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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 王沛楠
摘要 20世纪80年代以降，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掀起了解构“欧美中心主义”的潮流，传播学研究的各个领域也在“去西方化”的语境下探索理论重建的可能性。但时至今日，政治传播仍然是“西方中心论”占据垄断地位的最后一块“飞地”。2016年全球进入“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时代背景下，政治传播学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解释力都面临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本文通过梳理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演进与发展脉络，以“行省化”视域作为切入点探讨“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寻求超越“西方化—去西方化”二元对立的现实路径，并分析中国政治传播学界在全球范围的“行省化”探索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 政治传播；传播理论；去西方化；行省化；新全球化
虽然对政治传播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时代，但直到20世纪5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宣传战推动着规范化（normative）的政治传播研究才逐步形成，并推动政治传播研究成为传播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1973年，国际传播学会（ICA）成立了政治传播分会，并在次年出版了第一本专刊《政治传播评论》（即目前本领域的重要学术期刊《政治传播》的前身），从而推动了这一领域的建制化发展。
伴随20世纪80年代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和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潮的影响，曾经占据社会科学研究主导地位的“欧美中心主义”（Euro-America-centrism）开始受到冲击，传播学研究也开始在“去西方化”的语境下探索理论发展的进路。但是唯独在政治传播的领域，“西方中心论”仍然具有牢不可破的地位。政治传播研究的“西方中心”视野成为推动其进一步发展的重要阻碍。但2016年以来国际社会和政治的一系列变化，使全球政治传播的实践和研究都开始出现变局。
2016年以来西方国家发生的一系列“黑天鹅”事件标志着当今世界进入“后西方”“后秩序”的时代，以“启蒙”“现代性”为核心的“欧洲文化想象”（European Cultural Imaginary）和1945年以来建立起来的“美国秩序”（Pax Americana）正一步步接近内爆和崩塌的边缘。“逆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的思潮席卷全球，以特朗普为代表的一批西方政治人物开始采取收缩性的全球战略，放弃了“全球领导者”的角色，这使世界进入了一个充满高度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历史节点。
面对“逆全球化”思潮的侵袭，世界迫切地需要新的驱动力量继续推动全球化。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豪情满怀地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新时代”，引发了全球媒体和舆论的高度关注。特别是他在报告中强调的“中国将继续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为处在变局与迷局中的全球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在这种“新全球化”的语境下，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话语权将进一步增大，这将使中国的政治传播实践和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本文通过梳理政治传播学的理论演进与发展脉络，以“行省化”视域作为切入点探讨“新全球化”时代理论创新的可能性，寻求超越“西方化—去西方化”二元对立的现实路径，并分析中国政治传播学界在全球范围的“行省化”探索中应当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从学术溯源的角度来看，政治传播学可以说是传播学的“元学科”（meta-discipline）。政治与传播的关系是传播学研究亘古不变的“母题”，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公共演说被视为早期民主实践的基础和政治传播的首要途径（Ober，1994）。亚里士多德在《修辞学》中提出，演讲者可以在公共演说中通过“人品诉求”、“情感诉求”和“理性诉求”的技巧提升劝服的效果。他的这本著作也因此被视作政治传播的滥觞。同样，在柏拉图的《法律篇》中也有对于政治修辞和公共演说的讨论。这些经典都成为西方政治传播理论建构的基础。时至今日，修辞学——更为确切的命名应是“语艺学”——不仅依然是政治传播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分支，而且也是传播学领域中历史最悠久的亚学科。
