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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安斌
1450年，在中国的毕昇发明了木活字印刷术将近400年后，德国人谷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印刷术，为现代新闻出版业奠定了技术基础，并称之为新闻传播史上的“谷登堡革命”。无独有偶，新闻学的研究也起源于德国。1845年，德国作家罗伯特·普卢兹（Robert Eduard Prutz）出版了《德国新闻史》一书。他首次使用了“新闻学”（journalismus）一词，用于区分对“书籍”、“报纸”和“期刊”所进行的工具性的媒介研究。同时，他强调，新闻学研究不应聚焦于单个记者（journalist）的单个文本，而是应当把“新闻学”视为一种“社会领域”。因此，华裔学者潘忠党教授提出将“journalism”译为“新闻的社会实践”。虽然这个译法并未被汉语学术圈广泛采纳，但它至少提醒我们注意以下事实：新闻学以及后来兴起的大众传播学应当始终将其研究对象置于全球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的宏大背景之下进行审视与考量。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华新闻传播学的学科建设从一开始就将“国际新闻传播”作为其重点发展的方向，体现了我们对“新闻学”（journalism）原义和题旨的理解和把握。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之一，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开创者梁启超先生早在20世纪初就提出“有一人之报，有一党之报，有一国之报，有世界之报……以全世界人类之利益为目的者，世界之报”。梁任公所谓“世界之报”即为当今新闻传播学者理想中的“全球媒体”（Global Media），代表了中国人对全球新闻传播时代的美好憧憬。近一个世纪后的2002年4月，清华大学成立新闻与传播学院，由曾经担任《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总编辑和国家外文局局长的资深新闻人范敬宜教授出任首任院长，标志着以中西融会、内（宣）外（宣）贯通为特色的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在清华园正式展开。学院将国际新闻传播作为其优势与特色方向之一，表明我们所力图传承的仍然是梁任公对新闻传播的这份独具全球视野的宽广情怀。2012年3月，在倡导文化产业大发展、推动中国出版“走出去”并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第十二届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主任委员柳斌杰教授出任第二任院长，继续将国际新闻传播作为学院“十三五”“十四五”的重点学科方向加以发展壮大。
在校内外各级领导和前辈的指导和关怀下，1999年夏成立了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2008年10月成立了以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先驱、知名记者爱泼斯坦命名的清华大学伊斯雷尔·爱泼斯坦研究中心（后更名为“清华—爱泼斯坦对外传播研究中心”），2014年12月又成立了跨院系的清华大学国家形象传播研究中心。以这三个校级研究中心作为主要平台，整合全院的师资和学生力量，我们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牢牢把握“全球、全民、全媒”这一新闻传播变局的核心取向，及时回应我国对外传播事业的跨越式发展、文化软实力和国际传播力的大力提升以及国家形象与品牌构建的时代需求，引领中国新闻传播学理论、实践和话语创新的潮头和学科建设的走向。
作为二十年来教学科研成果的集中展示，这本论文集从不同的侧面体现了新闻传播与社会发展的核心取向——“全球”、“全民”和“全媒”：
·全球——传统的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是以区域或国别为疆界、以比较视角为主来展开的。随着以泛在受众为指向的全球媒体（例如CNN）代替了仅以目标受众为指向的国际媒体（例如“美国之音”VOA），随着新闻生产走向“全球化”——从采集、编写、流通到接受等诸环节逐渐“去疆界化”，随着中国选择主动融入这一全球新闻传播的“话语场”，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的5·31讲话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上升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学和科研应当紧紧围绕媒体与文化全球化的主题进行调整和变革。从概念和理论的层面上看，传统的“国际传播”（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应被更符合现实的“全球传播”（Global Communication）所代替。从实践的层面来看，信奉“内外有别”原则的“（对）外宣（传）”也应升级为更具想象力、更符合新闻传播规律和生态的“战略传播”（Strategic Communication）、“公共外交”（Public Diplomacy）、“国家品牌行销”（Nation Branding）等。
