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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光
摘要 文章对全球社交网络的新闻生态与中国的国际舆论引导做了研究。
文章首先就“全球社交网络下的新闻生态”指出了八种现象和问题：1.新闻的同质化和两极化；2.互联网新闻真假难辨，失去读者的信任；3.东西方获取新闻的社交网络呈现差异，西方交换新闻的通信私密化；4.传统新闻理论、新闻专业性和新闻道德被颠覆；5.以社交网络为特征的新闻传播加剧了社会分裂；6.算法推荐与新闻传播的主观化和封闭化；7.新闻议题战、舆情战和心理战日趋激烈；8.社交媒体在重大议题上仍然是西方传统媒体的传声筒。
文章第二部分提出了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重点的全球舆论引导。具体建议有四个：1.建设一个维护国际多极化的舆论空间；2.建设一个支撑“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3.以“一带一路”国家沿线为重点的全球舆论引导；4.利用中国的人力优势，加大对国外社交网络的渗透和影响。
关键词 全球社交网络；新闻生态；中国的国际话语权；“一带一路”；舆论引导
尽管新闻的信息来源、传播渠道、呈现方式在全媒体时代几乎无处不在，人们貌似有更多的新闻产品可以选择，但是新闻消费者的知识越来越贫乏，媒介素养越来越低、观点越来越偏激。推特、脸书、今日头条、微信、微博、抖音、快手等社交媒体的无孔不入，正在扩大人类的文化、政治和社会的鸿沟，世界越来越分化。过去，全世界的新闻消费者虽然其受教育水平、职业、年龄、种族、社会地位、所在国家和居住的地理、交通和通信环境不同，但是，大家多数通过早报、晚报、早间电台广播、晚间电视新闻获得新闻的头条。今天35岁以下人群非常依赖手机，他们花大量时间在各种不同的社交网络上。因此，他们对媒体的大量使用是按需的，而且是通过算法策划/个性化的。传统媒体面临的问题是，这意味着单个新闻媒体品牌在年轻人生活中扮演的角色相对较小（Newman，Fletcher，Kalogeropoulos，et al.，2019）。
虽然不同国家地区的新闻受众获取新闻的渠道、新闻报道的维度、新闻观点差异巨大，但是作为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人群来看，大家看到的新闻头条是一样的。今天，虽然大多数的新闻消费者都在使用手机平台获取新闻，但新闻的传播内容和形式在计算机、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算法的引导和辅助下，社交媒体平台更多的是针对其用户现有的政治观点、个人偏好、同质社区，每个人好像都有自己的头条。与此同时，这种社会平庸化的推送，手机平台向新闻受众提供的是同质化的新闻，导致新闻内容越来越单一，或者越来越两极化。
社交媒体发布的大量新闻性信息和评论多半是没有受过任何新闻采访报道和新闻从业人员操守培训的人制作和传播的。其中大量的信息在语言表达上是主观的、政治立场上是偏激的，推销的观点更多的是制造不和的。这些非专业新闻工作者每天生产的大量新闻性信息对广大网民和手机用户来说是难辨真假的，因为，广大网民和手机用户不具备融媒体、全媒体、算法推荐环境下的媒介素养。一旦网民和手机用户发现在政治上或感情上符合自己的偏好，他们可能会不问真假，立刻点赞和分享。路透研究院调查（Newman，Fletcher & Kalogeropoulos，et al.，2019）的38个国家，超过55%的人担心他们在互联网上分辨真假的能力：巴西85%、英国70%、南非70%、墨西哥68%、法国67%、美国67%。几乎所有被调查的国家对新闻的平均信任度为42%，其中法国对新闻的信任度仅剩下24%，对社交媒体信任度极低（23%）。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调查显示（Mats & Bialik，2017），大多数美国成年人（82%）是通过移动设备、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在线获取新闻。但是，仅有5%的使用网络的美国成年人对他们从社交媒体获得的信息非常信任。许多美国人认为虚假新闻在播种混乱，约三分之一的人说他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虚假的政治新闻。近三分之二的美国成年人表示，捏造的新闻故事使人们对时事和事件的基本事实产生极大的困惑。约有三分之一的美国成年人说，他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虚假的政治新闻。一半以上（51%）的人说，他们经常在网上看到至少有些不准确的政治新闻。还有32%的人说，他们看到的新闻几乎完全是骗人的。大约四分之一的人说自己曾经分享过虚构的新闻故事。与此同时，传统新闻媒体并没有因为社交媒体平台的信任度下降而重新受到社会的信任。特朗普之所以公然宣布美国的主流媒体是“人民的敌人”，是因为特朗普发现美国的多数人并不信任主流媒体。