但作为一门学科，政治传播学直到20世纪50年代才真正形成了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和学科范式。值得强调的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兴盛与两次世界大战有着密切的关联。在此期间，各参战国展开了大规模的“宣传战”、“舆论战”和“心理战”，使政治传播的效果成为左右战事走向和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之一。霍夫兰、拉斯韦尔、拉扎斯菲尔德等先驱学者对宣传、选举等议题所展开的相关研究不仅为传播学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奠定了政治传播研究在传播学科地图上的核心地位（Kaid，2004）。从“耶鲁学派”有关战时广播和电影的“说服研究”到拉扎斯菲尔德等人进行有关选民投票意向的“伊里调查”，再到麦库姆斯等人验证议程设置理论的“教堂山镇研究”，传播研究的“主导范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围绕着政治传播来展开的。
尽管传播与政治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但对于“政治传播”这一概念的定义和研究范畴在学界始终存在争议。查菲曾以简洁的笔触概括政治传播研究的是“传播在政治进程中的角色”（Chaffee，1975）。但类似这样过于宽泛的定义并不利于政治传播研究主体性地位的确立。尼莫与桑德斯指出，政治传播研究关注的焦点是政治机构和公民参与投票的互动关系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的政治动员与影响力传播（Nimmo，1981）。这个概念虽然更为细致地阐述了政治传播所研究的内容，但却隐含了“代议制民主”是政治传播研究的前置性预设。因为如果不存在“政治机构和公民参与投票的互动”，政治传播的研究就无从谈起。由此可见，政治传播研究在其理论框架形成的初始期，就已经处于“西方中心论”的强大影响之下。
熊彼特提出的“选举中心论”，对于当前西方政治理论以及政治传播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熊彼特看来，只有自由选举才能被纳入民主国家的考量中。亨廷顿指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主流政治学都以普选作为界定是否民主的尺度，民主被看作构建权威并使其负责的一种手段”（亨廷顿，1998）。佩特曼也强调，“时至今日，选举竞争实际上构成了国际社会判断一个政体是否是民主政体的实际准绳，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流民主标准”（佩特曼，2006）。这些论述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者对于政治传播研究理论关切的界定。
从这个角度来看，西方政治传播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对选举制度发展史的梳理与分析。“议程设置”“既有倾向假说”等大批经典的传播理论都是最早针对美国的选举活动所进行的实证研究，并在其他多党制民主国家进行了重复性检验。这在某种程度上暗示了政治传播研究是具有“准入资格”的。只有效仿西方实行多党制和自由选举且拥有“独立”媒体的国家，才有可能进入政治传播的研究领域并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对话。那些选择不同政治制度和运作方式的国家很自然地被打入“另册”，游走于政治传播研究的边缘地带。追溯现代西方政治传播研究的起源，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视角。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相呼应，全球范围内的政治传播研究也逐渐形成了一套“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权力架构。
由于研究对象与政治密切相关，政治传播长久以来都是传播学界“西方中心论”或曰“欧美中心主义”的积淀最为深厚的一个领域。西方学者在传播研究中潜移默化地形成一种“随处安放的学理自尊”，认为其研究应该具有普适意义，并试图将无法被纳入这种普适框架的研究边缘化为“特殊”或“例外”（Grosfoguel，2007）。由此形成了当前政治传播研究的一个奇特现象：华裔学者研究中国问题，印度裔学者研究印度问题，欧美国家的“白人学者”研究全球或“普适”问题。在这样的政治传播研究环境下，处于“半边缘”的国家，只能依附于西方学者的理论发现进行重复验证，而像中国这样被西方视为“例外”的国家，则被完全排斥于政治传播的话语体系之外。