·全民——传统的国际新闻传播研究是以国家或政府主导的国际媒体机构（包括广播电视台、通讯社等）和专业媒体人为其主要研究对象，普通读者和阅听人是以“沉默的大多数”被划归接受研究或效果研究的视域中。5G技术和以智能手机为代表的移动随身媒体将无所作为的“受众”（audience）变为主动的“产消者”（prosumer）或“产用者”（produser），凭借着微博、微信、抖音（海外版TikTok）、脸书、推特等社交平台登堂入室，在传统上由政商精英主宰的公共政治领域内产生“众声喧哗”的效应，甚至改写了西方民主政治的规则和版图。在最早尝试将文化研究引入新闻学研究的澳大利亚学者约翰·哈特利（Hartley，1996）看来，新闻不再是职业记者和意见领袖的“专业实践”，而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权利”。社交媒体不再是青少年小打小闹的虚拟空间，在政治诉求达到一致的情况下，“叽叽喳喳”（这正是Twitter一词的本义）的社交平台用户会迅速聚合为具有巨大影响力和破坏力的“智能化暴民”，近年来，又借助人工智能和算法的技术力量形成具有强大动员力的“信息茧房”和“回声室”，并将一场百年未见的流行病演变为破坏力更强的“信息疫情”。在当下“微议政”乃至于“微干（预）政（治）”的大潮当中，如何进行有效的“微执政”，就成为各国政府必须面对的紧迫问题。正是在“人人都是记者”“人人都是新闻发言人”的背景下，新闻舆论与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社会化传播与全球治理之间的互动成为新闻传播学界应当关注的重要领域，催生出“建设性新闻”（Constructive Journalism）、“媒体执政”（Media Governance）、“危机传播”（Crisis Communication）等新的研究课题。从实践的层面看，政府新闻发布制度的建立和新闻发言人职务的常态化成为近年来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中的一个亮点和热点，清华的师生以进行政策研究和实务培训为主要形式，积极参与到相关制度的建设和推广的过程当中。
·全媒——传统的国际新闻传播研究以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形式来分别展开，而我国的新闻传播学的专业教育也是按照不同媒介形态相对应划分的二级学科（新闻学、广播电视新闻学、编辑出版学、广告学）来展开。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从建院之初，在专业和课程设置上就打破了媒体形式和二级学科的限制，贯彻适应媒体融合发展趋向的“大新闻”和“大传播”理念，在全媒体的平台上培养未来的新闻记者。就国际新闻传播方向而言，无论是在对媒体实践和个案的研究中，还是在校内的专业人才培养和校外的从业者实务培训中，都注入了“全媒体”（Omnimedia）和“全传播”（暗合院馆宏盟楼的英文名称中的Omnicom一词）的前沿理念。从更为宽泛的层面上看，“全媒（体）”理念的日渐普及也将有助于解决新闻从业者、新闻学研究者和新闻教育工作者这三个群体之间长期以来各行其是、缺乏互动的“痼疾”。
经过十几年的努力，学院在国际新闻传播方向打造了一支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老中青“三结合”的教学科研梯队，传承赓续了李希光、郭镇之、司久岳等前辈学者开创的传统，充分发挥了范红、史安斌、杭敏、沈阳等中生代学者的才能，扶持培养了周庆安、卢嘉、张莉、戴佳等多位新生代骨干。这支团队中涌现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万人领军人才、中宣部全国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享受国务院津贴的有贡献专家、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等多项殊荣的获得者和多位国家级重大课题的首席专家。
团队以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一带一路”倡议的全面推进和加强媒体国际传播能力建设、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战略推进为契机，将培育爱国主义情怀、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加强品德修养贯穿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培养的全过程，探索新闻传播史论、媒体实务和社会实践教育全链条贯通融合的新模式，积极引导学生将作品和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为提升全球治理水平贡献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在教材建设方面，团队参与撰写了中宣部、教育部的重点教材项目《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十二讲》（第12章：讲好中国故事 传播好中国声音）和《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第15章：努力践行“中国立场，国际表达”：对外报道评析），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后成为新闻院校教学和新闻媒体培训的骨干教材，其中《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获得教育部首届全国教材建设奖的一等奖。