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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方面卷入南亚事务开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亚洲战场和欧洲战场的连接处，南亚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属印度成为盟军反抗日本在中国和东南亚的军事行动跳板。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南亚对美国而言，处于边缘的重要性，并不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因素。在英国从南亚撤离之后，美国仍然将南亚看作英国的势力范围。 [15]
早在印度独立之前的1945年，大面积歉收使印度次大陆数百万人沦为饥民，英印当局于1946年年初向美国请求140万吨紧急粮食援助，但美国反应迟缓。1947年10月，副国务卿罗伯特·洛维特称，由于马歇尔计划的庞大需求，美国不能满足印度的请求。当时美国视南亚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主张由英联邦负责次大陆的安全与和平。 [16] 美国的主要精力集中于欧洲和东亚。绝大多数美国人对印度缺少了解，认为印度只是个遥不可及的神秘国度。在1947年以前，印度次大陆是处于英帝国的统治之下，美国外交政策很少关注这一地理区域。美国传教士，包括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形成了两个国家间最广泛的纽带，但是这些联系并未激起对印度更大的兴趣。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只有八所美国大学（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保留有梵语讲座或印度语研究，注重在古典印度语言、文学和哲学等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家对印度兴趣索然。结果，美国决策者几乎没有机会了解印度独特的发展需要。美国在印度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较少，美国对印度的了解甚少，许多美国人则把印度看成婴儿、母牛和猴子、饥荒、大君、马球队员和眼镜蛇充斥，经济和政治问题都大得可怕。同样，许多印度人通过美国影片把美国看成骑马牧童、歹徒、中央情报局特工人员、百万富翁和电影明星的国土。 [17]
美国认识到英国不会轻易接受美国在南亚扮演更显著的角色，因而在英国撤离之后采取了低调政策。这种选择部分是为了避免与英国关系的复杂化，但更重要的是因为苏联在欧洲以及土耳其和伊朗可能的威胁。因此，在1947—1956年，美国的南亚政策深受英国影响。 [18]
对南亚，杜鲁门政府采取了一种间接影响的政策，通过英国和英联邦与印度联系，使之在该地区保持亲西方的权力平衡。尽管英国已经向印度和巴基斯坦移交政治权力，但是由于长期的商业和财政联系，它依然在该地区拥有相当的经济平衡力。英国通过向印度和巴基斯坦销售武器和派遣军事顾问与两国有军事联系。政治上，印巴两国都保留在英联邦之内，英国可以向两国政府施加一定的影响。文化上，英国保持一定的吸引力，特别是在印度的精英分子阶层。
美国希望在处理南亚的一些棘手问题，特别是克什米尔问题时，可以让英国冲锋陷阵。杜鲁门政府已经遭受一些反英人士的炮轰，他们指责美国被英国蒙骗，从事在希腊和土耳其的救济工作。政府官员希望在南亚问题上避免遭到类似的责备。 [19] 此外，英国的世界影响力正江河日下，处理国际事务日益力不从心。美国对次大陆的袖手旁观政策会让英国放心，美国并无意把英国从这个曾是帝国核心的地区排挤出去。可以肯定的是，伦敦会鼓励美国承担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诸如调停克什米尔问题等，但英国不愿美国接管与印度关系中诸如武器销售这样报酬丰厚的事情。美国采取的为了欧洲安全的努力，如马歇尔计划，英国是重要的合作者。美国不希望破坏与英国的合作。在南亚，让伦敦自行其是是美国采取的一项支持欧洲以及印度的谨慎政策。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杜鲁门政府在次大陆问题上采取低姿态。在1949年4月的一份报告中，概括了这种政策。文件指出，在印度独立之前，英国充当南亚安全的主要保证人。在移交权力之后，直接的英国控制消失，留给了西方国家在苏联及其代理人进来之前填补真空的问题。幸运的是，英国历经几代人在该地区建立起来的多方面的经济文化联系使英国能够控制印度及其周围作为在南亚次大陆的一个西方的突出部分。当美国的资源已经变得稀少的时候，美国应该与英国一起，探寻一种途径，通过这种途径，它们可以继续承担责任满足南亚地区的军事需要。美国领导人应该努力说服英国，尽可能多地承担这种份额。 [20]