据路透研究院的研究（Newman，Fletcher & Kalogeropoulos，et al.，2019），从全球范围来看，利用社交网络获取新闻的平台取向繁杂而多样。在美国，Messenger的新闻用户基本上用Facebook来浏览新闻；而在巴西和德国，由于WhatsApp的广泛使用，Facebook和WhatsApp的新闻用户之间存在大量的重合。从聊天软件的使用分布来看，希腊和挪威是Facebook、Messenger的重度使用地区，而拉丁美洲、东南亚和南亚国家的人们则大多使用WhatsApp。此外，还有一些其他的聊天平台具有地域性：巴尔干半岛最流行的聊天软件是Viber，有14%的保加利亚人和希腊人，以及12%的克罗地亚人通过Viber阅读新闻；有73%的中国台湾人和27%的日本人使用Line，其中，53%的中国台湾地区用户和9%的日本用户通过Line来阅读新闻；有52%的香港人使用微信，他们中的15%利用微信来阅读新闻；绝大多数韩国人使用KakaoTalk，有39%的用户通过KakaoTalk阅读新闻。随着信息应用程序在世界各地的不断发展，围绕新闻的社交通信正变得越来越私密。从2016年开始，通过Facebook来获取新闻的用户持续减少，在加拿大（7%）和澳大利亚（7%）等西方国家使用的少得多。但是公共和私人的Facebook群组讨论新闻和政治在土耳其（29%）和巴西（22%）等非西方国家变得流行起来。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青睐聊天软件，在过去的四年里，通过聊天软件来获取新闻的平均应用率翻了一番。WhatsApp已经成为很多非西方国家讨论和分享新闻的主要网络：巴西（53%）、马来西亚（50%）和南非（49%），这显示非西方国家的人比西方国家的人更会在有很多陌生人的WhatsApp的群里大范围地分享新闻。包含大量陌生人的社交通信意味着新闻可以通过社交网络便捷地、大规模地分享，这会导致恶意信息和虚假新闻在非西方国家广泛传播。针对WhatsApp用户的调查显示，有24%的人会在WhatsApp对话中讨论新闻事件，而有16%的人会加入专门讨论某一新闻话题的群组。
在社交网络里，新闻的消费者不再是传统媒体时代广播喇叭的单向听众。记者和读者的位置是可以互换的。在今天的新闻生态环境里，记者和读者可以随时交流信息，二者都会第一时间出现在社交媒体平台前沿讲述自己认为的“真相”。究竟是相信专业新闻工作者提供的“真相”，还是相信某个网民提供的“真相”？这不是取决于谁距离新闻现场更近、谁提供的信息更完整和客观，而是取决于二者所持的新闻立场和观点与网民的距离。社交网络里，新闻产品的制作、传播看上去是多话题和多维叙事，但新闻从本质上失去了传统新闻工作者的价值判断和新闻重要性的排序。在重大事件和危机面前，传统新闻媒体作为聚焦社会关注、同心同德、形成共识、团结一致的凝聚人心的功能被手机平台的新闻的碎片化功能取代。很多从传统媒体走过来的中老年人仍然相信传统的新闻定义，认为新闻媒体是关心国家大事、了解天下大事的重要渠道和可靠信源，每天会主动接触报纸、广播和电视的新闻播报。但是，随着“90后”——特别是“00后”成长起来，新一代青年人无法区分新闻媒体与社交媒体在新闻产品的制作、生产和传播中的本质差异。手机平台为了获得粉丝、用户和点击量，把新闻包装成娱乐产品。手机用户消费新闻等同于享受娱乐。根据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8年的报告，社交媒体的使用在当今的青少年中几乎无处不在：97%的13—17岁的媒体消费者至少使用七个主要社交平台之一。青少年和青年人普遍沉迷于社交媒体的使用，表面上看他们每时每刻都在通过手机平台与社会的熟人和陌生人交往，他们好像通过互动在参与社会上的新闻讨论。但是事实上，由于他们获得的信息多半是算法推荐给他们的，这些信息以刺激感官和吸引眼球为目的，社交媒体平台在现实生活中使手机用户与社会脱节，把手机用户个人或一个个地隔离成孤立的飞地上的小群体（Mats & Bialik，2017）。
在传统媒体时代，当疫情暴发时，媒体是政府与民众沟通信息的桥梁。主流媒体报道的疫情防控新闻是权威人士和部门发布的，新闻的读者和听众都是新闻的忠实信众。但是在新媒体时代，社交平台的各个社交群多是趣味相投的人聚在一起，在疫情面前，很多不具备医学常识，更没有防病治病专业知识的人不知道自己对疾病的无知，每个人都平等地叽叽喳喳地发表心灵鸡汤忠告，更不停地在群里张贴各个社交媒体平台传来的符合自己观点和兴趣的传言、谣言和假新闻。有的人在某个领域是出色的专家，但他不知道自己知识的局限性，对自己无知的领域也像个专家一样发表言论。在这个人人是记者和传播者的社交网络时代，大家都在传播能够证明自己观点的文字和画面。在危机或疫情暴发后，社交媒体的平台制造和传播的新闻和言论总是把人分成两组，一组是不可信的坏人，一组是可信的好人。按照西方新闻学的二分法，政府部门、政府官员和跟政府有关的专家总是不可信的，批评政府或者反政府的人总是可信的。在重大的疾病暴发后，社交网络及某些传统媒体不再是沟通公众与政府的桥梁，更不是凝聚共识和人心、团结起来一致与疾病作战的武器，而是把人类与疾病斗争的这个科学议题转变成人与人互相指责的骂街运动——善与恶、好与坏、对与错的大字报运动。在公共危机时刻，手机平台和社交媒体组织和动员起来的这种激进的选择性信息和言论，导致广大的网民或民众在混乱的信息中，迷失了方向，不知道要听哪位权威专家的指导。在重大公共卫生危机事件中，以政府和政府部门为中心的权威性和合法性被大大削弱，导致政府的社会动员力和组织力的下降。
在网络空间里，各类新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广泛借助大数据技术分析用户的信息消费行为和偏好等，将“算法推荐”应用于全媒体的商业营销。“算法推荐”为用户提供个性化商业营销的成功，促使一些媒体和众多的社交平台用“算法”决定新闻热点、新闻话题、新闻内容，彻底颠覆了传统的新闻学原则、新闻伦理和新闻采写的基本理论。虽然“算法推荐”为广大的网络媒体和社交平台汇聚了旺盛的人气、赢得了丰厚的利润，但是广大用户媒体每天推荐的头条新闻里，看到的却是大量的虚假新闻和低俗信息。近年来，在网络舆论中，在事关大是大非的重大问题或突发公共事件上，一些虚假信息通过所谓“算法推荐”在互联网空间大肆传播，构成了一些网民在重大问题上所持立场基于的“事实”。