作为教学改革体系的创新成果，“新闻与传播国际化教学改革与创新”获得2018年度“中国新闻学与传播学教育改革创新项目”（由教育部高等教育新闻传播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新闻传播学专业委员会评定和颁发）；“媒介融合背景下的新闻传播全英文特色教学模式探索”“培养具有全球胜任力的国际传播人才创新”等项目先后获得2016年和2021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在人才培养方面，团队以学院现有的两个重点项目——中宣部、教育部的“国际新闻传播硕士人才后备项目”（简称“国新班”）和中国内地第一个招收国际学生的全英文新闻学位项目“全球财经新闻”硕士项目（简称GBJ）——为抓手，并带动兄弟院校提升我国新闻传播教育国际合作与交流的水准，培养一批具备“中国立场、国际表达”职业素养的国际新闻传播人才和“知华派”国际记者。
其中，创办于2009年的“国新班”迄今为中央外宣媒体输送了50余名国际新闻记者，为央企、国企输送了30余名从事外宣工作的人才，其中有些已经成长为业务骨干，获得了“四个一批”人才、“走基层”先进工作者等荣誉。创办于2007年的GBJ项目迄今培养了来自65个国家的243名国际学生，被誉为“新闻教育的小联合国”，多名毕业生在美国、俄罗斯、韩国等国的国际媒体从事中国报道等工作，由他们担任主创的纪录片《超级中国》（Super China，韩国KBS）、纪实作品《中国的千禧一代》（China's Millennia，美国Rowan & Littlefield出版社）、短视频《中国24小时》（China's 24 Hours）等新闻作品在国内外均引起了一定的反响，有的还获得了专业奖项的肯定，成为借助于“外脑外口”讲好中国故事、完善对外话语体系的范例。
我院还在全国同行中率先招收“全球传播”方向的博士生，他们当中有的已经成长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万人领军青年人才、中宣部“四个一批”青年英才，担任国家重点高校国际新闻传播学院和研究机构的领导职务或获聘高级职称。
在研究方面，我们在全球传播、跨文化传播、公共外交、危机传播、政治传播、国家品牌行销等前沿领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果，尤其是在承担政府决策部门的“智库”角色和与国际媒体、学术界的积极互动方面形成了清华的特色和品牌。国际传播研究中心被国内外评估机构列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百家智库之一，一年一度的“清华国家形象传播论坛”“清华国际财经新闻论坛”“中非新闻奖暨非洲报道论坛”成为在学界业界产生广泛影响的品牌。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重要期刊《学府》（Academe）和新闻传播学界的重要期刊、由哈佛大学编辑出版的《尼曼报告》（Nieman Reports）等也发表专文介绍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在国际化办学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
在公共服务方面，我们积极参与由中宣部、国务院新闻办、网信办、外交部、教育部、国家卫健委等中央和地方政府组织的实务培训工作，培训学员万余名，为提升各级领导干部的媒体素养和媒体执政能力、强化外宣系统的管理人员和媒体从业人员、政府和企业新闻发言人的专业资质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2010年12月，在学校有关部门和领导的大力支持下，我院接受了建院以来的首次国际评估，这是中国内地的新闻传播院校第一次进行国际评估。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荣休教授、普利策奖评选委员会前主席西摩·托平（Seymore Topping）为首的七人专家组对学院在新闻传播教学和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积极评价，正如国际评估专家们一再强调的那样：“鉴于高校新闻与传播教育的特殊性，对此进行跨国排名鲜有先例。然而我们想要强调，中国在世界上具有独特的地位，中国也正处于独特的历史时期。中国社会和传播的急剧变化，以及中国在世界上日益增长的影响力，都呼唤新闻传播的教学和研究作出重大改进。成为中国该领域的领导者本身就是在完成一种任何国外大学都难以实现的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华把国际新闻传播列为学院发展的重点方向之一，正是在回应这种“社会和传播急剧变化”的要求，正是在中国融入全球新闻传播变革的过程中，努力履行其所应当承担的“社会责任”——这里所说的“社会”显然包括国内社会和国际社会。