1949年3月24日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支持英联邦战略。会议指出，尽管印度对西方国家具有相对少的积极价值，但是如果印度丢失给共产主义将会对西方的安全构成沉重的一击。这主要在于它将为苏联人轻易地打开印度洋的通道，并将对中东和东南亚构成无休止的危害机会。巴基斯坦具有军事方面的重要性。空军把卡拉奇和拉哈尔视为潜在的军事基地，以反对苏联的中心地区和防御波斯湾油田。中央情报局希望把巴基斯坦培育成向俄国进行意识形态和情报渗透的发射台。会议认为，对次大陆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入侵而是在印度和巴基斯坦积极活动的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他们认为，英国在该地区经验丰富，对该地区问题复杂性比较熟悉，在维持该地区安全方面可以提供有益的帮助，建议杜鲁门政府与伦敦合作协商来决定次大陆的安全需求，华盛顿应充分利用发掘英国可以满足这种要求的程度。 [21]
冷战早期，美国决策者在谈及南亚时，是根据该地区对美国经济和安全利益的潜在价值来衡量的。与美国的全球目标相一致，美国决策者希望印度和次大陆的其他国家能够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对外贸易和投资敞开门户，总体上与西方国家保持方向一致。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的报告注意到印度作为美国商品未来市场的重要性以及大量战略原材料储备的重要性。美国决策者深刻认识到，印度拥有世界上最广泛的锰储藏量。锰是一种合金元素，冷战以前主要由苏联向美国提供。早在1946年，国防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就强调，印度次大陆毗邻苏联和富产石油的中东，特别是在将要成为巴基斯坦的卡拉奇—拉哈尔地区，可以为美国空军基地、海军港口以及监听站提供合适的场所。万一发生战争，印度还可以向西方提供重要的丰富人力资源。尽管印度有着巨大的潜力，美国官方并未马上对印度发起援助项目。1947年和1948年早期，美国的注意力集中于欧洲、富产石油的中东、日本和中国，南亚很少被关注。 [22]
由于美国认为应由英国承担南亚次大陆安全义务，故而美国在南亚政策的调整方面希望与英国协商。1950年9月16—23日，助理国务卿麦吉（McGhee）与近东、南亚和非洲事务署的官员一行到达伦敦，与英国对外事务和殖民局的官员就近东、南亚和非洲共同关心的地区政治、经济和军事问题进行了磋商。 [23] 在9月18日的会谈中，英方成员斯库恩斯（Scoones）将军谈到南亚地区的军事需求时，概括了英国对南亚国家防御努力方面的援助。印、巴军队按照英国模式组建，使用英国的装备。英国继续在有限的能力内提供装备。但是，鉴于在目前的危急时刻对北大西洋条约国和英联邦的其他国家所承担的义务，英国被迫削减对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军事援助，如喷气式飞机的供应要被停止。与关注外部的威胁相比，印巴两国似乎更关注于彼方对自己的威胁。斯库恩斯将军认为，军事供应问题的症结在于英国向次大陆提供的装备不能保证用于英国所期望达到的目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麦吉进一步详细阐述了那种想法，即印度和巴基斯坦能在南亚和东南亚的非共产主义国家的领土担保方面进行合作。斯库恩斯将军认为，对于这种特殊的问题，巴基斯坦不能提供更多的实际帮助，更多的担子落在印度身上。他对印巴两国分歧依旧的情况下在防御问题上能够实现有效合作表示相当的怀疑。麦吉解释了美国的政策一直是准予对印度和巴基斯坦极其少量军事装备的出口许可。虽然朝鲜战争期间美国的政策有所宽松，但其他更加危急的地区对美国军需品需求的增加，使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相对优先性地位下降，它们得到相当数量的美国供给的前景很有限。在此时刻，英国方面表示英国不能向次大陆提供更多的军事援助。美英双方一致同意，应鼓励印巴强大起来，进行自我保护。英国方面认识到印度在亚洲政治方面正在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美国方面认为，美国充分认识到与印度合作的重要性，亚洲只有通过亚洲人自己才能摆脱共产主义，这最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把希望寄托在印度身上。美英双方都同意，应为亚洲朋友的发展承担更大的责任，特别是印度，鼓励它们勇敢地面对即将解决的问题。 [24] 在另外一份报告中，美英双方估计南亚地区每年需要约5亿美元的援助。美国认为，在亚洲问题上，美国应与英国更加密切地协商。 [25]