但如果追溯政治传播的学理脉络，不难发现它在本质上是基于欧美国家的本土经验被泛化而成了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范式（Miike，2007）。政治传播研究必须以工具理性、个人自由和权利意识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条件而展开（Tu，1996），但由于存在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语境，亚洲、非洲、中东和拉丁美洲学者在探索本土政治传播实践的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与西方学者会有很大的差异，基于欧美国家本土经验的假设能否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前提，这一点是值得认真反思的（Waisbord，2014）。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冷战的结束、全球化的深入、亚洲经济的崛起和全球媒介研究的发展，西方以外的国家开始日益认识到需要建构替代性的理论框架来解释“盎格鲁-美利坚”范式之外的本土经验（Park，2000）。为此，詹姆斯·卡伦（James Curran）和朴明金（Myung-Jin Park）编辑了《去西方化的媒介研究》（ De - Westernizing Media Studies ，2000）。这本论文集汇集了来自不同国家的学者并围绕如何建构本土性的传播研究展开讨论。《传播理论》（Communication Theory）杂志也曾组织以“去西方化的传播研究”为主题的专刊。对“欧美中心主义”的解构和颠覆一时间成为传播研究的重要内容，形成了一股“去西方化”的浪潮。作为这股浪潮的延续，汪琪（Georgette Wang）编辑了《去西方化的传播研究》（ De - Westernizi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13）。这本论文集将“去西方化”的思路由传媒拓展至更为宽泛的传播、沟通和文化研究领域。值得注意的是，传播学界兴起的这股解构“欧美中心主义”的潮流过度聚焦于个人化的身份政治和文化体验，缺乏对政治经济体系等宏观框架的剖析，因而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甚微。上述两本在传播学界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论文集均没有深入触及政治传播研究的核心议题。这充分表明，“历史终结论”仍然是政治传播研究或明或暗的预设前提。这种思维定式直到西方政坛“黑天鹅”频出的2016年才开始出现松动的迹象。
从当下西方政治传播生态的变局来看，“后真相”“另类空间”等新型传播生态的兴盛充分表明，经典政治传播理论构建的理想化的“议程设置”“公共领域”等概念框架已不复存在，民众和媒体正逐步偏离传统的规范和准则，越来越多的民众对民主的核心价值丧失信心并开始支持威权统治，民主的根基面临瓦解，西方社会在步入“后真相”时代的同时也正走进克罗奇笔下的“后民主”（post-democracy）时代（Crouch，2004）。时代的巨变需要我们及时进行理论的扬弃。正如兰斯·班尼特（Lance Bennett）在2017年国际传播学年会上所言，政治传播领域即将面临一场“范式革命”。网络空间的极化，公共领域的瓦解，以及另类空间的兴盛需要我们重新评估包括“议程设置”“公共领域”等在内的经典理论对当代西方政治传播现象的解释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传播研究中的“去西方化”尝试才刚刚起步，长期以来主宰政治传播研究的“中心—半边缘—边缘”的权力架构有望被彻底颠覆和重新改写。
经典政治传播理论基于一个共同的假设：在一个以国家为单位的政治共同体内，绝大多数公民处于共同、一致的公共领域（史安斌、杨云康，2017）。这种带有鲜明的现代主义色彩的价值观在政治传播学科初创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也是经典政治传播理论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但2016年以来，随着英国公投决定脱欧、特朗普在美国总统大选中“逆袭”取胜、意大利修宪公投被否决、法德两国大选中“右翼”势力支持率大涨等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的出现，整个西方社会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共识发生了颠覆性转变，从而使政治传播理论赖以生存的现实基础出现了内爆和崩塌的趋向。
首先，欧美传统主流媒体失去了全面反映各阶层民众意愿的能力。美国大选期间，几乎所有的传统主流媒体都选择为希拉里背书，主要民调机构都预测她会成功当选。《纽约时报》总编辑迪恩·巴奎特（Dean Baquet）事后反思时指出，主流媒体的记者身居纽约、华盛顿、洛杉矶等大都市，无法深入体察基层的社情民意和舆论动向，这导致媒体与草根阶层和中西部“铁锈带”选民完全脱节——而后者正是支持特朗普的主力军，引发了媒体对民意的严重误判。
在民主制度中，大众媒体承担着提供信息、保障民众知情权的重要责任，从而保障民主制度建立在充分知情和信息自由流动的基础之上。而在近几年的重要政治事件中，欧美主流媒体在这方面显得力不从心，刻意迎合部分选民的诉求，跟风炒作社交媒体设置的议题，进而无力弥合社群分歧，更谈不上凝聚构建公共领域的社会共识，致使“知情的民主”演变成了“盲情的媒主”。在这样的媒介环境下，既有的政治传播理论自然也无法解释为何主流媒体失去了对大众的影响力，也无法解释主流民调为何会错误地预测政情变化和民意走向。
其次，充斥于社交平台的“后真相”加剧了新闻舆论场的极化效应。哈佛大学尼曼新闻实验室杨采·本克勒（Yochai Benkler）等学者组成的研究团队在2016年美国大选期间追踪了超过125万篇网络新闻报道的传播路径。通过分析这些报道在社交媒体上被转发的情况，研究者发现，以布莱巴特新闻网（Breitbart News）为代表的右翼新闻网站在一个相对封闭的信息体系内海量传播“谬讯”（disinformation），主导了整个大选的议题走向和舆论生态。