传统媒体呈现和传播新闻的时候有几条准则：媒体是新闻的“把关人”、记者要有职业操守、新闻报道必须公正和平衡。所谓新闻报道的平衡性就是要报道新闻的正反两面。传统新闻理论还强调新闻报道的客观性，要把事实与观点截然分开。但是，在社交网络时代，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推荐和人工智能取代了传统媒体时代的“把关人”角色。算法推荐通过所谓满足消费者的个人的兴趣和兴奋点，导致广大民众看到的新闻的制作和呈现越来越主观化和封闭化。这种看似人性化的智能自动推荐，实则是让网民越来越封闭，越来越沉浸于一个排斥外界不同声音的小世界里，在这个小世界只想人们听到让自己觉得舒服的声音。
“算法推荐”取代了传统媒体作为“新闻把关人”的角色，在新闻生产和传播的最后一公里掌控着强大的新闻价值判断权、新闻议题和内容的选择权、新闻报道的立场和观点。“算法推荐”真的没有价值倾向，所选择的新闻话题和内容不是故意挑选出的吗？背后不存在“黑箱”作业吗？新华社新闻研究所研究人员毛伟指出
，虽然“算法推荐”本身基于大数据分析，是脱离人工干预的纯机器行为，但实际上，推荐算法的制定、用户偏好的分析都是基于人工判断后开发的计算机程序。价值观早已内化于算法的研发过程中。“把关人”缺失，导致的众多推荐头条新闻违背社会伦理和新闻道德。导致国家在媒体和网络的议题设置上陷入混乱。在媒介融合中，如果机械地应用“算法推荐”，毫无疑问将会导致新闻内容“把关人”的缺失，可能最终导致用先进理论武装起来的党失去对强大而汹涌的网络舆论的引导权。“算法推荐”天然具备舆论引导属性，西方各大主流媒体、搜索引擎和社交网络平台已经在积极探索借助“算法推荐”决定网民关注什么、忽视什么，设置议程议题，引导国际舆论。而不单单是“投其所好”，如若读者在《纽约时报》、BBC的新闻客户端搜索“新疆天山旅游”“西藏阿里旅游”的新闻，下次浏览时将会收到推荐“疆独”或“藏独”等符合西方主流价值观但并不符合用户真正需求的新闻，借此引导涉华舆论者。
在以社交媒体为特征的一群群志同道合者的独立王国里，政治上相互对立、抹黑、排外，老死不相往来。面对西方主流媒体的新闻垄断，声音之外的社交媒体和自媒体群里，形成了一个个自我封闭的、只属于自己的信息世界或新闻世界。在这些不可以数计的朋友圈和各种群里，人们只传播自己想看的新闻或想说的话，社交媒体和主流媒体一样，都不是多元的。不同意西方媒体或亲西方媒体的人群，干脆自我屏蔽西方媒体或亲西方媒体。在这群里的人听不进外边的观点，群里的观点也难以传到外边去，不可能出现民主协商或政治协商。各个社交网络群体建立在共同的价值观、意识形态和趣味上，他们只向彼此宣扬他们共同的价值观和大家喜欢听到的故事。其结果就是，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在政治上和新闻传播上的两极化。中间缺失了相对客观中立的媒体。两种媒体都只会报道或传播跟自己有同样价值观、政治倾向的新闻和观点，结果，这个世界和社会越来越分化和分裂，难有空间去进行思想交流。东西方在一个没有对话、没有协商的网络环境里生存。
美西方主流媒体作为其社会精英成员，坚信主流新闻媒体的重要功能就是设置议程。设置议程，如同比赛场上的起跑线。你第一时间报道新闻、第一时间发表观点或声明，你就在第一时间设定了议程，决定了你的读者观察和思考新闻的维度、发表评论的观点和立场。如果你未能在第一时间设定议程，而你的对手在第一时间设定了议程，就等于你的竞争对手在起跑时就冲到了你的前头，你作为后来者要想追上对手，要费极大的力气，而且还不一定能确保在到达终点前超过竞争对手。在全球社交网络里，手机和社交网络平台的24小时的新闻直播或者每时每刻的新闻更新，就是一种议程设置战役和新闻真相战役。
在当前虚假新闻泛滥的社交网络里，真实可信的信息不是媒体和网络刻意制造的话题热点和网络舆情。真实的情况不是由网络声音大小判断的，也不是由新闻和舆论的传播渠道和传播的广泛性判断的。中国的智库和媒体不应该把境外媒体和网络的耸人听闻的传闻作为“舆情”报送党和政府有关部门，成为西方舆论战的传声筒和放大器。中国有关智库和媒体每天撰写的舆情内参和关注度排名要谨防成为他人“兵不厌诈”的武器，要预防境外势力通过操控国内舆论场、制造虚假民意，影响党和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参考。美国政客和精英从来都是把媒体、舆论、新闻报道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美国政客和精英不会关注，至少不会每天关注中国媒体和中国网络舆情对美国的看法和评论；美国媒体从来不会转载其他国家媒体的文章，更不会每天出版一张反映外国舆情的《参考消息》给政客、精英和大众看。美国人相信议题设置的强大功能，你可以不同意我的观点，但是一旦你知道了我的观点，我就实现了议题设置的功能。如果你每天都在关注我的观点，我就会在价值判断、政治立场、思想深处全面影响你、改造你。美国媒体里充斥着真假难辨的新闻。在舆论宣传和意识形态领域，刻意误导是西方媒体的常态，甚至是其国家战略。但是，中国很多网络自媒体却总是抢着转发西方媒体的倾向性报道，全然不顾这其中的圈套——文字圈套、图片圈套、视频圈套、引语圈套和同期声圈套。要警惕西方制造的舆情中的“兵不厌诈”。
