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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光
为迎接学院成立20周年，史安斌教授请我为他主编的《国际传播与全球治理研究前沿》一书写个序。我先回顾一下清华大学国际传播和新闻教育的创建与发展历史，然后从“从国家战略高度培养新闻人才、我国国际新闻教育要在国际上争取独立平等地位、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培养人文叙事写作高手、我国国际新闻教育需要清晰的定位和改革”四个方面谈一下自己的观点。
1998年秋，汪道涵同志在上海的一家书店里买了我和美籍华裔学者刘康教授主编的《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本书。他读后，通过朋友找到我，请我到上海面谈美国媒体的涉华报道及中国的对外宣传。一见面，汪老就指出当时中国外宣面临的挑战是“3T”问题——Taiwan、Tibet、Tian'anmen。汪老听说我当时获得了哈佛大学“雪伦斯坦学者奖”，将去哈佛大学新闻政治与公共政策中心做研究员，他希望我从哈佛学成回来后，也仿照哈佛的智库，在中国某个一流大学建一个媒体与政策智库，收集分析研判美国主流媒体的涉华舆论，按照中国自己的议程，做好国际传播的议题设置。
1999年7月初，我从哈佛一回来，汪老即向清华大学校长王大中推荐我到清华创建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几天后，王大中校长、胡显章副书记在清华大学甲所请我吃晚饭，面议筹建清华大学国际传播中心和清华大学新闻学院的设想。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于1999年7月15日决定成立校级文科重点研究机构并调我来清华。新华社社长郭超人在我的商调函上批了这样一行字：“祝李希光同志在清华大学取得更大的成就。”清华大学为这个中心设定的建设目标很清楚：①建议和参与国内政策的形成；②参与和设定全球性议程的形成；③创造能转变为政策的新思想；④为政策建议提出政策论点和论据；⑤培育能出思想的人才、变思想和建议为政策的机制。汪道涵后来称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是为党和国家重要决策和实施做出重要贡献的“中国唯一的国际舆论研究机构”。中心成立之初，没有科研经费，当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陈希同志从个人特别经费中拨给了4万元，校党委胡显章副书记从个人特别经费中拨款2万元。
1999年的严冬，望着校园里的残雪，我与我的同事胡钰和学生周庆安、包丽敏、黄晓霞和陈虹在策划邀请嘉宾的事情。在王大中校长和汪老的建议下，在中央外宣办主任赵启正和清华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陈希的支持下，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决定在甲所举行清华大学恢复文科后的一次重要的研讨会——“21世纪中国国际形象构建研讨会”，这是中国首次举行专题讨论国家形象的学术会议。当时，我们不仅邀请到了国际学界知名的中青年学者，如刘康、黄平、黄仁伟、汪晖、王绍光、胡鞍钢、崔之元、阎学通等，也请到了业界的顶级专家，如林戊荪、朱英璜、严文斌、熊蕾等，我还邀请到了爱泼斯坦同志参加。
在筹备清华大学首次国际传播研讨会前，汪老跟我谈了中国面临的美西方的舆论斗争表现在三个“T”上，其中最难办的是涉藏的话语权建设。因此，我认为这个会必须请爱泼斯坦参加。早在1995年4月，在中央为他筹备八十大寿庆祝的前夕，我和新华社摄影记者杨武敏受命到爱泼斯坦家采访他。爱泼斯坦是著名的犹太裔中国人，不仅是宋庆龄的好朋友，也是中国三代领导人的好朋友。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都非常看重他在中国革命、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宣传和涉藏外宣中发挥的重要作用。