作为清华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二十周年的成果展示，这本论文集会聚了学院老中青三代学者（包括部分硕士生和博士生）在国际新闻传播研究和教育方面的探索和思考。本书共收录了22篇中英文论文，按照主题分为四编：“理论编”“历史编”“实践编”“案例编”。从总体上看，本书所展示的成果体现了清华国际新闻传播教学和科研的特色：贯通中西、融会古今、学术并重、与时俱进。这里所说的“中西”、“古今”和“学术”都是以中国特色的“外宣”事业和全球传播的变局为参照系，所谓“中”与“西”，指的是源自西方的新闻传播学理论和方法论与中国本土实践，所谓“古”与“今”指的是全球新闻传播和中国“外宣”事业的历史与现实，所谓“学”与“术”是指相关的人文与社会科学理论和日新月异的媒体与传播模式、技术和策略。随着“全球、全民、全媒”的传播变局业已成为一个无可否认和回避的现实，中国与世界的社会和媒体变革都进入“攻坚”的阶段，清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仍然有无限可能的发展空间。
毋庸讳言，与新闻传播学研究在中国内地的现状相似，清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尚处于探索和成长的阶段。这本论文集所展示的成果主要集中于对西方理论和方法论的引介和申发，对典型案例和新闻文本的阐释和分析，对本土实践中获得的经验和教训进行整理和爬梳，对中国对外传播变革提出政策性建议，等等。对于一门成熟的学科门类而言，上述这些成果还有待进一步的完善和提高，只能算是为更深层次的学术探索架桥铺路。
正如本书的题旨所强调的那样，“全球、全民、全媒”的新闻传播变局对从业者、研究者和教育工作者提出了更多的问题和挑战。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新闻传播学理论和实践的魅力就在于潜在的二律背反。当今新闻传播的发展和变化究竟是能够建立起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还是把整个世界带入被跨国权贵精英阶层所挟持的“全球法团传播”（Global Corporate Communication）的体系中，这是值得每一位从事国际新闻传播研究的清华学人乃至于全球学人不容回避和无法淡化处理的问题。换言之，无论是一些本土精英长期以来秉持的“不争论”策略，还是欧美中心的专业主义所导致的犬儒化趋向，都在全球社会和传播的急剧变动中走到了尽头。2016年以来，全球民粹政治的兴起和2020年处于“抗疫与抗议”双重夹击中的欧美社会正是标志着“去政治化的政治”的终结。
另一方面，“全球、全民、全媒”的新闻传播实践必然对学术研究提出更高的要求。可以预期的是，在下一个十年，清华国际新闻传播研究将向“全科”发展——融入多学科、跨学科、交叉学科的概念、理论和方法，提升研究的批判意识、学术规范性和国际影响力。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安南堡传播学院教授芭比·塞里泽（Barbie Zelizer，2004）描述了未来新闻学研究的五种“全科”取向：
·社会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现在是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的；
·历史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过去是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的；
·符号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是如何借助语言和视觉符号发挥重要作用的；
·政治学取向探究的是新闻应当如何发挥其重要作用；
·文化研究取向探究的是新闻是如何发挥其各种不同的重要作用的。
上述五种取向对我们拓宽学术研究的思路、提升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学术品质是有借鉴意义的，我们还可以在未来的学术探索中引入更多的学科取向（如经济学、法学、管理学等）。在把握“全球、全民、全媒”的发展态势和采取类似这样的“全科”视角的同时，我们除了继续做到“向西看”（向国内学界和业界引介西方的相关理论和实践）、“向前看”（为中国政治、社会和新闻传媒的变革提供前瞻性的研究成果）、“向上看”（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政策性建议），还要积极拓宽思路和视野，做到“向东看”（关注“西方路灯光影以外的世界”——“全球北方”国家和地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向后看”（在中西传统文化和学术思想中汲取营养）和“向下看”（关注全球基层和草根社会、民间组织的联动），使清华在继续担当好国际新闻传播的“人才培养基地”和“智库”的同时，能够成为学术研究的重镇和为国内/国际社会提供批判性启蒙的“思想库”。
在本书的编选过程中，我院国际新闻传播硕士项目主任、长聘副教授张莉博士作为执行主编，带领戴润韬和崔杨臻等研究生做了大量具体细致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书中的疏漏之处应由主编负责，恳请方家不吝指正。
2021年7月于清华园
Hartley，J.， Popular Reality ： Journalism ， Modernity ， Popular Culture ，London：Edward Arnold，1996.
Zelizer，B.， Taking Journalism Seriously ： News and the Academy ，London：Sage，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