虽然互联网，特别是社交网络见证了媒体和新闻生产出现了新现象，但是美西方的少数媒体仍然是全球信息分发和共享的来源，美西方主流媒体仍然控制并滥用广大网民对传统媒体的信任。美西方媒体将新闻绘制成符合特定利益集团隐藏议题的新闻故事并呈现出来。这种新闻生产方式的转变让人看不到原始事件的真实面貌，将新闻转变成最终的政治议程或在公众内部引起争议和讨论的话题或舆情。大多数受众看不到这些所谓公众议题或国际舆论背后的力量，多数受众和网民只会在新闻的操纵下得出错误的结论和观点。社交媒体好像给人带来了自媒体，人人都有发新闻、发评论的自由。但是，全球超过50%的新闻仍然是由西方四大通讯社收集和分发的：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社交媒体上有关重大国际新闻的制作、生产来自西方主流媒体。15年前，《纽约时报》刊登了一幅卡通画，一个父亲坐在椅子上，儿子问父亲：“爸爸，如果一棵树倒在森林里，而媒体看不到，那棵树真的倒下了吗？”即使在社交媒体技术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全世界主流人群能看到的东西仍然是西方主流媒体报道的。如果西方媒体不去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或发展，全世界的主流人群真的像那个男孩一样，以为树没有倒下。
通过西方主流媒体的积极炒作，西方主流社会在关注香港、新疆和西藏的所谓“人权”问题。而巴勒斯坦和克什米尔发生的严重的人权问题没人知道，因为西方媒体没有报道。西方主流媒体仍然决定着全球议题。为全球人类头脑里的刻板印象做出贡献的主要是美国的五家超级媒体公司：时代华纳、迪士尼、贝塔斯曼、维亚康姆、新闻集团。这些全球媒体资源向世界提供了大多数新闻。我们在全世界入住的任何一家五星级酒店（除了俄罗斯、伊朗和朝鲜外）都能看到CNN或者BBC。这两家电视频道在告诉人们世界各地在发生什么、关注什么、议论什么和辩论什么。美西方媒体决定着全球的议程设定，通过在新闻事件中强调什么或不强调什么、使用什么新闻框架或不使用什么样的框架、持续的报道和炒作或有意遗漏和忽视等来刺激关注、制造舆情和设定议程。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这本名著里举了一个例子：在美国袭击伊拉克之前，媒体被用来准备舆论。媒体只关注一个谎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尽管真实的情况是伊拉克根本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但是美国政府为入侵伊拉克进行民意动员，与媒体联手制造共识。
例如，过去只是好莱坞把印第安人描述为野蛮人，而今天互联网带来的全球传播把全世界的穆斯林整体恐怖主义化了。尽管流血的历史和血腥的现实看到欧洲人移居美洲时屠杀了印第安人，今天，西方盟国仍然在阿富汗和叙利亚等中东国家狂轰滥炸，杀害妇女儿童。但是，人们在主流互联网上看不到。在社交媒体社会，人们多半是根据脑海中的图像对其他人民、宗教和国家做出反应。当今西方主流媒体对中国和穆斯林国家的“恐惧症”式的负面媒体报道的结果是欧美社会以一种二元对立的态度看待中国和穆斯林国家：异类、他者、不信任、歧视恐惧、怨恨，甚至仇恨。再如，在西方主流媒体和其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上，“一带一路”倡议会被作为“中国式的殖民主义”遭到批评。同样，在西方主流媒体和其主导的社交媒体平台上，“穆斯林”也会作为“恐怖主义分子”遭到围攻。网民头脑里有关“一带一路”和“穆斯林”的负面评论与他们大脑里储存的图像联系起来，这些图像多是来自西方控制的传统媒体和社交网络。由于中国和穆斯林国家互联网声音的弱小，人们每天在网络里看到的新闻常用语、画面都会在美西方控制的国际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平台的新闻传播和讨论中产生与中国和穆斯林国家不同的想法。
观察和讨论互联网背景下的全球舆论生态，我们首先看一下全球舆论生态的政治背景——世界正在发生的大变局。这个大变局正重塑全球的政治版图。从经济和军事的存在看，世界呈现了美国、欧洲、中国和俄罗斯四个极点（Dugin，2019）。如果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看，世界呈现美西方国家、伊斯兰国家、中国和俄罗斯四个极点。这种多极化的世界意味着区域权力的复杂体系、政治制度的多样性、不同身份的文化历史传统。全球经济和政治力量之间的平衡正在被美西方的衰落打破，力量正从美西方转移到东方，而21世纪现在基本上被认为是“亚洲世纪”。2019年中国GDP同比增长6.1%，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中国GDP占世界的比重预计超过16%，中国经济增长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30%左右（伍岳，2020）。这种多极世界需要多极化的哲学，以取代新自由主义的全球主义理论——历史的终结、美西方文化霸权、世界资本主义、美国独尊的单极化世界。但是在这个多极的世界里，全球舆论、全球文化和全球哲学并没有呈现丰富多彩的多极化。作为一极的中国需要一个能够反映其价值观、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国际话语体系和国际舆论环境。