对“假新闻”现象进一步的研究显示，受众选择转发这些虚假新闻并不完全是因为缺乏了解信息的渠道，而是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抗争的工具，以宣泄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史安斌、王沛楠，2017）。牛津词典选择“后真相”作为2016年的年度词语，这反映了在社交媒体主导的政治传播中出现的一个新的趋向——情感的“聚合效应”超越客观事实的传播成为影响公众认知的主要因素。在主流媒体逐渐“失语”的情况下，受众开始选择各种传递极端政治观点的“另类空间”去获取信息，致使整个社会被情感和偏见切割成为碎片化的“部落”，从而加剧了公共领域的进一步瓦解（史安斌、杨云康，2017），继而动摇了民主政治赖以生存的根基。在此背景下，基于现代主义的经典政治传播理论已不能充分解释带有后现代表征的各类变化和演进，一场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展开的“范式革命”已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尽管西方国家的政治传播在理论和实践上面临重重危机，但处在学术图谱半边缘和边缘地带的学者却未能跳出固有的窠臼来寻求“突围”。虽然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传播学界掀起了一股“去西方化”的潮流，但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影响较为有限。具体而言，政治传播研究中后殖民主义的影响仍然十分强大和牢固。
后殖民主义在政治传播研究领域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学术生产的方式上——由西方国家的学者生产理论，非西方国家的学者对其进行验证，进而在异质的政治和文化环境中推广这些理论。以经典的议程设置理论为例。该理论自美国问世50年来，各国的研究者所做的是在不同政治和社会背景下反复验证其有效性，并进行相应的修正。每当“议程设置理论”（AST）在原产地（主要是美国）出现更新迭代——号称“AST2.0版”的“议程建构理论”（ABT）和“AST3.0版”的“网络议程设置”理论（NAS），其他地区的研究者便会立即跟进展开基于本土语境的重复性验证。这就使来自非西方国家的学者普遍追求“跨境”（translocal）——而非真正意义上的“本土”（local）——研究，力图通过跨越不同的本土语境进行重复性的检验，而不愿基于本土经验和实践进行原创性的理论建构（Hafez，2013）。这种“跨境”往往会导致李金铨所说的“搬一个貌似放诸四海而皆准的命题或理论，在各国反复谋求经验上的印证”的“内卷化陷阱”（李金铨，2017）。即使是对西方理论的“本土化”或“再语境化”，也难以摆脱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所说的“理论旅行”的殖民主义话语模式。
毋庸置疑，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政治传播学术生产机制中，非西方国家的政治实践被视作学术语境中的“他者”，成为西方学术理论证实或者证伪的对象。处于这张学术版图最边缘地带的非洲就是典型的例子。在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浪潮之后，有关非洲政治传播的研究才开始日渐兴起，无疑都是基于自由民主的“规范化”视角来展开的。以此为衡量，非洲在民主政治实践中的不充分和不平衡使该地区成了政治传播研究的“负面典型”，扮演着“失败国家（或体制）”的角色（Willems，2014）。非洲本土学者则只能亦步亦趋地跟随西方学界的风向变化，难以对其政治传播现实状况的多元性和复杂性进行全面而深入的开掘。
近期在西方媒体和学界颇具影响的“中国谜题论”，也是遵循了这样一种后殖民主义的套路。此论由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首先提出。他认为，中国一直是西方人眼中最大的“谜题”，其中最为核心的一点就是经济成就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巨大落差。具体而言，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日新月异，但却是由“一个信奉共产主义的政党所领导”。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出现了越来越多深受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影响的“中产阶级”，因此中国的政治应当像韩国、日本一样“变得越来越像西方”，但这种迹象“好像不会在中国发生”。这便是西方主流思想界学术界眼中的“一个真正的谜题”（沃尔夫，2017）。
从实质上说，沃尔夫的“中国谜题论”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中国例外论”（中国是一切例外之例外）的延续和衍生。如果说黑格尔强调的是中国与西方在思想和文化上的巨大差异，那么沃尔夫则把这种差异引入了政治制度、治理模式和主流价值观——“政治文明”——的层面。无论是“谜题论”还是“例外论”，都是西方学术道统无法解释中国政治实践之后寻找的一种“权宜之计”。这也充分说明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当下，政治传播研究已经不能再靠带有后殖民主义色彩的“套路”包打天下了。
由此可见，经典政治传播理论的解释力在当前的西方社会备受质疑。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在政治传播领域，来自非西方国家的领军学者——其中大多数在欧美知名学府受过学术训练——难以摆脱后殖民主义思维定式的羁绊，也始终未能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路径。在全球政治体系、权力格局和传播生态发生剧烈震荡的背景下，寻求适应“他国崛起”（Rise of the Rest）语境的理论重构和实践再造，无疑也是重绘政治传播学术版图的一条行之有效的路径。