虽然爱泼斯坦早已加入中国籍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但是他和家人仍然住在友谊宾馆的外国专家楼。走进他明亮的客厅，被客厅里浓厚的书香气味震撼，四壁高耸着塞满了英文书的书架。我先是坐在客厅里面对爱泼斯坦进行采访。我们谈得很深入，也很投机。他突然拉起我的手，邀请我跟他在友谊宾馆的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谈。当天下午回到新华社，我坐在王安电脑前，写出了两千多字的人物通讯《爱泼斯坦和他眼中的中国》。第二天，在中央领导为他祝寿的宴会上，爱老亲手送了我一本他签名的书《爱泼斯坦新闻作品选》，他说：“我读了你写我的故事。写得很好！”
凭着跟爱泼斯坦这次采访结成的友谊，1995年12月9日这天，85岁的爱泼斯坦坐着轮椅参加了我们的研讨会。他在会上说了些迄今令我记忆犹新的话：“我们的媒体很多时候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讲话，而不是中国的立场。在我们的媒体上可以看到很多这样的例子。”“我觉得我们的很多报道都十分抽象，基本上是没有任何事实的总结。”“现在，‘宣传’这个词已经成为一个不好的词，但实际上我们不必因为这个词而有什么内疚。最开始，这个词是宗教用语，在天主教里，他们用这个词来指上帝的教化。后来，渐渐和革命联系在一起，如‘革命宣传’、‘宣传教育’等。但是我们自己在使用这个词的时候，我们不应该把它当成坏词。”
爱泼斯坦过世后，他的家人把他收藏的全部图书捐献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我们为此成立了爱泼斯坦研究中心。我早已把研究爱泼斯坦新闻作品的重任交给了学院的年青一代。我相信他们能培养出新一代的爱泼斯坦式的伟大记者。
2005年初冬，刚刚从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职位退下来的赵启正来到上海瑞金医院看望90岁的汪道涵先生。汪老的病榻之侧沿墙放着几个不及人高但很宽阔的书架，放着三四百本书。他让护士从书架上取下三本灰色的厚书给赵启正看，是一套新出版的中译本《近代数学》。汪老说：“我已看了复变函数一章，温故而知新嘛！”汪老接着问赵启正，清华大学的国际传播和新闻教育办得怎么样了。汪老对赵启正说：“一定要有战略眼光，你一定要继续不遗余力地支持清华大学的国际传播和新闻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壮大。”汪道涵是赵启正的老领导，曾任上海市市长、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这是赵启正最后一次与汪道涵先生谈话，一个月之后，汪老病逝了。
在1999年12月9日举行的“21世纪中国国际形象构建研讨会”上，大家就在美国主流媒体上改善中国的国家形象达成了基本共识，结果中国“国家形象”就变成了国际新闻传播领域的一个热门词汇。从“妖魔化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与应对”“改善中国在美国主流媒体上的国家形象”到“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等命题提出，到今天已经20多年过去了。一开始，我国学界有同志反对上面的这些提法，认为中国的新闻学应该走美西方的传播学道路，新闻学要“远离政治化”、“淡化意识形态化”和“去价值观化”。后来由于党和国家认可并接受了我们的相关建议或提法，为此，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课题、国家外宣部门等每年还通过纵向或横向的课题通过招标或委托投入大量资金去研究，结果很多大学设置了“国际传播”“国家形象”之类的研究机构。但是，由于美西方传播学在中国学界根深蒂固，中国的国际新闻、国际传播和国家形象研究变成了商学院的市场调查方法、时髦的大数据研究和人工智能在新闻中的运用。这就好比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去研究《红楼梦》里的贾宝玉、林黛玉和王熙凤，用现代的、时尚的社会科学方法埋葬了新闻学和国际新闻学作为人文艺术和规范学科的本质。
20多年过去了，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国内外媒介景观、国内舆论市场都在发生巨大变化。过去两年多里，美国政界联手媒体炒作“新疆问题”，美国国会通过所谓“新疆法案”“西藏法案”“香港法案”“台湾法案”，并进一步通过当前的新冠肺炎疫情，全面妖魔化中国，西方实施打击中国的全球舆论战略布局，试图让中国感受到全方位的步步紧逼。美方试图通过在舆论界和学界把中国降低为不平等的对话伙伴，在意识形态、文化、历史、民族等国家生存的重大问题上搞垮中国。过去几十年里，特别是最近一两年，西方政界和新闻界制造的所谓“西藏问题”和“新疆问题”，不仅严重阻碍了我国这两个最重要的边疆省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发展，同时严重破坏了我国的整体国家形象，影响了国家的整体发展战略和对外开放，严重威胁我国边疆省区和我国整体的国家安全。