根据中国“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愿景，中国需要一整套为自己的世界观和目标服务的知识和思想，以支撑“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梦”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国际表述和对国际知识界施加影响。而这一知识和话语支撑体系应该是一种与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一致的并具有普遍意义的中国范式。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2019年10月在美国传统基金会演讲说，“特朗普总统改变了全球关于中国的对话，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本届政府的大胆战略。我们组建了一个庞大的联盟——我为国务院的外交官员感到无比自豪——组建了一个名为利马小组的联盟，致力于恢复委内瑞拉的民主。五十多个国家现在承认胡安·瓜伊多是委内瑞拉人民正式选举的领导人。这是一项出色而扎实的外交工作，是一场艰苦卓绝的斗争，是在美国国务院的计划下完成的。我们重新召开了‘四方会谈’——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美国之间的安全会谈，该会谈已经沉寂了9年。这对未来的努力非常重要，确保中国待在合适的地方”（Pompeo，2019）。
巴基斯坦参议院外事委员会主席穆沙希德参议员指出，“蓬佩奥这句话听起来像当年英国殖民者对南亚殖民地的仆人的训话，‘你是谁？你只能待在合适你的地方，不要忘记谁是这里的主人’”。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美国及其盟友要“确保中国待在合适的地方”，这句话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傲慢。美国的媒体和军工企业非但没有学会适应新的现实，也没有学会与中国和谐共处，反而似乎在寻求召唤一个“敌人”，美西方精英和媒体一如既往地继承其后殖民思想，继续“东方主义化”和“妖魔化”亚洲国家和亚洲人民。
对于蓬佩奥要联合西方盟国“确保中国待在其合适的地方”的言论，CNN主播法里德·扎卡利亚（Fareed Zakaria）在《外交事务》发表的《新中国恐慌》文章中指出，“由欧洲小国担当全球重量级人物，而像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庞然大物被排除在全球机构的重要国家之外的旧秩序是无法维持的。中国必须被尊重并真正融入全球决策结构，否则中国将有权自由发展并单方面创建自己的新结构和体系。在许多人看来，北京的崛起敲响了自由主义秩序的丧钟。从理论上讲，美国对华强硬路线是想迫使中国采取行动，甚至进行改革。对于美国鹰派战略而言，直言不讳却显而易见的中心思想是，遏制中国将加速其政权的崩溃，就像苏联人一样。但是中国不是苏联，在中国，美国将面对一种具有强烈民族团结感和自豪感的文明和民族。美国政府的策略是切断与中国的联系，并迫使世界其他国家也这样做。但是世界其他地区并没有跟随美国的领先地位。特朗普政府要求61个国家禁止华为。到目前为止，只有三个国家加入，所有三个国家都是美国的盟友”。
世界的地理布局使某些国家享有特权，而使其他国家处于不利地位。如果看一下盎格鲁-撒克逊五个海岛式国家——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相对亚欧陆地国家是比较安全的，这是因为其岛国地理位置。对于被水包围着的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不仅在文化上是相同的，而且在地缘上感受不到威胁。但是，中国不是这种情况。中国东部和东南部被水包围，北部、西部和南部有许多陆地接壤的邻国。如果越南出了问题，云南、广西和南海会有不安全感，如果印度出了问题，西藏会有不安全感；如果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出了问题，新疆会有不安全感；如果朝鲜出了问题，东北三省会有不安全感；如果俄罗斯出了问题，整个中国北方都没有安全感。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的位置决定了这个国家的政治，这是地缘政治的概念。地缘关系决定了一个国家在世界上相应的位置及对外政策。出于地缘、政治、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多种因素，“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要建立一个多极化共同体，把中国周边国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
在欧洲入侵并殖民亚洲，并在亚洲搞分而治之之前，从东亚旅行穿越亚欧大陆，一直到西班牙都是可能的。后来，欧洲把每个人都放在小盒子里，这些小盒子或国家不再被允许相互交流。
“一带一路”的本质是亚欧一体化，这不仅跟中国的地缘政治有关，也跟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有关。“一带一路”倡议是要打通欧洲殖民者早年为了分而治之在亚洲和中东设置的阻塞点，使亚欧各国人民及非洲人民重新流动和连通起来。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及北极航道计划，正是迈向多极化合作更紧密的一步，不仅通过“一带一路”把东亚的儒释道文化圈穿过中西亚的伊斯兰教文化圈与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圈连通了，也通过北极航道，把南亚的印度教文化圈，通过东亚的佛教文化圈与北亚和北欧的基督教文化圈连通了。中国走的是世界人民大团结的路线，西方走的是民族分裂、国家分裂和文明冲突的道路。陈旧的西方范式是创造界限、制造民族和国家的界限。而“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让不同的民族、国家和文明重新连通起来。