在很大程度上，美国继续把南亚视为英国所应承担义务的范围之内。国务院的一份文件指出，“记住美国在其他地方所作出的承诺，从全球视角来看，英国继续承担维护南亚地区国家和平与安全的极为重要的责任，看来是符合我们的利益的” [26] 。可见，尽管英国已经从南亚撤退，但是美国依然把南亚看作英国的势力范围，实行英联邦战略，希望英国承担应有的义务，以应对南亚地区问题的复杂性。
在对外援助的问题上，出现两种援助“哲学”：一种是华盛顿的主导意见，从短期的、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对外援助，认为外援应服从国家安全的需要；另一种是以驻印大使鲍尔斯（Bowles）为代表，他们认为应制订长期的援助计划，以促进自由的发展。但是鲍尔斯的想法并未得到广泛的认可。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更加强调国家安全，在外援方面军事援助份额大增，并逐渐居于主导地位，正如美国学者约翰·斯帕尼尔所言：“在1950年之后，朝鲜战争爆发时，美国的援助大部分成为军事援助。” [27]
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分析，美国担心共产主义在南亚建立统治会对西方国家带来不利的战略影响。1952年10月一份美国高层内部文件分析认为，南亚丢失给共产主义控制的最严重后果应是心理上的和政治上的。它会给苏联集团增加5个国家，其中两个具有潜在影响的，将使共产主义控制世界人口的近二分之一。没有了西方国家的重要制衡作用，共产主义对南亚的控制将迅速波及东南亚，使东南亚的大部分丢失给共产主义。南亚的丢失将极大地减少联合国对西方国家的有效性和自由世界阻止共产主义扩散的自信心。从经济方面来看，印度是排在苏联之后第二大锰金属原料的重要产地。在冷战加剧后，苏联限制对西方国家的战略原料出口，因而西方国家对印度锰原料的依赖性进一步加深。印度拥有优质的独居石矿砂，储量丰富。从独居石矿砂中可以提取对原子能具有潜在价值的钍以及稀土元素。锰矿石方面，印度当时提供非共产主义世界锰矿石消费量的约25%，其中约35%由美国消费。印度是西方国家优质云母的唯一供应者。锡兰盛产优质石墨。在黄麻及黄麻制品方面，印度、巴基斯坦实际上提供世界贸易所有黄麻及黄麻制品。另外，印度是世界上优质蓝晶石的主要供应地，蓝晶石是高度的耐火材料，应用在电熔（炉）线、电子、化学陶瓷、火花塞等方面。印度提供世界上约75%的虫胶，出口相当数量的蓖麻和蓖麻油，向世界提供约25%用于医药目的的鸦片。印度和锡兰出口的茶叶占国际贸易的近85%，黑胡椒占约2/3。 [28] 对西方国家来说，在冷战背景之下，共产主义对南亚的控制很可能会增加西方国家获取该地区主要战略原材料的困难，在战争时期肯定难以得到这些战略原料，其中云母、石墨、锰、黄麻、虫胶等对西方国家具有特别重要的战略意义。 [29]
对美国而言，一个自由的印度不仅对世界稳定，而且对美国未来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只有从美国得到大量的技术和经济援助，印度的经济进步才能实现，而经济进步对保持印度内部政治稳定是必不可少的。对美国而言，巴基斯坦的地理位置符合美国遏制苏联和中国的设想，美国希望建立环绕苏联、中国和东欧的包围圈。 [30] 并且，卡拉奇可以提供优良的港口，控制了通往石油储量丰富的波斯湾的要道，而西北边省和西旁遮普距离高度工业化的俄罗斯—土耳其斯坦地区仅几百英里。 [31]
印巴独立后，美国决策者把南亚视为英国的势力范围，有意根据英国的建议采取行动，关心这一地区不要落入对手苏联的控制和影响之下。美国在次大陆事务中的利益较少。欧洲经济的恢复，西欧军事的复苏，遏制苏联的扩张，这些是最具优先性的考虑。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美国忙于欧洲的重建，战略重点放在欧洲。美国对印度以及亚洲的政策，在1949年12月开始逐渐明朗。1949年12月23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了国务院起草的NSC48/1号文件——“美国对亚洲的政策”。文件指出，亚洲的政治动荡根源于殖民主义与民族主义的矛盾。“贫穷、民族主义、革命”是亚洲社会发展的特点和亚洲社会变革运动的内部根源。