1928年9月，罗家伦在国立清华大学校长就职典礼上发表题为《学术独立与新清华》的演讲，谈道：“要国家在国际间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必须中国的学术在国际间也有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把美国庚款兴办的清华学校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有这个深意。我今天在就职宣誓的誓词中，特别提出学术独立四个字，也正是认清这个深意。”多年后，罗家伦在谈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时，引用顾炎武的话说，“有亡者，有亡天下者”。所谓“亡国”是指朝代的更换，所谓“亡天下”是指民族的灭亡。现在我们的问题，是要挽回亡天下、亡民族的大劫。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如不负起这特别重大的责任来，还有谁负？罗家伦要求中国的知识分子今后在学术方面要有创作、有贡献，在事业方面要有改革、有建树。他说：“中国知识分子尤其要努力帮国家民族渡过这个难关。不然，我们知识分子一定要先受淘汰，连我也要咒诅我们知识分子的灭亡。”
1928年底，罗家伦校长和翁文灏、冯友兰等30位著名学者发起成立清华大学边疆问题研究会。研究会的公告说：“我国自鸦片战争以还，门户洞开，藩篱尽撤；帝国主义者挟土地侵略之野心，四面八方，步步紧逼：如日之于南满，英之于西藏，俄之于新疆、外蒙；彼此间密约之协定，势力范围之划分；或煽惑土人，反抗政府，或强用武力，攫取利权。吾国若尚不早为固圉之计，则唇亡齿寒，内地亦行见有沦亡之祸。同人等怀国势之颠危，知挽救之不容或缓，故有边疆研究会之发起。目的在切实研究边地之地理形势，社会状况，天产富源，外人势力，政治现象及其他与边地有关之各种重要问题；期得确切之知识及妥善之挽救办法。”
清华边疆研究会成立后，化学系三年级学生袁翰青（1955年当选学部委员）发表了《边疆问题——注意的理由和解决的途径》一文，指出：“边疆问题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国防问题。边疆民族与内陆各民族唇齿相依，共存共亡。重视边疆问题，携手边疆民族，共同抵御外国侵略。振兴边疆文化，发展边疆经济，粉碎帝国主义对边疆渗透与侵略。推动内地移民到边疆垦边殖地，加强边疆防备，保护中华民族的独立安全。我们要造成研究边疆问题的权威者，我们需要多量的‘新疆通’、‘蒙古通’、‘西藏通’。这是清华学子对于国家应有的责任。”
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令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和西北大学增设边政学系。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边政学系设置的专业课包括：边疆问题概论、边疆地理、边疆与内地、边疆与邻国、边疆地方志、蒙古与甘新、康藏地志、历代筹边政策、清代筹边政策、民国筹边政策、各国筹边政策、筹边政策与内政政策、筹边政策与外交政策、边疆语文等。边政系下设立的藏文、维文、蒙文专业的学生分别选修蒙古史、西藏史、突厥史。宗教方面的课，学维文的读回教文化史，学蒙文和藏文的读藏传佛教史。此外，学蒙文的要学俄文和日文、学维文和藏文的要学英文和俄文。从早年的东北大学、中央大学和西北大学边政系的课程设置看，很难判定这门学科属于文学院、地学院、商学院、法学院、语言学院、民族学院、国关学院还是社会科学院。正因为这门学科课程设置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因而可以培养出当今复杂的国际舆论竞争一线急需的掌握跨界、跨学科综合性知识的新闻人才。社会学家言心哲曾说，边疆的调查“可包括历史、地理、人口、土地、政治、经济、教育、卫生、交通、工业、农业、商业、劳工、生活费用，与生活程度、社会事业、娱乐、风俗、信仰、家族、灾害等项”。因此，也就是说，只要与边疆边地和周边国家有关的课程都可以纳入中国新闻学里。或者说，中国新闻学是一个除了西方传播学之外的无所不包的学科。中国的新闻教育沿着边政学这个方向改革，把边疆的人文地理、语言文字和宗教信仰作为必修课程列入新闻学院，这在国际新闻教育方面将是独一无二的。美西方国家的新闻传播学院没有开创边疆新闻学的动力和客观条件，唯有中国，别无他国。考虑到中国独一无二的边疆地理气候、人文条件，中国在新闻学的学科建设上，实在没有必要去与西方传播学界接轨，而是要接中国人自己的地气、人气和各民族的语言。