美国在继续维系西方的政治和军事联盟的同时，在全世界搞大规模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全盘美国化。美西方帝国主义领土扩张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其意识形态扩张仍在继续。虽然美西方主流媒体为了生存，也在积极地推进新闻的娱乐化、社交化、平庸化。但是，为了满足高端消费者和社会精英的议题设置和意识形态市场需求，美国政客和主流媒体继续在国际知识界向高端消费者提供传播和巩固美西方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故事，捍卫“现代性范式”。美西方媒体把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为中国精神的扩张——一条非西方的发展道路和非西方的价值观。西方舆论的全球战略布局，让中国感受到全方位的舆论压力，全方位的步步紧逼。不仅在国际政治、经贸谈判和国防建设上，而且在学界和舆论界意识形态上、文化上、历史上、民族问题上甚至有被人家意识形态软实力搞垮的可能。美国媒体全方位妖魔化中国，通过妖魔化中国，把中国置于不平等的谈判地位，西方的媒体和学界也不把你当成平等对话的伙伴。话语权不是指是否有权发言，而是一种等同于一个国家的军事权力和经济权力的权力形式。具体讲，话语权是指表达“被他人尊重和认可”的思想、概念和主张的能力，并由此产生“以一种非暴力，非强制性的方式改变他人的思想和行为所需的权力。这种权力确保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得到其他国家的接受，或者至少不被其他国家反对。在此基础上，通过话语的能力建设，实现影响国际规则、国际议程和国际标准的设置与制定”（Rolland，2020）。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能成为正义的化身和对与错的仲裁者。
话语权建设不能简单地归属于对外宣传，这不是对西方的歪曲报道的简单回应和反击，更不是在对外宣传话语和概念上与西方接轨。国际话语权的核心是道路、制度、价值观。中国共产党是通过先进的理论武装的政党，要把中国共产党的先进思想和理论转化成国际话语权，而不是用西方的概念和话语来解说中国共产党的先进理论和先进思想、发展范式、理论范式，要跳出西方的话语陷阱。西方媒体制造的热点话题和舆情都是一种范式斗争和观念斗争。话语权建设是中国对世界施加的思想和精神影响，是中国将为人类的未来提供什么样的智慧、思想、观念、知识、方案和愿景。目的是让他人自愿接受并认同某些概念、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张国祚，2009）。中国必须从过去与国际话语接轨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转变到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和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展开对话，逐步实现全球舆论在观念领域的力量平衡。中国要用中国道路、中国制度成功的经验，转化成知识的创新与生产，在理论上塑造自己的话语、设计自己的概念，然后将其推向国际舞台，中国的发展范式和思想范式最终可能成为一种与西方范式平行的系统。2020年1月15日，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在与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座谈时指出，要“打造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讲清楚中国成功故事背后的文明逻辑、历史逻辑和制度逻辑。要善于把我们的道路优势、制度优势、发展优势、文化优势不断转化成话语优势、范式优势、知识生产优势。我们要用听得懂、易接受的话语体系和表达方式讲好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故事、中国人民奋斗圆梦的故事、中国坚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故事，引导国际社会形成正确‘中国观’”（王毅，2020）。为此，在“一带一路”沿线和我们的援助对象国，除了经济援助，也要开展知识援助、智力援助和制度援助。特别是通过知识生产，通过媒体、学界和交流，向国际思想界，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传达和灌输有利于维护多极化世界的概念、观念、理想和价值观，推动中国话语权建设不断迈上新台阶，最终形成一个能够支撑“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没有话语权，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家力量将是不完整的。