粮食短缺。为了应付严重干旱造成的粮食危机，1952年5月20日，巴基斯坦政府请求美国提供30万吨小麦，以实物形式偿还。美国农业部认可这种需求的紧迫性，但不同意实物偿还。美国国务院认为，巴基斯坦的请求为美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以切实展示其对巴基斯坦的友谊。如果不作出回应，巴基斯坦人可能会进一步怀疑美国是否真诚地表示友好。与此同时，苏联已经提出向巴基斯坦提供小麦，但尚未被接受。美国政府认识到提供粮食援助对维持巴基斯坦内部稳定以及为了巴基斯坦的安全和独立而开发其资源的能力至关重要，同意通过贷款向巴基斯坦政府提供援助。1952年9月17日美国签署了关于向巴基斯坦提供贷款用于紧急购买小麦的协议。根据协议，美国提供总数不超过0.15亿美元贷款援助用于在美国购买小麦，所有的交通费用由巴基斯坦承担。贷款由进出口银行负责。 [136]
独立后的巴基斯坦缺乏军事装备和生产武器军火的工厂，认识到自身军事薄弱和对印度侵略的担心，不断向美国寻求政治、经济和军事支持。在1947年9月7日的内阁会议上，真纳坦言，“巴基斯坦是一个民主国家，共产主义不会在伊斯兰的土地上枝繁叶茂。因此，我们与两个伟大的民主国家——美国和英国，而不是与苏联，有更多的利害关系” [137] 。1947年10月，巴基斯坦政府向美国请求约20亿美元的贷款，为期5年，以满足巴基斯坦的财政和军事需要。其中，7亿美元用于工业发展，7亿美元用于农业发展，5.1亿美元用于建造和装备国防设施。在用于国防方面的5.1亿美元中，有2.05亿美元要用于解决军事预算的估计赤字，另外3.05亿美元是要用来购买各种军事装备（1.7亿美元用于陆军，0.75亿美元用于空军，0.6亿美元用于海军）。 [138] 国务院拒绝了巴基斯坦的请求，不希望对巴基斯坦承担军事责任，并因克什米尔冲突在1948年3月12日向印巴实行武器禁运，暂停向印度和巴基斯坦出口武器、弹药和其他军用物资。 [139] 巴基斯坦寻求的一笔1000万美元的战争资产管理贷款被批准，用于医药和其他难民救济物资。巴基斯坦还向美国请求30架AT-6教练机，以及AT-6飞机零部件。经过深思熟虑，这些请求与禁运不抵触，因而得到批准。1948年5月，英国政府请求美国政府批准从英国向巴基斯坦政府转让0.30mm口径弹药5198000发、0.50mm口径弹药1091000发的库存租借物资。美国以这种转让会破坏非正式的武器禁运为由予以拒绝。 [140]
印巴停火后，为了推动克什米尔地区的发展和改善印巴关系，1949年3月29日，美国取消了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武器禁运。 [141] 然而，美国国务院向印度和巴基斯坦代表强调，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现在不应抱有由于废除禁运从而早日收到大量战争物资的希望。 [142]
1949年4月1日，英国驻美大使弗兰克斯在致国务卿艾奇逊的电文中指出，巴基斯坦政府希望从英国政府那里购买20万发75mm口径弹药。这些弹药库存充足，并且在满足英国全部需求和西方联合防御组织的需求后，仍可满足巴基斯坦的需求。这些库存是租借物资，需要美国政府同意。英国政府认为，巴基斯坦政府的请求是合理的，应该予以满足。印度政府也向英国政府提出了5万发75mm口径弹药请求。如果巴基斯坦的请求被满足，那么印度的这种数量较少的请求不被满足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建议印度的这种请求也被满足。 [143] 美国政府同意了英国政府的建议。
1950年12月15日美巴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生效。巴基斯坦是美国在南亚签署该协定的第一个国家。根据621公法（1949年共同防御援助法案，1950年7月26日修订）之第408e款规定，巴基斯坦开始接受采购援助，在可偿付的基础上购买美国的军需品、装备以及服务。