但是，这些年里，中国每年生产成千上万篇以西方传播学为范式和模板的博硕学士论文，却很难找到研究中国现代新闻教育的奠基者（追溯起来，他也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教育的奠基者）梁士纯先生的论文。更让人惊讶的是，中译本《为亚洲而战》（斯诺著）竟然把“梁士纯”翻译成了“梁思成”。1978年我在南京大学外文系读书时，梁先生在南大开设了《英美报刊选读》。20世纪30年代初，他创建了燕京大学新闻系并聘请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担任新闻学教授。梁先生还资助斯诺去陕甘宁边区采访毛主席，发表了新闻学经典著作《西行漫记》。梁先生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主讲的课程就叫“实用宣传学”和“社会宣传学”。而在今天的新闻传播学院里，你不能讲实用的东西，更不能讲宣传学，否则就有人攻击你是“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但是，梁先生受到了斯诺的赞美。斯诺给梁先生一本书的序中写道，“梁先生是复兴的中国的代言人”。毫无疑问，梁先生开创中国的新闻教育是要培养中国的代言人，而不是美国的代言人，也不是日本的代言人。梁先生说：“日本不能征服中国，除非中国征服它自己。”1936年5月，燕京大学新闻系举办第五届新闻学讨论周，其主题为“新闻事业与国难”，标志着新闻学者对现实问题的关注上升到理论研究层次，而不再是“为学术而学术”。梁士纯在《实用宣传学》的引言中，提出：“所谓宣传就是要把一种消息或意见陈布于公众之前，借以左右他们。”他将宣传学看作与新闻学极有关系的一种独立科学。今天的新闻教育一是与历史脱节，二是与中国现实脱节，三是与国际政治脱节，四是与中国文化和价值观脱节。由于把现代性理解成与美西方精神殖民者的思想接轨，结果很多大学的新闻学院要求老师晋升前必须出国访学一年，这种访学常常被理解为优先到美西方国家访学，而很少有青年学者会想到去开罗大学、德黑兰大学、卡拉奇大学、喀布尔大学。
今天，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在千年未遇之世纪疫情的危情下，新闻记者和新闻学者更要有底线思维，即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为了延续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和“大一统”中国体系，要站在周边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这四个同心圆的视角上，优化我国在国际舆论斗争中人才培养的学科布局，为世界正在发生和未来会发生的激荡变化做好思想准备、学术储备和人才后备。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的新闻传播教育在课程涉及和知识结构上，受制于美西方二元对立的价值观和文明观，社会和国家的凝聚力在下降，社会各方面的信任度在减弱。当前新闻教育的问题在课程设置、知识传授上，新闻学子的家国情怀弱化，中华民族复兴只停留在官方媒体的口号上。其余大部分的国内外重大事件的报道仍然是欧洲中心论的线性史观，脱离了中华大地幅员广袤的事实和复杂的人文地理与气候脉络。中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在中国人文史地方面的学养不足，缺乏对中华文明的自信，是中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在国际话语竞争中没有底气的重要原因。西方通过新闻媒体、新闻教育和传播教育，正在改造中国新闻界和新闻教育界的价值观，把美国的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用在中国的对外宣传中，在与西方的话语竞争中，几乎是每战必败。