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不仅体现在民生、经济、科技、国防等硬实力领域，还体现在社会制度、价值观、意识形态和文化等领域。在2016年的一篇社论中，新华社说，“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既有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历史传统，也有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国担当”（新华社，2016）。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中国签订“一带一路”相关合作文件。正如一位欧洲学者所言，中国构建多边世界的理念在全球范围得到广泛响应，“这样的理念一旦付诸行动，人类就迈出了一大步”（新华社评论员，2019）。
我们的媒体和舆论力量来自亚洲人民、亚洲文明、中华文明、佛教文明和伊斯兰文明的大团结。“一带一路”就是通过“五通”让沿线国家和人民团结起来。而在此前，美西方的战略就是通过人权和自由民主的名义让东方人民之间相互斗争——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斗争，中国大陆与港独、台独、疆独和藏独的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多年来，西方媒体和西方的主流社会就没有允许一个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存在，因此中国官媒不应过于关注西方主流媒体和西方精英心目中的中国形象；中国对西方国家的外宣，渠道重点从中国的官办媒体渠道转变为中国的个人对西方的个人、学者对学者、网民对网民、学生对学生、记者对记者、非政府组织对非政府组织。积极利用社交媒体，彻底改变旧外宣观念和对外传播的工作评价标准。中国的舆论外宣要彻底改变以西方主流媒体为外宣对象的观念；中国的官方媒体和网络要放弃把西方媒体作为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渠道、平台和目标；新华社的英文稿件要以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媒体用户为主，与西方通讯社争夺发展中国家的稿件完整刊播的版面和时间；将中国官媒的新闻稿件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媒体中的直接落地作为考核指标；奖励标准中，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作为一类，其他发展中国家作为二类，西方发达国家作为三类；面向发达国家的宣传渠道，从面向西方主流媒体转变为面向西方使用社交媒体的个人用户。
中国不能为了适应西方主流话语体系和新闻价值观，调整自己的立场。中国应当在非西方的盟友中找准自己的定位，这些国家认同并接受中国双赢合作、总体小康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也与中国共享古代丝绸之路的宝贵遗产。中国要学会利用“一带一路”主要沿线国家媒体的力量，打破西方的话语霸权，变发展中国家媒体为国际新主流媒体，形成一个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新闻新秩序。这个新闻新秩序将确保“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外交、政治、经济以及媒体议程方面得到有效传播。
以社交网络为特征的全球舆论赛场，中国只能通过弯道超车，赢得意识形态、文化和新闻领域的话语权。美西方牢牢地占据着传统媒体的主跑道，在这个跑道上，依靠精英制造和生产内容。中国要超车的弯道不是依赖少数精英（记者、明星、学者、官员和企业家），而是依靠广大的人民大众去创造、生产和传播中国的故事和声音。中国要把看台变成跑道，把看台上的观众变成自己的运动员和赛车手。当年南京和重庆国民党政府在人民群众中失去话语权和民心，在于其依靠的是少数精英。而延安的共产党和解放区依靠的是工农兵、人民大众。这将是一种革命性的观念转变：由精英面向精英的传播和互动，改变为变成大众面向大众的传播和互动。中国在国际互联网的生态环境里超车，要靠每一个中国人都深度参与深度创造的新文化。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在文化上，14亿人，作为一个有共同文化认同的整体，他们的力量是非常强的。中国在全球网络上的力量在于释放出14亿人的巨大创造力和爱国热情。给那些有思想、有文化、懂外语的年轻人机会到巨大的网络空间去发展，让他们在互联网通过与全球网民的互动，把14亿中国人的声音传播到全球。一个个人网红李子柒，在YouTube上有数百万粉丝。平均每个视频有接近1000万人观看。李子柒的视频，每个月的观看量是7000万。互联网带来的信息生产机制上的巨大变革，让每个中国网民都有在全球网络上生产和传播中国声音和中国故事的可能。不直接接触人民群众，在全球舆论竞争中超车是非常难的。我们看到了非常多这样的趋势，我们的英文写作人口、大学生，甚至中学生人口比例超过一个亿。而且今天的中外文翻译软件相当流畅、准确好用。成倍地增加中国在国际社交平台的用户，其正能量回报将是巨大的。社交网络平台为中国在西强我弱的国际舆论环境里创造了一个弯道超车的机会。中国的精英和个人要通过国际社交网络与“一带一路”沿线精英开展个人互动，绕过西方和美国主流媒体，直达“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西方社会主流阶层、人群和个人。