20世纪80年代以降，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传播学界也加入了学术界以“去西方化”为主线的理论反思和路径重构当中。值得注意的是，研究者在对欧美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倾向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同时，其学术路径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们为了反对西方霸权，建构了某种封闭的“非西方”模式，并且以“非西方”的研究路径占据道德和话语的制高点，形成了“西方”与“非西方”研究路径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这种“去西方化”的思路一方面将“西方”高度同质化，抹杀了在西方国家内部存在的政治传播实践与研究路径的多样性；另一方面将“非西方”语境下的传播学研究“他者化”，否认了全球政治、社会与媒体生态仍然处于“西方路灯光影”之中的现实状况。如果全然拒斥西方传播研究的话语体系与学术成果，试图在一种“真空”的本土语境下建构“另类空间”或“替代性话语体系”，同样会陷入形而上的陷阱中。这一点对于政治传播领域的研究者而言尤为重要。
无论是西方化的研究路径还是去西方化的批判性路径，都不能完整诠释处在快速变化中的全球政治和传播格局。因此，在新全球化时代，政治传播研究需要建立一种超越二元对立的思路。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狄普希·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提出的“行省化欧洲”（Provincializing Europe）成为解构“欧美中心主义”的重要理论框架之一，虽然这里理论框架最初是在解释历史问题的时候提出的，但同样对于政治传播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在查克拉巴蒂看来，“欧罗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和政治区划，更是一种历史观念，代表着学界对于什么是“政治现代性”（Political Modernity）的观念。在西方学者看来，人类历史是一种线性演进的模式，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政治文明的差异，是因为他们处在这个线性发展过程的不同阶段。但查克拉巴蒂认为，这种带有明显欧洲中心主义的历史观，无法解释中国、印度等非西方国家文明演进的进程。因此他提出行省化的理论框架，即“挖掘历史及其符码的某种局限，从而使其无效的部分公之于世”（Chakrabarty，2009）。引入“行省化”的研究视角，不仅要将欧洲视作人类社会的一个“行省”，而且还要进一步将地理空间意义上的“欧罗巴”分解为不同的“行省”，以探寻在多元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下的政治现代化进路。
相较于“去西方化”或者“本土化”的概念，“行省化”提供了更具包容性的维度审视政治传播研究的视域。去西方化或本土化在有意无意之间将西方树立为“他者”，从而使研究的出发点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而“行省化”则以更为多元化的视角审视不同地区的政治和媒体语境下的传播研究，关注根植于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下的本土经验和在地实践，将源自西方的理论视作具体历史语境下的“话语型构”（Discursive Formation）而非空洞抽象的概念（Zhao，2012）。在行省化的框架下，研究者——无论是来自西方不同国家还是来自非西方的研究者——所提供的理论都是根植于本土视野的产物，理论之间的对话则应当是双向且平等的。
查克拉巴蒂提出的“行省化”视域虽然是面向历史研究中存在的“欧美中心主义”提出的，但它无疑对传播研究——尤其是深受“西方中心论”影响的政治传播领域——的理论反思和路径重构具有鲜明的指向性。作为政治传播的基础性理论建构，有关媒介体系的“规范化理论”（Normative Theories）在“行省化”视域的影响下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变化。
作为新闻学和传播学的理论“原典”之一，《报刊的四种理论》（1956）首次系统化地揭示了媒介与政治体制之间的互动关系，因而也成为政治传播学的“正典”。在西伯特等人看来，政治体制决定了媒介规范的模式，全世界范围内的媒介体制都可以被纳入“集权—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社会责任论”的二元对立之中。此书写作时正值冷战高潮，因此书中的模式划分明显受到了冷战思维的影响，也是“欧美中心主义”在传播研究中的集中体现。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去西方化”浪潮中，这本“正典”成为学界争相解构的对象（郭镇之，1997）。显然，这种简单化的“两分法”无法体现出全球范围内媒介体制与政治制度之间的多样互动。
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提出，从来没有一个单一的、主导性的共产主义媒介体制。共产主义国家的媒介体制虽然都以国有媒体为基础，但其内部运作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Sparks，2000），这也意味着《报刊的四种理论》对于“共产主义理论”过于粗线条的概括无法有效解释共产主义国家内部的媒介实践。