面对当前中国急需国际新闻尖端人才的紧迫性，我更加深信，新闻教育的目标是培养至少具有媒体水平的知识生产者和传播者。什么是媒体水平？就是跨界地面向不同知识背景的人传播陌生的知识。知识就是力量，知识的力量源自对知识的学习、普及和生产。我们今天特别需要面向中国和亚洲的精英普及有关亚洲的真实的历史文化和地理知识。走进世界各地的书店，如果看到有关中国的书籍，很少看到是中国人生产的，基本上是欧美学者写的。英国维多利亚女皇时代，英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生产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中国周边和边疆的人文地理宗教的一手调研书籍。“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七年了，但是还是看不到类似英属印度时代西方人在中国周边国家写的叙事性和普及性调研报告。中国学者记者需要填补有关中国边疆边地和周边国家的知识空白，更要填补对边疆边地和周边国家的情感空白。
为什么中国的新闻学院培养的人才要能写出自己的主题性、叙事性和学术普及性读物？西方的民族国家理论在大一统的中国面前是苍白无力的，无法解释中国与边地、中国与周边和亚洲的关系，大一统的中华王朝跟民族认同无关。无论是古代中国和古代亚洲，还是现代中国和现代亚洲，都需要一种超越西方民族主义和西方现代性的新理论和新意识形态，去解释中国的大一统和理解中原与边疆边地的关系。好的理论会成为中华民族团结的力量。
今天中国在国际话语权上最缺乏的是叙事权。今天亟须面向中外精英，生产有关真实的中国的主题性、叙事性和普及性的学术读物，特别是学术性畅销书。学术性的畅销书需要具备这样几个要素：主题性（面向时代）、前沿性（学术界关心的话题）、知识性（为不同领域的人提供新知识）、情报性（一手采集的、别人不知道的、真正有含金量的事实性材料）、政策性（影响国家政策和社会发展）、可读性（有故事、有人物、有人愿意读）。
如果新闻教育不进行课程改革，中国新闻传播学院培养的学生就不能成为各行各业，特别是边疆边地的“叙事者”“讲故事的人”，中国当前最需要的书写人才——回疆、藏疆、蒙疆、东北亚的写作者或传播者，将与今天的新闻传播学院无关。
这些年来，我收集了数以千计的研究中国边疆边地和周边国家的经典著作，其中绝大部分是三百年来传教士、学者、记者、间谍、军官、外交官和探险家们写的。没有一本是中国新闻传播学界的人或毕业的学生写的。
一百多年前，大英帝国建立从中亚腹地喀布尔到南亚最大港口加尔各答的环绕中国新疆和西藏的喜马拉雅英式丝绸之路“大干道”（Grand Trunk Road）时，英国政府派出了大量的写作者沿着这条大干道的两侧国家和地区深入采访调研，用日记和笔记等新闻叙事体写作手法撰写了大量公开出版的或作为内部情报用的真实的、直到今天我们研究“一带一路”都有重要价值的图书。2018年，我在伊斯兰堡的一家旧书店意外地买到一本马克斯韦尔亲笔签名的书——《印度对华战争》。十多年前，我协助科技部在上海浦东组织一个科技会议，邀请杨振宁先生演讲。他没有谈科技，谈的是马克斯韦尔的这本书。他说，中国人讲立德、立功和立言。但在新疆和西藏的国际话语竞争中，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记者和媒体不会立言。要学习西方记者马克斯韦尔的认真采访和写作精神，用一本充满新知识的书改变了西方对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的敌视态度。
我们要给国际传播和新闻教育一个清晰的定位，新闻教育是用一种人文的、人性的和人道主义的视角，培养讲故事的匠人和艺人。已故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教授凯瑞在给新闻学定义时说，新闻学是一种描写的艺术。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这就像物理学家在实验室，通过实验结果，描述宇宙，描述基本粒子，是对现实的一种描写。作为记者，便是报道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比如报道国际问题、经济问题、农业问题、健康医学、环境生态等。为此，相应领域的记者，既要掌握高超的新闻报道与写作技能，还要知晓相关领域的知识。