美国应该从“亚洲的角度出发”，制定新的亚洲政策，扶持亚洲那些“独立、友好、安定、自给自立的国家的发展”，而不介入亚洲大陆内部事务。亚洲是“美国必须与苏联直接、间接较量的几个前沿之一”，美国应该考虑亚洲在其全球战略中的相对地位，考虑实现有效防御的费用支出。该文件把亚洲不稳定的根源追溯为共产主义在该地区的蔓延，并认为该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不足为虑。由于注意到苏联与中国、北朝鲜，以及东南亚的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文件认为俄国现在是一个亚洲国家，它正在亚洲大陆和太平洋地区扩展其影响和利益。从全球的假设出发，文件直接排除了支持印度作为美国政策重点的可能性。文件指出，印度拒绝与任何一个大国集团结盟，似乎渴望成立和领导一个地区集团或第三种力量，并且不十分重视共产主义的威胁。文件认为，把南亚，特别是印度，视为反对共产主义控制亚洲的堡垒显然是不明智的。经济援助或许可以加强印度作为一个不结盟国家，但是，所需的外部经济援助只能发挥有限的作用，以至于通过世界银行或进出口银行就可以充分地提供。因此，在不远的将来，对印度的援助将局限于贷款援助而不是像在马歇尔计划下援助欧洲国家那样的赠予援助。而且，世界银行已经表示同意向印度提供小额贷款，进出口银行还没有此计划。尽管杜鲁门政府决定不向印度提供重要援助，但决定要对亚洲进行更强有力的干预。文件号召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来遏制共产主义的扩张，“从合众国的战略观点来看，保全从日本至印度支那的海岸沿岸岛屿这一锁链，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东南亚是自日本南下至印度大陆遏制共产主义防线上绝对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如果共产党控制了东南亚，那么，中近东和澳大利亚则将被攻陷。美国在亚洲战略的根本目标是“遏制、削弱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可见，文件重点强调东南亚在美国遏制共产主义扩张中的重要性，认为东南亚已成为从日本向南和印度半岛周围遏制共产主义扩张链条中的至关重要的部分。 [32] 五角大楼对上述结论并不是都赞同的。结果，国家安全委员会责成国务院与国防部双方在NSC48/1号文件的基础上加以修改，修改后的文件就是NSC48/2号文件。1949年12月30日，经国家安全委员会审议通过。与NSC48/1号文件相比，NSC48/2号文件虽然在一些方面与NSC48/1号文件一致，如注重东南亚在美国亚洲战略中的地位、试图将日本与东南亚连接起来，但是，在美国亚洲政策的目标和策略问题上，NSC48/2号文件主张“遏制苏联在亚洲的力量和影响”，美国不仅要提高在日本、冲绳、菲律宾的地位，保持亚洲大陆沿海岛屿防卫链的完整，而且还要通过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的援助，加强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实力，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自立和政治稳定。NSC48/2号文件指出，“认识到南亚的非共产党政府已经形成了反对共产党人在亚洲扩张的堡垒，美国应该利用每一次机会，增加目前该地区的亲西方立场，并且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援助其政府努力满足民众最低的渴望，保持内部稳定”。 [33] 如果说NSC48/1号文件强调东南亚的重要性、忽视南亚的重要性的话，那么NSC48/2号文件则是在重视东南亚的同时兼顾南亚的重要性，保持遏制共产主义的防御链条的完整性，并且认识到要通过援助手段来保证亚洲非共产党国家的政治和经济稳定。
在美苏全球对抗进一步紧张的情况下，1950年1月31日，国务院和国防部重新审议整个美国的防务以及外交政策，制定了美国战后早期最重要的文件之一，NSC68号文件（United States Objectives and Programs for National Security），成为美国冷战时期整个全球战略的蓝图。NSC68号文件对从世界冲突的历史到当前美苏各自的目标、意图，两种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矛盾的性质，二者力量对比和各自的潜力，在军事、政治、文化、制度等各方面的强点和弱点都做了详细的分析，并专门对两国核武器的发展趋势作了详细估算。