作为学界批判和解构“四种理论”成果的集大成者，哈林和曼奇尼所著的《比较媒介体制》（2004）则进一步剖析了实行“自由民主”体制的国家内部的媒体生态，将看似具有高度一致性的“自由主义—社会责任论”的类目进一步细分为市场自由主义模式、民主法团模式和极化多元主义模式的媒介体制，从而初步消解了媒介体制研究中“西方—非西方”二元对立的神话。这本著作被作者视为新闻传播学界对“四种理论”的“彻底告别”，同时也标志着“行省化”政治传播研究的起点。但由于作者仍不能从根本上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视角，为其研究对象设定了“自由民主体制”的“准入资格”，因而无法实现作者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媒介体制比较研究的目标。为了弥补这一“短板”，同时也是回应来自第三世界同行的批评，哈林和曼奇尼随后又编辑了一本论文集《超越西方的比较媒介体制》（2011），邀请来自中国、巴西、南非、沙特、波兰和立陶宛等国家的学者对本国的政治制度与媒介体制进行梳理，从而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描摹了在多元政治体制背景下媒介制度的复杂形态和多样面貌。
从《报刊的四种理论》到《比较媒介体制》再到《超越西方的比较媒介体制》，媒介体制研究经历了从“西方中心”到“行省化”的视域转型。在《比较媒介体制》一书中，“报刊的自由主义理论”被解构成为更为多样化的类别，反映了意、法、北欧诸国和英美之间具有显著差异的媒介制度与政治体制的互动关系。《超越西方的比较媒介体制》证明了在“西方”范畴之外的媒介体制具有更为多元和复杂的样态。这充分说明，“欧美中心主义”视域下有关媒介体制的“规范性理论”同样是一种“例外”，而非放之四海皆准的“公理”，而将西方理论归为一种“地方经验”而非“普适价值”恰好体现了“行省化”政治传播的基本思路。
与媒介体制研究的背景类似，政治传播研究与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实践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行省化”的思路对于彻底颠覆政治传播研究中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视角有着重要的意义。如前所述，越来越多居于主流的学者也逐渐认识到，由于政治体制和文化背景的差异，即便是关于西方国家自身的政治传播研究实质上也是高度“行省化”的。在不同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开展的研究所发掘出来的“在地经验”也从未被证明具有“普适性”。换言之，从“行省化”的思路来看，“欧美中心主义”的政治传播学也是一个被建构出来的“神话”。如果深入西方国家政治结构的内部和深层，研究者便会发现在貌似同质化的“西方民主”体制的背后也存在多种形态的政治传播体系。
作为“行省化”政治传播研究的标志性成果之一，爱德文·贝克（Edwin Baker）和斯科特·奥尔索斯（Scott Althaus）等学者基于“政治责任”（Political Accountability）的视角，将西方民主体制分为“共和主义”、“多元主义”和“精英主义”这三种模式，并提炼出了不同模式下政府—公民—媒体的互动关系形式（见表1）。在不同的政治责任语境下，政府—公民—媒体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互动形式。这三种语境下开展的政治传播在方式、目的和效果上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例如，在“共和主义”的模式当中，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的是“策展人”（curator）的角色，强调媒体运用专业素养整合多元化的信息和观点并提供权威解读（仇筠茜，2013）；在“多元主义”的模式当中，媒体在政治传播中扮演着“代言人”的角色，秉持不同政治立场的媒体构成了“彩虹光谱”，代表不同的社群发声；而在“精英主义”的模式当中，媒体则扮演着“秩序维护者”和“舆论调停人”的角色（曾繁旭，2013）。
表1 基于不同民主体制和政治责任的政治传播模式
显而易见，西方学界所开展的“行省化”政治传播的探索仍然局限于“自由民主”框架。与前述的媒介体制研究一样，西方学界囿于自身认知和思维定式的局限，难以将“行省化”的视角拓展到“西方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从本质上看，“自由民主”政体不论基于上述哪种模式，都无法摆脱竞选逻辑所带来的“博弈框架”（game-frame），从而使媒体倾向于制造冲突以引发关注。由于政治体制的差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在政治传播过程中不需要通过商业媒体常用的“反常放大”的方式来制造冲突、吸引眼球，而更多的是通过“协商框架”促进社会整合与统一。正如一位参与十九大报道的境外记者所概括的那样，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是“接力赛”，而不是西方式的“搏击赛”。这种本质上的差别就使中国的政治传播研究需要更多的从自身的历史资源和政治现实中挖掘有意义的内容，以建构“行省化”视域下中国语境的政治传播。
正如查克拉巴蒂观察到的那样，中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使其形成了一套符合自身国情的政治体制和传播模式。在这样的语境下，“欧美中心主义”完全无法有效地对中国政治传播的复杂性进行解释。由于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奉行的“不争论”“不对抗”的权宜之计，导致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去政治化的政治”氛围浓厚，在研究政治传播的时候难以触及中国政治传播的核心问题。因此，虽然传播学引入中国已近半个世纪，但是政治传播对于中国学界而言还是一块待开垦的处女地。