近年来，与“一带一路”倡议相关的社交媒体运动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使当地公众对相关议题的看法更加复杂。社交媒体通常利用几起“一带一路”国家当地民众与中国工人之间的小规模冲突，塑造具有霸权主义和侵略性的中国形象。尽管中国官方与东道国官方对这些毫无根据的宣传和言论迅速进行了反驳，但由于社交媒体信息的扩散之广，尤其是考虑到Whats App上信息的传播范围和速度，中国官方的声音很难到达社会底层。这些言论包括对于中国“债务外交”的不实描述，以及中国工人与本地人之间的跨文化误解。如果不能有效应对WhatsApp上虚假新闻的影响力，中国未来在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中也会存在风险。中国外交官、新闻工作者及学者在WhatsApp、推特上活跃发表意见已经成为当务之急。CGTN和中国的其他新闻机构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尝试通过推特和脸书扩大全球影响力。CGTN目前是世界上粉丝数量最多的新闻媒体，紧随其后的是BBC和CNN。越来越多的粉丝数量表明世界范围内更多人对中国和非西方国家产生了兴趣，中国需要借助这种巨大的关注量，对“一带一路”倡议进行正面描述。
在欧洲和美国先后统治东方国家几个世纪后，中国在21世纪作为全球领导者崛起了。但是，西方大国在语言、信息和沟通能力及渠道等方面都在深深影响“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世界”。在从前作为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法语仍然是官方语言之一，同样，在前英国殖民地中，英语仍然是法律语言和官方语言。随着美国霸权时代的到来，再加上社交媒体的技术进步，西方宣传的渗透性已经达到了难以预料的水平。脸书、推特、YouTube和WhatsApp的用户遍布全球。美西方利用这些国际社交媒体控制信息和叙事设置的技术十分先进，可以主动操纵消费者。西方的思维方式也通过社交平台和网络深入各个社会和人群当中。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大学、智库、学者、媒体和记者都严重依赖西方的资助或提供的信息资源，这无意中导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知识分子会从对西方有利的角度出发研究“一带一路”。例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一些媒体和智库更倾向于从环境影响和债务陷阱的角度，而不是从创造就业机会和社会经济影响的角度来研究和报道“一带一路”倡议。西方网络和机构在发展中国家的学术和媒体方面都具有掌控权，也就操控了这些国家对于中国的看法。
中国媒体“走出去”战略特别注重通过中国官方主办的国际媒体来进行对外宣传，尤其是通过新华社、《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CCTV）、中国国际广播电台（CRI）、《中国日报》和中国国际新闻社等。然而这些媒体在相关国家受到的关注度仍然很低，这些媒体主要还是在迎合中国的官方和中国的受众。在报道话题上，除了政府层面的消息外，这些媒体其他内容较贫乏。中国媒体更没有提供当地人民喜闻乐见的文化和娱乐节目。非洲一直是历史上中国海外媒体和记者数量最多的地方。CGTN的内罗毕分社为推动文化融合和公共外交敞开了大门，致力于在非洲观众中使中国“去神秘化”。但是，非洲观众对现有的报道内容缺乏兴趣。此外，中国“走出去”的媒体似乎对于中国对“贫穷”的非洲的慷慨援助和发展给予了不成比例的关注，这种不断重复的报道会让那些越来越有自我意识的非洲知识分子认为，中国媒体用一种高人一等的姿态在报道“一带一路”倡议。
中国要做好全球舆论引导，不仅要对美西方的新闻炒作和行动做出反应，更需要的是对美西方涉华舆论和涉及“一带一路”舆论有先发制人的想象力。中国要在国际舆论上先发制人，就要知道美西方媒体会对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民说什么、美西方媒体和政客会如何玩弄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网民的想象力。在全球互联网舆论新环境里，中国面对的是一场严峻的思想战争，中国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必须赢得这场思想战争。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在美西方的思想通过互联网到来之前，中国必须积极主动，而不是被动应对。因此，要克服新闻专业主义和传播学带来的知识的隔离化，最终形成一个适应“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新闻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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