文件整体上对苏联的力量和扩张意图估计甚高，贯穿文章的主导思想完全是两极思想，认为共产主义和自由世界势不两立，要准备全球性的长期斗争。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对于美国决策者而言，朝鲜成为显示他们抵制亚洲共产主义的决心的试验场。杜鲁门认为，朝鲜就是远东的希腊；如果美国现在足够强硬，那么，就不会有下一步的行动。朝鲜战争为实行NSC68号文件确定的方向提供了一次机会。随着对苏联威胁估计的增加，1950年12月产生了NSC68/3号文件，对美国的安全目标提出了一系列详尽的暂行方案，有军事、对外军援及经援、民防、储备、对外宣传、国外情报与有关活动，以及内部安全七个附件，由总统批准作为各政府部门遵照执行的行动方案。至此，美国的冷战战略和全面扩军备战的蓝图已制定。 [34] 在谈到南亚问题时，文件指出，南亚次大陆的形势，到目前为止深陷于事实上的经济恶化之中，并且因为人口的增长超过生产力的预期增长，将来有继续恶化之势。除非外来援助能够注入来扭转这种趋势，否则，未来的继续恶化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扭转这种趋势符合美国重大利益。印度和巴基斯坦在亚洲政治关系模式中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性。目前的印度政府和巴基斯坦政府在政策上对西方友好、温和。它们继续博得大多数民众的支持。然而，支持正在让位于冷漠，并且随着经济条件的继续恶化，有组织的极右和极左派别正在积聚力量。这些不利的政治和经济趋势或许现在通过一项美国援助计划（主要是用于提高农业产量）可以得到解决。但是，如果允许这种不利的趋势继续发展，或许会出现像中国那样的情况，那就只有通过超出美国能力之外的努力来进行弥补了。一项援助计划也将有助于说明美国对这个地区社会安定和人民的渴望感兴趣，因而在面对共产党的威胁时试图让它们与美国保持更紧密的结盟。 [35] 文件在谈到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时，强调向北约成员国、东欧和中东国家（希腊、土耳其和伊朗）、远东和东南亚国家和地区（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中国台湾等）提供援助。可见，南亚在NSC68号系列文件中并不占有优先性。
在1950年10月9日，美国南亚事务办公室准备的政策陈述中提到，该地区面临威胁稳定的诸多因素：大量文盲、地方自治主义、贫穷、疾病和在印度和东巴基斯坦大部分地区存在的饥荒。鉴于独立后人们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期望，这些威胁在印度和巴基斯坦更严重。印度和巴基斯坦关系的紧张和各种政治、经济争端是南亚稳定的最大危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争端以及印度的严重粮食短缺问题也是地区稳定的重要危险。印度的粮食生产严重不足，需要进口大量粮食，这又加剧了本来就不充裕的外汇紧张。文件认为，共产主义不会马上威胁到南亚政府。尽管印度有共产党存在，但政府已经采取有效措施限制其活动和影响。然而，如果外部经济援助不能到来帮助它们遏制地区内在的威胁稳定的因素，现政府的地位将会日益不稳。英国依然在南亚地区拥有大量投资和商业利益，南亚的各国政府接受来自英国的军事、经济和其他援助。然而，南亚地区和英国的密切关系还没有导致南亚与西方民主国家公开结盟反对苏联帝国主义。特别是印度，公开承认希望在冷战中保持中立，希望发展与苏联集团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友好关系。南亚的立场来自其聚焦于内部问题和决定阻止外部干涉其事务。该地区怀疑西欧和美国试图在亚洲保持帝国主义者的立场，怀疑它们歧视非白种人。因而，印度小心地渴望着领导一个南亚和东南亚的地区联盟，把这样的一个联盟视为在冷战中反对殖民主义和保持中立的天然平台。一些国内因素也限制了美国对南亚政策的有效性。美国不能凭一己之力承担保持或提高该地区生活水平和抵制入侵的所有责任。美国的资源虽然丰富，但也担负不起这个负担。美国种族歧视的存在是美国赢得南亚地区民族充分理解和信任的障碍所在。另外，美国公众对该地区兴趣有限，并且对该地区的问题的了解日益增多。现有的公众态度以下面的两种为代表：出于人道主义热心地渴望帮助该地区的穷困人民；或者急不可耐地要求南亚国家立即采取咄咄逼人的反共姿态。出于国家利益的需要，美国在南亚的目标应该是：与南亚国家发展可靠持久的友好关系；南亚国家非共产主义者的政府继续掌权，增强其维持和平和抵抗共产党人在亚洲的帝国主义的能力和决心；增加南亚国家参与和负责亚洲问题的解决；美国及其盟国在和平时期或者发生战争时从南亚国家得到便利的积极态度；打开通往南亚国家的资源和市场的通道；共同反对共产主义。要实现上述目标，美国应向南亚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并在援助计划方面与英国、联合国、英联邦国家协商。 [36]