党的十九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代绘制了明晰的路线图，也为世界进入“新全球化”时代提供了有力的参照，这也是我国政治传播学科建设和研究体系建设的良好契机。在“后西方、后秩序、后真相”的当下，政治传播的“范式革命”已经成为全球学界的共识。以目前的国内外学术资源和话语体系来考量，“行省化”可以成为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者融入国际学术主流最为便捷的切入点。我们要按照“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的要求，深入挖掘中国历史与现实的本土资源和在地话语，按照以“传播”为本位的思路重新厘清政治传播在中国演进的历史脉络和现实考量，并结合在“新全球化”时代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将中国政治传播的肌理汇入全球政治秩序重构的体系当中。
从当前的学术研究来看，学者在研究中国政治传播的过程中，主要基于传统的政治传播思想、革命时期的政治传播经验，以及“新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传播实践三个维度展开，并在研究中体现出了行省化的学术思路与理论脉络。
从历史的维度来看，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和“天下”观，成了中国政治传播的历史渊源与理论基础，而这种制度和哲学理念都是西方政治传播学无法覆盖的本土经验。古代政治传播所形成的“符命神话”，代表了中国最早的关于国家共同认同的理论和实践形态。官方通过民众的普遍信仰建构帝王的权威地位，以建立其王朝的合法性地位（白文刚，2014）。类似于当前的政治监督机制，谏议制度对封建君主的决策起到制约作用，形成了自下而上的信息监督模式和君臣之间的权力互动（陈谦，2006）。在历史上逐步形成的代表中国人世界观的“华夷之辨”，则成了历史上最早的公共外交叙事之一（葛兆光，2014）。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建设的时期，政治传播的实践逐步形成的“革命话语体系”，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传播仍然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价值。在革命时期，作为动员型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动员机制，通过广泛的社会动员以统一思想，形成共识，促进新的政治议程的高效实施（王绍光，2006）。这种政治动员与西方国家选举型政党的政治传播模式有着显著差异，无法依照传统政治传播的逻辑进行分析。此外，“内参”作为一种起源于战争年代的政治传播模式，对全面了解下情、充分搜集信息、有效管理国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尹韵公，2012）。这些模式都完全超越了西方政治传播的研究范畴，理应成为“行省化”研究重点发掘的对象。
在“新全球化”时代，政治传播的研究则面对“技术—文化”语境变迁下更加复杂的挑战。一方面，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推动了信息流动的碎片化和网络化，对政治传播的形式提出了新的要求。例如中纪委、外交部通过微信、微博等主流社交媒体，共青团中央通过知乎、B站等亚文化平台主动发声设置议程，在青年群体中产生了广泛而积极的影响。我国党政部门如何适应社交媒体环境下的政治传播并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加以创新，值得学者更多的关注。另一方面，在“后西方”“后秩序”的背景下，中国的对外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也值得更为深入的考察。随着中国引领“新全球化”时代的角色和路线图日渐清晰，中国领导人倡导的“一带一路”倡议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国际社会引发日益强烈的共鸣，如何能够讲好中国故事的2.0版，提升我国政治文明对外传播的有效性，亦是中国政治传播研究亟待开拓的领域（史安斌，2017）。
基于上述三个维度，中国政治传播研究者应当把握当下的历史契机，找准自身在国际政治传播研究版图中的坐标，在新一轮的“范式革命”中完成“由边缘走向中心”的转型。在经典政治传播理论陷入“解释力的危机”，而传播学研究“西方中心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倾向遭遇进一步质疑和解构的当下，强调超越“全球—本土”“西方化—去西方化”对立、寻找多元化在地经验的“行省化”视角，无疑对于我们以理论反思和路径重构的方式描绘政治传播研究的未来提供了有力的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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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于《中国新闻传播研究》2017年（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