1951年8月25日，巴基斯坦总理阿里·汗致函美国国务卿，请求美国提供防御装备援助。10月18日，巴基斯坦驻美大使伊斯巴哈尼（Ispahani）与美国南亚事务办公室主任肯尼迪（Donald D.Kennedy）会谈，谈及10月16日阿里·汗被暗杀后巴基斯坦面临的严重局面，请求美国给予援助，希望从美国得到320辆坦克。 [144] 1951年秋，巴基斯坦使团前往华盛顿寻求武器援助。面对南亚复杂的问题，美国也不希望与一方结盟而限制自己行动自由。国务院内部关于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也存在争论和分歧。助理国务卿麦吉礼貌地拒绝了巴基斯坦的武器请求，认为美国已经有为世界上的一些地区（特别是韩国）的军队承担提供军事装备的任务，再为巴基斯坦提供武器是困难的。国务卿艾奇逊也持同样的观点。针对巴基斯坦愿意在中东防御中提供帮助的表述，杜鲁门政府反应谨慎，唯恐向巴提供武器使自己陷入印巴争端。仅仅是在阿里·汗遇刺之后，美国象征性地向巴基斯坦提供了适量的武器，作为对古拉姆·穆罕默德新政权的一种姿态，华盛顿认为新的政权会是亲美的，并且有意与美国在长期防御计划方面进行合作。1952年7月，巴基斯坦再次向美寻求价值2亿美元的飞机、坦克、反坦克武器以及火炮等。美国国防部部长洛维特表示国防部将认真考虑此事。国务卿艾奇逊未予回应。8月，助理国务卿白劳德（Byroade）正式通知巴基斯坦使团，美国将会满足其请求。 [145] 助理国务卿白劳德表示，如果美国愿意向巴基斯坦提供足够的军事装备，巴基斯坦有可能会加入反共联盟。国务卿和国防部部长指出，加强在伊朗东部侧翼的巴基斯坦与西北部土耳其的力量联合，将会对该地区的稳定性产生影响。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军事援助的首批军事装备应尽快地提供，这以不卷入与印度的难以处理的问题为前提。 [146]
杜鲁门政府向巴基斯坦提供的粮食援助，受到巴基斯坦的欢迎和赞赏；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并未达到巴基斯坦的期望。对印巴双方的武器禁运，巴基斯坦认为受到不公平待遇。禁运解除后的武器援助，踌躇不决，避免卷入印巴争端。巴基斯坦人民认为，美国对巴基斯坦的政策不仅仅是对美国而言其重要性微不足道，而且与对其他国家的政策相比，特别是印度，其重要性也相形见绌。 [147] 1950年12月30日，阿里·汗接受《纽约先驱论坛报》特邀记者采访时提到，在巴基斯坦，总的感觉是：西方集团一直不怎么重视巴基斯坦而正在讨好印度。巴基斯坦民众认为，美国并没有真正地给予巴基斯坦应有的考虑，巴基斯坦也发现，经常是尽管事实是正义在巴基斯坦一边，而天平总是偏向印度。 [148]
冷战初期，在与苏联全球对抗的背景下，华盛顿的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南亚居于边缘的重要性。1949年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美国重新评估其南亚政策。特别是1949年8月29日苏联原子弹爆炸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被美国认为是中国的“丢失”。美国于1949年3月29日解除了1948年3月12日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武器禁运，但仍未向巴基斯坦提供大量的美国武器装备。
杜鲁门政府任期即将结束，向巴基斯坦提供武器依旧踌躇缓行。杜鲁门政府寻求与印巴两国都保持友好关系，避免偏袒任何一方。针对巴基斯坦不懈地寻求武器援助的努力，美国总是拖而不决，与巴基斯坦的关系是“朋友而非盟友”。武器援助的任务留给了艾森豪威尔政府，特别是国务卿杜勒斯，打破了诸如关注印度的敏感性等限制性因素，与巴基斯坦建立了坚强的军事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