随着朝鲜战争的扩大，美国对南亚的政策发生了转变。1951年1月5日，国家安全委员会草拟了美国对南亚的政策文件（NSC98），后经修改，编号为NSC98/1。美国的南亚政策正式出台。文件指出，“美国关于南亚的目标是提高美国的安全地位。在这一背景下，印度和巴基斯坦是这一地区的关键国家”。文件表明了美国对印度“丢失”给共产主义的担心，“从各种实际目的来看，印度丢失给共产主义轨道将意味着整个亚洲的丢失；这将对美国的安全形势构成严重的威胁”。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扩大，南亚的战略地位大大提升。“中国的丢失，对印支和东南亚平衡的直接威胁，入侵西藏，在朝鲜的颠覆，都极大地增强了南亚这些国家对美国潜在的政治、战略、人力和资源的重要性，并且因这些国家将站在美国一方而使之更加重要。特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拥有在整个亚洲范围内享有崇高威望的领导者。这些国家外交上的未来支持以及在联合国的支持非常重要。尤其是印度，拥有对我们国防非常重要的某些战略原材料。所有这些因素强调了南亚（特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自由、友好的非共产主义政府继续存在的必要性，以及强化该地区稳定的必要性。”为达到上述目标，应努力做到以下几个方面：①在美国与该地区各种类型的国家之间，发展健全、持久、友好的关系；②南亚国家的非共产主义政权继续掌权，增强它们单独的或集体的抵抗亚洲共产主义的能力和决心，在反共方面增强它们与美国以及志同道合国家的联合；③增加南亚对亚洲出现的问题的解决的参与、负责与贡献；④在南亚地区培育这样一种倾向，即帮助美国及其盟国获得和平之时所渴望的（或战时所需的）设备，以及阻止苏联从这些国家得到直接或间接的军事支持或帮助；⑤为美国以及友好国家打开该地区资源和市场通道，建立那种环境，即引导南亚政府反对将它们的资源给予苏联集团。文件建议，美英应该在南亚采取更加协调的政策和行动，如鼓励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更直接更坦白地与美英协商，支持南亚国家加入联合国组织，并友好支持它们在这类组织中取得适当地位，提供经济援助——这将有助于该地区大致的稳定，并且特别有助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经济进步，阻止经济恶化的趋势，增强印度的亲西方倾向，对美国的战略利益具有特别重要的紧迫性，尽可能采取与美国安全利益相一致的行动以阻止苏联及其卫星国和亚洲的共产主义地区经从南亚原料供应国获取战略原料或装备。 [37] 很显然，从NSC98/1文件吸收了1950年10月9日美国南亚事务办公室准备的政策陈述中的建议。NSC98/1文件于1951年1月25日被批准为政府政策。1951年5月10日、11月13日和1952年4月23日分别出台了该文件的三个进展报告。
1951年2月26日至3月2日，美国外交和领事官员南亚区域会议在锡兰的努沃勒埃利耶（Nuwara Eliya）举行，英国也派代表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关注的是美国与南亚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劳工关系上所面临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结论是：①承认技术援助和经济赠款援助作为执行美国政策和打击南亚（主要是印度）反西方主义的手段的重要性；②承认巴基斯坦在保卫南亚和中东方面潜在的军事重要性。 [38]
从NSC48/1号文件到NSC98/1号文件的制定和演变，充分说明了美国从全球冷战的视角来制定对南亚的政策。中国的“丢失”、朝鲜战争的爆发和扩大，在一定程度上使南亚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提升。遏制共产主义、提高美国的安全是美国南亚政策的目标。在南亚这块战略棋盘上，印度和巴基斯坦是美国希望有效利用的重要棋子。为此，美国希望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可以作为促进南亚“自由、稳定和亲西方倾向”的重要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