美国和英国的大报记者多是学历史的，他们控制着国际话语权。我当年在《华盛顿邮报》工作的美国同事，多是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历史系、医学院毕业的本科生，甚至是博士生。当时我在这家报纸的科学新闻部工作，负责科技报道的两个记者，苏珊·欧姬是哈佛大学医学院的博士，另一位记者大卫·布朗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的博士。他们俩当记者，纯属个人爱好和兴趣。
几年前，我问老朋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西蒙·托平，“您作为新闻学教授，您发表过新闻学或传播学的学术论文吗？”
“学术论文？我从来没写过，也不会写。”托平说。
“那您平时写啥？”
“写小说、写历史纪实。”他说罢，把他刚刚出版的《站在冷战的前线——一个美国记者有关中国内战、古巴导弹危机和越南战争的日记》送给了我。
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前院长尼古拉斯·雷曼只有本科学历，他不写学术论文，而是在《纽约客》上发表专栏文章。我问斯坦福大学新闻系主任吴惠连（Bill Woo，已故），“你每年要写几篇核心刊物论文？”他说，“从来没写过。我是教专栏文章写作的，我抽空给报纸写点专栏文章”。我问迈阿密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纪录片教授桑杰夫，“你们学校对你进行学术论文考核吗？”“我们学校只希望我多拍摄出有影响的好片子。”桑杰夫的纪录片《水》获得了国际大奖。《华盛顿邮报》医学记者布朗是马里兰大学医学院博士，他一周在报社上四天班，另一天在一家医院出门诊，给人看病。他说，“这样做是确保我作为卫生记者能时刻跟上医药界的最新发展”。在日新月异的媒介发展中，新闻教育工作者更应该置身于新闻一线中。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建院之初，到底叫新闻学院还是传播学院，学院的几个领导争论不休。大家最后妥协叫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属于社会科学，因为它更多的是研究方法，如统计、市场调查；而新闻学是人文学科，新闻学需要的是广博的跨学科的知识。一个优秀记者，本科最好不学新闻，他可以是学医学的、环境的、汽车的、历史哲学的、文学的。从根子上，新闻是个人化的，更多的是通过一种博览群书来习得。无论是新闻学这一套书还是传播学那一套书，将来无论做编辑，还是做记者，他的案头肯定不会再摆放新闻传播学书籍。他如果是环境行业的编辑记者，案头可能全是环境的科普、政策、法律书刊杂志；他如果做卫生编辑记者，他的案头可能全是医学卫生和健康方面的书刊杂志。新闻学院的学生从走进新闻行业的第一天起，他在新闻学院学的那些书就不再有用了。新闻学院好像是块敲门砖，上完这门课考试及格了就可以了。
作为社会科学的传播学不一样，传播学更多的讲研究和调查方法。但是作为文科的新闻学难就难在这儿，它更多的是靠一种悟性，靠一种智慧的判断。你说是直观的，其实也不是。新闻人的基础是更多的阅读、更广博的知识、更清晰准确的思维、更流畅的文字表达、更多的一手调研，这样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一个优秀的对外传播工作者必须是一个知识广博的学者型记者。由于今天多数记者的教育和知识被区隔在狭窄的新闻专业主义或传播学框架里，不具备广博的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记者无法就某个专题做出全面、深入、真实和有分析的报道。当前中外记者在国际传播中最大的问题是，记者在新闻发生后更像盲人摸象，以为听到或看到的丁点东西就是真相，就会根据个人的想象和想象中的读者需求去推理和演绎。记者往往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做一则煽情、肤浅的报道，但是读者往往以为这就是真相。而具备人文知识的新闻工作者就不一样了。比如，针对新疆、西藏和香港发生的事件，具备丰富的中国文史哲和地理知识的记者会把碎片化的事实通过拼图的方式拼成一个完整清晰的画面，这幅真实的画面可能与西方记者和网民想象的完全不同。因此，今后的新闻工作者最好是人文学者。人文学者可以用他们历史的、哲学的、文化的和跨文明的眼光，超越狭隘的个人情感和偏见，更不会执着于其确信的某种东西和既定的或暗藏的议题，而是尽量把发生的事件建立在全部的事实和历史大背景下，做出客观的报道。国际传播和新闻教育的培养目标是面向各行各业的“准学者”或“准专家”，是站在各行各业一线的普及性写作者、新闻工作者。